著名作家王蒙先生曾是少数几个能写出一流小说的高层官员之一，在新社会的当代，已经不像中国古代一样，以文学水平的高低来选拔官员。古代的高官多是大文豪，诗、书、画无一不精，如韩愈、王维、欧阳修、文天祥，数不胜数，都能写出一手漂亮的文章，在文学史、政治史上都留有自己的身影。现在，我们新社会新国家选拔官员的机制，已经更科学化和多元化，文学作为古代寒士进身的唯一途径演变了当代士子的多条途径之一，它的功利性已渐渐降低，并且社会也不把它作为一个官员是否合格的评判标准之一。在古代，你很难想象一个太守写不出一手好字，作不出几句像样的诗，还能让几个下属佩服他，去服从他的领导。现代的官员，只要能为百姓服务，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促进当地经济健康发展就是合格的了。生活节奏变了，我们已经来不及像古人那样顾及更多的东西，能把经济工作做好已经非常不易了。当然，要是这个官员能写几笔好字，写一手好文章，那就会让人刮目相看。时代改变了，文学已只是一种不做要求的素养，有这种素养的官员会让人顿生亲切、倍生好感，至于既能把政绩做得有声有色，又能写出影响一个时代的小说的官员，那便让人肃然起敬了，官难做，文难写，王蒙先生脚踏两岸游刃有余，的确才华横溢，气度不凡。
　　当他十九岁时，就写出影响一代人的《青春万岁》，而《活动变人形》、《暗杀—3322》、《季节四部曲》，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青狐》《尴尬风流》也都是他的代表作，还有中篇小说《布礼》、《蝴蝶》、《杂色》、《相见时难》、《名医梁有志传奇》、《在伊犁》等等，为此，王蒙先生被誉为首开国内意识流写作先河的作家。他除了是位作家外，还是位优秀的学者，比如王蒙先生还写过《红楼启示录》、《王蒙评点红楼梦》、《王蒙话说红楼梦》、《王蒙讲稿》、《王蒙新世纪讲稿》，书中每每提出新奇的观点，振聋发聩，眼光独到，有着和小说一样的广泛影响力，所以王蒙先生亦可谓是一学者型的作家，或者说是作家型的学者。
　　单以这些创作成就来论，王蒙确实已经够让同时代的作家羡慕的了，更何况，他还曾官至中国文化部部长，实实在在地管理过一个泱泱大国的文化事业，这一点就很难不被他同时代的作家们嫉妒了。我们知道，三国时代的李康曾在《运命论》里说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树木秀立挺拔于森林，大风会先将它摧残；土堆凸显于岸堤，流水会将它冲刷带去；行为高出众人，众人就会把他作为攻击的目标。的确是这样，站立在文坛和政界风口浪尖上的王蒙先生，显然在当时是大家羡慕的对象、外界评论的焦点、小人围啄的目标。王蒙先生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有些话在心里藏了很多年，最近，便在一档电视节目里向大家透露心声：“同代的作家，他们嫉妒我的多啊！”“那些反对我的都不是我的对手。”
　　有人随即问王蒙先生是否会反对那些嫉妒他的对手时，他回答道：“我早晚，我绝对会找这个机会‘收拾’他们”，“但我收拾的不是个人，我用一种超越，我深深表示对他们理解，对他们感谢，我有一种优越感，有一种智力优越感。”显然王蒙先生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的历练，这点超越的心态还是具备的。
　　可当时好事者还是要问王蒙先生，别人都嫉妒您，那您是否也有嫉妒的对象呢，王蒙先生还是那样快人快语，他说：“我真没有先嫉妒谁，但我是完全知道谁嫉妒我……嫉妒谁？我觉得我不需要。”
　　其实，王蒙先生也还是有钦佩的人的，试想，眼光如此高远的王蒙先生会主动钦佩谁，妒嫉谁呢，这个，王蒙先生三年前就通过媒体告诉了大家，那是2005年的四月，王蒙先生受邀南下广州，在中山大学发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讲，演讲的主题叫《文学的挑战与和解》，演讲中旁征博引妙语连珠，让中大，甚至中大以外的学子都大开了眼界。就是在这次演讲中，王蒙先生被问及对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的看法时，他顽皮又不失真诚地说了一句：“对于余秋雨进了福布斯排行榜……我是又羡又妒，他没写什么啊？但他就是受欢迎嘛！”，（《信息时报》2005年4月7日版）显然，余秋雨先生便是王蒙先生所“羡”与“妒”的学者，在华人社区的影响力，王蒙先生是不如余秋雨先生的，而这种“羡”与“妒”的嫉妒，显然也已不是贬义，而是知己间惺惺相惜的钦佩、互为敬重的羡慕，这种情谊似乎堪比欧苏。
　　众所周知，余秋雨先生和王蒙先生是文坛上极好的一对朋友，他们的友谊也已是文坛少有的佳话之一，其实文人间要多些后者的善意的钦佩，少些尖刻的中伤和恶意的嫉妒，多些文人相“重”，文艺界也许会更加繁荣，这对于我们读书人来说，也是件极大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