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其人：

　　山东邹县人，著名文学评论家，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评论》编委等。长期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法国、日本、中国大陆及台湾传媒曾发表过对其研究的评论和介绍。获多种文学奖项。

　　近日，在北京九华山庄召开的“北京文艺论坛”上，著名文学评论家孟繁华教授就当代文学批评的问题发表了颇具见地的演说，本文从中摘录而成。

　　“面目可憎的批评家”

　　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德国作家瓦尔泽的长篇小说《批评家之死》。这部小说2002年在德国出版时瓦尔泽刚刚过了75岁生日，这本书不仅是瓦尔泽献给他自己75岁生日的礼物，同时他也将因此书而引发的一场巨大的讨论一起献给了自己。我们抛却这部小说遭到诟病的种族问题正确与否不谈，单就评论家对沙皇的抨击和讽刺就足以想象文学批评家在当下社会中的面目是多么的可憎和可怕。他在电视上颐指气使地抨击一部作品，又趾高气昂地鼓吹另一部作品。那是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批评家的面目可能还要糟糕得多。

　　当前文学批评存在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的批评已有很多，比如所谓的“红包批评”、媒体批评等。但这并没有触及到当代中国文学问题的本质。我以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当代文学评价的标准上。我们对现代文学批评和现代文学史的评价与对当下文学创作和批评有着两套不同的标准。现代文学因为有了“鲁郭茅巴老曹”，我们谈论的是现代文学的高端成就；而在谈论当代文学时，我们看到的却是低端问题。因为批评低端问题是安全的。这是目前文学批评中最致命的庸俗。因此，当下文学批评的问题，并不是批评家或批评本身的问题，各种不同的因素都在介入文学批评，最后承担责任的却是批评家。所以应该为当代文学批评辩护，单纯指责批评家是不合理的。

　　“两种矛盾的批评因素”

　　在多种介入文学批评的外部因素中，有两种因素是值得关注和批评的。首先是各种评奖制度，它们在当下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受承认的证明。从黑格尔一直到查尔斯?泰勒，西方世界都承认这种制度。在他们看来，一个人、一个国家要想进入这个社会或者世界，必须承认其主流意识形态。一个弱小国家要发展必须认同美国的意识形态；一个人在中国社会环境里进入主流，首先要承认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这就叫“通行证”。评奖制度就是文学的通行证之一，它最大程度地引导或询唤了当今时代的文学创作。比如“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等，这些评奖制度是最大的批评。

　　其次是商业霸权主义的询唤作用。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文学始终在“负债经营”。所谓的“负债经营”，就是说我们最大限度地借贷了欧美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方法。这种外来的理论因素需要商业主义的调解和推动。在中国的语境中，没有商业主义的杠杆，多元文化就无从谈起。改革开放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了，正是商业主义的霸权或者媒体的霸权，在某种意义上支撑了多元文化的发生和发展。商业主义历来都有两面性，与商业主义打交道是“与魔共舞”。它在推动多元文化发生和发展的同时，确实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

　　“文学的破坏性格”

　　指责今天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是自五四以来文学破坏性格一以贯之的体现。“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但是旧世界已经破坏了，而新世界至今没有建立起来。无论是骂态批评，还是“酷评”，能够在当代获得掌声，就是文学批评破坏性格的最集中体现。我们应该摒弃这种不良的性格。整体上，几乎所有批评家都否定当代文学；可是到每个具体作家讨论会的时候，几乎每个作家都可以获诺贝尔文学奖。这种整体的否定和具体的肯定，是当代文学批评的最大矛盾。

　　2003年，日本三大批评家之一的柄谷行人出版了《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在中文版序言中，他这样写道：“我如果知道文学会发展到今天这种状况，我为什么会那样残酷地去批评三十年代的文学呢？”他曾严厉地指责了日本三十年代的重要作家，包括川端康成。但到九十年代以后，他为自己曾指责三十年代的作家而感到痛心。

　　读完这段话之后，我深深地感到自己愿意给予今天任何一个有意愿从事严肃文学创作，能够对人类的基本价值尺度有最低程度的维护和承诺的愿望的作家以支持和肯定。这就是我作为一个批评家，在批评现场所持有的最基本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