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日，西安市青年作家创作研讨会在西安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陈建功专程从北京赶到西安参会，在青创会休息间隙，这位文学前辈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就中国作协如何扶持青年作家、“主席作家”是否影响写作、如何看待作品的地域文化色彩等问题做了生动的回答。

　　非作协会员亦可申请中国作协资助

　　记者：全国青创会刚刚闭幕，各地青创会也陆续召开，全国青年作家都像吃了强心剂，准备大干一场，不知中国作协有哪些扶持青年作家的具体举措？

　　陈建功：20多年前我来西安的时候也是青年，我现在也垂垂老矣，青年作家的勇气、坦诚和对生活的热爱都是让人敬畏的，一点也不亚于我们当年。中国作协正准备成立青年创作委员会，专门关注青年作家，每年3月到6月间，不论是否是中国作协会员的青年作家，都可以从中国作家网上下载创作选题申请表格，选题经过我们的专家组审订通过后，会给作家5000－10000元的资助，用来保证作家安心写作，写成后，把初稿给我们，让专家审议，如果作品不错，我们还要召开研讨会，费用由中国作协承担。另外我们还有全国性质的深入生活的采风，邀请40岁以下的作家参加，还要把青年作家的作品介绍到海外去，推向全世界。

　　陕西青年作家值得期待

　　记者：在北京、上海等地，年轻的作家们都逐渐占据“主场”地位，但是陕西在全国叫响的青年作家还寥寥无几，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陈建功：东南沿海的青年作家当然都很可贵，但是要看到作家的后发优势。陕西这个地方，包括陕西境内的边远地方，这里的作家们有生活阅历，他们的生活阅历，比北京、上海等都市孩子的复杂，更贴近草根百姓的生活，他们更有潜质，只要我们抓好像青创会这样的工作，他们的后发潜力会比现在活跃的作家们更有前景。

　　当然，我觉得都市作家是不错的，给我们以耳目一新之感，但他们比较局限于“喝星巴克，吃哈根达斯，开宝莱车，住小户型，看一场电影，读杜拉斯”这样一种白领阶层的生活，这种生活当然是可以反映的，但和大多数中国人的实践脱离，只是生活的一个侧面，所以我觉得更草根的作家们，如果被扶植起来，会引起关注的。30年前，陕西崛起一批作家，但是现在陕西的青年作家目前还没有在全国占据很有影响的地位，我们还在期待之中。

　　要跳出地域文化反观陕西

　　记者：陕西作家的作品里，都有浓烈的地域文化色彩，对将来的青年作家，您是否也这样希望？

　　陈建功：地域文化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任何文学地域文化因素从来都是不可或缺的，比如贾平凹的作品、老舍的作品、赵树理的作品都有强烈的地域文化色彩，但地域文化作家需要跳出地域文化特点，来反观地域文化，这样他就有全世界的眼光和全国的眼光。进入文学，地域文化是局限的，保持地域文化的特点，还要占据世界文化领地，作品对文化的观察要有普世性，这样才能站在文化角度审视他，才能成为伟大的作品，地域文化是不可简单否定的，但需要跳出来。比如《高兴》，是写拾荒人，语言的幽默、细节、甚至想法都具有地域文化特色，但是他写的是刘高兴的尊严，具有普世效应，因为尊严是人类的问题。

　　现在80后作家已经爆发了，打工文学也在爆发，作品中的地域文化也有，但这部分作家中陕西的不太突出和成熟，我们作协的工作是，爱护都市文学作家，保护打工文学作家，最本质是阅历，俗话说：街谈巷议均有可采。

　　当主席也是作家的阅历

　　记者：最后，想问问您个人现在的写作状态。

　　陈建功：呵呵，我现在哪里有创作啊？主要写文件，写点小文章，文学评论什么的，大文章写不了，没有那个精力，比如我到西安来，至少要写三篇文章，短文章写得不可开交，我又不喜欢让别人写，都是自己写。除此之外，还要看作品写评论，每天的时间都被别人的作品包围了。

　　记者：对啊，很多作家当了主席，社会活动多了，写作的时间变少了，写作和当主席之间似乎形成了一对矛盾，我想您也是一个例子，怎么处理两者之间的矛盾？

　　陈建功：这个问题不好回答。第一，当主席，对一个作家来说，肯定会影响他的时间；第二，对任何一个作家，从事任何一个职业和新的门类，都是一种新的生活阅历的增加，对他未来的写作未必不是好事。

　　记者：那有没有觉得做了行政工作之后，对您的创作是一种牺牲？

　　陈建功：牺牲了十年。我现在主要做行政工作，很忙，但我自认为在60岁之后，我再捡起写作，这10年对我是有价值的。对于作家来说，没有阅历是能浪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