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字记录一个城市变化的细节和过程———

    作家方方又出书了，和以往她的许许多多书一样，《春天来到昙华林》是打着武汉这座城市的深深烙印的，书中收入的她最近创作的四个中篇《春天来到昙华林》、《出门寻死》、《武昌城》、《中北路空无一人》中，有三个标题直接用了武汉的地名：昙华林、武昌城、中北路。而小说集里的所有人物都生活在武汉这个城市里，所有的故事都在这里发生。

　　可以想见，方方与武汉这座她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城市的关系。在书的后记中，她曾非常感慨地说，“从有记忆起，这座城市就在我的脑子里成长，它从一个小小的角落，生长成庞大的武汉三镇，我对它的了解也仿佛从一片树叶，逐渐到一棵树，再到整个树林。”

　　这种感情注定了她对武汉百写不厌，没有审美疲劳。事实上，你可以从她不疾不徐“匀速”推出的每一篇小说里，看到武汉点点滴滴的变化。而方方也在变，她慢慢地在题材上开拓疆域，触碰到同性恋的复杂情感，并把时间的轴从当下往前推进了几百年，写下了她的第一部有关武汉的历史小说。

　　你不得不佩服她的耐心，执著与坚守，毕竟，在这个浮躁文字盛行的年代，能够安静地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并深耕细作的人，不多了。

　　方方其人

　　原名汪芳。1955年生于南京。1957年随父母迁至武汉。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湖北电视台，1989年调入湖北作家协会，现为湖北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已出版小说、散文集约60多部，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随笔集《到庐山看老别墅》、《汉口的沧桑往事》、中篇小说《风景》、《祖父在父亲心中》、《桃花灿烂》、《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等。

　　在方方的新书里，《春天来到昙华林》这个中篇小说最引人关注的是触及了同性恋的情感。主人公华林，一个柔弱的摄影师，为了拍摄跳丧场景，在绚烂的清江边上邂逅那个和他名字发音一样的男子“华霖”，被他的健美所吸引，并最终用生命实现了“想跟你过一辈子”的愿望。

　　小说写到华林死后，葬在了华霖家的坟地，华霖常去那里清理杂草。然后静静地坐在那里，听清江水流的声音。这样的情节，令人想起《断臂山》里的经典细节……同样的不动声色地铺陈，使得高潮到来时，有一种瞬间打动人心的力量。

　　记者：不知您有没有看过《断臂山》？如果看过，当时有没有在心里将两者做一些比较？

　　方方：这大概是读过这篇小说的朋友提出最多的一个问题。我以前懒得答复，但你这次既然又问到这个，我就去查了下时间。我的小说是2005年下旬写的，约在同年11月下旬完成小说，稿子传给《小说月报》原创版的时间是12月6日。《断臂山》是同年12月9日全球公映。这个时间是很容易查到。待我看到这部电影时大概是在2006年上半年。我很喜欢这部电影。大概是因为小说的发表时间（2006年4期）与大家看到电影的时间比较接近，所以许多人都往这上面扯。从而忽略了小说与电影相似的地方也只是沾了一点同性恋的边，这是个偶然。而且我的小说还只是一个弱者的一厢情愿，其他所有都与电影完全不同———也有看过小说的人说，并没有写什么呀。据说，这电影也是小说改编的，但我至今也没有读那本小说。

　　记者：《春天来到昙华林》写到了同性恋情感，这对您的创作来说，应该是一种突破。当初是怎么决定写这样一个小说的？

　　方方：从个人的创作来讲，每篇小说的题材都会有所不同，这不算是什么突破。其实这部小说没什么同性恋的东西，只是一个人的一点点感觉而已。

昙华林是老武昌城内的一个街区，很有历史。有一阵，为保护昙华林老建筑，我经常去那里。同时也阅读了一些相关历史资料。过去和现状，都很能引起人的感慨。我一直想写一个压抑的人想为自己寻找一种强大的力量的故事。去过昙华林后，偶然间见到了一些人，于是这种想法就更加强烈。觉得这个压抑的人就是生活在这样杂乱陈旧的街巷里。如果硬要强说深意，这个深意就在于，许多压抑的人都生活在它之中。一个人的生活背景和他的天性合在一起，常常塑造成他的现时状态。但是生活在日日更新，像街区要突破一样，生活在那里的人，也时时想要突破的。这个人就是在试图寻找一种破空，寻找一种可以让自己强大起来的力量。于是就有了他的这些经历。与同性恋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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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听评论家的，连小说都不会写了

    同是汉派女作家，年龄也相仿，人们不免会把方方与池莉相提并论。有评论认为，与站在市民立场上写作的池莉不同，方方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用批判的眼光审视普通平民的庸常人生的，创作中占了一多半的也是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所以，池莉在普通读者和市场中比较流行，而方方则得到了更多文学评论界和学院派的肯定。

　　记者：评论界有一种说法，认为您的近作的一些变化表明，您有由知识分子立场向平民立场靠近的趋势。这种说法准确吗？

　　方方：别人怎么说立场，这不关我的事。但我自己的写作立场从来没有变过。说我立场有变的人，是因为他们只读了我近期的一两篇作品，而没有读到我其他的作品。有时候看到这些人下结论，你只觉得搞笑。不少评论家是起哄型，平常也不读作品，读了也不好好理解（或许就是理解不了，他们多只看作品的表面，而从不思考表面下的含意），看到某个人提出某种说法，如果这个人又是自己的朋友，他们多半想都不想，就跟着摇旗呐喊，一通乱跑。这样的评论家太多，你要听他们的，你会连小说都不会写了。跟评论家一样，我也是中文系四年寒窗读出来的。文学评论也是我当年的主攻方向。再加上我写了二十多年的小说，我比他们中一些不读原作但勇于下结论的人更清楚，什么是好小说，什么是不好的小说。当然，诸多说法，我可能懒得听，但一定会尊重，这是人家的自由和权利，而且也是人家的饭碗。

　记者：已过知天命之年，回首自己的创作之路，您觉得现在是处于渐入佳境还是在更高突破的瓶颈期？会一直写下去吗？

　　方方：从1986年，我写完小说《白梦》之后，我就有一种越写越舒服的感觉。谈不上什么渐入佳境，我一直就在佳境之中。我的问题是自己太贪玩，写作上懒散了一些。如果刻苦，一年写十部中篇，应该问题不大。只是我不喜欢这样赶赶忙忙地成天写字，把写小说弄成了一个体力劳动。我更喜欢在一种松弛的状态下慢慢地从容地写来。我想我会一直写下去，因为隔阵子不写东西，哪儿都不自在，心手都很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