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散文在新时期文学中是相对保守的传统的领域，它发动的革命在整个文学界是最弱也是最晚。
　　张新颖：只想借此“撑破”狭隘的文学散文的规范，打碎愚顽的观念，拓宽视野。
　　李敬泽：现在所谓的“文学散文”不过是新旧文人的一处主题公园，它把广阔的生活排除在外，它甚至与写作者自身都无甚关联，在这里你看不到这个时代人的经验的复杂和丰富，看不到人的感性的深微变化，看不到人的境遇中随处即是的疑难。
　　穆  涛：散文不是散文家的专利，小说家、诗人可以写；科学家、学者、艺术家可以写，各行各业的专家也可以写。这么倡导的目的不是止步于各方面的人来写散文，而是指散文应真切地关注当下生活，进而剖析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
　　王乾荣：其实论什么“高下”？只要我们读这文章时感到愉悦，能从中领略作者迷人的人格魅力，就行了。
　　甘以雯：我们将尽力保持清醒的头脑，尽可能使我们的杂志所选公允一些，品位高一些，文风清纯一些，视野开阔一些，为葆有文学的尊严而略尽绵力。
　　
　　不久前，记者获悉《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二○○二年散文卷》已编纂完成，从目录上记者发现，除贾平凹的一篇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对当今散文的一些看法》，是从贾平凹任主编的《美文》杂志上选的，竟没有一篇选自专门的散文刊物。记者同时查阅了《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二○○一年散文卷》，发现是同样的，“没有从专门的散文刊物上选一篇文章”。
　　《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学者陈思和任主编。“散文卷”的编选者是复旦大学教授、青年批评家张新颖，他在编选“二○○一年散文卷”时说：“选取的标准只要是好文章，不计什么形式，只要好，就可以选。”但他特意强调了一下：“是希望借此‘撑破’狭隘的文学散文的规范，打碎愚顽的观念，拓宽视野。”而他为“二○○二年散文卷”写的导言更题为《界外消息》，这里“界”指的正是通常所说的散文界，可以看出，编纂者对文学散文现状深表不满。
　　贾平凹在《对当今散文的一些看法》一文中，也明确地表达了他对散文创作现状强烈痛切的批评。他说：“散文在新时期文学中是相对保守的传统的领域，它发动的革命在整个文学界是最弱也是最晚。”“我仍在固执地认为，散文虽目前很热，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它革命的实质并不大，从主管文艺的领导，到出版界、作家、读者，旧有的对散文的认识并未得到彻底改变，许多旧观念的东西在新形势下以另一种面目出现。我觉得，散文界必须要有现代意识，它应该向诗歌界、小说界学习。”
　　记者近来读到批评家李敬泽曾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文章，题为《“散文”的侏罗纪末期》。李敬泽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说：“正统的文学散文杂志更像是前工业时代的文化遗址。”而现在所谓的“文学散文”“不过是新旧文人的一处主题公园，它把广阔的生活排除在外，它甚至与写作者自身都无甚关联，在这里你看不到这个时代人的经验的复杂和丰富，看不到人的感性的深微变化，看不到人的境遇中随处即是的疑难。”
　　显然，批评家、编辑家，乃至“散文界”中人对散文现状，以及专门的散文刊物均持批评态度。
　　但是，记者还注意到，几个专门刊发散文的刊物的发行情况据说是稳中有升。《散文海外版》在印数有较大增长的情况下，又编辑了《散文月报》。２００３年，大连的《海燕》杂志改为《都市美文》。多家出版社和散文刊物联合，推出了不同的年度散文选本，销量总体都还不错。
　　与《散文海外版》执行主编甘以雯谈到散文现状这一话题，她的评价是“较为平实”。她说，“平”，意味着比较平淡，没有什么大波大澜。众多评家，各有自己的视野、观点和利益，你评你的，我说我的，散文的热点也实在难以产生。而“实”意味着实实在在，扎扎实实，还是出现了一批力作。她特别提出了余光中的《金陵子弟江湖客》（原刊２００２第１期《收获》），这篇散文深情地回忆了余光中青春年少时在南京的学习生涯，百折千回，述说着万千情怀；点点滴滴的细腻描绘，挥泻着满腹乡愁，充溢着人生的况味。她认为，余光中的《山东甘旅》与此文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记者注意到，《散文海外版》曾多次全文转载过李存葆的《东方之神》等作品。甘以雯说，李存葆的作品大都洋洋洒洒三四万字，但因为读者喜欢他的大文化散文，所以我们全文转载了。李存葆在《大河遗梦》《祖槐》《鲸殇》等作品中，表现出对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的忧虑。在《飘逝的绝唱》中，发出了“何处才是人性解放的底线”的追问。直面物欲、人欲的无节制膨胀，在《东方之神》中，作者进一步发出了“何处才是人类道德的底线”的追问。由于作者对社会、对生活有一种宏观的透视的把握，由于作家的品格、气概，使作品有一种阳刚之美，激越刚烈，大气磅礴，三万多字的散文，读之有一气呵成之感，很受读者欢迎。
　　甘以雯在谈到对散文刊物的一些批评时说，应该看到，商品化倾向、世俗化风气也影响着当前的散文创作，使散文创作显得有些浮躁。散文是精神的创造，生活的幸运与苦难，引发了作家心灵的悸动，要抒发喜悦与悲伤、欢快与忧愁的情感，才提笔为文。散文的写作与阅读，其基点都是为了心灵的享受与安慰。追名逐利的确与散文的本质背道而驰，有损散文写作者的尊严，有损散文的尊严，影响着散文创作的健康发展。对此，我们将尽力保持清醒的头脑，尽可能使我们的杂志所选公允一些，品位高一些，文风清纯一些，视野开阔一些，及时地刊载名家佳构，准确而有力地推出新人，为散文创作的健康发展，为葆有文学的尊严而略尽绵力。
　　记者注意到，无论张新颖还是李敬泽，在对散文现状持批评态度的同时，都对“界外消息”表示关注和肯定，认为散文的生机和活力来自散文界之外的大批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写作实践，这种看法似乎也得到了散文刊物的回应，今年第一期的《美文》杂志上，不仅推出了将军朱增泉的散文专栏，更以较大篇幅发表陕西一位县委组织部长马银录的“驻村手记”：《向农民道歉》。《美文》副主编穆涛在编后记中说：“散文不是散文家的专利，小说家、诗人可以写；科学家、学者、艺术家可以写，各行各业的专家也可以写。”“这么倡导的目的不是止步于各方面的人来写散文，而是指散文应真切地关注当下生活，进而剖析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
　　类似“界外消息”的“圈外人物”的说法也曾引起记者关注。作家曹聚仁在谈到社会学家费孝通的散文时，盛赞其“深入浅出，意远言简，匠心别见，趣味盎然”。他把费孝通与红学家王昆仑、哲学家冯友兰等相提并论，说他们虽然“都不以文艺作家见称”，但是他们的文采，却“是其他作家所不能及的”。而费孝通先生却自谦道：“我和文学无缘，我是圈外人物”，“我作文，连‘散文’两个字也不敢用”。
　　一直关注《文艺报》的作家王乾荣先生在给编辑的信中谈到“圈外人物”散文时说，费孝通确实“不以文艺作家见称”，他不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但是却有不一般的文学成就。从群言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费孝通文化随笔》《费孝通人物随笔》《费孝通城外随笔》这几部集子来看，费孝通便堪称一位散文随笔的高手。这类文章，尽管是作者辛勤学术耕耘之余的“副产品”，然而行文朴实典雅，灵动多姿，洞察世态人生，写人状物，娓娓道来，颇为细腻传神，是完全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欣赏的。而与“专业”散文家不同，或者说高出那些作家的地方，则是费孝通的作品视野开阔，思想敏锐而言近意远，散发着学者特有的博大精深的气息。
　　詹克明先生是一位退休的核物理专家，他的不同凡响的《裸猿》，他的《瓦尔登湖——大地的眼睛》，写得平朴流畅，清新明澈，没有雕琢，没有故作高深，却显示出深刻的思想和很高的精神品位。作者以梭罗“学会简单的生活”为准则，拒绝商业化写作，以保持从容自由的心态和清醒的头脑，并以《瓦尔登湖》的精神，来探索、剖析今人的生存状态，给世人以警醒，给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化人以精神的支撑。
　　据记者所知，费孝通先生在参观梅兰芳故居时曾为“早春前后，大江南北，一例前生事”的上联对了下联：“千秋功罪，文章高下，尽付后人论。”王乾荣先生对费老的下联很有感叹：其实又论什么“高下”？只要我们读这文章时感到愉悦，能从中领略作者迷人的人格魅力，就行了。
　　张新颖明确表示，与其焦虑地寄希望于不知何时才会发生的“界内”革命，不如细心倾听已经传来、而且仍然在源源不断传来的“界外”消息。
　　李敬泽则指出：散文在本质上就应该是“非专业”的。在这个时代，散文写作的能力、权利和应用范围正在大规模扩散。各种各样的庞大人群有急切的表达欲望，他们要整理自身的经验、表现自身的生活。这种要求得到了大众传媒和网络的强力支持，它们对散文有永不餍足的需求，这需求是消费性的，但同时也构成言说、交流的巨大空间，其中丰盛、活跃的言语活动远非传统的“文学散文”所能框限。
　　从“圈内”、“圈外”人对散文创作现状的分析中，记者能否总结出这样一种认知：散文这种文学样式，一方面有很高的思想和艺术要求；另一方面，散文又最具大众性、实用性和开放性，它不仅是文人的“案头清供”，更直接反映着这个时代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想象和现实生活，体现了大众的写作活动的巨大活力和创造力。
　　面对这种情况，散文刊物和文学刊物无疑需要更为开放、更具包容性的心态，真实地反映散文写作的壮阔全景，使刊物与时代、与大众的散文实践和真情实感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同时，我们的散文家也亟待从小“圈子”中走出来，从广阔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现实中汲取营养，从“界外”的和群众性的多姿多彩的散文实践中获得启示和灵感，使文学散文真正回到它的源头活水，回到人民的生活和语言。这样，散文的思想和艺术水平才能得到突破和提高。
　　所以，我们呼唤“圈内”的作家，呼唤爱好散文创作的“圈外”作者，在新的时代振奋精神，努力体味生活、感悟生活，并且在思想艺术上下大力气，为时代，为人民写出好作品、大作品。不论“圈内”、“圈外”的好作品，人民群众都会认可。 (中国作家网 胡殷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