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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记者不断和一些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讨论很长时间以来文学评论的困境以及如何摆脱困境的问题，他们说，面对这样的时代，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一样，正在经受现实的挑战与考验，出现一些困难，陷入某种低谷是可以理解的。这是文学理论评论阵痛的日子，也是非常严峻的时期。要走出困境，取决于理论评论自身——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勇于思想，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和传播中国的先进文化。
评论家张德祥在４月１６日《光明日报》著文中谈到，文艺评论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创作、鉴赏、审美趣味的形成以及民族精神的塑造都有重要的作用。
评论家雷达说，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仅是文学评论思想的制高点，也是文学理论不断创新的突破口。只有这样，文学评论对我们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发展才会有正确的认识、把握和评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现推介优秀的作品，与错误和不良的文化思想倾向进行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引导广大作家提高思想和艺术水平，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与时代相称的作品。
雷达说，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什么才是中国先进文化，以及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一点，并不是所有的理论工作者都很清晰的。我以为，这些年，我们的文学评论出现一些困难，其症结主要在这里。
雷达坦言不同意那些宣告“文学批评终结”的看法，但也要实事求是地正视理论评论存在的问题。
因此，记者认为，当前，理论评论家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加强自身的学习。通过学习树立起坚定的理想立场和应有的社会责任感。
评论家李兴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认为，文学批评的首要任务是推荐好作品，好作家，与之相对应的任务就是对不良、不健康的文艺思想提出批评，从而引导读者健康的审美。积极的文学批评对创作者一定会有帮助和启示作用。评论家要站在先进文化和先进世界观、方法论的立场上，熟悉了解艺术创作的规律，这样才能言之有理，对创作者起到扶植和引领作用。
被认为很有“锐意”的评论家李建军明确地表示，当前，文学评论必须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使自己的发展振兴与我们民族，我们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这应该成为我们新一代评论家的自觉。李建军说，新一代的评论家，接触西方的文化文艺理论比较多，这并不是坏事。但如果我们不懂学习西方是为了自己的民族文化精神发展，不懂得民族国家的意识，那很可能会使我们理论评论走入误区。实际上，我们有很多评论已经进入误区，进入“误区”的文学评论是凝聚不起民族精神力量的，也就谈不上坚持先进文化。
他强调，文学对一个时代特别重要。作者不能过分强调写作是个人的事，一部道德不健康、艺术不健康的作品对读者和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他说，质疑性和否定性的尖锐批评是帮助作者发现创作中的盲区，是借助他人的眼光使作者发现自己创作中的缺毁和问题。
来自云南的评论家宋家宏说，越来越多的作家和文艺家认识到，要用自己的作品参与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要通过个体的艺术实践不断增强民族国家的整体文化实力，不断提高国家的文化形象。文学理论评论家必须通过文学评论工作热情支撑广大作家、艺术家的努力。这些年来，有少数人提倡作家、评论家持所谓的“民间立场”。我个人不同意也不持这种立场。评论家坚持人民立场，与“民间立场”有根本性的区别。
浙江的评论家洪治纲说，我们谈评论的理想，评论的良知，评论的道德，评论的品格，评论的勇气，都应该以弘扬民族精神为基础，才是清醒的，有理性的并具有引领性，才会得到作家和读者的欢迎，才对文学的发展和繁荣起推动作用。
然而，针对现在人们对评论界的尖锐批评，评论家也有他们各自的想法。
张德祥认为，当前社会文化生活中存在的某些消极现象，与文艺评论的衰微甚至缺席、滞后以至失语，不无关系。
雷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尽管今天人们对文学批评的指责颇多，但从整体上看，文学批评还是思维活跃的，就发展态势看，它的学术空间和理论视野在不断扩大，所以对不加分析地把批评现状描绘得一无是处，并且动不动就宣告“文学批评的终结”的看法，我难以认同。
当然必须看到当今文学理论批评的处境和职责从来没像现在这么复杂，受制于多方面的要求。它既可能有来自审美的要求，也有教化方面的要求，同时还有市场的要求、作家的要求，也有纯文学或不同层面读者的要求及学理性的要求，所以文学理论批评所承担的职责变得空前复杂起来了。过去只需要审美意识形态方面的要求，而现在市场、出版、读者，特别是大众读者的要求，这些都是不可回避的。我经常告诫自己，即便由于语言环境的关系，我没能做到全面而彻底的实事求是，我也要做到基本的实事求是。
李建军在谈到批评与扶植在文学评论中的关系时说，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一个批评家能否冲破人情和各种利益关系的制约，始终保持品格也是人们越来越产生疑问的话题。李建军认为，从事文学评论工作的人，对一部作品优劣的判定不是水平和判定标准的问题，实在是敢不敢说真话的问题。现在由于各种炒作，评论家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放弃批评，使作家们接受批评的能力也弱了。他说，我是要求自己一定要说真话，作者可能一时不快，不一定永远不快；一时不理解，不一定永远不理解。
文学评论怎么了？洪志纲面对记者的疑问说，这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批评内部秩序问题，不是批评在艺术观念、审美趣味以及评判标准上的冲突与失范的问题，而是直接体现为批评家在艺术良知与职业操守上的动摇与崩溃。因为一个显在的事实是，随着商业习气、市侩习气以及传媒习气的不断渗透，如今的文学批评不仅变得越来越暧昧，越来越失去批评的本体意义，而且变得越来越苍白，越来越丧失其内在的思想力度和价值标尺。面对这种日趋异化、严重失语的批评现实，尽管也有一些批评家在进行顽强而执著的抵抗，但要从根本上扭转这种极度世俗化的非正常格局，使批评重返学理性和严谨性的路途上来，似乎还缺乏应有的群体性力量。
洪志纲说，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选择一种高度警惕甚至挑剔的眼光来评断那些不断地引起公众关注的作品，尤其是那些在文坛引起不断好评的作品，或者是那些重要作家的标志性作品。尽管我非常清楚，这是一种相当大的冒险行动——因为这往往意味着是对公众审美情趣的公开挑战和对作家艺术创造力的怀疑，但是，通过批评的参与性、介入性和互动性的现实诉求，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阐释和事实求是的评判，我觉得至少可以辨析出更多的内在艺术真相。当然，对于那些还处于创作起步阶段或者严肃探索之中的作家和作品，我可能更愿意选择一种相对宽容的尺度（不是放弃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进行评析，个中原委，既有某些激励的愿望，也有对未来文学发展的一种热切期待。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对先锋文学抱着少有的热情。
孟繁华著文谈到“学院派批评”。他认为：“批评家面对一个批评对象的时候，并非不想说出真实的体会，而是他的理论淹没了对作品的感受，对理论的解释成了批评本身。这也是批评在这些年里不断遭到指责的原因之一”。
孟繁华还谈到，文学批评面临挑战的另一个表现，是商业化的冲击。进入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批评越来越“甜蜜”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种“甜蜜”并非是作家作品值得赞美。实际上它背后隐含的是批评对商业的屈服。批评变成了炒作，商业利益极大地改变了批评原有的本质。
宋家宏说，文学评论的写作者如果不断地接受邀请和应人情去写作，可以写出和发表很多评论文章，然而这样的文章不仅没有多少意义，一些不负责任的奉承还会对社会起到不良的引导作用。
理论评论家们注意到，当前评论界仍然存在着商业化习气、市侩庸俗习气，以及酷评炒作现象。有些时候，这种现象还很严重。这种现象表明，文学评论要与落后文化作斗争，坚持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任务还非常艰巨。文学评论家应有思想和理论的共识——为先进的、民族的、科学健康的文学评论而努力。（中国作家网 胡殷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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