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
　　戴逸先生是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是北京文史馆馆长，同时也是《太平天国》电视剧的顾问。
　　戴逸先生从讨论剧本初期到开拍过程中都一直非常关注这部电视剧的创作。他多次与导演、演员进行探讨，到外景地察看布景道具，写了大量修改意见。
　　太平天国运动过去了一个半世纪，时间也许还不算很久，但从时代看，似乎离我们已十分遥远。这段历史，改编成电视剧后，观众一定会想知道更多相关的事，以便更加正确、准确地认识和理解这场中国历史上最浩大最悲壮的农民战争，那么专家将告诉你。
　　
　　应该肯定的农民起义
　　记者：您是一位历史学家，在清史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因此，我们想知道您是怎样看待历史上的太平天国运动的。
　　戴逸：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很多，不计其数。但太平天国运动是最大的一次，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动员的农民人数最多，坚持的时间最长——14年，打下600个城市，遍及18个省。
　　建国后50年，我们对农民战争的研究下了很大力气，成绩也很大。史学界有“五朵金花”之称：古、近代史分期问题，民族问题，农民战争，资产阶级萌芽问题。而且出版了很多史料，写出了很多著作、论文，弄清了很多历史问题。
　　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从来就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拔高农民战争，认为只有农民才能推动历史前进。这种说法在五六十年代较为盛行。甚至认为推翻每一个王朝都是农民运动打头。秦朝是陈胜、吴广起义开头，唐朝是隋末农民起义开头，明朝是元末农民起义开头，清朝是李自成开头。这种说法是过高地美化了农民运动的地位和作用。
　　近20年有另外一种倾向，是否定农民战争，贬低农民战争，认为农民战争是一股破坏力量，毫无建树，是历史的消极方面，而且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破坏了纲常伦理，儒家学说，内部还勾心斗角，总之一无是处。
　　这两种说法都不全面。我认为，农民在旧社会处在最底层，他们辛勤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养活了全部人口，是古代文明创造的基本力量。在一个没有工业的社会，全部的负担都压在农民身上。但他们受压迫，而且苦难深重，只有活不下去他们才会起来造反。
　　
　　官逼民才反
　　记者：现在请您谈历史上的太平天国运动，当然是因为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但是一些看了该剧前一部分的观众，大都对150年前的太平天国运动因何而起大惑不解，似乎前言不搭后语。您作为这部片子的历史顾问能解释一下吗？
　　戴逸：中国的农民是最顺从的一个群体，但凡有一点生路都不愿起来造反。你比如《水浒》里的林冲，他并不愿上梁山，他是被逼得无路可走了，才揭竿起义。很多农民饿死了都不会想到造反，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运动是应该的。
　　至于电视片子反映不出太多的农民受压迫、官逼民反的情节，我只能遗憾地说，原本50集现在改为40几集，由于篇幅问题没能详尽地描述农民受压迫到极至而起来造反的一面，把侧重点放在金田起义之后，金田起义前没充分展开，着力描写的是太平天国建立后14年里的矛盾纷争。
　　我认为，农民反压迫，反外国干涉，不平之气总得爆发，这是正义的、进步的力量。封建社会腐败到了极点，政权贪到极点的时候，是官逼民反，官不逼民是不会反的。农民起来反抗，起来后把旧皇上推翻，新皇上上来就吸取一些教训，对农民宽松一点、开明一点了。一般新皇上都有一点新的举措，把土地又发回到农民手里一点，因此说农民运动对历史还是有推动作用，但绝不是惟一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
　　记者：实际上每一次农民运动都会引起一次土地再分配，重新把旧的土地关系打乱，重新组合。这就是农民运动的进步性，但仍然是地主阶级当权，从根本上改变不了农民的命运。
　　戴逸：是的，只是改良一下，宽松一下，这也是进步嘛。农民有权利要求过得更好一点，希望“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
　　记者：这是平均产义乌托邦的理想概念，只是一种理想而已，很难实现。
　　戴逸：但这在封建社会的残酷剥削下，是有进步性与合理性的。太平天国运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组成军队血战14年，要建设“小天堂”，应充分肯定他们这种理想和行动。这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的。
　　
　　革命不能由农民来领导
　　记者：您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农民运动的进步性，但无数次恢宏的“进步”都以失败告终，原因何在？
　　戴逸：因为农民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永远是面对眼前的土地，本身的狭隘、保守限制了他们的发展。一旦稍有胜利就飘飘然忘乎所以，缺乏长远的战略考虑，内部滋长享乐腐化思想，丢掉了起义初期的奋斗精神、团结精神和艰苦朴素作风，以致发生内讧，造成历史悲剧，导致失败。
　　我们今天对农民战争一方面要充分肯定他们的理想和造反行动，纪念他们的丰功伟绩，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他们的弱点、失误，吸取教训，化为前进路上的精神财富。
　　记者：农民运动注定失败，难道他们的弱点和失误是无法克服和补救的吗？
　　戴逸：中国农民文化不高，素质很低，因此中国的革命不能由农民来领导。即使像太平天国这种规模的运动，洪秀全也只能转化成统治阶级新一代的代表，他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命运，只能是一次又一次轮回。农民自身的弱点和失误是他们自己不能克服和补救的，必须借助先进的生产力代表。农民自身是走不出轮回圈子的。但那个时期没有先进生产力介入，没有工业，没有工人。中国几千年变来变去老是封建社会，没有先进阶级出来，后来有了孙中山代表资产阶级，后来有了工人阶级。我们现在研究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就是为了不走农民革命这种路子。
　　
　　“正剧”也不是历史教科书
　　记者：和一位历史学家谈电视剧题材，不容回避的是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的话题。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已经简约得不能再简，历史剧又大都“戏说”，即便是“正剧”也允许艺术的虚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戴逸：电视剧《太平天国》是一部反映历史真实的“正剧”，不同于“戏说”。它要求在主要的史实、人物、背景、历史氛围等方面忠实于历史，不可随意添加、发挥和篡改。但电视剧本身是艺术，拍电视并不是写历史教科书。艺术应该允许，甚至必须具有夸张、创造、虚构，以适应观众的接受能力和欣赏水平。如何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这一矛盾，成为这部电视剧成败优劣的关键。剧中有不少虚构的人物与情节以及夸张的描写，都是在力图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进行的艺术再创造，其是非得失，观众自然有公正的评判。
　　记者：非常遗憾的是研究历史的人实在是少数，而媒体对大众的诱导是较深刻的，这个问题怎样解决？
　　戴逸：这是个难题，只有告诉人们想了解确实可信、不允许丝毫虚构夸张的历史，就得多读一些史料性的书。许多造诣精深、著述宏富的历史学家的专门研究论著，会给你补充一些电视剧未曾描写的一些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电视剧因艺术处理而夸张失实的地方。研究历史的人写历史问题事必确实，言必有据，决不可虚构。
　　
　　《太平天国》的虚构没离大谱
　　记者：《太平天国》剧中出现了许多妇女，发生了许多爱情故事，但在历史上除了苏三娘、傅善祥确有其人，其他均属子虚乌有，于史无徵。这样的虚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戴逸：太平天国史籍中很少记载妇女的事迹，但实际生活中当然会有众多女性，她们有活动，有思想，有情感生活，但史料上只能简单记载“女营”“大脚”“裹头”“勇健过于男子”，并未留下她们的姓名和事迹。历史学家从史籍中只能看到不完整的单一的男性世界，其实这也不是太平天国真实的世界，应当允许艺术家在这一空间发挥其想像和创造性，去塑造一群符合于当时历史氛围的女性形象。尽管剧中美丽、善良、智慧的女人多了点，这些女性虽非实有其人，但从某种意义上反而可以弥补历史学家从史籍中窥见的不完整的男性世界，这可以说是历史剧所允许的。
　　但虚构有个度，这个度是创作历史正剧的关键所在。这个剧一共三条线索。第一是洪秀杨秀清等一批农民领袖。第二是曾国藩、左宗棠这批清朝统治者。第三是妇女。前两条线的人和事件基本真实，基本是按实史写的。
　　
　　曾国藩虽是“好官”，但他维护的也是地主阶级的利益
　　记者：太平天国运动是为了推翻腐败的清政府，但剧中让人看到的统治者睿智、开明，很体恤民情，这怎么理解？我看不出作者的基本立场。
　　戴逸：这就是怎么评判好人坏人的问题。我知道你是觉得美化了曾国藩。曾在历史上确实是个很有道德，很有修养，很有学问，很有才能的人，但他维护的是清朝政权，他忠于大清，谁反对清政权他肯定要镇压，他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对农民必须镇压、压迫。曾国藩应当说是个“好官”，但在镇压农民运动这一点上，“好官”和“坏官”是一样的，因为他必须保住自己的权利。农民运动在没形成之前，他们也期望有“好官”帮助他们，但起义之后“好官”仍旧站到维护清政权一边，农民当然不能容忍，所以起来造反。（中国作家网 胡殷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