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大路朝天》这部作品中注意到，作者张廷竹在后记中引用了别林斯基的一段话以诠释自己的创作态度：“现在一部在艺术上平常的，但却予社会意识刺激、提出或解决某些问题的作品，比高度艺术的、除艺术而外不给意识加添任何东西的作品重要得多。一般说来，我们的时代是冥想的、思索的时代，有着迫人的问题的时代，而不是艺术的时代。”这段引语引发了作家、评论家对“我们这个时代到底更需要什么样的文学”这一话题的关注。
　　评论家曾镇南说，贴近现实、反映时代、反映当前人民生活，以改革开放的社会潮流为大背景或径直从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汲取诗情、熔铸题材、提炼主题、创造人物的作品，应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文学创作的主潮、旗帜，或者叫主旋律。这既是我们文艺政策的要求，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希望和审美选择。当代读者总是更喜欢读那些跳动着时代脉搏，把他们和作品中的生活和人物燃烧在一起的作品。
　　在题材和立意上，冷、癖、邪、怪，离时代生活主潮较远的作品也会在我们的文学中占一席之地，拥有一部分读者。提倡多样化就有允许和发展各种各样作品的涵意。这两个方面是文艺政策的两个基本点，也是广大读者的两大审美趋向。
　　提倡多样化就是为了避免文艺批评的标准太狭隘，是对弘扬主旋律的一个补充。但现在存在着另一种文艺批评标准的狭隘化倾向，即有意无意地贬低主旋律的作品，认为这类作品都是应景趋时之作，甚至提到主旋律的作品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讽刺意味。贬的理由就是这些作品缺乏或者没有艺术性。有的作家因此以自己不写主旋律的作品为荣、为高，这也是有些盲目性的。从艺术创作的难度来说，在作品中概括、反映比较复杂的历史内容、比较尖锐的当代社会问题，和创造即有高度真实性的典型人物，本身就存在着一种天然的矛盾，连托尔斯泰那样伟大的作家，在谈到《战争与和平》中安得烈的形象的时候都感叹：反映历史与塑造人物性格之间难以两全。可见，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艺术难题，写主旋律作品的作家应该勇敢地面对这一艺术难题，不断深入生活，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功力，与时俱进，在创作实际中努力推进这一艺术难题的解决。
　　写主旋律的作品未必就伟大，写非主旋律的作品未必就渺小，但如果脱离生活，违背艺术规律，对人民采取贵族的态度，过分渲染人民的愚昧、生活的丑恶，那无论写什么题材，作品也难逃平庸的命运。从我们当前创作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主要应当避免对主旋律作品过分求全责备，用过于狭隘的“艺术性”的圈子去套这些作品，无视这些作品在艺术上已经和正在做出的努力、取得的成就。
　　评论家韩瑞亭认为，对当下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它们具备对生活的充分认识并具备现实主义精神，但在小说技巧以及文字上略显粗糙，但因为它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能够吸引读者、感动读者，给读者以精神力量，这比起关在房间里纯粹地玩弄小说技巧而与现实生活无关的作品来说，我们现在更需要鼓励前者的创作。当然，不是说现实主义小说不需要从文学艺术本身提高和提炼，也不是说不需要小说技巧，二者能够结合得非常好的作品应该是精品力作。
　　浙江作家艾伟在谈到当下关注现实题材的创作时说，写作当然要同时代和现实产生联系。但同现实联系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说写官场、工厂、下岗工人，写酒吧或商战，就是同现实联系了。和现实的联系最关键的是这个时代最深邃部位，即时代意志。时代意志非常复杂，它可能是来自权力，可能来自意识形态，可能是全民的共同想象。我经常想，我们的内心结构千百年来可能是不变的，所谓人性中有善与恶，有罪与罚等等，变化的是时代面貌，是加在人性身上的“力”，正是由于这个“力”，人性就会变形成另外一种极端的状态，如果说你能触及人性中最隐秘的部分 ，那一定也触及到了这个“力”。因此，就我个人来说，我关注的是现实或时代面貌下的人性状况。我认为这也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功能所在。
　　记者在采访中与作家、评论家得到的共识是，任何一部作品的推介，首要考虑的是这部作品全面的品质和这部作品的整体作用。一部仅仅关注到现实而在文学艺术上欠缺很多的作品，或是只注意艺术却离开时代、游离于现实之外的作品都不算是优秀的上乘之作。我们力主推介给社会和读者的是那种在各方面都有不俗表现、能够流传下来的作品。当然，这是我们希望并且一向为之努力的并不容易的工作。（中国作家网 胡殷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