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黎光告诉记者，很多人听说我在写关于非典的报告文学时都劝我说，非典过去了，一提这两字就不会有人想看这种作品了。但我坚持仍然要写这部作品的原因是，那阶段的非典虽然过去了，而它长长的阴影并不会消失。这次关于非典的话题再次被提出印证了我的担忧和思考。我的这部《瘟疫，人类的影子》由头是非典，但我是从地球的形成、生命的出现、瘟疫的产生开始写，时间跨度达几十亿年。我在工作之余参考了近600万字的资料，用了八个月时间进行创作。非典后我虽然已发表了《守护生命》和另一部关于非典事件的报告文学，但后来我觉得还是有话要说——要说的不是非典本身，而是人和瘟疫永远无法脱离的关系。我这么多年的写作，做的无非是两件事：一是把社会悲剧剖析开来放在读者面前，让你觉得那得一种不应重复的教训；二是在寻找一种最美好的情感抒发出来，奉献给读者。
　　从1997年的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后来再次以报告文学《生死一线》夺取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以来，杨黎光的创作可谓是硕果累累。这位总是感觉被推着走、被一部一部作品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作家，对记者在“杨黎光”之前加上的那些定语这样解释，报告文学作家和小说家可能不一样，时代要求他的东西更多一些。比如1998年洪水、2003年的非典，冲到一线的都是报告文学作家，因为报告文学是纪实的艺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报告文学作家是行动主义者，他必须在历史事件当中。
　　记者提出，既然时代对报告文学作家的要求很高，那么报告文学作家是在追赶时代潮流呢？还是强调他所创作的作品能够起到推动时代前进的作用呢？杨黎光说，我并不是一个追赶时代潮流的作家，追赶时代潮流的作家是没办法沉淀下来的。我的作品看起来是和事件同步在写，其实我所经历的事件和我正在着手准备进行创作的，媒体都已经报道过了，社会炒作热度已经过去，这时我才去的。我不赶热点，必须让自己的思考成熟了才动笔。事件最热的时候，也是最没办法沉下来思考的时候。写这部作品的初衷，就是想把我由于非典而引发的更深刻的思考告诉读者，并希望引起读者的思考。
　　杨黎光说，报告文学这种文体总是与时代紧密相连的，报告文学热的时候，也是时代发展或是剧烈变化的时候。90年代我开始写报告文学时，改革开放进入相对平静的时期，社会也进入一个思索和酝酿的过程。我的作品为什么会产生一种社会效应，我想有社会和我个人的两个因素。社会的因素是当时计划经济刚刚向市场经济过渡，很多人钻经济规则不完善的空子，行贿受贿使社会产生不公平，不公平的社会就不稳定，国家就要打击。我通过几个大的事件找到了一个载体，写的是和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的。在创作《瘟疫，人类的影子》时，我仍然坚持一向注重的“塑造人物”，而不只注重记录事件的创作思路。我调动了一切文学手法来塑造人物。我本人就是作品中的一个人物。
　　杨黎光说，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生命，如果不能保证它的真实性，就应该写成小说。写到今天，我有一份强烈的责任感，向我的人物负责，同时向我的读者负责，如果没有办法拿到第一手资料，那就告诉读者这不是第一手拿到的资料，以及哪些是我的分析、我为什么这样分析。我把它全部摆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去评判。
　　杨黎光的作品被读者喜欢不仅仅是因为他讲的事件真实可信，其实，他讲的每个事件都是被别人讲过的，但别人还喜欢读他写的，这应该归结为杨黎光提供给读者有别于其它形式的文学感受。杨黎光身为《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辑，是高级记者，这使他的报告不会逊色；他还是一位作家，他文学的功底使他的“报告”更好。（中国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