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文学批评的著作经过两年多的周折，终于出版了，作者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不少热心的评论家、作家、编辑为了这本书的出版而奔波努力，因为他们都被这位为文学而殉道的年轻人所感动，他们希望表现在这位年轻人身上的献身文学的精神不要从此随风飘逝……
　　这部著作是《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张钧是这本书的作者，而他却没能看到这本书的出版。
　　张钧1999年4月去世，死于肺癌，刚满40岁。在这之前，癌细胞早已在凶残地吞噬着他的躯体，而他全然不顾身体的极大不适，为完成这本书的计划颠簸于大江南北。那时，他是东北师范大学的一位讲师。
　　1997年，张钧获得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的个人化写作。为搞好这个项目，张钧做了大量工作，阅读了许多相关作品及大量理论文章，做了几十万字的访谈提纲，专程采访了全国各地近30位新生代作家，并整理完成了50万字的访谈录，20万字的论文，历时三年，直至积劳病发，终于带着未竟文学事业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据记者了解，那些曾接受过张钧专访的作家们，回忆起当年的情景，都感到张钧做这份工作很不容易，更增添了对他的敬佩。河南作家李洱还清晰地记得，那年4月，他与墨白到郑州火车站去接张钧，看到张钧拎着一个大包在出站口出现的时候，他的印象是“像头猫头鹰”。李洱回忆说：“张钧能给人一见如故的感觉，也就是所谓的见面熟。还在车上，张钧就将他此行的计划向我们说了一遍。他似乎处于一种亢奋状态，语气激动，虽然经过长途旅行，却毫无疲态。吃饭的时候，我和墨白向他敬酒，他说他不能喝酒。我问他怎么想起来搞这样一种访谈活动。他却突然讲起他早年的流亡经历，讲得认真仔细，并且继续保持亢奋。直到后来，知道他得了肺病，我才算了解他为什么会给人留下亢奋的印象。”
　　张钧在郑州与行者、墨白和李洱进行了三次对话。几位作家都惊异地发现，为了进行访谈，张钧的阅读量惊人的大。李洱的印象是，他不光读了小说，而且读了关于这些小说的评论。这一点确实让人不能不佩服。了解到朋友们对张钧的这一评价，记者感慨万分，联想到一些批评家作品尚未读完就可以长篇大论，指手画脚，我们就完全有必要对作为批评家的张钧表示尊敬了。接受过张钧采访的作家们说，张钧在访谈对话中好像不是一个人和你对话，而是拉着许多批评家和你一起对话，因为他的许多提问来自那些评论。
　　李洱回忆在郑州见到张钧时，张钧的身体就已经有不适之感了。他感慨道：“张钧说过他曾经尿血，还得过肺结核。他离开郑州时，好像还发着烧。他急匆匆地赶路，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不断从他本人以及朋友那里知道他的行踪：武汉、南宁、昆明、南京、上海，他跑遍全国。他做完了系列访谈，回到长春之后，给我来过一封信，说他又准备编写新生代作家理论卷。他的计划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后来又没有了消息。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说他患了肺癌。”李洱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几天之后，李洱又从朋友那里知道了这一些详情，得知他曾到北京开过刀，但医生打开之后，又原封不动给他缝上了。北京的朋友还请他吃了顿饭，据说他豪情不减当年。李洱说：“张钧在电话里表现得很乐观。他提到一些身患肺癌却长寿的人，比如索尔仁尼琴。没想到，再次听到他的消息时，张钧已经远走高飞了，提前到了我们以后都要去的地方。”
　　记者了解到，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拿到刚刚出版的这本书后心情十分沉重，因为他为这本书的出版做了很多工作，深深了解推出一本严肃的文学专著是何其艰难。他说：“我是早就看开了，多少人在无数次繁琐不堪的填写表格之后，所获得的不过是多弄些银两花花而已。真要想通过项目资助来推动学术，几乎是异想天开。在我看来，人文科学的进步就如在崎岖的小路上攀登，每前进一步都要花费极大的力气，而且是个人独立的艰苦劳动，无法像现在的项目资助观念那样，完全参照理工科组织人马集体攻关的方式来支配研究人员的时间和劳力，处处充满了大兵团作战的空间姿态，最后把钱都散落在请客、开会、公费旅游、资助出版学术价值不高的著述，等等，为花钱而花钱，为资助而资助，为浪费而浪费，真正的学术工作却在大量重复性劳动中原地踏步。而能真的利用项目资金去攀登崎岖小路、探询学术真谛的，终究是寂寞的少数。张钧正是这样少数的充满个性的学者，他为了研究与90年代社会生活同步出现的新生代作家的创作，不仅阅读大量的作品，而且走出书斋，跑了许多城市，对30多位新生代作家进行采访和对话，由此来掌握大量的第一手研究资料，从感性上贴近、理解和认同新生代作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古以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治学道路，我完全能够想象张钧为一个研究项目奔波于全国各个城市风尘仆仆的情景，他对学术工作是何等神圣的虔诚。他虽然因积劳成疾而没有最终完成自己的项目，但他是倒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可以说是用自己的生命殉了自己的事业。”
　　张钧曾将他的文学研究计划说给陈思和听。张钧的研究计划是三部书稿：一部是他与新生代作家的对话录，一部是他编的新生代作家的小说理论集，还有一本是他自己写的研究论著。陈思和感到张钧所采用的是最朴素也是最艰苦的治学方法。陈思和答应将他的书稿推荐给上海的出版社，但令陈思和最痛心的是，张钧还是未能在生前看到自己的书稿问世。张钧病中，在北京、长春都和陈思和通过电话讲述病情，有一次做化疗以后呕吐得难受，就打电话给陈思和，在电话里张钧泣不成声，直说真是生不如死。到现在陈思和每每想起这句话，张钧的声音还犹在耳边。陈思和很明白，张钧最关心的还是他呕心沥血整理出来的对话录的出版。陈思和也曾设法赶快出版这本书，为此换了一家出版社，但由于种种客观上的阻力，终于不能在张钧生前让它出版，给死者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陈思和说：“张钧已经去世快两年了，他的遗著还在几家出版社之间转来转去，这时候让我体会到鲁迅当年在殷夫的《孩儿塔》序里所说的，亡友的遗稿在手，就像捏着一团火。”
　　有幸的是《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女士知道此事后，将书稿纳入自己主编的《南方批评书系》并介绍给广西师大出版社，这也是当前中国出版界最有影响的支持学术的少数几家出版社之一，他们将其作为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精心编辑，并于最近出版。这使牵挂着这部书稿命运的人感到了欣慰。陈思和说，这是张钧不死的证明。
　　《南方文坛》在介绍这本书时说：
　　为了纪念一个人，一个真正的文学殉道者。
　　为了一份20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家的生命追求与艺术良知，为了英年早逝的张钧为新世纪中国文坛留下的一种永远的文学精神。
　　我们相信，这样一种纯洁的文学精神将永驻中国文坛。（中国作家网 胡殷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