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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坤是一位成名之后一直活跃在一线的作家，每有新作问世，总能引起广泛关注，并且摘取过各种文学奖项，曾获得过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九届庄重文文学奖、首届冯牧文学奖、首届女性文学成就奖、首届青年文学创作成就奖，三次获得《小说月报》大众评选“百花奖” 多次获得《中国作家》、《人民文学》、《小说选刊》等评选的优秀小说奖。新近出版的长篇《八月狂想曲》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胡：在你的创作历程中，先锋派小说无疑是最早引起关注的。王蒙称你“虽为女流，堪称大‘侃’；虽然年轻，实为老辣；虽为学人，直把学问玩弄于股掌之上；虽为新秀，写起来满不论（读吝），抡起来云山雾罩天昏地暗，如入无人之境。”这样一批作品，是在什么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你自己如何看待这些作品在迄今为止的整体创作中的地位和价值？
徐： 你刚才引用的那段话，是王蒙先生早在1994年发表在《读书》杂志专栏上的文章，《后的以后是小说》。他对我的创作进行了中肯的评价，也有善意的批评，至今我仍然十分感激。
我的小说创作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的。1989年我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1990 年底，我和中国社科院80多名刚刚走出校门的青年学者一起，被派到河北省农村下放锻炼一年。那一年我25岁，第一次到农村，接触到广大的农村基层生活。那段生活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回到北京后，立即以此为背景创作了中篇小说《白话》，小说发表于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大型文学刊物《中国作家》上（1993年第1期）。作品发表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并很快被最有影响的文学选刊《小说月报》转载。从此，便一发不可收，先后创作了《先锋》、《热狗》、《呓语》、《梵歌》、《游行》、《女娲》等具有较大影响也引起了较大争议的中篇小说，以描写知识分子生活的居多。那个时候，也正好有一大批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如江苏的毕飞宇等相继登上文坛。我跟他们一起被命名为“新生代作家”。
在1994-1995两年的时间里，我的小说连续获得《中国作家》、《人民文学》、《小说选刊》的优秀小说奖。之后，又以《遭遇爱情》、《狗日的足球》、《三月诗篇》、《厨房》等小说分获《小说月报》、《山花》、《作家报》、《芒种》等期刊的优秀小说奖，并在1998年获中国作家协会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联合评选的“中国当代女性作家成就奖”，2000年获得首届“冯牧文学奖”之“文学新人奖”。
正如 首届“冯牧文学奖”专家评语中所写的那样：“徐坤以女性作家与年轻学者的双重身份立足于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其先锋姿态与女性视角令人耳目一新。尤为值得称许的是，她注意把握先锋精神与读者审美传统和本土文化的辩证关系；她坚执于女性视角却又不放弃对变革中社会生活的多层面扫瞄；她揭示知识男女情趣、心理中多种欲望的躁动，却又在深层呼唤着人与人之间‘彼此善待，真心贴近’的和谐关系，其形而下的具象与形而上的哲理水乳交融。徐坤的小说技巧趋于圆熟，风格轻巧，如何走向阔大与深沉，将是她面临的新的挑战。”
如何迎接和面对这个挑战，是我在新世纪到来时即将遭遇和必须解决的问题。但是在当时，我个人对这一切尚还没有清晰的认识。从二十几岁结束学生生涯走向社会、到登上文坛，我一直是在写作中成长的，从作品中能看到生活和成长的轨迹。人的成长是一个过程，中间会经历很多事情，必须给以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去完成蜕变。
胡：我读过你的很多获奖作品，我个人认为你的创作还是有阶段性的变化。在此之后，你的作品似乎逐渐转向女性主义写作，你这个转变的思想契机是什么？
徐：的确，女性主义理论一度给我的创作带来很大影响。也给中国当代女性作家的创作带来很大的影响。十多年前，完全是由于职业的原因，使我成为积极研究女性主义理论并积极进行创作实践的女性作家之一。大家可能还会记得1995年在中国召开的第四届国际妇女大会，它将中国的女性主义运动推向高潮。那一年的妇女运动，许多人都有参与，不光女作家、女学者、女官员，甚至连普通女性老百姓，也为女性性别的被高度重视而欢欣鼓舞！对于广大女作家来说，至少，我们知道从此写作可以不再“匿名”了，不用再有女扮男装的“木兰情境”。这种情境，在我身上很典型。我先期的小说《白话》、《呓语》，叙述主角“我”都是男性，致使许多读者都一直以为我是一个男作家。那时候我是刻意这么做的，不想让人知道写作者是一个“女作家”，不想被人看低。这跟我在社科院的工作性质也很有关系。干我们这行的，没有男女，只有业绩，只有研究学问的实力功底如何。学问做得好，就会受人尊敬，至于“性别”什么的，不在我们的思考范围之内。女性性别隐匿得越深越好，免得造成外界对你的负面评价，造成对个人思想深度的干扰。
好了，现在，女性主义运动来了！“男”与“女”又一次获得了文化意义上的平等。文学创作中的性别公开化，可以让女作家不再因为自己是“女性”而压抑，不再有被男性批评家瞧不起的隐忧。我是满心欢喜的投入进去，大书而特书！跟那些“自在”的女性作家不同，我属于是“自觉”的女性主义作家，是先有理论，后有实践，理论指导照耀下的实践。一方面，它可钉可卯，一一对应；另一方面，又略显刻意，有古板生硬之嫌。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给我的研究生涯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和视野，那一时期做过许多这方面的课题研究，出版过论著《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博士论文做的也是这方面的题目《文学中的疯女人——论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小说》。同时，也创作了许多女性主义小说，像《厨房》、《遭遇爱情》、《狗日的足球》、《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等。
应该说，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大规模的女性主义运动，加快了中国的男女平等进程，尤其是在文化上平等的步伐，增加了中国女性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程度，特别是成就了一大批女作家，出现了一批好的女性主义作品。譬如近年来获得茅盾文学奖等几项国家大奖的作品《无字》、《长恨歌》等，不光是成为文学经典，也成为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经典。
但是，女性主义理论自身，也存在着它的问题。正如写作《影响的焦虑》和《西方正典》的美国批评家布鲁姆所说，类似女性主义批评、拉康的心理分析、解构主义和符号学等当代一些流行批评理论，难免要以颠覆以往的文学经典为代价，并特别重视社会文化问题。中国当代文坛女性主义研究和写作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困境。站在2008年的今天，回过头去审视我们的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我想，其价值体系、文学审美谱系、躯体修辞学体系实际上是混乱的，充满矛盾困惑和不确定。一方面，它必须要颠覆和破开，建立自己的理论平台，另一方面，处于中国这样一个现实压力下，它又时刻想校正自己，达到跟传统文化精神和当代生活的和解，因而自身总处于悖论中。
当我们用十几年时间走完了第一步，也就是对经典的打碎和颠覆阶段以后，下面却不知道该怎么走，打碎以后，我们却并没有能力重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跟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经典产生尖锐矛盾，几乎是不可弥合。所以，眼下的女性主义陷入困顿，走不下去了。
我自己也同样受过蛊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写过一些生硬的“女性主义”作品，类似于《相聚粱山泊》《爱人同志》之类，羞于提起。但是，不要忘了，任何一种文学反抗和实践，一开始都是新鲜的、蓬勃的、有生机的，都必须给它时间，让它完成标榜和检验自己的过程，直至走完困顿和无望的全境，而不能硬性的扼杀。
胡：近年来你转向现实主义写作，其实我知道这样问也并不准确。你早期获奖小说《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就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从先锋派、女性主义到现实主义写作，你的转变是有意还是无意？
徐：我自己的创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经历了一个波折起伏的状态，不断遇到困难，然后费尽心思调整，不断反思，并最终从困顿里走出来。譬如，我在 2006年底的中篇小说《杏林春暖》（《小说月报》原创版2007年第1期），刻意将女性主义发挥到极致，写男性的文化阉割恐惧。写完这个以后，就进行不下去了，发现有太多的歧途和无意义。于是我就开始反思，并逐渐醒悟。获奖小说《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让我看到了现实主义的无穷源头和深厚魅力。
直到2007年的长篇小说《野草根》，使我重新找回写作的意义。后来，《野草根》与贾平凹《高兴》、曹乃谦《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等共同被香港《亚洲周刊》评选为“2007年的十大中文小说”。《亚洲周刊》认为它们均是在用爱情、乐观、贫穷等角度折射苦难与教训这个共同的景观，“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苦难与教训，是2007年中文十大小说的主旋律，而文学情怀往往是更高意义上的责任感与爱心”，是以“共和国经验作为重要灵感源泉”。我认为评委们的论断很中肯。目前我要做的，是回归经典，回归传统的文化价值观。
这期间，我也在不断尝试话剧剧本的创作。话剧《性情男女》、《青狐》（根据王蒙同名长篇小说改编），雄浑厚重，在文坛和话剧界都产生很大影响。《性情男女》以当代都市婚姻家庭为题材的小剧场话剧，所涉及的婚恋家庭伦理话题直戳每一个观众情感深处最薄弱的神经，继续探讨现代人关于“幸福”的种种理解。该剧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已经在北京和上海演过五十多场，并以一元钱的版权费出让给哈尔滨话剧院。
2008年出版的《八月狂想曲》，我个人认为，是我创作过程中的又一次重要飞跃。
胡：关于《八月狂想曲》的创作，有些人认为你是在“趋时”，但从头至尾读过这部作品的评论家则认为，这部作品是集你创作手法之大成，是你全部生活的积累，你怎么看待这两种说法？
徐：如果真要说是“趋时”，那么，这个“时”是必须趋的，非趋不可！正如有学者阐释的那样，从《周易?系辞》中“变通趋时”演绎而来的“趋时”，在今天，“就是对时势的认识，对时机的把握，对时变的感受，对时行的觉悟”。奥运是全民族的盛事，是中国人百年梦想的实现，是中国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一次盛妆亮相！作为一名作家，歌颂奥运，参与奥运，责无旁贷！尤其是一名身处主办地北京的作家，更是有责任有义务来书写奥运，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对于我自己的创作来说，可能也需要有一次机会全面提升和检验一下自己以往的写作，包括以往二十多年写作中（从学生时代发表论文时算起）所有的经验、方法和技巧，都需要来一次大集成，同时，最关键的，也是需要有机会在小说体现和表达一下自己人到中年以后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深入思考。这次写作〈〈八月狂想曲〉〉，正好提供了这么一次机会。如果不是这次机会，我想，早晚我也会在别的写作时段找机会来进行集中表述的。就像作家陈忠实讲过的，人到中年以后，几时能写出一部大部头的“可以当枕头的书”，这个问题会成为写作焦虑。年龄渐长，我也逐渐面临着这样一个焦虑。
胡：《八月狂想曲》的创作何时开始酝酿、构思？
徐：最先是作为单位任务下达的。北京作协作为2008奥运会举办地的作家协会组织，早在2003年底，新一届作家协会领导机构换届成立之后，作协分党组和主席团就开始着手就奥运的宣传工作进行动员。作协并没有采取行政命令手段，而是采取人性化处理方式，与作家交心，用真情感化，帮助大家营造良好的创作环境，解决大家在创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使作协形成凝聚力，向心力，让大家把作协真正当成自己的娘家，主动并乐意为作协分忧，使作家们无论接受作协分配给的什么任务，都心甘情愿，乐意完成。
2004年初，作协指派了在职的两位专业作家曾哲和我来承担奥运写作的任务，曾哲写报告文学，我写长篇小说。之所以选择我们俩，是因为在当时在编的不到十名在职作家中，只有我俩尚属年轻，体力上稍占优势。奥运写作是一项需要大量外出采访的活动，从2004年到2008年，它将是持续差不多接近四年的工程，工期长，任务量大，派老同志怕坚持不下来。
项目和人员确定以后，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的时间里，作协和两位承担任务的同志一起，都接受了漫长时间的艰苦、严峻的考验。大家知道，2003年和04年，正是北京的多事之秋，非典刚刚结束后不久，又有了国家体育场鸟巢的瘦身去盖风波，国内外反华势力抵制奥运的捣乱，还有后来副市长刘志华腐败案的暴光……整个奥运工程建设正处于一波三折阶段。一时气氛十分紧张。奥运宣传纪律也更加严明。要想进去采访，必须经过市委宣传部、2008办、奥组委层层报批。除了市委和奥组委在规定的时间、将指定的部分需要对外宣传时，才统一进行新闻发布会外，其他的部分一律不许对外宣传，也一概不接受采访。
我们的采访和写作工作都受了非常大的影响。奥运写作不是闭门造车，不采访，就没法写。而且，奥运写作就跟奥运场馆建设一样，是一项封死后门的进度计划，到时候就得完成，晚一天都失去意义。我们十分焦虑，并且一度产生畏难情绪。面对困难，我还打起了退堂鼓，半年多后，向单位领导提出辞呈，力陈困难，提出要退出，不干了。完成不了。
面对这种情况，组织上也很着急。作协办公室的同志们集思广益，出主意，想办法，竭尽全力，首先先劝慰我们，把人留住，同时，积极为我们的采访创造条件。大道走不通，就迂回穿梭，走小路，想尽种种办法接近管理层和核心层，争取找到独门鲜活资料。动用各种力量，找熟人帮忙前去采访。正是通过这些私人关系，从事具体写作的两名同志才能从另外一种非官方渠道，偷偷潜进奥运管理层内，近距离接触到了奥运一线的管理者、建设者。
同时，在各方面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北京作协还组织有关作家到希腊奥林匹克运动发源地去考察，亲访2004年雅典奥运会场馆，让他们对奥林匹克运动和奥林匹克文化有真切的感性认识。
在同志们的帮助和鼓励下，在组织上的关怀下，我们两个写作者很快焕发了斗志，打起精神来，克服了前期采访和资料收集整理以及后期写作上的重重困难，都在规定的期限里交出了满意的答卷。曾哲创作出第一部奥运场馆建筑长篇纪实文学作品《觉建筑》，这个“第一”，不仅在北京市范围内，在全国也是第一个，因而引起媒体的特别关注。在市委宣传部的专门批示下，市属主要报纸都做了专版评介或作者专访。作品在《十月》杂志首发，发表不久，就获得了2002-07年度的“十月文学奖”
我的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八月狂想曲》，是全国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以奥运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稿子完成后，得到出版社老总和杂志总编的高度评价，认为是宏大的叙事，诗史性的概括，人物形象鲜明，对当代生活进行具有深度和广度的揭示，热情讴歌了改革开放新一代建设者管理者的献身精神和济世情怀。
这样的成绩已经超出了作协的预期，实在让大家大喜过望。只有我们身边的亲人和周围的同志们，才知道这四年来，我们遇到了多少挫折和障碍，克服了多少家庭和个人生活上的困难。我们就跟上场的运动员一样，拼力跑着一场写作上的马拉松。其情形，真如同我的小说里所写：四年下来，我的头发都白了。
胡：创作这部作品的思想观念较之以前有什么变化？
徐：随着采访的一天天深入，事情渐渐有了转机！首先让我吃惊的，是奥运建筑设计团队的年轻！负责奥林匹克公园景观打造的建筑设计院的院长和总设计师，也就是三十几岁年纪。而那个“鸟巢”的中方总设计师，参与这项二十一世纪新地标式的伟大建筑设计时，才仅有33岁！设计“水立方”那个团队里的青年人，还有更小的70后出生的一代人。就是他们这群人，英姿勃发，斗志昂扬，充满欢乐，充满自信，以青春年少的风姿，热情投身于这一场伟大的时代历史变革。
因为是通过私人关系介绍而来，他们客气，放松，有趣，友好，在彼此的交谈里就有了私下闲聊的色彩。同时，言谈话语里也流露出那样一份自信，务实，和偶尔的傲慢。面对世界，他们毫无惧色，充满征服的欲望和信心。理工科出身的履历，也教他们的思维更直率，更简单，也更有力，跟我所熟悉的身边叽叽歪歪的文人知识分子思维方式大异其趣。他们是这个全球化时代率先让中国的建筑能够跟世界平等交流对话的一批人。
见到一个比一个更小的年轻人，让我大受刺激！
缺口正是从这里打开。创作的亮光、灵感也正从这里突然迸发而来。就仿佛黑洞洞的屋子里，突然出现一条裂缝，混沌的大脑，仿佛被撕了一道口子，阳光就从那裂缝里蓦地透射而来！
多么青春呐！他们！多么青春而直率！
多么朝气蓬勃！多么英姿焕发！
眼前这一幅幅图景，正是青春中国的写照啊！
是啊！青春中国！为什么不从“青春中国”这里入手呢？
奥运会本身，就是人类青春膂力的一次竞赛和展示。我们说“新北京，新奥运”，而不说“老北京，新奥运”，也是为了标明一个“新”字，标明二十一世纪伟大中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朝气，沸腾，蒸蒸日上，雄心勃勃！
“青春中国”这个意念，突然之间，就把我的思维唤醒！
青春中国，它承接的正是百多年前、梁启超李大钊等仁人志士提出的“少年中国”的理念。一面“少年中国”的旗帜下，聚起了那么多彪炳历史的风流人物：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赵世炎、邓中夏、高君宇、张闻天等……这些人，均出于“少年中国学会”。他们，就是要摘掉我中华“老大帝国”的帽子，充分肯定少年富于进取的前瞻意义。
而今，一个世纪过去，我中华国家正在迈向盛世青春时代。“红日初开，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的壮丽景观正展现在我们面前。
青春中国，正是可以承接历史、朝向未来的一个题目。
就从这里入手吧！
胡：具体写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吗？《八月狂想曲》应该算是“遵命文学”吧？你怎样看待这种写作？
徐：“歌颂青春中国”的立意是有了，但怎么能把它实现，怎样才能把它变成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它的起承转合、高潮段落、矛盾冲突都设置在哪里，仍旧是一个问题。
我开始构建小说的整体框架。有四个层面必须要涉及：
首先是管理层；其次是建筑师层面；再有是运动员层面；最后是老百姓。四个层面，缺了一个，都开不成个奥运会，也写不好个奥运会。
但是没有一个层面的语言生活行为方式是我所熟悉的。
一切都如此陌生。一切都如此隔膜。
最先要克服的是，1，对建筑行业不熟的困难；2，克服主旋律写作方面的技术难度。
阅读是克服困难的有效方式。从建筑行业专业书籍开始读起，从工程造价、预算方案、工程监理、给排水设计、机电设备安装，到中外建筑史、古建风格特点、梁思成传记、赫尔佐格和德梅隆（鸟巢的瑞士建筑设计师）大师建筑风格、公共建筑设计、现代建筑演变、奥运场馆建筑招标方案……阅读的结果，便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其次，要学习掌握主旋律小说的写作特点。毫无疑问，这是一项鲁迅先生所说的“遵命文学”，它当然有自己的旨皈。通过这次写作实践，我要由衷的对那些能把主旋律文章做得好的作家表示深深敬意！比那些个人化写作、个性化写作，“遵命文学”的难度，实际上要大得多！作为一个受过严格写作训练和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人来说，炫技谁都会，偏偏，是在不炫技和无从炫技的情况下，要在扎扎实实的现实主义写作过程里实现题旨，难度可见一斑！
头一次进行这样的写作，一切从头学起。重读经典，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直到张洁《沉重的翅膀》，到张平《抉择》、铁凝《笨花》、王树增《长征》，这次的重读，跟以前置身物外的单纯欣赏性或批评性阅读毫不相同。这次是要掩卷沉思，仔细琢磨，回味，它的章节结构，矛盾设置。都有些什么技巧。每一本书的成功，看似简单，实则来之不易！都自有它庞大的和细小的原因在里面。
除了阅读，掌握技巧，同时，还将所有的采访录音录象资料反复听，反复看，还把那些文字一字字整理记录出来，以获取更有用的信息，光是采访笔记就不知做了多少；随时追逐报章杂志电视媒体上有关奥运的新闻，每一次的工程部分完工的现场直播都追随观看，生怕漏掉任何信息。
当故事有了一个基本框架后，李青副主席又专程招集我们两位创作者以及市委宣传部文学处有关领导一起开了一个汇报协调会，通过了最初的提纲。后来在具体写作过程中，又不断调整，修改，完善。
对于我自己来说，一旦进入写作状态，就物我两忘，专心致志，把自己想要表达的情怀如数表达出来。
如何做到领导满意，群众满意，又要表达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抱负、雄心、济世情怀，如何将这三者完美糅合到一起，这是我在小说里所要完成的任务。我希望我的这部《八月狂想曲》：
它是“遵命文学”却不是“应景文字”；
是当代中国二十一世纪初风情人物的真实记录，而不仅仅是一时一事的奉命写作。
我动用了多年生活积累，经过克服重重困难，从“不会写”到把它写完，象登一座珠穆朗玛峰，中间经历了非人的折磨。明明知道山巅就在那儿，遥遥可见，就是上不去，缺氧，憋闷，耗尽心力。每天闭上眼睛是噩梦，睁开眼睛还是噩梦，梦见的总是考试，交卷时间到了，题不会答，总也答不完。那种压力，跟个人化写作的压力全然不同。个人化写作毕竟可以自己把握，进退有余，这却是一种根本没有退路的压力，往上走，缺氧爬不上去是个死；往下退，同样缺氧退不下来还是个死。我一想，反正都逃不掉一死，莫不如死得好看点，到达最高峰顶再倒下吧！
写到主人公建筑师梦见死亡那一段时，那分明就是我自己真实的梦，真的在梦里看见了死神。醒来吓得要命，胸闷，赶紧摸过几粒速效救心丸吃了。那是我头一次吃那种小药丸，第一次觉得自己有心，有了“心脏”那么个东西。最后直写到眼睛看不见，手腕出毛病，鼠标手，网球肘，颈椎严重疼痛，整个人也快要残废了。
期间痛苦的是，不光要一天天数着页数写作，同时还要随时观测、等待，等待不知道什么变故的来临和重新调整。其中涉及到2004年雅典奥运会开幕式歌手“比约克”的一章，是在校样出来后，才现把她删去的。那个冰岛女歌手在我们国家上海演出时出事，乱呼西藏独立口号，已经遭受到处罚。
一个处在正在进行中的国家大事，期间总会发生许多意想不到。这也是小说的又一个难度之所在。必须时时盯住时局的变动和政策面的变化，随时对小说进行局部和细节的调整。这也造成小说在时间上的限定性：既不能出来得太早、也不能完成得太晚。
其他一些难题，诸如：作为这样一部敏感的政治小说，免不了有为地区讳、为名人讳的麻烦，所以，写的是北京奥运，却无法在北京的皇城根底下展开；设置人名、地名时，也要一遍遍在百度搜索引擎上检查，免得跟某些真实的地区和政治人物名字重复，给作品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总之，写作过程中遇到种种挫折，困难，都是预先没有想到的。
就这样，经过几个春夏秋冬，寒来暑往的辛苦劳作，我从风生水起写到雕梁画栋，从庙堂之高写到江湖之远，从横槊赋诗写到沧海碣石，从上善若水写到大隐隐于家，终于按照既定计划，在距离奥运开幕200天时，把50万字的长篇完成了。
胡：你对今后的创作有什么考虑，有什么计划？你还想从那个方面进行尝试？
徐：今后，要努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当了专业作家后，跟以前在社科院工作有很大不同。以前搞创作算自由写作，更多的精力放在本职工作搞研究上，是书斋里的苦行，可以读万卷书，行零里路。现在不行，创作是主要的，当一名职业作家的焦虑感和责任意识缠绕在身。像我这种从校门出来又一直在研究所工作的人，一马平川一帆风顺，当作家，在人生阅历、个人经历上简直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对广大的中国社会缺乏了解，对基层工作缺乏认识，光掌握了高超的写作技术，但写作资源匮乏，还怎么写？所以，现在，一有机会，就下去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从“读万卷书、行零里路”，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我来说，的确是一次大转变。不光是由于工作性质变化使然，也是个人主观上的一种认识和努力。以前喜欢游山玩水，出门也就是个照照相喝喝酒找朋友狂欢一通。现在出门开会采风，更喜欢下去，到工厂、农村、乡镇、企业、学校、基层采访，深入体验生活。写作《八月狂想曲》时就是不断的深入下去，采访建筑师、运动员、民工、老百姓；下到地震灾区后又去采访学校、医院、军队和政府机关。刚刚我又从鄂尔多斯神华集团回来，在大柳塔煤矿跟工人们一起下了矿井。每次下去，震撼都特别大，特别有收获。每次采访对心灵都是一种洗礼。
再过几天，奥运会马上就要在北京召开了！我知道，一个时代，属于〈〈八月狂想曲〉〉中出生于六、七十年代的那群主人公的时代，正在开始或已经结束。历史和时间已将记忆锁定。把昨天留给过去，我们应该坚定的朝向现在，朝向未来，在青春中国的旗帜下，向着每一个即将到来的波澜壮阔的日子，把酒临风，纵情高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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