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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木带我去看望村里最困难的贫困户阿憨,妇女主任也陪着一起去。
阿憨住在村尾的一幢破屋子里。唉,看了这个山区农民的家,你才对什么是“四壁徒然,一贫如洗”有了真切理解。你才会理解政府为什么要将扶贫工作当作最重要的工作来抓。你才会透过那些高楼大厦和灯红酒绿的表面,理解我们这个国家贫穷的程度。
阿憨的房子,其实只是四堵土墙围起来的一个小棚子。屋顶没有瓦,用杉树皮铺的。大门歪歪斜斜,好象就要倾倒。没有窗户,里边黑洞洞的,要过好一会儿才能辨清里边的东西。棚子一侧一个土灶,灶上只有一只黑不溜秋的陶盐罐。中间一张白木饭桌,放着一迭粗瓷碗。另一侧是个地铺,席子棉被胡乱的扔着,象个垃圾堆。而在床的一头,竟是两只大尿桶,一阵阵的臭味不断地从那里冲出来。除此以外,整个棚子里什么也没有了。
就在这个棚子里,住着阿憨一家五口人。八十岁的老娘,两眼已经瞎了好几年,路也快走不动了,整天坐在灶站前低着头打瞌睡。疯子老婆,经常跑出去十天半月不回来。儿子一出生就是个白痴,十几岁了还长得象七八岁,不懂得穿裤子,见了我们拍着手痴笑。清楚一点的是女儿,在读四年级。阿憨自己,就象他的名字一样,长的很粗壮,却憨憨的,只知道死干活,对家计一点也没有划算。
妇女主任说,别看阿憨老婆是个疯子,越疯越会怀孩子。每次村里妇女计生检查,最头痛的就这个疯婆子。要派人到处去找,找到了又要花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劝她做检查。有一回她跑出去半年,回来一查,竟怀上了孕。好不容易哄得她上了人流手术台,开初还挺老实,任由镇里医生将她下边的毛刮掉。没想等医生转身去拿工具,她一骨碌翻起身,从窗口跳出去跑了。又费了好多力气才把她弄回来做完手术。
这样的一家,不要说在赤岭这个贫穷山村,就是在世界首富的美国,也是命中注定要受苦受穷一辈子。除非他的祖上有大笔财产遗留下来。我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人降生世上?既然降生了,他就有一份人的权利,就要活下去,就要娶老婆,就要生孩子。可他自己又没有足够的能力供养这一家子。好在他是生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他可以年年得到救济,不致于饿死。
老木说,阿憨的困难是出了名的,每年镇里扶贫救济,第一个就排他。前不久,还送了一床棉被,不然这个冬天怎么过还不知道。
阿憨正好在家,见我们来,显出很高兴的样子。连连请我们坐,还要请我们喝茶。可是这么一个小棚子,只有两张歪七倒八的板凳,往哪里坐呢?
老木说:“南工作来看你,最近有什么困难吗?”
阿憨裂裂嘴:“没有,没有。家里有米吃,有被睡,比前几时好多了。全靠你们啦。”
妇女主任说:“你老婆又出去了?女儿呢,最近书读的怎么样?你这一家,将来就看你这女儿了,要好好培养。”
说到女儿,阿憨更高兴了,他指着墙上一角说:“喏,前几天还得了个奖状呢!”
我凑过去看,原来是一张学校作文比赛一等奖奖状,虽然很小,那闪亮的红色却使这间黑棚子回荡着一股暖意。
阿憨说:“学校老师,叫她代表全校到县里参加比赛呢。到县里去要花不少钱的,我对老师说,能不能不派她去。可这孩子就要闹着去。”
我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种机会不是每个孩子都有的,你应该支持呀。”
阿憨摇着头说:“一分钱都没有,拿什么支持?要不是阿蓓,叫我一点办法都没有。阿蓓真好,一回来就来看我,听说这事,马上拿了五百元钱,说一定要让孩子去县里参加比赛。”
听到阿蓓已经帮他解决这事了,我很感动,松了一口气,对阿憨说:“既然这事解决了,我们就走了。有什么困难再来找我吧。”
回家的路上,妇女主任突然问我:“南工作,问你一件事,你是大城市来的,坐台是什么意思?”
我有点纳闷,反问:“问这事干吗?莫非你也想去坐台?”
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妇女主任已经三十多岁,这种年纪的农村妇女,连半老徐娘的风韵都没有了。
妇女主任笑笑,凑近我,低声说:“我听人家说,坐台就是做鸡。”
看来阿蓓在城里做的事,瞒不住村里人,但我还是想替她掩饰:“那倒不一定,坐台跟做鸡还是有区别的。”
妇女主任却坚持自己的看法:“都是陪男人,还不一样!要不然,阿蓓一个女孩子,哪能挣到那么多钱呢。”
我对妇女主任的话有些反感:“你又怎么知道她挣了很多钱的?”
妇女主任说:“满村子的人都这么说。以前她家穷的抬不起头,到处欠钱。她一回来,就把所有欠钱还掉。她爸她妈走路腰杆都直起来了,对人说要盖一幢大大的新楼房。她哥跟人打牌时,甩的啪啪响。还说要承包开发荒山呢。要不是有钱,口气能这粗?”
阿木插嘴说:“这是好事嘛,我们赤岭从来没出过富人,出去做事的人也从来没有回来的。阿蓓发了财,能回来搞开发,还是懂事。我们村现在最需要这种人了。”
阿木不愧当了十几年干部,比一般村民眼光远大。所以我赞许他的看法:“阿蓓这样是很难得的。只要她肯把钱投资到村里来,我们就欢迎。我们村的荒山那么多,真要开发出来,奔小康就有希望了。”
阿木说:“老南说的对,要改变赤岭面貌,就要在山上做文章。我们一定要鼓励阿蓓投资开发荒山。只要她肯投资,管她钱从哪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