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在几天后现出了曙光。这一天，我外出路过玉树州州委的门口。我往里瞅了一眼，看到一栋楼门口挂着玉树州团委的牌子。我心里一动，想我怎么没有想到找共青团的人试试呢。
　　我以前参加过团中央的几次活动，感觉他们是一个热情洋溢和充满活力的团队，且富于传统。几年前帮我找到朵朵下落的就是青海团省委的工作人员，我于是拐进大院，进了那栋大楼——好在，团委办公室在一楼。
　　我话说从头，把朵朵的故事跟办公室的几个人又讲了一遍。正说着，屋外进来一位官员模样的中年男子，后面还跟了几个随从。来人跟屋里的人寒暄握手表示着亲切。旁边人小声告诉我，说这位是青海团省委钱桂仑书记，此次下来视察工作。
　　我说是吗？不知哪儿来的勇气，我上去打断了钱书记，说我正有事儿找他。
　　原本，钱书记要在楼上会议室做报告的，这是开始之前的例行慰问，结果被我打扰。我第n+1次地讲述朵朵的故事时，钱书记表现出了极好的修养和耐心。他的随从几次看表试图中止我，都被钱书记制止了。
　　待我讲完，钱书记作了“开示”。他说一个生活在北京大城市里的人，离青海这么远、离玉树这么远，这么多年来却还一直关心着一个藏族孩子，他首先要替这个孩子感谢我。
　　我不好意思，说这倒不必，青海和藏地也给了我很多东西，那些是我在内地都市寻找不到的。钱书记然后说：“你放心吧，这件事我们团省委管了。你有什么要求和想法尽管说，我们负责把它落实。”
　　因为要开会，州委的领导都已在楼上就座，钱书记抱歉说不能跟我细聊了。钱书记在一张纸上写下他的电话号码交给我，说他还将在基层考察一段时间，如果我回西宁后能和他碰上，再仔细讨论。
　　见钱书记如此，州团委的干部也表态，说会帮助完成朵朵上学的心愿。
　　出到外面街上，我心情很轻松，神清气爽，之前一直的头疼都好多了。我终于给朵朵找到了保障，虽然没有立即实现，但一定会的，朵朵会再次回到课堂。
　　我买了一把烤洋芋坐在路边的台阶上吃。烤洋芋非常好吃，吃得我齿颊生香。吃了一会儿，我想：钱书记固然答应了会负责朵朵的上学，但她的日常生活仍然是一个问题。而这个，说到底还是要民政局管，团委干预起来恐怕会不方便。
　　这样想着，我心里说：我是不是应该再去找找民政局？
　　可一想到要爬四楼，要再面对那些烤着火把我打发了的人，我还是有些不情愿，觉得抬不动腿。我一口一口吃着烤土豆，每吃一口我都在想：
　　“去，还是不去？这是一个问题。”
　　等我把最后一块土豆吃完，我想我还是应该去。我从那么远的地方来，我走了那么多的路，经过了那么多年，如果仅仅止步于四层楼梯之下，我将来一定会后悔的。我了解我自己。
　　我从地上起来，拍掉裤子上的灰尘，再次来到州府大院。我以前以为，佛教只能教人忍辱和顺从，那个“精进波罗蜜多”就不知从何而来、在哪里体现。而当我抑制着剧烈的心脏绞痛，一步一步挪上四楼民政局，我想我可以解释什么叫“努力不懈、决不退转”了。
　　但我要找的人不在。
　　这一回，我直接找民政局局长。办公室里之前见过的人说局长不在，我说那么告诉我，在哪儿可以找到局长。大约我的脸色被心脏搞得很不好看，对方揣测了一下我的决心，然后给我写了一个地址，说办公楼装修，局长在家呢。
　　寇永泉局长没有因为我贸然闯到他家而不高兴。当然，我又把朵朵的故事讲了一遍。我现在再说朵朵的故事，已经越来越娴熟、越来越声情并茂了。我不再把它当作一件需要叙述的事，而是从我心中流淌出来的情感。
　　寇局长也向我介绍了玉树类似朵朵的情况。因为藏地严酷的自然条件，以及特有的宗教信仰和婚姻习俗，藏地有不少孤儿、单亲孩子、非婚子、被父母遗弃或自己出走的孩子，他们的境遇都不好，特别需要帮助。政府的财力和能力有限，没法把工作做得那么细，还是有很多令人忧虑的遗憾。
　　寇局长答应过问一下朵朵的事，他说：“也难为你有这样一份爱心。”
　　和寇局长的交谈中，他提到玉树一个叫“酥油灯慈善协会”的组织，说他们的救助对象就是以妇女儿童为主。真是凑巧，这个协会的发起者不是别人正是罗松活佛。我随即给罗松活佛打电话，罗松活佛这时已在海外，他非常好心地吩咐协会的工作人员与我联系，承诺一定会帮助我完成心愿。
　　“酥油灯慈善协会”是一个完全民间的慈善组织。协会取名酥油灯有两层含义：一，酥油是青藏高原最基本而不可或缺的生活资料；二，酥油灯象征着光明和信仰，代表了藏族人心灵皈依的所在。在慈善协会，我了解到罗松活佛他们从事慈善活动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协会中的许多捐助人都是海外慈善家或慈善人士，他们是一些“成熟的”捐助者，不只是一次性拿出钱来就完了，而是会提出自己明确的救助设想或对象，同时关注捐款的使用和结果。
　　慈善协会也不是把钱募集上来、转身再发下去那么简单，它需要周详的考虑、科学的设计、严密的组织，需要各方协调、认真执行，收集反馈信息，考虑可持续发展等等。这些事，必须要当作事业来做才可以。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青海省农牧厅常务副厅长阿旺·建措。阿旺厅长来玉树考察工作，我在西宁的朋友诗人翼人知道我还在玉树，介绍了我们认识。
　　阿旺厅长是玉树歇午镇人，早年在曲麻莱县黄河源区工作了十几年。曲麻莱是玉树最艰苦的一个县，有“曲麻莱、曲麻莱，进去出不来！”的描述。阿旺厅长常年在农牧区工作，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了解牧区藏民的疾苦和愿望。阿旺厅长这次来玉树的目的之一，是考虑筹建一个“黄河源发展基金会”，其中主要的一部分项目，就是要发展牧区教育、切实提高民众的素质和文化水平。
　　我和阿旺厅长谈得投机，阿旺厅长邀请我参与基金会的活动。我没有犹豫，立即答应了下来。但我对阿旺厅长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如果我再来青海、再来三江源，我必须有一个正式的汽车座位，而不能再坐折叠座。
　　阿旺说：“这个我可以保证，绝对没有问题！”
　　在和阿旺厅长的交流中，一个想法在我脑海中形成：我希望成立一个援助组织，为玉树牧民家庭中完成了小学教育但没有继续上学的孩子，提供一些与他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技能培训，比如加工奶制品手艺、制作皮革工艺、兽医、草场维护技术、裁缝、厨师等等。这些技能有助于牧民子弟在他们生存的土地上获得更好的生活，同时也将传统的草原文化接续下去。
　　我设想得很具体。我想可以跟内地相关的大学联系，邀请他们的学生到三江源地区来实习、考察，把他们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传授给这里的牧民，让知识活起来、有用起来。大学生们也会从中获得学识上的验证和技能上的提高，可谓相得益彰、互惠双赢。
　　我很为这个想法激动，我甚至已经给这个援助机构想好了名字：就叫“玉树少年”。我是从英语“teenage”中获得的灵感。英语里，“teenage”代表的是年龄在13～19岁之间的孩子。在现行中国，人们建“希望小学”的热情很高，但是对接下来的中学教育则关注不多。大部分老少边穷地区的孩子，在勉强读完了小学之后还是得重新回到土地，如果政府或有关部门能够用更为灵活、变通，更为经济、实用的方法，为这些孩子提供继续再教育，那样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命运。
　　有了明确的想法，我的热情高涨起来，努力也有了目标。我打越洋电话给罗松活佛，告诉他我的想法。罗松活佛很感兴趣，表示愿意将这个设想纳入他们慈善协会下一步的发展计划中。
　　阿旺厅长也说我这个思路有创意，弄得好能够成为很有价值的模式。
　　在玉树，我还做了一件事：将“玉树少年”这个名字注册申请了网络域名。它是我为玉树准备的一份礼物，将来有一天会用得到。

当我抑制着剧烈的心脏绞痛，一步一步挪上四楼民政局，我想我可以解释什么叫“努力不懈、决不退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