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嘎尔寺回来，第二天上午我在房间里狠狠睡了一大觉。中午吃过午饭，永登带我去拜访了他的舅舅久美老师。
　　永登的舅舅久美老师原先是囊谦县委宣传部长，上世纪八十年代退休后，先是在家钻研佛教理论，后来跟随在一位活佛身边，为他做翻译工作。我请教久美老师一个困惑已久的问题：藏族本地的干部是如何对待共产主义理想和佛教传统信仰的呢。我先问久美老师：“您是共产党员吗？”
　　久美老师瞪了我一眼，假装嗔怒说：“我是县委常委，你说是不是党员？”我一听笑起来，连忙道歉，说其实我也是共产党员，但对党的组织结构一直糊涂。久美老师说他1948年就入了党，是玉树最早的一批党员。我说：
　　“那么好吧，共产党宣扬无神论，您又在家里拜佛，这怎么说呢？”
　　久美老师说：“佛教也是‘无神论’，在这一点上它和共产主义是一致的！”
　　“什么？”我对这个论点闻所未闻，奇怪地说：“藏地寺院里供着那么多神，我认都认不过来，怎么还说‘无神论’！”
　　久美老师给我解释，说佛陀在世时一直反对神鬼崇拜，佛陀都不妄称自己是神，只承认是导师而已，引领众生按照自己的业行和愿心决定来世的去处，从来不敢强求。至于藏地寺院供奉的神佛菩萨，就像天安门城楼上悬挂毛主席像，或是普通人家里摆放亲人的照片一样，不是迷信而是敬重。久美老师最后说：
　　“佛教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在某种层面上是一致的，都希望人民有更好的生活。佛教也和共产主义一样，号召人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国际歌》里不是唱‘世上没有救世主，我们只有靠自己’吗，佛教也提倡自我救赎，‘业力说’的核心就是这个意思。”
　　久美老师一席话听得我目瞪口呆。以前我从没有听谁对佛教和共产主义作过这样的“比较学研究”。但仔细想一想，这样的论点也确实深有道理，令人豁然开朗。说实话，我以前挺替藏族人“发愁”的，想他们该怎样解决现时代国家的主体信仰和本民族特殊的历史传统呢。这样看，倒是我杞人忧天了。
　　可见，只要有“慧眼”，世间一切事物的实相都是相通的啊。
　　久美老师快七十岁了，但头脑非常清晰，思维缜密、逻辑严谨，说话特别讲究分寸。我不知道这是他之前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的积累，还是这些年学经理佛培养的气质。永登告诉久美老师我是一位作家，打算写一本关于藏地的书，要久美老师多给予我帮助。——永登总是很认真，我的事儿他特别当回事儿。
　　久美老师就问我，是要写一本关于整个藏地的书，还是只有关玉树的。我说希望用玉树这个地方作为平台，把整个藏地传统文化展示出来。久美老师追问：
　　“你到底是要写玉树，还是写整个藏地？”
　　我被久美老师这样盘问，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反而不敢回答了。我那时还人在旅途，每天有很多见闻和感受，脑子里有很多想法，具体要怎样结构这本书，心中并没有明确的概念。久美老师很敏锐，看出我的迷惘，说：
　　“我这样问你是有道理的。你要是光写玉树，是一种情况；你要是写整个藏地，各地又有各地的不同。比如西藏，很多事情和康区就不一样。”
　　“是吗？”我不解。
　　久美老师说是的。他说：“最简单的一个例子：解放前，西藏的社会制度是封建奴隶制，有奴隶主和奴隶；但玉树就没有奴隶主，也没有奴隶。”
　　我以前多感兴趣于藏地文化，对藏区的社会形态并不太注意，头脑中有印象的只是小时候看过的一部反映西藏农奴翻身得解放的电影，里面大约有割舌头、剥人皮、点天灯等等酷刑，就觉得藏地是一个特别落后和残酷的地方。当然，后来渐渐知道，那时的资讯里有许多政治宣传的诉求，所以也就不再介意了。
　　久美老师说，包括西藏在内，解放前是有一些酷刑，但大多数还是为了惩罚做了坏事、恶事的人，平民老百姓不会无缘无故就受到惩罚。藏地确实有过人皮、人胫骨这样的东西，但那是死去了的人的，是做法器用的（这一点，我刚刚亲自证实）。把活人皮剥了的事，至少他没听说过。除意识形态方面的目的之外，久美老师对内地普通人对藏地的一些常识性误解或偏见表示了不满，他说：
　　“剥削阶级是需要打倒，但藏地没有那么野蛮、落后！”
　　解放前，玉树地区长期存在的是一种类似“原始共产主义”后期的社会形态。明清以后，中央政府为稳定边陲计，对这里的千户百户等头人多有封赐，使大批土地归入他们手中，但其他土地仍然由部落全体人共同所有。
　　玉树有一个千户长和二十五个百户长，千户对百户没有直接的统治权，只有召集权和协调权。依此类推，百户长对下面的十户长具有同样的角色作用。部落里重要的事，一般由千户长召集十户长以上的头人开会集体决议。
　　玉树是农牧区，以牧为主，草场需要轮休养护，所以每年春秋两季部落都要召开会议，重新分配草场。我之前看到一些有关青海和康区土地制度的文章，基本论述还算公正，不过都强调千户百户头人总是把最好的草场留给自己云云。这一点久美老师不否认，但他同时也说：
　　“现在的藏地，城镇里最好的地段和房子不也都是‘公家’的吗？”按久美老师的意思，在哪个社会里，头人或类似头人的阶层都会占据最好的利益。这是不足为怪的事。
　　我感兴趣的，倒是久美老师描述的这种原始部落社会的过程细节。久美老师说，过去头人对下面的人还是比较好的，像真正的“父母官”。有的人家在外面惹了纠纷或是官司，头人有责任为牧民去出头作主；有的牧民很穷，实在交不起赋税，头人也会给免掉；有的生了病没有钱，头人会掏钱请医生替他看病。
　　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的部落制度里，不同贫富水准的人家承担的赋税是不一样的，富人承担得多，穷人承担得少。比如部落之间发生战争，富人家里要出钱、枪支、人丁等，穷人家可能只要出一点点粮食就可以了。久美老师举了一个“扫把税”的例子，说内地有人听说藏地有一种“扫把税”，以为藏地头人如何剥削老百姓，连买一把扫把都要交税。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而是这些穷人如果家里实在太穷，交不出任何财物，你可以在头人家过节或操办大事时，拿着扫把去给人家扫扫院子，也权当充税了。但这些事你得事先跟头人说，求得他的恩赐。
　　藏族是一个很讲尊严的民族，他们的头人更是要面子，你必须非常尊敬才行。久美老师说，过去部落发生过牧民跟头人脾气不合，跑到别的部落的事。按照草原生存法则，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故，捉回来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但有的爱面子讲义气的头人，也会携带贵重礼物去见逃跑牧人原来的头人，恳请他允许自己“照顾”这个牧人。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特别的过节和怨恨，这边的头人最终会答应对方的请求。这样，两家的头人都不失尊严，也都有了面子。
　　久美老师讲的这些故事，我没有在官方宣传或学术领域内找到文字佐证。但我有一个深切的体会：如果你想了解藏地最真实的生活，是非亲自到那里去体验、调查不可的，单靠主流说法或流行资讯还是不行，容易受到蒙蔽。
　　过去，我们急于推行新的社会制度，把一些旧有传统说得太过不堪；现在，一切时过境迁、心平气和了，我们还是应该返过头来尽量从历史中寻找一些可资吸收的东西。一个社会模式存在了千年、运作了千年，想必还是有它有效和有利的一面。
　　千百年来，雪域大地上斗转星移春夏秋冬的生活，那一天一天里、一夜一夜间的故事，才最是生动有趣得很呢。

　静谧。静谧得仿佛是在另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