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就要离开玉树了，却发生了一件意外。
　　玉树州赛马会闭幕式上，青海其他几个州前来助兴，我在海南州的歌舞演出中惊喜地发现了才措吉。
　　才措吉是我之前去海南州旅行时认识的一位藏族朋友，她当时在州上青联工作，是一个美丽、干练的藏族女干部，又极活泼，能歌善舞。我离开海南州的第二年，才措吉参加的“藏族歌舞”还入选上了春节联欢晚会。可惜我当时离开北京到外地，只在电视上一睹了才措吉的风采。三年后，我再次到海南州，才措吉去了下面一个乡挂职作副乡长，我们又缘悭一面。
　　我没有想到会在玉树见到才措吉，她同样没有想到在这么遥远的地方见到我。我和才措吉在演出后台热烈拥抱到一起，惹得才措吉的伙伴们也都跟着高兴，围着我跳起舞来。
　　兴奋过后，我问起我在海南州的那些朋友。王公民是海南贵德一个部队的教导员，我两次去海南州都承蒙他的接待。拉加才让在州上宗教事务部门工作，是一个英俊体面的藏族小伙子，却很腼腆，与才措吉形成鲜明对比。才措吉说他们都很好，王公民提升当了副团长，拉加才让当了科长，进步都很大。我和才措吉正有说有笑，她忽然想起什么，说：
　　“啊，你知道吗，热水沟的那个老婆婆死了！”
　　我一下没反应过来，说：“哪个老婆婆？”
　　才措吉重复她的话，说热水沟的那个藏族老阿妈死了。我这回听明白了，话却结结巴巴，说：“啊～？怎么可能呢，我前年去她还好好的，人还胖了呢，她怎会死掉？”
　　才措吉说，老阿妈原本好好的，后来被人打死了。
　　贵德是黄河上游的一个重镇，素有“天下黄河贵德”的美誉，风景超赞。热水沟是贵德的一处有名的地热温泉，在地图上都有标识。据说，这里的温泉可以治疗多种关节病、皮肤病和心脏病。隆冬时节，藏民们从很远的地方过来，在附近搭起帐篷。白天，他们泡在温泉中，聊天、逗趣；晚上就睡在帐篷里，享受地热暖烘烘的惬意，整个冬天就这样愉快地度过。
　　我第一次到贵德，是因了之前提到的2000年那次“黄河之旅”。当时，王公民带我去了热水沟。我们去时是夏季，藏民们都去转场放牧了，山沟里空空荡荡，而我意外地在温泉旁的半山上发现了“地窝子”。
　　“地窝子”是一种在土丘上挖凿出来的半地下的山洞。它的名字非常形象地概括了它的特点。我走了几家，门都上着锁，王公民说这里居住的多是青海、甘肃等地的流浪者，他们夏天到各地去转，冬天才回来，一是因为冬天这里非常温暖，可以免受严寒之苦；二是冬天这里聚集了很多泡温泉的人，他们可以要到饭吃。
　　既然是流浪者，他们还占据着固定的地窝子，可见对于任何人来说，“家”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啊。——我不禁多想。
　　就在我就要离开地窝子，却发现了一户开着的门。我一边呼唤着希望跟主人取得联系，一边大着胆子走进地窝子，想看一看里面的究竟。地窝子里面的空间还不到一个人高，我站着需要把脑袋低下。我打开随身携带的小手电，看到正对着门口是一个半高的土台，上面铺着一张僵硬乌黑的羊皮褥子。余下几乎没有什么空间了，刚刚够一个人在其中周旋。地上除了两个鼓囊囊的、散发着浓烈霉变气味的化肥口袋以外，几乎空无一物。我从化肥口袋里面抓出来一把干硬的饼和馒头的碎块，想必是主人冬天讨饭得来的，晒干了作为一年的口粮。
　　我从地窝子里退出来，不想却在门口另一侧的土墙下看到一个老婆婆。老婆婆穿着一件肮脏破败的棉袄，兀自坐在一堆垃圾样的塑料袋中间。我想刚才那地窝子一定是这位老婆婆的，忙抱歉地向她致意。老婆婆并不回答我，却冲我露出奇怪的微笑。那笑容使我心头一紧。我注意到老婆婆的头上戴一顶污秽的白帽子，帽子后面居然还插着一支羽毛。
　　我因为这支羽毛，而认为老婆婆在这种生存状况下还有着对美的追求和向往。
　　这种认识更让我感到难过。
　　我问老婆婆是否可以给她照相，老婆婆依然只冲我笑。我端起照相机，却忽然心生胆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胆怯，说不清是怕眼前这个老婆婆拒绝我的拍摄，还是怕神情怪异的她突然扑过来抢夺我的相机？或者，是她的肮脏击中了我？是她的贫穷击中了我？是她那双格外明亮的、带着笑意的眼睛击中了我？我来不及细想，匆匆按下快门。
　　这时，一个一直被我忽略的、躺在我脚边不远处一个坑里的男人突然低声地说：“别照了吧，她太老了，太难看了！”
　　这个仿佛发自地下的声音吓了我一跳。我连忙转身快走了几步离开，接着又停下。我站在那里，紧紧地、贪婪地、依依不舍地盯着那位老婆婆。
　　天空下起了小雨，王公民在远处催促我。上车后我才知道，王公民和才措吉居然都认识这个老婆婆。才措吉说那个老婆婆神经有些问题，躺在坑里的男人是她的儿子，他们两人相依为命住在这里已经很多年了。那个男人对母亲非常孝顺，总是千方百计地去为母亲讨要好吃的东西。他为了让母亲在地窝子里睡得舒服些，多年来一直住在外面的那个坑里，即使下雨下雪，他也只是在坑上面搭起一块塑料布而已。
　　王公民却说这个男人不好。王公民说以前他们每次到温泉，都尽可能地善待前来要饭的流浪者，有多余的吃食总是慷慨地送给他们。可是，有一次，他陪朋友到温泉玩，吃饭的时候这个男人又来要饭。王公民给了他一些烤饼，他却指着鸡蛋开口讨要。不巧那天鸡蛋不够分，王公民说下次再给你吧。那个男人却不高兴，对王公民骂骂咧咧，说：“你没有老的时候吗？你没有穷的时候吗？你这样对我，你不得好死！”搞得王公民非常难堪。
　　王公民说：“这些人没有良心，你一百次对他们好，一次不好都不行。”
　　我不知该如何评价这样的事情。王公民的话大约是真的，我想我可能也不很喜欢老婆婆儿子的作派。可是，面对这一对母子，我又对他们充满了痛楚的怜悯。一个儿子，为了养活自己的母亲而变得无礼和下作，我们要求他表现出起码的修养和体面以前，是否应该给他和他的母亲一顿饱饭？文明和礼仪终究是丰衣足食的产物，这些高尚而奢侈的光环罩在那些卑微的人的头上，是否过于沉重了呢。
　　我想起来我们的车上还有一些之前野餐剩下的烤饼、牛肉和烧鸡，提议回去把这些东西送给那个老婆婆。王公民看了看外面的天，外面天色已经暗下来，雨越下越大，王公民犹豫地说：“去吗？”他的意思是不想去。司机是一个机灵的小战士，他于是假装没听见我的话，加了一脚油门向着回县城的方向驶去。
　　出于礼貌，我只好作罢，但心里很遗憾。
　　我不记得那些饼和肉的下落了。回县城后，我们去饭店饕餮了一顿，那些东西大约被扔掉了，我更后悔没有把它们送给住在地窝子里的那对母子。
　　回到北京，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写作《左岸的黄河》，才又把给老婆婆拍的照片从我黄河之行的一千多张照片中找出来。直到这时，我才有机会仔细地体会老婆婆留给我的每一个细节。
　　我和老婆婆的目光对视着，她的异常明亮的眼睛竟使我潸然。这双眼睛令我想起了我的母亲那双罹患严重眼疾的已经混浊了的眼睛。我和母亲之间存在着将近四十年的差距，这个差距大到在我自小的记忆中，母亲从来就是苍老的，而且，我的成长永远也赶不上母亲老去的速度。也许由于这个原因，我总是不由自主地从一些衰老的、疲惫的面孔上面看到母亲的神情，并因此产生与我的年龄和生活氛围不相符合的悲悯情感。
　　在这方面，我的心态在我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就过早地衰老了，它变得敏感、脆弱、悲观和宿命。
　　这是我无法控制的衰变，是我的宿命。
　　我给王公民打电话，要他买些吃的给老婆婆送去，我说：“就算是我用了她的照片付给她的报酬吧。”王公民一向对我宽容，这一次也忍不住责怪我的琐碎，他说：
　　“你这么‘心慈手软’，怎么能当一个大作家呢。”
　　我听了很惭愧，觉得他说得有理。

　我端起照相机想给老婆婆拍照时，一个似乎发自地下的声音突然说：“别照了吧，她太老了，太难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