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很奇怪的：对于历史的了解，固然主要依赖从间接知识中获得；但若有真迹存在，还是愿意不辞辛苦亲眼一见。这其中的心理和情感渊源，竟跟人类最原始的自然崇拜类似，迷信时间和经历会使一个存在变得如同有灵。
　　我听说玉树有一座由印度佛教大师弥底亲手修建的佛塔，十分珍贵和有意义，便搭了一辆车前往拜谒。
　　佐娘古塔藏语全称为“佐娘切旦巴吉仑波”，意思是“佐娘古塔旺伟自成”。古塔位于结古镇西北方80公里的通天河南岸一个叫“佐娘”的地方。佐娘古塔是弥底大师于公元1030年在玉树地区弘法时所建，距今已有970年的历史。
　　弥底是印度著名的佛教班智达，于公元十世纪末来到西藏。弥底在藏地的经历颇为坎坷，他的译师在途中患病死去，弥底不懂藏语，无以为生，被迫在后藏达那一户人家放羊，直到弟子南坚赞寻找到他，出黄金将他赎出。
　　弥底是在朗·达玛灭法之后的历史背景下从印度来到西藏，当时后藏和前藏地区都尚未有成熟弘法条件，史称“卫藏百年无法”，弥底辗转来到康区，在玉树通天河一带传播佛法，期间建造了这座佛塔。佛经记载，释迦牟尼得道成佛后，四处传教。一个名叫须达的居士十分敬信释迦牟尼，拜见时请求：“您经常到各国巡游，我不能常见到您，请您送我一点纪念之物吧！”释迦牟尼便把自己的一些指甲和头发送给了他。须达于是建塔以供养，这便是佛教史上的第一座佛塔。
　　释迦牟尼圆寂后，遗体被火化，弟子将其骨灰分成八份，分别封入八座佛塔中，以纪念释迦牟尼一生的八大功德。藏地寺院外面通常都有八座佛塔，因为它们基座和塔体多为白色，统称“八白宝塔”。
　　佛塔也是藏地最早传入的法物之一。吐蕃赞普拉托托日年赞时期，在著名的“天降佛宝”事件中，从上天降下的四件宝物里有一件就是舍利金塔。
　　弥底大师在“佛法黑暗”时期来玉树传法，对藏传佛教的再度兴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佐娘古塔的修建，标志着藏传佛教在康区“后弘期”的开始，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此，《大藏经》、《青史》、《红史》等多部藏汉史籍中都有记述。
　　通常，人们将藏传佛教“后弘期”的起始时间界定为公元十世纪下半叶，这个时间是严格意义上藏传佛教形成的时期。但其实，佛教复兴的火种却是在朗·达玛发动灭佛的当时，就已经存在了。
　　公元九世纪四十年代初，吐蕃王朝取缔佛教，有藏饶赛等三位吐蕃比丘驮负着《律藏》等典籍辗转逃到青海河湟地区，在那里驻锡静修，史称“三智师”。“三智师”晚年，收当地牧童穆伊赛巴皈依受戒。按照佛教教义规定，受比丘戒必须有五位比丘参与，“三智师”人数不够，特地请了两位汉族比丘一同为穆伊赛巴受戒。
　　戒律传承是佛教仪轨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就如同火种，表示这一支脉的佛法一直没有断过，穆伊赛巴的受戒皈依因此成为藏传佛教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穆伊赛巴的父母原是本教徒，赛巴聪明好学、知识渊博，后被尊称“贡巴绕赛”，为“河湟藏人第一比丘”。
　　当时，贡巴绕赛先后在今天青海省化隆县和平安县修建丹斗寺和玛藏寺，在那里传播佛法，丹斗寺和玛藏寺因而成为藏传佛教“后弘期”河湟地区最早的寺院。在平安县的玛藏寺，贡巴绕赛长期供养“三智师”及参与传戒的另外两位汉族比丘。“三智师”圆寂后，贡巴绕赛用药泥塑其真身供奉在寺庙。
　　公元十世纪前叶，西藏桑耶地区领主查那益西坚赞慕名派卢梅等卫藏十弟子来安多向贡巴绕赛求得戒律。他们返藏后，建寺修塔、弘扬佛法，西藏中断近一个世纪的佛教得以复兴。这一条由青海安多地区经玉树等地沿唐蕃古道回传到西藏的路线，史称“下路弘法”。
　　另一条路线是从阿里地区回传到卫藏，史称“上路弘法”。
　　吐蕃王朝崩溃后，吐蕃王族后裔扎西贡在西藏阿里地区建立古格王朝。扎西贡之子柯日继承王位后，热衷于佛教，他将王位传给弟弟，自己出家为僧，取法名益西沃（意为“智光”）。益西沃是阿里地区复兴佛教的著名人物，在藏族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益西沃一心弘法，派人到克什米尔等地求经学法，其中有仁钦桑布等学成归来，在阿里从事佛经翻译事业，成为“后弘期”著名的大译师。为了发展佛教事业，益西沃还在象雄仿照桑耶寺建立托林寺，请来印度名僧达磨波罗及其三个门徒传授佛教戒律，史称之为“上派律学”或“上部律传”。
　　益西沃的弟弟死后，他的儿子继承王位，益西沃继续大力推行佛教。当时，佛教大师阿底峡在印度已经很有名气，益西沃极想请他来藏传教，但需要大量黄金，致使益西沃与周边国家发生战争。在与西北部一个伊斯兰教小国噶尔洛作战时，益西沃不幸战败被俘。噶尔洛国王向益西沃提出：或是改信伊斯兰教，承认象雄从属噶尔洛；或由古格王朝用与益西沃等身重的黄金赎回；若以上两者都不从，就将他处死。
　　益西沃的后辈，已出家为僧的王族绛曲沃四处筹募黄金，益西沃却认为与其赎回自己，不如用这些金子去迎请阿底峡来古格传教。绛曲沃无法说服益西沃改变心意，遂返回古格，派人携带黄金到印度去请阿底峡大师，益西沃则被处死。
　　益西沃复兴佛教的结果，不只是维护了阿里地区的主权，而且抵御了当时咄咄东逼的伊斯兰教势力，对于捍卫整个西藏和藏地的统一，都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阿底峡本名达哇宁波，意为“月藏”，“阿底峡”为梵语“殊胜”之意，是人们后来对他的尊称。当时有本尊授记（预言），说阿底峡去吐蕃将缩短寿命二十年，阿底峡也毅然前往。公元1042年，阿底峡大师经尼泊尔到达阿里，在那里传播佛法。三年后，前藏居士仲敦巴辗转听说阿底峡在阿里，他一路步行前往，终于在阿底峡准备返回印度前三天见到了他，并将阿底峡请到卫藏地区弘法。
　　阿底峡到达卫藏地区，是佛教复兴势力由阿里进入卫藏的标志。
　　自公元843年朗·达玛在吐蕃灭佛，到十世纪中叶佛法再度从安多和阿里两路回传，卫藏地区的佛教进入长达一个世纪的黑暗时期，历史上称为“卫藏百年无法”。然而，如果我们详查历史，可以发现，实际上这一时期卫藏地区的佛教并没有因为朗·达玛的暴逆而完全禁绝，吐蕃王室的覆灭及藏地社会的大动荡，反而给藏传佛教的复兴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前弘期”时，信仰佛教只是吐蕃王室和贵族阶层的特权，只有贵族子弟才可以出家为僧。朗·达玛灭佛后，佛教流入民间，在普通家庭中秘密传承，成为民众个人的信仰选择和动荡时期人们的精神慰藉，不再像以往那样受王室权力机构的统一领导和宗教团体的严密管理，从而形成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为了躲避迫害，佛教本身被迫与藏地的原始宗教本教大规模地结合，将自己的教义附会上具有神秘色彩和巫术性质的本教形式。当百年之后佛教从安多和阿里回传到西藏，它已经完成了重要的本土化过程。佛教在藏地的传播并非原封不动地植入，藏民族在接受佛教的同时对佛教进行了较大改造，并最终形成了适合自身文化特点的藏传佛教体系。关于藏传佛教形成时间，人们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吐蕃王朝时期的佛教尚不能称作“藏传佛教”，只能称为“佛教”；藏地佛法“后弘期”兴起的佛教才真正可以称作“藏传佛教”。
　　也就是说，藏传佛教最终形成时间应是公元十世纪后半期。
　　若以达磨灭佛为吐蕃王朝时期佛教发展的一个终结，那么从达磨灭佛后到公元十世纪后半期“后弘期”兴起的这百余年时间，就应该是“藏地佛教”最终向“藏传佛教”发生转变的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时期。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佛教向民间的普遍转移，扩大和建立了广泛的信仰基础，以及在民间的自发发展，培养了旺盛的生命力，来得到完成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元843年发生在雪域藏地的那次法难事件，却促成了佛教在藏地浴火涅槃、粲然重生。这或许是佛法转轮必然经历的令人痛心的轨迹吧，而这个过程是以坚韧聪慧的藏族同胞对佛法的重新判教，和藏传佛教各大宗派的建立为最终结果的。

在藏传佛教传统中，佛塔是最神圣的敬拜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