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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古最初的日子,我没事儿喜欢到街上转悠。 结古原本只是一个小镇,这几年涌进许多外来人口。他们有几种成份:一种是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迁出户,一种是从牧区出来寻找工作的年轻人,再有就是外来开饭馆、开发廊和从事特种服务业者,以及流动商贩、流浪者和乞丐等等。这些人居无定所,没有稳固的社会关系,怀有梦想、野心勃勃,使这个高原小镇变得十分混乱。 一天,我在州府机关所在的民主路上闲逛,挨摊子吃美味烤洋芋,隔着马路看见一个“恐怖”的人。 那人有差不多两米高,特别特别黑,戴一副莫大的石头镜,还是遮不住满脸的坏脾气。他的装束也很惹眼,胸前挂满了大大小小的项链,两个胳膊上戴的都是表。他在一座楼房前摆开摊子,从一只化肥口袋里掏出一些植物,我认得其中有雪莲,想必其他也都是药材,看样子是要卖。可他并不吆喝,只狠狠地坐在那儿,像一个瞎子一样瞪着街上看,样子很吓人。 我嘴里啧啧吸着冷气,又好奇又胆怯地往他那边看,想这是一个什么人,怎么这么吓人?身旁烤洋芋的摊主告诫我别去惹他,他说这个男人在西藏杀了人,手上有命案,逃到这里也不消停,动不动就打人! 我后来见到阿宝局长,把遇到的事告诉他。阿宝局长说他知道我说的人,他很有趣。“有趣?”我说,“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人吗,你不知道我说的是谁吧?” 阿宝局长说他知道,结古街上是有那么一个人,“不过,我挺喜欢他的。”阿局说。 “您喜欢他?”我疑惑地问,“他真的杀了人吗,那怎么还不进监狱?” 阿宝局长说他是杀了人,但他给警察提供了一份精神病证明,所以又放出来了。我不相信,说要是有精神病,那还不得给关到精神病院里? “大概是间歇性的吧。”阿局看我愤愤不平的样子,笑着拿话安慰我。 阿局说那个康巴汉子是四川甘孜人,叫丹玛·莫盖。丹玛是四川的一个地名,莫盖是藏语里“大汉”的意思。——从这个称呼上,你可以看出藏族人对事物的描述依然保留着传统的命名方式。阿局说莫盖虽然孔武粗莽,却不失为一个真实自然的人,骨子里自有一份自尊和傲慢。在玉树的这些年,莫盖一不偷窃二不抢劫,只做一些小本生意。莫盖也不到飞马集市上跟其他康巴贩子混伙,他总一个人,把东西往路边一摆,也不推销、也不叫卖,一副爱买不买的样子,——虽然因此常常一天赚不了几个钱。 听阿宝局长这样讲,我倒觉得这个叫莫盖的有点儿意思了。 转天,我在街上又碰到莫盖,便壮着胆子过去跟他攀谈。我和莫盖坐在路边的水泥台阶上,不一会儿身边就聚拢了好几圈人。结古镇上无所事事的闲人原本就多,他们看到这样一幅“美女与野兽”的景象自然好奇。但他们大约以前都惧怕莫盖,或者有的还被他打过,同时也对我不太好意思,就不敢太靠近,远远地探着身子支楞着耳朵,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莫盖近似炫耀地向我叙述了他的传奇人生,听得我不禁怀疑他有没有演义。 不过,莫盖依然强调,他当初杀死的那人是一个“坏人”。 更多的时候,我会到飞马集市上溜达。 飞马集市是结古镇的中心。集市分里外两部分,里圈是一些固定的商铺和摊位,售卖皮毛、藏服、首饰等生活用品和装饰品、法器等。集市外面临街的空地上,则是散在商人和游走小贩、以及不知道什么来路的人聚集的地方。游走商人的“货柜”就是他们的身体,他们把要卖的项链、嘎吾(一种挂在胸前的护身符)、腰刀、皮张等等东西就披挂在身上,你可以在他们身上翻来翻去,然后跟他们讨价还价,非常地零距离。 ——但说实话,我并没有真的到哪个康巴男人身上翻拣过东西,我从他们身边走都有些心惊胆颤呢。康巴男人的眼睛非常大,眼神诡谲而放肆,露着凶光。你从他们身边走,如果碰巧和他们的目光对视,并发现他们浑身上下别了不下二十把藏刀的话,你一定会像我一样被吓一大跳的。 集市上更多的还是两手空空的人。我走过藏区和许多内地的乡镇,没在哪个集市见过结古飞马集市上这么多无所事事的人。你从他们转来转去、飘忽不定的眼神里,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具体的打算和稳定的心情,他们好像随时准备拔脚起去干一件改变命运的大事。但那事儿是什么、什么时候发生,他们又不知道。 这一天,我正提着心情在飞马集市外的人群里走,一个康巴男人突然迎面堵住我的去路。康巴男人比我高出一头、多出两个肩,像一面糊了牛粪的土墙。他双手粗鲁地扳过我的身体,两眼冒出贪婪的光,用带着藏地口音的汉话问我: “哎,小姐,你这卖吗?” 我惊得倒抽一口凉气,每一根毛发都竖了起来。我想我这是碰到流氓了,而且还是一个康巴流氓,他要把我怎样呢?我从那康巴男人的俘获中挣脱出来,斥责他:“喂!你要干什么!” 康巴男人再次逮住我。他的手很大,像一副长满肉瘤的鹰爪。他扳过我的肩,上下打量着我,还是问:“哎!问你呢,小姐,你这卖多少钱?” 我给吓疯了,同时又气,不知哪儿来的劲儿,拼命推开康巴男人,脱下斜挎背包向他打去。登时,康巴男人的脸上出现几道锋利的血痕。他没防备我这样的反抗,捂住受伤的脸,反手抓住我继续打下来的背包,说: “哎,姑娘!你干嘛打我!” 周围立即围上来一堆人。他们大概好久没看到热闹了,闷得发慌。我气得用脏话骂康巴汉子,康巴被我骂得目瞪口呆,他用藏语跟旁边人叽哩咕噜地说着什么,又用手指我的背包,表情倒有些委屈。 这时,一个黑乎乎圆鼓鼓穿一身军用迷彩服,像一座乌木佛塔似的藏族小伙子站了出来,他会说汉语,礼貌地对我说: “这个人想买你背包上的纪念章,你不应该打他。” 我这才停住了嘴,看着面前的康巴男人,发现自己误会了。 原来,我随身有一只帆布挎包,上面别着我到各处旅行时买的纪念章和其他一些的徽章。那个鲁莽的康巴汉子以为我也是到飞马集市上来卖东西的,所以就随随便便地对我动作,想要看我的货品。 误会澄清,我很不好意思,直向康巴男人道歉。那男人大概从没被汉地女子打过,也没有这么引人瞩目过,他反而很开心,不停用手摸着受伤的脸,夸大它的存在。 康巴男人感兴趣的是一枚“毛主席万岁”的纪念章,他居然认识那几个字,读得出来。我想在“文革”时期,这几个字一定像玛尼石刻上的六字真言一样,在藏地铺天盖地吧。 可我感到为难。我一是不想卖,二也不知如何作价。康巴男人情绪很激动,他觉得凡是摆出来的东西都应该是有价的,这是康巴人的价值观。我之前在藏地行走,发现不少人家至今还供着毛主席像,墙上也贴着他的画。这种情形在偏远的牧区和山区更为多见。在藏地,毛泽东也被神化了,认为文殊菩萨的化身。有一年我去香格里拉,一户山区藏民说他家里有一尊“闪着佛光”的毛主席像。我听了好奇,跟他去看了,发现那只是一个涂了荧光粉的塑料人像而已,内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类似的制品,后来因为说荧光粉有毒不生产了。 我没有把我知道的“科普知识”告诉给塑像的主人,说了他们也不会信的,我又何必破坏他们对拥有“宝物”的喜悦与幸福感呢。 康巴男人从怀里掏出一张百元钞票给我,我摇头不肯。那样一个像章不值那么多钱,它在内地的文物市场的售价在三五元之间。问题是,它一直跟着我,我就有点舍不得。我是一个恋旧的人,比较敝帚自珍。 康巴男人是一个急性子,他以为我对价钱不满意,伸手把我拽走到集市墙角一个卖项链手镯的地摊前。康巴男人跟他的同胞用藏语咕叨了一阵儿,转身冲我比划着,意思是他跟那人说妥了,我可以用他摊子上任何东西作为交换。 蹲在地上的康巴男人也很友善,站起来邀请我随便挑选。我们周围又聚拢过来一大群人。他们指手划脚地给我出主意,这个让我要这个那个让我要那个。我被拉来拉去,都快懵了。 我不是一个贪婪的人,尤其不想当着这么多藏族人给内地人丢脸,最后我要了一串绿松石,就是藏地最原始的、只用羊毛绳将指甲盖大小的绿松石穿起来,没经过细致打磨和镶嵌的那种。 我想到之前“影子”给我写的那首诗《纯真的绿松石》,对它忽然有了眼缘。 我从背包上卸下“毛主席万岁”,递给康巴男人。康巴男人当即把像章别到自己前胸最醒目的位置,脸上笑开了花,得意地扬长而去。
 莫盖长得特别吓人,一脸狠巴巴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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