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好了这一天出发，险些我就没走成。
　　清晨，我比约定时间早到了一小时。因为怕迟到，我打了提前量，但是打多了。工作组的人又晚到了半小时，等我等到他们，几乎望眼欲穿，曹处却说不能带我了。
　　曹处是这次去玉树工作组的负责人，他是一个处长，所以同事们都叫他曹处。
　　工作组原本要派一辆商务别克，前一天晚上从玉树回来一辆车，司机说上面下雨，路很不好，别克底盘低可能过不去。工作组临时换车，弄了一辆越野吉普。越野吉普只有五个座位，工作组也刚巧五个人，这样一来便没有多余的座位让我坐了。曹处把我叫到车后面，打开后备盖让我看里面塞得满满登登的行李，意思是真的再没有地方塞我了。
　　我的脑袋“嗡”地一下。我想天哪，我去不成玉树了！之前，因为已经约定了旅游局这边，我谢绝了文化厅曹萍厅长帮忙联系的去玉树的车，人家都已经都走啦。
　　绝望了两秒钟，不甘之心又转回来。我哀求曹处，请求他允许我坐在后备箱里的折叠座上。曹处连连摇头，说那样不行，去玉树要十几个小时，路特别不好，那样会把人颠坏的。
　　我看着周围逐渐苏醒却依然沉静的城市，痛彻地对曹处说：
　　“可是，我要是不去玉树，你让我去哪儿呢?！”
　　曹处是一个周全的人，而且也善良，他看我难过的样子，想了想，冲其余几位同事一挥手，说：“那就往下搬东西吧，来！重新摆一摆！”
　　我激动得不得了，简直感恩戴德。我帮忙往车下搬行李，又跑过去拿来我的背囊。之前，西宁一位朋友送给我一个枕头式的氧气袋要我路上备用，为了表示感激和合作态度，我拔去氧气袋的塞子，试图放掉里面的氧气。
　　那边，后备箱里已经腾出一块地方，曹处看我手脚并用在这儿忙活，终于恻隐，说：“算了，那点儿氧气留着吧，也不占多少地方，到山上说不定还能用上。”
　　听到这话，我眼睛一热，差点掉下泪来。我想掩饰，急忙猫腰钻进后备箱。我先打开折叠座坐上，再接过我的背囊抱在怀里。工作组的人再把其他行李严严实实码到我的周围，一直顶到车的顶棚。我最终变成了一件行李，车厢后盖关了四次才关上。
　　我们就这样上路了。
　　这是我所有旅行中路途上最辛苦的一次。
　　我不知道后备座是那样的没有减震效果，前方任何一点微小的颠簸，传到车尾至少放大五十倍。路又是那样的破，非常非常破。我坐在车子里，就像骑在一匹最桀骜不驯的西班牙奔牛背上，它全部的意志就是要把我从它身上颠下去。一路上，我坐在后备座上始终一个姿势：双手把住前排不好把住的宽厚椅背，眼睛时刻盯着前方司机，只要他稍有减速的意思，我就得抢先从座位上起身自行减震。
　　最先感到不适的是我的双臂，频繁的起坐很快让它们酸胀、疼痛。再有就是大腿部位的肌肉。骑马蹲裆式是很辛苦的一个姿势，而我差不多在十六个小时里一直半维持着这个状态。
　　还有，就是不能睡觉。人在封闭、颠簸、氧气不足的环境里是很容易瞌睡的，可我偏偏不能睡。困倦上来时，我想尽办法抵御驱逐。我不停地揪自己耳朵、掐手指、掐胳膊和大腿，还咬手指、手背、咬嘴唇。
　　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我还是困得要死。真的困得要死。
　　睡眠剥夺是很残酷的一种精神摧残，以前苏联克格勃给人洗脑常用这一招，效果特别好。说起来，人的精神应该比肉体更坚强和有意志力，实际上它却不如皮肉之苦让人能够忍受。中间有两次，我实在撑不住悄悄睡着了；但只30秒，我立即受到惩罚：汽车急速刹车，我整个人被抛起，脑袋重重撞到车棚顶的铁杠上。一瞬间里我都蒙了，魂飞天外。
　　紧接着，疼痛便占据了我。颅骨像被撞开了缝疼痛欲裂，脑袋天旋地转。我担心颈椎和腰椎受到挫伤，会令我高位截瘫。我终于了解了曹处他们为什么不想带我，如果事先知道坐后备座这么难过，我一定会放弃的。
　　当晚十一点多抵达结古镇时，尽管已是深夜，我还是询问州旅游局迎候工作组的人哪里有按摩的地方。我浑身上下像散了架，椎骨像一根嚼过的甘蔗一样疼。结果我被误会了，旅游局阿宝局长策略地拒绝我，说玉树是一个小地方，一般没有“夜生活”。
　　我没法解释，只好到宾馆房间找出随身带来的虎骨浸润膏贴在脖子后面，自己给自己按摩了很晚。
　　颈椎的疼痛在我到达玉树三四天之后才逐渐消失。来时的遭遇给我的心理打击之大，以致那几天我整天抱着地图琢磨，想从玉树接着往四川走，或者干脆去西藏，到拉萨坐飞机回内地。
　　总之，就是不想再走回头路了。

　
草原上两个放牧的藏族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