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一生什么都有，惟独没有他自已。这是我为了撰写这本书，四处采访，多方收集后得出的结论。一个没有自己的人是什么样子？请你走近他----
　　我父亲有一把藤椅，大概是1978年秋天买的，藤条一条条都断了，他继续坐着。许多人劝他买新的，他不肯，有人想给他买把新的，也不敢给他送去。曾是他的继任者华士飞，在农六师当政委五年，看在眼里，也不敢行动，只是记在心底。2000年，他调到兵团担任组织部长，正当过新年，他带着一批干部来看望我父亲，给他带来了一对竹子藤椅：
　　“我们代表兵团党委给您拜年，这是兵团党委让送来的。”
　　我父亲实在不能再推了，只得收下。但那只破藤椅他却一直留着，时常搬出去在大门口坐着，直到他离世。这只破藤椅始终陪伴着他，比我这女儿都孝顺，我真的感激它，我要永远留着它。
　　作为他唯一的女儿，看着这把破藤椅，我想起采访中遇到的一位诗人为我父亲写的一副挽联：
　　全心全意工作狂
　　彻头彻尾一清官
　　敬献给一个没有自己的人----王老寿臣先生
　　在我父亲离世的一年里，我看到过许多赞颂他的诗赋文章，惟有这幅挽联别具一格，用一对联一评语，高度概括了父亲的漫长人生，真的很绝妙。
　　“全心全意工作狂。”真的说到家了。如果离开工作，王寿臣就不是王寿臣了。
　　人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离休后的我父亲不谋政，但要做事，乐意为现任领导当顾问，为下面的职工当参谋。五年里他“三上军户抓典型”，“五赴‘两湖’解民意”。平常他依然是早早起床，一边散步，一边巡视，看看林木有没有损坏？瞧瞧街道有没有清扫？他仍然是轻车简从，经常奔走在基层，是一个没有假日的“卫士”，没有晴天的“水兵”，卫士长不当了，却是一个尽职尽责的“护林员”。
　　农六师有12座水库，大都建在平原上。我父亲对每座水库库容量、蓄水量、灌溉面积、灌区亩用水量都了如指掌。不是他什么都懂，而是他先当学生，再当先生的收获。每到春暖雪融，父亲都要挨座巡逻一遍，察看洪情。告诫管理人员注意警戒线、危险线。他讲要保鱼，别人不理解。他说依据科学，水库不得放干，养鱼为的养库。
　　1991年4月13日，我父亲来到猛进水库，发现水面呈酱油色，还飘着许多棕色悬浮物，散发着异臭。他心急如焚，立即派人调查污源，取样化验。很快查明，污源是上游29个单位排放的废水，整个水库已进污水56%。水中含挥发性酚类、含氧化物、含氨氮浓度大大超标。他连夜组织人员撰写了一份报告，第二天亲自把报告送交自治区领导。从此，环境污染成为他心目中的第一任务，与绿化齐名。
　　1996年开春，猛进水库遭遇了建库以来最大洪水冲击，水库下游有三个农场一座城市，为了顾全大局，兵、师两级作出了“关键时刻炸坝分洪保城、场”的决定。我父亲作为水库的建设者、六师的前任领导，自觉分担责任。他义不容辞地参与了这个决定的制定，每天早中晚到现场三次，和现场指挥部一起分析险情。
　　我父亲在精心计算分析了库容量、进水量、排水量以及未来气象预报等资料之后，提出建议继续排洪保库，不必炸坝：“我以党性作保证，假若出了错，由我负法律责任。”
　　最终做到了“既保住水库又保住城、场”的顾了两头保住两全。
　　2000年9月17日，我父亲来到新湖农场考察“三秋”，走到农场青年连，得知62名青年耕地9600亩，每人承包50亩，干得很红火，有18人到连队挂职。他勉励青年们努力上劲，把农场建设得更好。
　　2001年7月1日，我父亲来到芳草湖农场，看到改革开放给农场带来了大变化，总产值3.89亿元，盈利5380万元，劳均收入7432元。场部成了新城镇，一片新面貌，当年的土房子高楼林立了，沙土滩变成音乐广场了。他高兴地说：“当年是想要搞好，但没想到搞得这么好。”
　　2002年2月17日，我父亲驱车200多公里，来到一0六团六连，看望退休老职工李佃福。两位老人促膝谈心。“你为兵团的事业奋斗了四十多年，做了很大贡献，我们大家都应该向你学习。” 我父亲说这段话时，李佃福哭了。
　　2003年3月25日，我父亲来到天山北麓的一0三团煤矿，团长梁国民向他汇报职工住房改善了，但他要亲自看。梁团长陪着他走进一座座新楼，这里住了167户职工，每户平均90平方米。走进退休职工李振国、王仁良家，看到屋里摆着沙发、电视、收录机，他高兴地说：“我很满意，放心了。”
　　父亲对他人关爱宽厚，有口皆碑，但对自己却是太苛刻了。老年人有个窝窝，颐养天年，会乐在其中，但我父亲却甘愿乐在其外。一套老掉牙的沙发上，铺着破旧的毛巾；硬绑绑的木板床，连农场职工都不用了，他说睡着很舒服；一张办公桌，像从旧傢俱市场买来的，那把稀烂的藤条椅，坐上忽扇忽扇，说不定哪天就全断了；墙壁脱落了，地平泛碱了，他说没有啥不好。三届继任领导苦口婆心劝他搬新房,他不肯,只好给他重新打了地平。冬天来了，暖气漏水，屋里温度低，好说歹说，趁他不在，加了个电暖气，才增温了。吃呢？越简单越好，下去调研，连“四菜一汤”也不让上，最好的招待就是一盘饺子，一碗糊辣汤。回来了，一菜一汤家常饭，连有病吃药也尽量节省，国家每年安排老干部到内地考察旅游，十多年里他一次也没去。有个下级来劝他出去走走，他说：“还是为国家省点钱吧！”
　　王继亮出任农六师第八届师党委书记、政委。他常以晚辈身份对我父亲十分关照，父亲对他也很尊重，一切都按组织原则办事。王政委对工作很投入，也是常常忘我忘家。2002年他年迈的母亲病了，但他因为工作太忙，不能前往。这时，我父亲正好去农五师博乐参加一个活动，汽车行到奎屯，父亲要小易带他去医院看望老人。年已84岁的老人很激动，只知道他是兵团一位老干部，但不知名字。直到儿子回来，才弄清楚他就是儿子经常说起的那位大公无私的农六师前任老领导王寿臣，老人再三叮嘱儿子：
　　“继亮啊，虽然你也当政委了，但一定要向老前辈学习，那位王副司令是你的好榜样。”
　　我父亲崇尚廉洁，痛恨腐败，最反对以权谋私、为自己的亲属搞特权。廉政的家风是我父亲从政以来始终如一的行为准则。师轻纺公司副总经理到北京出差，想着他老是一身灰色中山装，给我父亲买了一套西服，是个人掏的钱。我父亲当着师党委成员的面斥责他是歪门邪道；一位团长春节前夕给他送来一只羊，他严厉地把人家狠克了一顿，团长哭着走了。他知道自己身正，但又怕为数不多的几个亲属沾便宜，便订下规矩：“任何人不许收受一针一线。他知道光说不行，就不时亲自检查。第一个重点是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姐姐，凡是买大件必须有发票。
　　1982年外甥赵鹤林在团场买了一只羊准备过年，他让开发票，团里人说他小气，他说：“不是小气，这可是为了让舅舅放心啦。”
　　1956年，我父亲的表弟崔玉元因农村太困难，实在生活不下去了，万里迢迢奔赴八一农场，投靠当了官、担任政委的表哥，希望给他安排个好工作，混个人模狗样，也好让家人高兴高兴。但我父亲叫他到食品厂当养猪工，一干就是七年。
　　1961年，他的外甥赵鹤林大学毕业到农六师奇台管理处宣教科工作，作为他舅舅担任管理处政委的我父亲，亲自审定工资，为政管30级18元，这个级别是国家所有文本里都找不到的，还不如一般农工拿钱多，并明确规定：“不算正式国家干部。”当时一般大学生是70多元。有人以为搞错了，叫他去查对，赵鹤林说：“没错。这是我舅舅亲自制定的。他说小孩子刚工作，好好干就行了，钱少拿点，够吃饭就行了。”
　　赵鹤林表兄1970年到一0二团煤矿当指导员，1971年调到师组织科当干事、农垦局当宣传部副部长，都是在我父亲靠边站时被提拔的。到我父亲落实政策回师主政了，师党委常委提议让赵鹤林出任师纪委书记、副政委，被他以“年轻不议”一笔勾销否决了。
　　八十年代，老家高阳大伯因赌博欠下债，无力偿还，身处困境。他千思万想，给当了大官的弟弟来信，请求支援。我父亲收到信后，不仅不准给寄钱，还给高阳县公安厅打长途电话，让把他抓起来，按照公安处罚条例进行处罚。我大伯一直对这件事耿耿于怀，怨恨弟弟太不讲情意。直到后来，得知我父亲把“文革”中补发的工资寄给老家打了井，他才觉悟。他为有这样一个清官弟弟而自豪，从此再不参赌，勤劳致富了。
　　我父亲廉洁奉公，不奢不贪是公认的，但勤俭节约的事知之者不多。表兄赵鹤林给我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暖水瓶，一把钮扣：
　　“1956年放暑假我刚回到家，舅舅让我把那个快要报废的暖水瓶拿去修补修补。那只暖水瓶壳已腐锈得不成样子了，但他的话我不敢不听。我在院子里用铁丝和木板把瓶胆托起来固定好。舅舅看了高兴地说：‘还可以用几年。’
　　“1982年开春的一天，舅舅把我叫到他的宿舍，交给我一个小包。我打开一看，全是一些钮扣，各式各样。‘拿回去给孩子们做衣裳用吧。’他叮咛。回到家里，我仔细点数，一共134个钮扣，我至今还珍藏着。在我心里这不是扣子，是我舅的心。每当数着那扣子叮叮当当响，我仿佛听到了舅舅经常教导我的话：‘艰苦为荣，勤俭节约不能忘。’”
　　物资世界里不能没有钱。但钱是什么？对这个简单又深奥的问题，不同人有不同的回答。有人把钱看得高于生命，小利忘义，大利忘身；有人视金钱如粪土，宁可饿死，不食周谷。我父亲认为，钱是物资的价值，必须物尽其用才真正有价值。
　　请看我父亲如何使用钱？五十年代，他月工资只有百元，但他总要拿出一部分资助身边生活困难的同志。1977年，政府为他补发了“文革”中欠发的工资，他听到家乡河北高阳县没钱打井，便拿出一半寄给了家乡；1985年，西沙河水庫发洪水，他立马送去一万元；1993年，上级为他的住房补发5万元维修费，他连夜驱车送到共青团农场，让分发给贫困户。
　　“平常只要遇到上访者，或到基层遇到困难户，多则上千元，少则几百元，从来没有空待过人家，总数有多少，我也记不清，”他的通讯员赵奎增激动地说，“就在他去世的前两天，他去五家渠幼儿园，还把500元交给老师，叮嘱她为孩子们买点图书。”
　　在请客送礼之风盛行的时候，也没人敢给他送礼。有一位由农场调往地方的同志，在新单位工作干得很出色，我父亲曾去他的工作单位考察过。有一年国庆节前夕，这位当了经理的同志，出于感激之情，特地约了一位我父亲熟悉的记者一同前来看望老领导，并带来了几箱梨。我父亲对他在事业上的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鼓励他更好地工作，可是对于这几箱梨，他却坚决不收。客人们很难堪。还是那位同来的记者从中打圆场：
　　“王副司令，这梨不值几个钱，只是一点心意。” 我父亲真的给了他面子。客人走后，我父亲立即叫通讯员把梨送给了节日里坚持上班的影剧院工作的同志：“就算我的慰问吧。”
　　通讯员赵奎增讲述了老领导出差让他守家时的千叮咛、万叮咛的一句话：
　　“我不在时，如果有人来看我，你一定要好好招待，但送的东西绝对不许收，请他们把东西拿回去。告诉他们，如果不拿回去，我就不让他们再来看我了。记住。”
　　对于父亲的生活，许多人认为不可思议，不合时宜。他自己怎么看？一个偶然，记者听到了他的心声：“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人民办事的，不是来享福的。现在许多地方还很穷，我们应该关心他们。”
　　1990年9月初，与父亲相依为命的姑妈患肺癌住院做手术，全部费用都是个人掏，一文钱的便宜都不许占。后来，我姑妈的病情恶化了，我父亲一夜未合眼。近一个月来，我姑妈就拒绝打针吃药，说这是浪费国家的药品。9月3日五点钟，他来到姐姐床前，看着骨瘦如柴的老人已处在弥留之际，我父亲的心颤栗着，一颗颗泪水溢出眼眶。
　　我姑妈去世了。我姑妈是位烈士的母亲，大儿子在淮海战役中牺牲了。她的最后一个要求并不高：土葬。夜深人静，四野阗然。我父亲独坐在他那间斯巴达式简朴的起居室里，陷入了极度痛苦之中。这位在“四人帮”淫威下也没屈服过的人，不禁泪如泉涌。往事如烟，平常没有来得及细想的事，一古脑儿的涌上心头。童年很苦，我父亲是在这位比自己年长14岁的姐姐的背上长大的。“文革”前夕，姐姐听说弟弟孑然一人生活着，不顾体弱来到了新疆……恩重如山的姐姐去了，他叹了一口气：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无神论者，我哪能开这个先例呢？我死了也要火化，把骨灰撒在森林公园！” 
　　东方出现鱼肚白，父亲终于下定了决心：火化。地方政府和亲友闻讯送来了许多挽幛。丧事办完后，我父亲叫表兄赵鹤林把这些挽幛全部充公。
　　天下父母没有不爱孩子的， 我父亲对我的父爱珍藏在心底里。有一年，我偕同丈夫小卫从湖南回来看老爸。父亲破例让老吴开车到机场接我们回五家渠，但他自己向管理局交了10元车费。女婿第一次到新疆，我想陪他去天池玩玩。父亲沉思了一会说：
　　“天池没啥看的。那么远，要费多少汽油！就到青疙瘩湖去看看吧。”他见我有点不高兴，语重心长地说，“卡佳，车是组织上配给爸爸工作用的，你要体谅。”我默默地点了点头，反正只有3公里，坐公共汽车去，后来还是一位朋友用自己的车把我们拉到青疙瘩湖玩了一趟。
　　也有过例外：1991年我带着刚满三岁的儿子德蒙回新疆看老爷子，他很高兴，特地和外孙合了影。我们回去后及时给他寄上了照片。他很高兴，收到信的当天就给小卫写信：“看到德蒙的照片很高兴，我和他一起照的照片，他能认得出来吗？他才三岁。要把他教养好，衣食住行待人接物均应注意教育，使之健康成长为一个有用的人，千万不可溺爱娇惯，这至关重要。”
　　2001年我打电话告诉父亲，要带着在德国读了五年书的德蒙回去看望他老人家。父亲十分高兴。德蒙先从柏林飞抵北京，再和我一起从北京乘空军班机飞往新疆昌吉军用机场。这一次，父亲让小易用他的专车来接，但飞机晚点了三个半小时。听通讯员小赵说，他就一直坐在门口那把破藤椅上等着，等到我们赶到时，父亲拉着德蒙的手说：“长得和小时候差不多。” 那副表情又高兴喜悦又深情，我从来没得到过他那么高规格的爱，但德蒙得到了，我也很满足。
　　第二天，他让小易开车拉着德蒙和我到农场走了看看，走了一场又一场，一路上他喜气洋洋地对孙子说：“别把麦子韭菜都分不清了。不要光学洋文，把中国文化忘了。”
　　德蒙很喜欢姥爷，一路上他们说说笑笑，像老朋友似的，还来了个爷孙对话：
　　“要勤俭不要奢侈。”
　　“我经常给人打工哩。”
　　“‘留取丹心照汗青’ 是什么意思？”
　　“忠心爱国呗。”
　　“你学了洋文，可中文不能丢。”
　　在农场整整转了一个星期，这是我父亲几十年里，惟一一次与家人一起出游。回到五家渠，父亲拿出一张报纸，指着其中一篇报道，对德蒙说：
　　“你把它给我翻译成德文，我听听。”
　　父亲考过几十年众多的下属，这一次要考考外孙子了。德蒙接过报纸，高声朗诵得十分熟稔。父亲高兴极了，他为孙子有出息而高兴。
　　夜里，我问德蒙：“你咋那么熟？”他说：“我根本没有照本宣读，我用德语说了我们家中的事。为了让姥爷高兴。”
　　对于儿子的美丽谎言，我没有指责，因为他带给了姥爷喜悦，有这一点我就满足了。德蒙离开姥爷时说：“姥爷，您要保重身体，我以后每年都回来看您一次。”
　　“每年回来太花钱，三五年回来一次就行了。”
　　遗憾的是，没等到外孙第二次回来，姥爷就去了。德蒙很痛苦，他在电话里痛苦地说：
　　“上帝为什么这么不公平，我还要三五年去看他的呀！我还要用德文读他写的书《岁月的记忆》的呀……”。
　　2005年大年初六，我突然接到河北老家一个亲戚打来的电话。她带着哭腔对我说：“你知道吗？你爸爸病得很重，他不让我告诉你，可我……” 。我一下被惊呆了。大年初一我才给父亲通过电话，他说身体还好，让我不要牵挂。我含着眼泪拨通了时任兵团副政委华士飞的电话，哭着问他：
　　“我爸不行了吗？真的不行了吗？”
　　“没有。只是心脏不大好，过完年就要给他安装心脏起搏器。原先他一直不肯装，怕公家花钱多。现在我已做通了他的思想工作。你放心，卡佳，有我呢！”
　　感激的泪水早已模糊了我的双眼。这些年来，一直是华士飞政委在关照我父亲的生活。父亲身边没有亲人，大小事情都是华士飞政委在替他张罗。就在父亲做心脏手术之前，医院要病人亲属签字，也是他代我签的。父亲做手术那天，我紧张地一直守候着电话。手术结束了，华士飞政委打来电话：“卡佳，手术很成功！”顿时，我泪流满面，百感交集。
　　2005年6月5日，我父亲应邀参加环保演讲竞赛活动，还在巨幅标语上签了名，为优秀演讲者颁了奖。前几天，他一连参加了好几场活动，很累。晚饭后，他象往常一样，习惯地坐在门口那把破藤椅上。天色渐暗，他准备回房间休息，就在他转身上台阶的时候，不慎跌倒，当场右臂骨折。农六师副政委张勇和党办主任田业平立即护送他到兵团医院。我当时刚好从长沙回新疆出差。晚上突然接到农六师政委王继亮打来的电话：“卡佳，你现在哪儿？你父亲右胳膊摔断了，已经送往兵团医院，准备马上手术。”我风急火燎地赶往医院，父亲已进入手术室。我和张勇、田业平以及六师来的其他同志在病房焦急地等待着。晚上一点多钟，父亲从手术室出来。对于我的突然到来，他很高兴。问我：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刚到新疆。”
　　“谁告诉你来医院的？”
　　“王继亮政委。”
　　“爸爸，疼吗？”
　　“很好。”
　　他的脸上露出我少有见到的慈祥笑容。之后，他对我说没事，这里有医生照顾，让我忙去。我看他精神状态各方面都不错，第二天便出差西安。两天之后，6月8日早上，手机里传来小易颤抖的声音：“卡佳姐，速回……”泪水夺眶而出，巨大的悲痛向我袭来，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到的机场。一路上，我泪如雨下，飞机落地，我已泣不成声。兵团老干办的刘平姐已经在机场等候，她流着泪对我说：“王叔叔昨天还好好的，还问我卡佳什么时候回来？……”我已经听不清她在讲什么了……她陪着我直奔青年路兵团医院，一床雪白的被单盖在父亲身上。“爸爸！”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2005年6月8日8时32分，我的父亲王寿臣走完了他82岁非凡人生，离开了他在天山脚下准噶尔盆地大漠上开垦耕耘了56年的绿洲。
　　当我沾着泪水纪实他人生的片断时，耳边响起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话“人的一生可以燃烧，也可以腐朽。”他是燃烧的火，不是腐朽的冰。
　　我父亲有一句话，是我亲耳听到的，那是他在批评一个处长时说的：“为人民服务，不是喊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而是要落实在行动上。”
　　一个全身心为人民服务的人，一个没有自已的人，走完了无悔人生路，为大写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他的老上级，著名的西北战场名将罗元发为他发来唁电：“军垦赤子，人民公仆。”这是对他的优秀下级、我的优秀父亲最为准确的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