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晚，仿佛是老天爷为了成全我们的采访，而恩赐的好天气。11月29日，我们一行来到军垦新城石河子，这是兵团军垦大业的形象城。
　　和平是对军人的最高奖赏，新城是军人对人类的奉献。石河子新城被联合国授予“人居环境最佳城市”。石河子很美，美就美在她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示范区。虽然时序仲冬，天气渐冷，绿叶变黄，东风西渐，但新城的风貌依然显现出独特的神韵，十分诱人。
　　我不禁想起了它的奠基人：王震、陶峙岳、张仲瀚和千万开拓者。最是张仲瀚的超前意识令人更加钦佩，也让时下许多一门心思营造政绩工程的官员望尘莫及。
　　记得“文革”时期批判张仲瀚的“罪状”之一，就是建了“复辟资本主义城”，还把他的一句 “把石河子建成国际首都” 笑谑，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证据，上纲上线。今天回想起来，就像一群托儿所的孩子去批斗拳王阿里，说他混淆阶级阵线，丧失革命立场，毒打革命群众一样的滑稽可笑，而这群受骗上当的孩子，虽然可悲可怜但不可爱。扼腕叹息之余，还有一种让人喷饭的荒唐。
　　这座戈壁新城是全世界唯一一座由军人设计，军人建筑，军人管理的军垦城。我牢记着他们当年白手起家，节省一个口袋，一条领子，每月3元钱的补贴，在戈壁滩上人拉犁，建家园的感人故事。我已经有二十多年没到过石河子了。我对石河子有种复杂心理，这源于父亲的第二次被打倒是在石河子。但我必须来，这里有我父亲的战友、还有我的同学。我们乘着父亲坐过的车，先绕城周游一圈，来了个“农村包围城市”，然后直达军垦广场。明洁朴素的市区，整齐的林带，宽展的马路，新颖别致的建筑群落，漂亮的宾馆，车龙竞发的公路，让我感到她离我很近。今天的感觉和当年的感觉一样，新城给我的是一种感悟，一种风格，她虽然没有日内瓦的妩媚，也没有巴黎的雍容，但她是一部传奇的书。
　　我想起来了，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一个秋天，我曾到这里来接受过革命传统教育，是学校组织来的。从那以后，在我记忆里，石河子就是一支感人的歌，一首骄人的诗，一幅动人的画。与开发者的劳动成果相比，开拓者的精神更可贵，更伟大，意义尤为深远，更富有时代精神。要理解这种精神，先要理解创造这种精神的人。这段话出自一位名人之口，我很想实地再度感受一下这种精神，再见一见这种精神的体现者。
　　市中心有一个广场，也是一座花园，我们远远地看到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尊王震将军的雕像，我们走过去向他老人家敬礼。王老是位传奇人物，新疆和兵团的一草一木无一不联系着他。我小时候就听父亲讲过一个王老命他种树的故事。后来，我明白了，父亲把绿化放在心田第一位，就是要完成老司令员对他的指令啊！ 
　　广场西面有一尊“军垦第一犁”雕像，它是兵团人的象征。三个拓荒者牵拉着一架铁犁，绳索紧紧地勒住肩膀，双脚奋力地蹬着大地，在荒原上一步一步走向前方。看着这部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让我的心灵受到震撼，它诠释了新城的精神：创造。
　　广场东面有一尊“扎根边疆”塑像，是三位军垦女兵搂着心爱的孩子逗乐，我认定塑像里有我母亲周婉荣、谢树仁阿姨的影子。伴着声控音乐喷泉里喷出了一泓优美的乐曲，走近它，抚摸它，我感到无比亲切，觉着它很像我和母亲的一幅合影。
　　说起军垦第一犁，很自然想到我的摇篮----八一农场，想到我父亲接力军垦第一犁，在那片土地上犁了一辈子。我认定，石河子这座代表军垦事业的军垦第一犁，融有我父亲和他的战友的心血和汗水，我为之而高兴。
　　对石河子新城之美的描写实在举不胜举，惟有我崇拜的著名诗人艾青，在身遭不白之冤后，被王震保护在石河子多年。他的那首诗让我永远铭心：
　　我到过许多地方
　　数这个城市最年轻
　　她是这样漂亮
　　令人一见倾心
　　
　　不是海市蜃楼
　　不是蓬莱仙景
　　它的一草一木
　　都由血汗浇成
　　在雕塑前面，几个记者正在采访一位老年人。他白发苍苍，满脸风霜留着时代的印记，他穿着一件黄军便装，胸前戴着好几枚奖章。他们的对话很生动——
　　记者：你们为建设边疆做出了贡献，献出了青春，对今天有什么要求？
　　老人：没有什么要求，我们感到很高兴，能把我们那些拉犁的人塑在这里……
　　我在石河子的一位同学郝兆辉，听说卡佳来了，丢下手中的繁忙事儿，赶来看我，引到友谊宾馆三宫海鲜接风。三十多年重见面，我们有着说不完的话，叙不完的旧。得知我要写父亲，兆辉讲起了第一次见到我父亲的印象：
　　“你爸很气派，用现在的话叫帅，一表人才。他的衣著很得体，虽然是旧军装，但穿在他身上，显得格外高雅。这是我第一次见王伯伯，也是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他看我俩那么好，知道我比你大几岁，便问：‘长大了干什么？’我说：‘为人民服务。’他说：‘先上学，学好知识，才能服得好务。’这是他给我的唯一教海：‘先学好知识，才服得好务’。”
　　真的，我的这位同学学好了知识，现在是农八师检察院高级检察官，她为民执法，办过许多大案要案，当年全国闻名的蒋爱珍案，她就参与了。同餐的一位老同志，叫刘高群，我不认识他，他也没和我多说话。等到酒喝得差不多了，要谢坐时，他听说我是王寿臣的女儿，扭头问：
　　“你真是王副司令员的女儿？”
　　“是的。”
　　他高声呼叫服务员：“快，再拿瓶酒，快打开，快酌上。”
　　他举杯祷祝我去世了的父亲，然后和大家痛饮三杯：“王副司令是个好人，是个清官！”
　　虽然这只是件小小的插曲，但又一次见证了父亲的为人。自从父亲去世以后，无论在哪里，什么场合，只要我遇到熟悉他的人，无论是官是民，无论官大官小，说起王寿臣，没有一个不让我感动的。我终于明白了一个理：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千好万好，不如为老百姓做点实事好。
　　下午，我们去拜望我父亲的老战友：周忠玉和郑端阳夫妇。周叔叔和我父亲是抗大七分校同学；郑阿姨和我母亲如同姊妹。他们住在一幢陈旧的小二楼，过着幸福的晚年。我们的相聚，就像年三十大团圆一样激情万端。
　　“在他去世前两天，他还给我打电话，说你有高血压，要按时吃药，别喝酒。”郑阿姨泣不成声地说，“6月8日，得知他去了，我俩抱头大哭了一场。”
　　周叔叔接着说：“他的一切都是真的，他从来不做秀，不整人，不踩别人，不装假。他的心里尽装着别人。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好官，一个好上级，一个好同学，但不是一个好丈夫。他的生活是残缺的，只知道工作事业，不知道生活亲情，要是有你妈在身边，他就不会去得这么早。你看我，活到八十了，还这么好，就因为有你郑瑞阳阿姨在身边。”
　　他们的话讲得真诚，让我感动。我想起在向父亲遗体告别时，郑阿姨搂着我不肯松手，哭着说：“卡佳，卡佳呀，你父亲去了，就剩下你一个人，咋办呢！”
　　从悲痛中出来，我请二老谈谈我父亲的事。
　　“有一件事，既说明你父亲大公无私，又说明他不近人情。”郑阿姨说，“那还是在八一农场，你妈写了入党申请书，经过组织考验，我们党支部通过了，他听到后来找我，说周婉荣不合格，‘她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她还没改造好。’还把我批评了一顿。我不服，跟他吵：‘我们支部都通过了，还要你说了算？’把他气走了。”
　　郑阿姨接着换了一种语气说，“这不能说明你爸不近人情。有件事可以证明，他是把人情藏在心底里。去年，他来到石河子宾馆，打电话约我们俩口子陪他吃饭。我们去了，席间我说，周婉荣来信了，还给我寄了相片，你看不看？他说不看。老周说，你拿给他。我拿出递给他，他仔仔细细看了好一会说，她还这么年轻呀。”
　　周叔叔说“几十年相处，我们吵过，闹过，争过，但我们从不记仇，也没有仇。他在关键时刻总是保护我。‘文革’结束，搞揭批查，我担任工作队长进驻一个大企业，因为有人搞扩大化，无故整人我不干，发生争执，一直闹到自治区领导处。要我作检查我不干，一气之下，走人。这下惹祸了，有人趁火浇油，有人要落石下井，你父亲再三保护，还硬拉着郑瑞阳去见一位领导人，真是用心良苦啊！让我们永远难忘。他有一条别人不及，批评严，处理宽。他认为不能因为下级说了句不满的话就处分人。有一次他到连队检查工作，唐见宋和他顶了牛，他要开会批评。唐见宋回到场部吃完饭，把机关人员召集到会议室，请他来批评。他走进会议室说了声‘散会’走了。这事成了传遍全师的笑话。”
　　周叔叔一向口无遮掩，快人快语，笑着说:“人无完人，都有缺点。你爸耳朵软。改革开放，他回到五家渠重整家业，废寝忘食地工作，一点不假。1980年秋天我去看他，我们一见面就争起来了。他问我：‘人们对我有什么反映？’我说：‘人们说你这个人光在天上呆着不下凡。’‘还有什么？’‘说你是个好人但耳朵软。’我说，‘你被一群小人包围了，光听好听的。’他生气了：‘我听什么人的了？’我说，‘你看人凭嘴巴。’他说：‘就你们两口子能，还敢骂人家汪书记。你们太骄傲。’”
　　我小时候听到好多周忠玉叔叔的轶闻。待我懂事了，长大了，今日长叙，我才明白了他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其实，在那个特殊年代，人是不许有个性的。有人说他桀骜不驯，目空一切；也有人说他愤世嫉俗，怀才不遇。其实不是他怀才不遇，而是他不合时宜。这是我，一个小辈的认定。他不会恭维人，对权贵总是不屑一顾。有人背后骂，捣鬼，但他不在乎，因为他是老革命，可以不给他官，但没人敢不给他饭吃。“有本事当面来，咱们杀五十回合，决个胜败，咋样！”他要人捎话。文革中有一个美妙的传说，他当团政委，被作为“走资派”批了个够，许多同伙想不通，他却依然大大咧咧，谈笑自如。有一天开完批斗大会出来，遇到一个好人问他怎么样？他说：“不咋的。早上，买一包瓜籽吃一口吐一口；晚上，走进厕所看什么都恶心。”
　　他的笑话装了好几麻袋，总有一天会卖个好价钱。
　　而郑阿姨还是那么美，蛾眉横翠，粉面生春，又黑又长的头发没有白。她笑时还是那么温柔，像一缕春风，真正的一位贤妻良母。有人出于嫉妒，说好花插在钢枪上。其实，他们一柔一刚，优势互补,可谓天作之合的“一对美”。看到他们，我在心底说：“周叔叔，您官虽然做得不大，但您有个美轮美奂的贤妻。您要满足，上帝是公正的，不会把好的都给了您。”
　　不是坚定地向往光明的人，决不敢大无畏地鞭挞黑暗。我想起了普列汉诺夫的话：“一个拥有某种才能的人，如果想对社会发生影响，必须使他的才能比别人更适合那个时代的社会需要。”这也许就是对我父亲和周叔叔这一对战友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