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大学、中学、小学包括托儿所学前班全都停课闹革命了。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红小兵在伟大领袖亲自率领下，把全国山河闹得一片红。但是无限“大好的形势”下却是经济崩溃，民不聊生。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父亲找到了二次创业的两把金钥匙：坚定改革和广纳贤才。在紧紧抓住第一把钥匙的时候，第二把钥匙如同出生在我父亲身边的幼笋，早已成竹在胸了。
　　1981年6月21日，父亲在对东线八个农牧工矿场和部分场办工矿企业的改革深入调研之后，在奇台农场召开总结大会。首先听取了各单位主要领导的汇报，然后即席讲话：
　　“农业以水定地，主攻单产，集约经营，亩利百元，是我们农场现在的主攻方向。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它是‘四化’的基础。但是，现在有些青年人不安心农业，要做好他们的工作，特别要注意有人利用手中的权利把他们搞走。”说到这里，他把话题一转说，“我们和内地比，有三个差别。一是素质，二是节奏，三是效率，解决的关键是用人。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实现四化没有人才不行。我们用人的标准就是贤者上，不屑者下。一登龙门终身为官不行。共青团农场有个六十年代的大学生，潜心土壤研究，很有才。我让他们提拔，他们只让当科长，我建议当第一副场长。一0九团有个会计，很有能力，因为傲气点，不提拔。我让当科长，说要审干。翻档案，看出身，查社会关系。尽在屋子里审来审去，为什么不到他工作的环境里去考核？学工的叫去搞农，学农的叫去搞工，一个大学生叫去当事务长，不改不行。要人尽其才，才尽甚用，不要求全责备。”
　　会后，我父亲又一次下团场，赵春田、曹平林奉令同行。这一次可不是轻松聊天，而是他在车内进行的一场特别的考试。父亲问赵春田：
　　“你平常都读些什么书？”
　　“读的很乱，不专一。”
　　“你最喜欢读什么书？”
　　“三国演义。”
　　“一个组织干部怎么喜欢三国演义哩？”
　　“那里面有学问。”
　　“什么学问？”
　　“用人。”
　　“噢，你倒还是个有心人，讲讲我听。”
　　“刘备用人不讲资格，重才华；孙权喜欢年轻人，周渝三十来岁当了元帅；曹操是不拘一格用人才，搞五湖四海，所以在诸侯竞争中，他们三人成功了，够得上英雄。”
　　父亲听了他说的三国刘孙曹用人，显得很高兴。他说：“咱们这一路你们都看到了什么？”
　　他俩互相示意，异口同声：“我们看的没有师长深。”
　　“团营连三级干部同样大，都是父字辈，没有儿子辈、孙子辈，一起下不就断层了吗？这可不行，必须老中青结合，特别是连队干部年龄不能大。”他接着说，“我们这一次没白跑，回去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能不能从基层选择，文化高中以上，工龄三年以上的优秀青年，由大家推荐，统一考试培养一批年轻干部。你们组干科先拿出个方案来党委讨论。”
　　1981年7月，在一次师党委扩大会上，我父亲亮出了自己的底牌：提议创办“两校”----党校和技校。致力于提高现在职干部素质，积极培养中青年干部，解决青黄不接，后继乏人；致力提高职工干部队伍的文化科技水平，迎接军垦事业大发展。他的提议得到一致拥护。
　　接着，父亲即席讲了一段话，后来被人称之为《人才论》：
　　“既然大家通过了这个决定，我讲一点个人意见，种庄稼还要种文化。干部是领头人，领头人的素质是最重要的，这个问题的中心是用人。如何用人？是能者上，不屑者下。在使用干部上，我们一定要任人唯贤，知人善任，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不能只凭领导者的喜恶去选择干部。古人云，‘明政以得人为本’，可见选人的重要。古人都懂得的这个道理，我们共产党人更应该身体力行。在当前，我们要特别强调按照党中央提出的三条标准选拨干部，就是德才兼备的具体化。我们所谓的德，简而言之就是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我们所说的才，就是指有胜任工作的业务能力，能造福于人民，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积极贡献。我们要在依靠老的骨干的同时，大力培养和提拔中青年干部和妇女干部，把男女青年中的优秀分子逐步地选拨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实现老中青妇相结合，有计划地逐步地改变干部队伍中‘万金油’多，专业人员缺乏，有些单位干部成堆，人浮于事，效率不高的现状。使‘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为此要加强对党员和干部的训练，办好党校，组织党员和干部学政治、学文化、学科学、学技术、学管理，希望各行各业要涌现出更多的专家。”
　　会后，正好自治区党校举办干部培训班，农六师立刻选派出经过统一考试的马维鳌、王春晖、王志耕、焦兆喜、钟维汉等6名干部进入自治区党校学习，由局党委副书记张奎魁带队。后来当了兵团领导干部的曹国琴、倪豪梅也参加学习。土墩子农场副书记马维鳌，入考成绩247分，名列榜首。父亲到土墩子农场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说他年轻能干，哪里有困难到哪里就地解决。我父亲说：“我们就是要培养这样的年轻干部。”
　　赵春田组织全科人员反复商讨，写出了一份“关于公开招聘择优录取年轻干部的报告”送我父亲审批。
　　“招聘可以，但没指标咋办？”我父亲问。
　　“用离退休干部名额抵，不再分配到团场。”赵春田回答。
　　“好，就这么办。”
　　“离退休指标集中用，下面会有意见。”
　　“有意见找我。”
　　这就是我父亲执著办“两校”的大背景。
　　农六师党校经上级批准成立了。师党委决定由师政委张奎魁兼任校长、李旭昌任常务副校长。先抓培训，后抓招生。培训容易，抽调现职干部集中起来就成，可招生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要什么条件？文化基础怎么好？政治条件如何定？文化基础好办，通过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政治条件呢？
　　父亲力排众难，确定了一条原则：废除唯成分，不搞看出身，平等去竞争，一切看才能。只要真心拥护共产党，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年龄在16岁至25岁的男女青年都可以参加报考竞争。
　　这一下，全师沸腾了，通过公平竞争，统一考试，招收了师党校首届青干班59人。有人考证，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极左时代的“黑崽子”。进入自治区党校的马维鳌也转入中干班，是年他32岁，“减去10年，我是青年。”马维鳌带着幽默进班，当选为班长。
　　父亲在开学典礼上讲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你们是师党校首期青干班，你们在校好好学，毕业了好好干，军垦事业要后继有人，将来你们中有人会接我的班，当师长。”
　　这就是被称之为“黄浦一期”农六师党校。接下去办了三期，培养出一百多名毕业生。如今这批人大都成了农六师师、团领导干部。今天，坦然与他们对话，他们都很优秀。但我很难能一一介绍，只能介绍“四个代表”：胡永芬，先任农六师党校校长，现任兵团党校副校长。她的爷爷是地主。衡淑侠，现任新湖农场一把手，党委书记、政委；现任农六师党办主任的田业平和劳动社保局局长王以贵都是一期毕业生。
　　1984年春节前一天，兵团邀请我父亲参加春节联欢会，父亲特地请假留在五家渠，参加农六师举办为95位离休干部颁发荣誉证大会。老红军王钰、何集斗、何来旺、樊文生、杜光德、李发基；老八路李辅臣、乔雪亭、张建功、吴吉祥、李旭昌等94人荣获证书。
　　樊文生首先发言：“我离休了，拿到荣誉证我很光荣也很高兴。但还要有点雄心壮志，为党和人民继续做点贡献。要大胆地帮助中青年干部。”他讲了“大胆”两个字，引发了大家坦诚的心语。
　　庄鸿桂接着说：“我们人老心不老，思想更不能老，为办好农场和家庭承包做点事。”
　　韩际隆说：“话还要说，工作也还要尽力干，思想更不能离休。”
　　李旭昌说：“我们一定要带头教育好自己的子女，让他们做一个合格的接班人。” 
　　姚惠珍说：“我一定要把后代教育好。”
　　听了大家心语，父亲最后说：“大家的话使我很感动。为了适应时代，这次我们全师有658名干部退下来。有下有上，继往开来，以后还有第二批第三批。你们先走，我后面来。我非常赞成樊文生‘大胆帮助’这个提议。以后，师里不管谁，包括我做了错事，特别是贪污腐化的事，你樊文生要第一个站出来揭发，因为你们已经无官一身轻，没有任何顾忌了。”
　　1986年春，农六师又通过民主推荐，择优录用的59名中青年干部走马上任各级领导岗位，其中女性8人，32人担任团场领导。他们来自各条战线的四个民族，22人具有大、中专文凭，其余均为高中毕业。与此同时，又有36名老干部离退休。从而改善了干部队伍知识、年龄结构，提高了干部队伍素质。
　　两校建立了，很红火。中青年干部上任了，干得很热情，我父亲却并没有满足，他再一次千里行，从西到东来到奇台农场。他看到场部新城镇规划建设，拆旧房盖新房，一座楼房正在装修，林带栽得好，街道又宽敞又干净，还建了中心花坛。群众都吃上了自流井水。他很是高兴，回到招待所对曹秘书说：“今天不走了，住下，明天去一0九团。” 
　　当了一年副场长，刚刚接任场长的王全胜，亲自去安排晚饭，他知道老上级有标准，从来不超过四菜一汤，而且全素莱，要不就是饺子加糊拉汤。但考虑到他年龄大了，又四处奔波了一天，再说也心存感激。他思来想去，悄悄让做事员多做了两道菜：土豆烧牛肉、西红柿炒鸡蛋。菜端上来，我父亲一下子不高兴了，刚才满脸喜悦的好情绪，一扫而光，命令站在一边的炊事员：“端下去。”炊事员望望两位场领导，他们示意照办。待他端走了之后，我父亲缓和了一下情绪，伸出筷子为自己加了一块豆腐，边吃边说：“四菜一汤就不错了，全场老百姓都能吃上四菜一汤吗？别人怎么吃我不管，我绝对不能超过标准。你们记好了，吃一点，喝一点看起来是小事，其实不小。党员干部只有严以律己，说到做到，老百姓才信得过。”
　　第二年开春，父亲第五次到奇台农场地处丘陵地带的三分场，这里叫开垦庙，清乾隆年间曾从内地来了一批移民，叫镰头户从事开荒种田。土地宽，土质好，但缺水，父亲对王全胜说：
　　“你们要向枣园学习，汲取地下水。”
　　“打井可以，但我们缺电。”王全胜接着说：“用电难，仅有的3座小水电站，总装机容量只有1277千瓦，远远不够用。使用农田要受别人控制，难以适应农场发展。”
　　我父亲给王全胜提出了新要求：“开发水资源是农场的战略任务，但首先要解决用电难的问题。能不能建个变电站。”王全胜心领神会，他和王国福书记一起组织全场动员大干，一手抓水资源，一手抓变电站。1986年开始实施开发万泉引水工程，计划喷灌、滴灌耕地各3000亩；1987年建成了一座35千伏变电所，实现了水电跟农电并网使用，解决了奇台农场第五难：用电难。经过几年努力，打井150眼，开荒3万亩，还修建了二期水库。奇台农场真正的旧貌换新颜了。2000年父亲最后一次到奇台农场，当年小村庄似的场部，变成了一座美丽的新镇，成为全兵团最有名气的38座小城镇之一。今昔对比，变化之大，连我父亲都感到吃惊，特地在这新面貌前和场里干部合影留念。
　　后来，王全胜调任农十师师长，然后又去农七师任师长。2005年底我们在徕远宾馆见到了王全胜师长。他的第一句话是：“王副司令像我的父亲一样，没有他的严格教导，就没有我的今天。” 回忆起那些难忘的往事，他说，“能在他手下工作，是我的幸运，我的福气。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什么是党的优秀干部，什么是大公无私，什么是光明磊落，什么是优良传统和作风，什么是高风亮节，什么是疾恶如仇。他一心为民，心系群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988年我父亲收到一封告状信。信中揭发五家渠粮食局搞楼堂馆所。父亲把信批给《五家渠报》一名记者，要他去调查：“是功上报，是过告诉我。”
　　这名记者深入采访，粮食局是一个优秀单位，局长栾万章是一个难得人才。在全疆96个粮食局中，唯有它没要国家补贴，前十年吃国家补贴220万，越补越穷，近三年改革开放，丢了“拐杖”，扔了铁饭碗，走活一盘“棋”，固定资产增长7倍。兴修了仓库、办公楼、住宅楼，买了汽车，事业一片兴旺。父亲看了记者的专访《“棋”活一着》非常高兴，立即赶到粮食局，在栾万章陪同下观看了新修的仓库、住宅楼和街道旁的一家家粮店。问到成功经验，栾万章说：
　　“别人要补贴，我要政策。”
　　父亲叮嘱他：“粮食局千万不要忘了种粮人。”是年，栾万章被授于自治区“五?一”劳动模范、全国商业劳动模范。
　　第二天，我父亲来到马桥一0六团，时值金秋时节，上上下下都忙着，团长、政委都不在，他到场部附近林带里看了看，忽然见团政委徐瀛洲骑着自行车汗流浃背地跑过来，跳下车：“王副司令，您来了，咋不打个招呼！”“你到连队去了？陪我看看。”徐瀛洲用手擦擦汗水，陪他先到农贸市场，后到棉花加工厂：“团长呢？”“到新湖参加经济分析会去了。”“你咋没去？”“我是管政工的。”“管政工也要懂生产。走，跟我去新湖。”徐瀛洲觉着自己去参加这个会不好，但又不敢违抗。只好坐上车跟着走到一片棉田，我父亲叫停下车，走过去问：“这是什么品种？”“我不知道。不敢胡说。”“搞政工也要懂生产，不能光讲空话。”上车又走了一程：“那块棉田有多少株？一株大约可产多少花……他又提出了一连串问题，这回徐瀛洲答对了，因为他一直在钻研农业技术。“还懂得一些。”到了新湖农场，他对徐瀛洲说：“跟我到会场听听大家讲，长长知识。”
　　二十年后回忆那件小事，徐瀛皱仍然很激动：“老爷子把我们当学生，当儿子，我们不进步，他难受；我们进步了，他高兴。我为有他那样的领导自豪。我咋能不激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