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中共中央于1975年3月25日作出了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改变体制，成立新疆农垦总局。对此，新疆军垦奠基人王震将军一直认为不妥，他四处奔走，八方游说，呼吁恢复新疆兵团。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后，面对全国百废待兴，他尤其关注新疆，特别是兵团改制后的实情。1978年2月，王震领着国家农垦总局工作组，对新疆农垦管理体制进了调查，并提出恢复兵团的建议。邓小平看了报告当即批示：“王震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常委身份，兼管新疆的工作。”通过一段时间的调研，王震以个人名义向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建议恢复新疆兵团的信。第二天，小平即批示：
　　“请王震同志牵头，约集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对恢复生产建设兵团的必要性，作一系列的报告，并为中央拟一决议，以凭决定。”
　　1981年5月，受邓小平委派，王震将军率领中央巡视团来新疆考察。第一站：五家渠农六师。他要来看一看望自己的老部队，看一看第一代老兵战士，看一看作为乌鲁木齐卫星城的五家渠咋个样。
　　听说老司令员王震要来，全师上下都当作一件大喜事，像过大年一样高兴。五家渠沸腾了，机关干部和市民一起先来了个全市大扫除，风貌焕然一新了。市区街面虽然够不上繁华，但很干净整齐。当时，除了一座陈旧的八一影剧院、一座五十年代建造的三层办公楼，全是军营式的平房。没有宾馆，没有大楼，什么星级宾馆、超级大厦，许多人还没有听过。在哪儿接待老司令呢？只能在办公室的小会议室。清扫了好几天，剥落的墙面，风化的门窗还是没法掩饰，最后在正面拉了一道蓝布，权当天幕，前面摆上了一圈棕色老式杨木椅凳。我父亲去看了三次，虽然算不上排场，但总还整齐干净。“就这样吧。”
　　但让我父亲高兴的是，虽然室内摆设不够排场，但室外热烈的群众，早早就出门排队等候老司令的到来了。
　　5月21日下午六时，新疆军垦奠基人王震率领中央巡视团来了。
　　王震将军风尘仆仆，精神矍铄，情绪饱满，他虽年过古稀，但身子骨还是那样硬朗。走下车看到当年的盐碱滩上绿树成荫，条田成方，道路平坦干净，庄稼茁壮，房屋整齐，他心里十分高兴，对迎接他的我父亲说：“变样了，变样了！”
　　王老还是那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和聚集在办公室门前迎接的机关干部一一握手问好。他看到他们中有几位老同志，便主动走过去和他们打招呼。
　　李振海、王珏夫妇都是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现在离休了。今天见到老司令员，非常高兴。王震将军握住王钰同志的手问她身体好不好，家里怎么样，孩子干什么？并一再嘱咐老俩口要保重身体。
　　机关一位刚调来不久的出纳小袁，从小就听过许多“王胡子”的传奇故事，她很早就想见到这位老前辈。这位腼腆的年轻姑娘，不好意思往前挤，只好站在人群后面张望。王震将军主动向她伸出了手。小袁呆住了，激动得竟忘记把手伸过去。事后，她好后悔好后悔，但表示一要把工作做好，不负前辈的期望。
　　休息的时候，王震将军要来一张地图铺在地上，一一询问各农场分布的位置和土质、水源、生产情况。特别是推广地膜棉的增产幅度。看完了卷起地图对我父亲说：“五家渠离乌鲁木齐这么近，要发展多种经营，养鱼、养奶牛、养鸡、种蔬菜，占领市场”。
　　“有个养禽场，正在抓蔬菜基地。”我父亲说，“我们还要打进乌鲁木齐大市场，去建商业大楼。”
　　“好！要有点兵团人的气派，不光从农从工，还要从商。大家畅所欲言，不要有任何顾虑。”接下去大家说出了对兵团体制改革的看法。他只听大家说，自己不表态，不评判。对每个人的意见，他都问得很认真，很仔细，很具体。就象当年屯垦之初和技术人员一道选点一样。离别时，老司令对我父亲语重心长地说：“文化大革命再不干了，全部错了。打倒一大片，红卫兵是上当了的。” 
　　送别王老上车时，老司令员留下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等着听消息吧！”望着车开走了，父亲自言自语：“还是当年那股劲。”
　　两个月后的8月13日，77岁高龄的邓小平偕王震、王任重视察新疆，特地在石河子接见兵团团以上干部和老红军、劳动模范代表。我父亲也去了，他牢牢地记着小平同志的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现在的农垦部队，是稳定新疆的核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起来确有必要。”
　　1981年9月22日，经王震多次修改，以国家农委党组和新闻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名义向党中央、国务院及中央军委上报了《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报告》。
　　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决定指出“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发展农垦事业，对于发展自治区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建设，防御霸权主义侵略，保卫祖国边疆，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82年2月9日，我父亲被任命为兵团副司令员兼农六师党委书记。谈到兵团大业，我父亲对老司令的敬佩是发自内心的：“可以说从创建兵团到恢复兵团，全都与王震将军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没有王老，就没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昨天和今天。” 
　　恢复兵团前后，农六师的老领导张贤约、侥正锡、魏志明、郑云彪、胡田勋、张世功等先后回到阔别多年的五家渠看望老部队，老战友。我父亲陪同他们走亲访友，和他们促膝忆昔，回首往日，他们情不自禁，乐而忘归。说不完的峥嵘岁月，道不尽的战友深情。
　　六军老政委，曾任总后勤部部长的张贤约将军挥笔题词：“马革何须裹尸还，屯垦戍边业千秋”；兰州军区副司令员，曾任农六师前身十七师政委的袁学凯将军泼墨：“战场建奇功，军垦创伟业”；原十七师政治处主任黄继甫留言：“道路艰辛，业绩宏伟。”
　　其实，最早来到并关注五家渠这片不毛之地的是朱德、彭德怀和贺龙三位元帅。
　　1950年3月下旬，彭总在王震陪同下，来到五家渠下四工，十七师四十九团的战士们正在这里开荒。彭总抢过一只砍土曼和大伙一起干：
　　“好多年没种过地了，把身子骨都养嫩了。”
　　休息时，他卷起一支莫合烟坐在地上和大家笑谈。“有些啥子想法？”
　　“没有。”
　　“没有？脑子是空的？”彭总笑着说，“那倒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了。不会没想法。比方说，想不想有个家？想不想有个老婆？想不想有个孩子？仗打完了，总不能当一辈子光棍汉。”
　　他的话把大家惹乐了，但他们只笑不说话。彭总对王震说：
　　“王胡子，到内地招一批妇女来，帮他们安个家。”
　　战士们热烈鼓起掌来。
　　1965年6月朱德元帅到新疆视察，虽未到五家渠，但特别为农六师题词“建设边疆，保卫边疆。”
　　改革开放后，王震、王恩茂二位“王老”是到农六师五家渠次数最多的领导。王恩茂同志除陪客之外，先后九次到农六师五家渠指导工作。
　　在接待众多宾客中，最感人的还是我父亲陪同原六军老军长罗元发故地重游----
　　1982年8月25日，阳光灿烂。身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老军长罗元发将军来到新疆军区，他想回六师看看。我父亲特地赶到乌鲁木齐博格达宾馆去接老首长。看到老军长虽然满头银发，但身体很健康，清癯高雅。他穿着军便装，没佩戴军衔，像个学者：
　　“寿臣，寿臣！”老军长从楼上走下来倒先打招呼了。
　　我父亲快步走到楼梯口，双手握住老首长的手连声说：“军长，军长，您身体真好！”
　　在大厅稍坐了一会儿，就上车向五家渠开去。这是罗元发伯伯离开新疆三十年后第一次重返他战斗生产过的地方。看到戈壁滩黄土地上的巨大变化，分外激动。车子行走在和平渠旁的公路上，他和我父亲说起用爬犁子拉石头的往事：
　　“好像你那时去伊犁搞土改去了。”罗伯伯记性真好。
　　“是的，我是51年6月去的，53年10月回来的，我回来时，首长已去组建兰空了。”
　　“当时我拟了一个调往兰空名单，名单上有你，后来我还想调你去北京。你很精干，又年轻，但这边卡住不放。”
　　“我知道本来选调空军的名单上有我，但组织上让我去了八一农场。”
　　“我想调的好些人都没去成，被王司令卡住了，王震同志和我争人才，我争不过他呀。”老军长说着笑了，“程悦长的笑话就是出在那时候。”
　　车子走到一0一团二连，我父亲向老首长介绍：“这里就是当年的六军军垦处。”看到麦场上堆着小山似的小麦，条田里绿油油的水稻正在抽穗。罗元发伯伯高兴地说：“昔日芦苇滩，如今变成鱼米乡了。”
　　当天，罗伯伯住在刚修建的青湖宾馆。五家渠，当年的荒碱滩，如今变成了一座新城，我父亲安排老军长和六军老部下见面，一起吃了团圆饭，又合了影以作留念。他们坐在大厅里聊起了天。从转战西北说到屯垦戍边，谈过去，话现在，谈家庭，说子女，兴致勃勃，越谈越兴奋。说起打仗，他们依然雄心勃勃，说起牺牲战友，他们泣不成声。
　　李振海说起他在骑七师任参谋长，师里因为给干部发了一只手表，被作为腐败作风，政委于春山受了处分：“那时候，一根针都不行，目的是立党为公。”
　　樊文生说起伊犁河边惠远开荒的事：“1950年1月8日，我们五0团抵达惠远，那里到处一片废墟，没地方住。我们走进将军衙门府，见两边有几间平房，刘光汉团长说，‘老樊，你们营机枪连就驻就在这儿吧。’我忙说，‘团部安在这里。’刘团长说，‘别推辞了，早点休息吧。’但机枪连说什么也不住‘高雅大堂’，他们拉来几车羊粪，垫上毡子，睡在上面，盖上被子入睡了；早上起来，被子上落了厚厚一层雪。挥锄开荒，有个小鬼编了一首歌‘正月里，正月正，毛主席下了生产令，号召我们大生产，人人思想要搞通…… ’”
　　刘从惠说起兰州战役攻克皋兰山，五0团出了个一级战斗英雄曹德荣：“他是七连指导员。我在警卫连当连长。他死了，杨怀年副团长从他衣袋里摸出个小包，是他冲锋时留下的全连党员的党费。”
　　“曹德荣是董存瑞式的英雄，是六军的骄傲。杨怀年把那个小包送给了我，我又送给了彭总。”罗元发伯伯沉痛地说，“从惠，你不是也在兰州战役中获得了甲等战斗模范的荣誉吗？”
　　“我比曹德荣差远了。”
　　身任师副政委的岳云芳，说起罗军长给程师长送大米的事：“北疆剿匪很艰难，程悦长师长带病出征，率领我们在奇台将军戈壁上追匪，有一天，冯配岳参谋长回指挥部报告工作，罗军长让他给程师长带去五十斤大米，叮嘱说他有胃病，给他煮点稀饭吃。程师长却硬让冯参谋长把大米分成二十八份，分送给二十八个伙食单位，还给我们讲了汉将军霍去病把汉明帝赐的十瓶御酒倒入一眼井里，与将土共饮井水的故事。真的，那时候干群关系真好。”
　　师顾问李福智说起了程悦长卖大衣葬父亲的往事：“那时候军长您已去兰空。有一天，王司令找程师长谈话，天很冷，他却没穿大衣，冻得发抖。王司令员问他为什么不穿大衣。他说忘了。他走后，王司令员派人去调查，原来程师长的父亲去世了，他没钱，就用大衣当了50元钱寄回去安葬。王司令员难过极了，赶忙拿了50元叫人去把大衣给赎了回来。程师长是个好领导，一点私心也没有呀！”
　　师政委张奎魁：“罗军长，当初，你要十七师驻进五家渠，身担双重责任。那时以八一、猛进、十六团为中心，东到奇台骆驼井子，西到马桥古城子，建成了乌鲁木齐北部第一农场带；改革开放，我们的十九个农场，数百家工矿企业，散布在准噶尔盆地南缘数万平方公里，垦区绿洲面积八千六百平方公里，建成了第二农场带，在新疆的整体经济发展建设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对巩固边防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相信在若干年以后，随着我国和新疆经济发展与建设的需要，第二农场带将会起到更大的作用。”
　　师长张生生向老军长汇报：“六师各民族很团结，真正的‘两个离不开’。这是我们发展的基础。当年“文革”大乱，是哈萨克牧民保了我，我永生难忘。”
　　……
　　将军看望老部队，宛如久别的好朋友；坐在一起促膝谈笑风生，又象一个大家庭的大团圆。
　　天晚了，大家劝老首长早些休息。临别时，罗元发伯伯深情地对大家说：
　　“为了建设空军，组织上决定调我去兰州组建西北空军，我走了，你们留下的同志吃苦了。为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你们做出了贡献，我感谢同志们，向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第二天，父亲和其它师领导一起，陪同罗元发伯伯先浏览了市区，再到当年的猛进水库青格达旅游区观光，然后到皮革厂、拖配厂参观。第三天来到一0二团，就是当年的军垦第一犁八一农场。看到农场治碱治水大见成效，场办工业发展很快，罗元发伯伯高兴地说，要搞科学种田，为地方和兄弟团场做示范。回来途中，又走访了一0一团六连三家农工家院，老首长再三叮嘱团场领导，要帮助职工建好家。第四天到蔡家湖一0三团，听到场里还有400多户住在地窝子里，他心里很难过，对团领导说：“这些老同志对开发新疆做出了很大贡献，年岁大了，一定帮他们把晚年安顿好。”
　　临别，罗元发伯伯对大家说他要写一本反映西北战场的书：“不是写我自己，是写一野，写六军指战员。”我父亲当即表态：“为了支持老首长写好书，农六师要人给人，要力出力。”
　　送走了罗伯伯，父亲在从机场回师路上对同行几位师领导说：“生活中有些人德行美好，但他决不居功自傲，也不文过饰非；他有高尚的理想和志趣而又脚踏实地，谦虚谨慎；他襟怀大度，朴素本色，使你感到和他平等，罗军长就是这样的人。”
　　国庆节到了，农六师在八一俱乐部广场前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花展。这广场是从战争走向和平的驿站，也曾经是文攻武卫的据点。鲜花展的方式是全市民众每家拿出自己最好的盆花，到广场参展比赛，并举行评奖。三天前，组委会就开始接待参展者，并组织了护花队。到9月29日清晨，八一广场已经摆满了鲜花，连组织者都没料到，会有这么多人参加。光城建处就送展60多种，300多盆；师党校就送展50多种，100多盆。有一位司机运来自家培养的50多盆花，有玉簪、苏铁、扶桑。
　　北方的花卉，打破了南方的季节界限，大都在夏秋季开放。在这里，室养最多的是米兰、海棠、君子兰、仙客来、红玫瑰、沙子章、剑麻、爬地杉、含羞草、南掌杉、非洲虎皮兰、印度橡皮树。而参展的鲜花珍木中，不乏花中皇后月季，国色天香牡丹，报春梅花，紫阳杜鹃。有一盆仙人掌，足有一米多高，开着一朵朵圣洁的白花。还有一盆巴西木和一盆君子兰，开得分外妖娆。许多人围着它不忍离开。“留连忘返”四个字，在这里派上用场。
　　我父亲为花展剪彩，他只说了一句话：“戈壁滩上建花园，我们落实到行动上了。”
　　这次花展，是农六师二次创业的象征。五家渠人感受到了美丽真好，懂得了美丽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也要美丽。
　　是年年底，受老军长之邀，农六师派专人到北京协助采访撰稿。第二年，罗元发伯伯的著作《战斗在大西北》出版了，专程让人给农六师送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