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是一切资源中最为宝贵的资源。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这一观念也越来越被我父亲提升到诸多事务中的首位。他很忙，但再忙也不忘读书。从中国的四书五经到西方的人文主义、文艺复兴的书都读。从书中他看到贯穿时空中心的是人，是人才。“黄金累千，不如一贤。”古人早己认识到治国安邦之本，惟在得人。“能者上，不屑者下”这句被我父亲常常引用的话里，包含着太多的内涵，但核心是一个“才”字。回顾中国历史，曾有过人才济济的光明时代，但也走过一段“人才有罪，罪该万死”的悲哀岁月。
　　我父亲下基层一般都是带着懂技术、管生产、搞调配的技术人员、机关干部。到了基层就地解决实际问题，缺水缺电缺种子少化肥少农药什么的。1985年8月9日，我父亲到基层调研。先去东线，后去西线，车上特地安排了保卫科长和一名年轻的《新疆军垦报》常驻记者，一名年过半百的大龄文化干事。这位文化干事祖籍江南水乡，出身文化世家，支边来疆，他饱览群书，一肚子墨水，琴棋书画都来得。“文革”前他说话总是离不开“曰”、“于是乎”之类的词语；现在说话又离不开“领导教导”、“认真执行”官式语，就是不会说“OK！”，“yes！”他被人当作“书呆子”、“穷秀才”，“文革”中又当了多年“黑帮”。但在我父亲心里，他是个才子，不然是不会叫他一起下乡的。他平常也就寻章摘句，抄抄写写，从来没有坐过我父亲的车。这次他可是既受宠若惊又心惊胆颤。
　　车子开出五家渠穿梧桐窝子，驶向乌奇公路，父亲扭过头问保卫科长：“念高危，则思谦中而自牧；惧涝盈，则思江海下百川。这是谁的话？”
　　保卫科长：“不知道。我只知道保卫好首长安全。”
　　“你说说。”他问那位常驻记者。
　　常驻记者说：“好像……好像是魏徵的十思疏。” 
　　“你认为李世民咋样？”我父亲问文化干事。
　　文化干事回答得很干脆：“他是中国封建时代611位皇帝的第一名，模范皇帝。”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是谁的诗？” 父亲又问他。
　　文化干事说：“龚自针。”
　　接下去，车内气氛慢慢放松了，他们来了一次车内人才论。
　　常驻记者：“晏子说‘国有三不祥；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人才兴国运昌巳为世界各国公认。”
　　文化干事：“春秋战国七雄并峙，人才走俏，百家争鸣。秦始皇虽为暴君，但他的成功主要是重用了李斯等一批人才。”
　　常驻记者：“孟尝君门下食客三千，当然有混饭吃的，但却是一所人才大学。”
　　文化干事：“苏秦就是个人才，佩六国相印，了不起，还有个孙滨。”
　　我父亲问保卫科长：“我说小田，你都读些什么书？”
　　“我看书不多……只看些小说，但我要把枪练好，练枪可比看书累。”
　　“读书并不比练武轻松。‘头悬梁，锥刺股’，要有这种精神才学得到真知识。”
　　“既然司令要求，那我就多读书吧。”
　　“枪要练，书也要读。你呢，记者同志，你喜欢读些什么书？”
　　“我书读得很乱，不系统。我喜欢文艺复兴时代的书，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被称作人文主义‘三杰’的但丁、薄伽丘和彼得拉克的作品。”
　　“人文主义和马列主义有什么不同？”
　　“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末，欧洲开始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新兴阶级打出了文艺复兴的旗帜，人文主义就是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文艺复兴起源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后扩大到德、法、英、西班牙、尼德兰等欧洲国家。‘文艺复兴’并非是要全盘复兴古代文化，其真正目的，是要借助古代文化的现实思想来抵制封建教会对人们的束缚，是要宣扬和传播资产阶级的世俗要求和个人欲望。恩格斯说‘要在每个国家内从各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听到这里，父亲对那位常驻记者说：“回去后请你给我找一本薄伽丘的《十日谈》。”
　　这次的东西线之行的车内评书论道，证明了有人评述我父亲先当学生后当先生的论断是对的。
　　从新湖到马轿转芳草湖，来到枣园，我父亲有了一个新发现，他发现了自己的官僚主义。全师都植棉，就一0五团，也就是当年的井灌第一场枣园农场不愿种棉花。赶到一0五团，和团领导谈话，追问原因，说是土壤气候都不适宜。他突然觉得不对头，论纬度它比一0六团还靠南0.27度，论水土，它有优势，无霜期177天，年均气温10。C，积温3704。C，具备棉花生长条件。他们说，试种过，平均单产25公斤，最低单产6公斤。所以，枣园农场只适宜种打瓜，不适宜大面积种棉花。
　　我父亲思来想去，觉着还是得从调整班子入手。在考察中，他开始物色种棉人了。清晨，来到毗邻的一一一团，先和团长袁景柱、政委乔世荣谈了谈生产，然后问：
　　“你们团谁最懂种棉花？”
　　“周旭初。”
　　“干什么的？”
　　“生产科长。”
　　“讲讲他的情况。”
　　“出生在浙江杭州湾农业家庭，随父母支边到农场，考入奎屯农校，很爱农业技术。毕业后，在一0六团二连当农业技术员，创造了棉花小面积亩产112公斤的高产记录，提拨当连长。前年调到我们一一一团生产科。”
　　“叫来，说我找他谈话。”
　　周旭初来了，站在一旁，有些惶惑不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坐下。” 
　　周旭初坐在一条凳子上，显得很腼腆。
　　“一0五团为什么种不好棉花？”
　　“懒。”
　　“懒？人家种的打瓜也不错呀！”
　　“只艰苦不奋斗。”
　　“这就是你说的懒？”
　　“我说的懒是不懂科学不学科学，因循守旧，只是一窝风的种打瓜，虽然省工又省成本，但那是只顾眼前利益。”
　　“乔政委，如果叫你去枣园种棉花你干不干？”
　　“干，我还有三年才退休，得抓紧干。”
　　父亲当天连夜回到师里，叫来组干处长周荣照：“立即派人到一一一团考察生产科长周旭初，如无大错，破格提拨任一0五团团长。”
　　一个月后的1988年7月22日，一0五团第八届班子到任：一老一少。老者乔世荣57岁，任政委，统管全盘；少者周旭初42岁，任团长，主管生产。
　　父亲找他俩谈话时，给他俩下了道死命令：种不出棉花就地免职。他俩则和师签订了合同：三年改变面貌。
　　一条死命令，一份合同。结局到底怎么样呢？答卷刊登在1991年9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长篇通讯《科学显神威》。我父亲细心地读着----
　　
　　新疆第一个井灌农场，枣园，绿洲中的一个绿点。昨天千磨万砺走到今天，行进者背负着一个沉重的过程，那只是昨日辉煌。为了大地的丰收，面对失误的苦痛，点燃科技星火，不信春风唤不回。
　　……机关科室包连队，领导干部跑基层。辛苦不少，效果不好。到处都有人发牢骚，有人骂娘：“种吧，大不了把打瓜的钱贴上。”“给干部们一点面子，叫他们好下台。”
　　“违背自然规律，不搞因地制宜是要吃亏的。”
　　“机关老爷们，你们坐在办公室里出瞎点子，自己种种看。”
　　话不好听，刺耳。可静静一想，也是。说一千道一万，不如自己动手干。这是骂声中悟出来的道理。机关干部人员一人一亩棉，秋天一人写一条经验，这是死任务。……秋天到了，机关70人70亩棉花平均单产70公斤。70条经验汇成一条，就是抓全苗，要冬灌，科学种田是关键。
　　土地是诚实的。科学是求实的。走出困境是坦途。一0五团1550亩棉花平均单产55公斤，总产80000公斤，亩利超过100元。 
　　……
　　看到这里，父亲腾出左手抓起电话：“老吴，开车，马上去一0五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