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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采访，我从父亲的身体力行中，懂得了一个理儿：凡要做点大事者，首先要有宽阔的胸怀，知人善任，广纳贤才，然后组合一个团队，引领着大家共同奋进，直到成功。那些鸡肚鼠肠小心眼，装腔作势玩权术，欺世盗名强作秀者也许能成功一时，但难以持久，也难留青史在人间。
在重新工作后的第一次党委扩大会议上，我父亲首先感谢在文化革命两次打倒时关心他支持他给了他鼓励和力量的同志，然后说：
“治国之道，富民为先。我们三年里的工作中心是改革，先决条件是拨乱反正，首先要把社会秩序治理好，不然，经济无法抓起。围绕改革抓经济，抓好经济促改革。改则进，不改则退。小改小进，大改大进，不改不进。我们面对的是体制上的‘一穷二死’不改没出路。黑龙江农垦局敢于引进外资，就是欢迎外国人掏钱来投资，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大力堆推进我局农垦企业改革步伐，可不能坐以待毙。”
在三落三起之后，我父亲率先组合了一个领导班子，他是班长。这个班子的成员，术业有专攻，各有所长，优胜互补。领导班子下面有一个工作队，就是机关干部全部96人，不足一百人，都是干事的。局机关分政治和经济两部一办：政治部包括组干、宣教、群工、保卫等；经济一方包括生产、计财、工矿、商业，外加党政一体的办公室，通管后勤的管理科。这些科处室都忙，但是最最忙的是两科一办：生产、计财、办公室，一个忙外，一个忙里，办公室由陈万春当主任，忙里忙外没个完。生产科（处）兼农林牧，由韩宗林带队四处奔忙；计财科（处）包括计划财务统计，由楚铁钢带队经常连夜加班。因为数据是经济分析的重要依据。就是这个楚铁钢，也是“文革”中的造反派，有人不服气。我父亲在一次机关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们用人的标准是能者上，不屑者下。过去搞唯成分论错了，埋没了一批人才；现在搞唯造反论，也不对，楚铁钢是个好同志，很能干，大家不要歧视。”
1977年初，我父亲抽调了四十多名农技、科研人员，组成了一支勘察大队，奔赴呼图壁河流域农场片1400多平方公里，三个农场、130多个连队、34个工矿企业进行综合考察。经过六个月夜以继日地工作，勘察队提出了一份40000多字的综合农业区域报告。报告认真总结了该地区三十多年的生产经验，分析了气象、水利、土地等资源，提出了农牧区、林牧区、羔羊区、经济作物区和粮棉区等五个专业化区域的区划意见。我父亲高度评价这份报告“只有依靠科学，才能持续发展。”
我父亲高兴地看到中央的决策正在一步步更新，拨乱反正，确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两个凡是”到“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从揭批查清“三种人”，到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
执行中央拨乱反正部署，昌吉州开始了揭批查。我父亲认真执行，但他说：“必须实事求是，再不要重复今天批斗，明天平反的错误。屈汝贤到一0二团上任干得很好。有人反映他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推倒了“忠字塔”。拨乱反正，没有什么不对。整顿机关，绝大多数人都参加过造反组织，他们也是受害者。我们要坚持一条：教育为主，不以个人恩怨定罪。只要没打死人，打伤人，刑事犯罪的，都不要给处分，是好是坏，放到工作中去检验。”
在听取了揭批查办公室负责人的全面汇报之后，有位同志说：“李树全是造反头头，我认为再留在机关不合适……”他讲到这儿我父亲摆摆手意示他打住：“他的事前面都讲清楚了，他没有刑事犯罪，造反，是伟大领袖号召的，我也喊过打倒刘少奇呢！”
说起这个李树全，他可真是农六师“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呢。他1965年转业到兵团农六师劳资科当干事，第二年掀起了文革，为了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他拉起了造反旗帜，组建起机关无产阶级造反司令部，被民选为一号勤务员。在那个“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红色岁月里，他的唯一行为就是“紧跟”、“忠于”，等到文革过后，他才明白自己被人涮了。看到被自己打倒了多年的“走资派”官复原职了，开头有些想不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我父亲一门心思重整家业让他感动，他前后左右上下对比，醒悟了，做了真诚的检查，主动承担造反团所犯下的过错，完全听凭组织处分。
我父亲认为李树全不是“三种人”，也没犯刑事罪，应该留在机关，他一锤定音。于是，李树全留在工交处负责交通安全。他工作得很认真，也从此成为了一个新人，常被我父亲召去谈话。他坚持两不：说真话不说空话，干实事不搞虚假。到晚年，我父亲越来越喜欢他，常和他谈书论道对奕，还想要提拨他。可李树全说：“年龄大了，叫年轻人干吧，我有您这位好领导，一生足矣！”
文革进入高潮时，东线某团场有个造反头头，带人到五家渠揪“走资派”，我父亲正好被逮个正着。造反派先将他关在八一俱乐部后面的锅炉房，要刺刀见红。当天深夜，我父亲被一个名叫李唯宪的锅炉工救了出去，悄悄藏了起来。“文革”结束揭批查，农场查出了这个头头，派专案组向我父亲报告，要严肃处理。我父亲对工作人员说：
“他要是没有其它刑事犯罪，就坚持不给予处分。在那个特殊时期，只是为了表现自己革命，可以理解。他与我无怨无仇，只关了我一天一夜，又没打伤我。”
二十多年后，农六师好多个当年参加过“造反派”的年轻人，有的当了处长、局长，有的做了专家，他们真诚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大都工作得很出色。
写到这里，我对“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已经不再相信了。我想起了耶稣的话：
“你们饶恕人的过失，你们的天主也必饶恕你们的过失”“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虽然我父亲是忠诚的共产党员，我也不是基督教徒。
农六师在打倒“四人帮”后的大变化，确实是立竿见影。从1977年到1979年的三年间，干了过去十年，二十年办不成办不到的实事。全垦区154起冤、错、假案全部平反，为众多受害者恢复名誉，并作好了受害者善后抚恤及安置工作；对垦区1547名科技人员重新安排工作，其中135名有特殊贡献者授予了技术职称；对357名起义、投诚干部重新安排工作，纠正错误结论；调整、加强、重组了27个团场、工矿企业领导班子，选拔新干部43名。
产业结构农为主，作物布局粮当先，三年整顿见成效。1979年，粮食总产2.35亿斤，超产17.6％，创历史新水平。油料总产1545万斤，比上年增产62％，甜菜总产3.2万吨，创历史水平；畜牧业比上年增加牲畜8500头；造林5000亩、育苗3414亩，分别超过计划61％、70％；工业总产值8817万元，为年计划的126％，比上年净增2017万元，提高30％；独立核算工交建商业实现利润360万元，完成计划124％。全局总盈利1300万元，一举扭转了“文革”以来，连续15年的亏损局面。19个农场团场中有15个转亏为盈。汽改厂自己研制的XJ----680、XJ----644长途客车通过鉴定，批量生产。工厂被命名为自治区大庆式企业；拖配厂生产的水箱被评为全国六省十厂质量第一；联合加工厂产油毡评为全国质量第二名，芳草湖糖厂被评为全国同等水平厂第一名；汽改厂“改炉节焦”项目被评为全国第二名，西北第一名；梧桐化工厂生产洗衣粉被评为西北五省第一名；大黄山煤矿13立方高炉被评为新疆第一名。全局28万各族群众的生活质量有了明显改善。
是年2月1日至7日，中共昌吉州农垦局第一次党代会召开，这是迈向改革开放第二个台阶的序幕。
我父亲代表上一届党委作了题为《转轨后的回顾与展望》的工作报告，他在总结了成功经验和错误失败之后说：
“从总体看，恢复了元气，打牢了基础。三年实现了五个转变：变亏损为盈利；变低产为高产；变损失浪费为增产节约；变小而全为专业化协作；变落后的生产条件为先进的生产条件。当然，这首先是有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正确路线指引，其次是二十八万各族群众努力奋斗，再次是作为领队的一班人，全心全意全力真抓实干。我这么排列不是谦虚，不是吹牛，正是实事求是的纪实……”
1980年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重整家业----记昌吉回族自治州农垦局党委书记王寿臣》：
“……重振家业的共同战斗，使王寿臣和农垦职工的心贴得更紧了。他下场下连，总要串串职工的家门，掀掀食堂的锅盖，看看子女学校的师生……他发现有的连队职工吃的是又脏又涩的池塘水，回局机关后，就通知钻井队，赶快去打饮水机井。他指示基建科：今后团场搞基建，要把职工宿舍和子女学校放在优先地位，尽力解决职工住房困难，让适龄儿童都能入学。
“在近万名职工、家属聚居的戈壁新镇五家渠，王寿臣来后才一年多，一排排年久失修的职工宿舍得到修缮；关闭多年的浴池又重新使用；快要坍塌的职工俱乐部翻修一新，冬天人们可以坐在暖暖和和的屋子里开会、看电影了；连破烂肮脏的公共厕所也都抹上水泥、打扫得干干净净；道路旁毁坏残缺的林带全部补栽上新疆杨；往日腥臭的水沟，现在流淌着淙淙的清水……一位老职工满怀深情地说：“瞧瞧这些新铺的路，新栽的树，新疏的渠，新修的屋，哪一样不渗透着俺那老师长的心血和汗水哟……”
当人们争相传阅这篇报道时，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新一届领导班子的成员，听听他们的观点思路-----
1981年6月21日至29日，中共中央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文件下达，身为局党委书记的我父亲，立即召开常委扩大会学习“决定”。参加会议的有局长李福智、副书记张奎魁、孙书杰、副局长田建基、刘从惠、总农艺师宋秉琦等……大家坦诚直言，说出了心里话。
这是一位列席会议的机关干部的现场笔记，它是我父亲全身心投入二度创业到离开他耕耘土地的二十四年的言行准则的注解----
田建基：决议总结分析了建成以来的经验和教训，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些理论是错的。我认为“决定”对毛主席的评价合乎实际。
刘从惠：过去一人说了算，把人说好，捧得一支花，说坏就坏到底，宁左勿右，越左越革命。“决定”很科学，我打心底拥护。
宋秉琦：决议讲的关于马列主义领袖和政党的一段话很重要，它是防止个人专权的重要问题。
张奎魁：这是个划时代的文件，道别了二十多年来极左路线，恢复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表明我们党成熟了。毛主席功大于过是事实。文化革命的恶果，就是自己否定自已。但是坏事引出了好结果，使我们猛醒了，认识到左倾错误的严重性。决议的重要点是恢复了我党的好的东西。
孙书杰： 1961年过粮关，没饭吃，报上却宣传大丰收放卫星。兵团杨兆元部长到工地和职工讲实话：面对天灾人祸，我们只有团结度荒。职工心中气消了。这说明要讲真话，群众才服气。中央决议讲了实话，全国人民拥护。
李福智：历史决议实事求是，我们党的左倾错误从五七年就开始并逐步深化。文化革命搞得全国上下无好人，理论根据是错的，决议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作出了正确评价，这是一个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伟大的纲领性文献。很得人心，“四化”有望。
王寿臣：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邓小平同志说：“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胡耀邦同志说：“以阶级斗争为纲搞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是错误的。世界上没有固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要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必须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下面，我念一段《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文化革命’的十年浩劫，使我们的爱国主义传统遭到严重的歪曲和破坏。林彪‘四人帮’的所谓‘革命大批判’，把我们党和国家的光荣历史，把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把我们民族历史上有灿烂群星的杰出人物，一概加以抹杀，而只留下一小批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法家’。这实质上是宣扬了一种极端荒谬的民族虚无主义。与此同时，他们又把盲目排外和闭关自守的封建余毒当作‘爱国主义’加以歌颂，加之我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道德风尚在文化革命中遭到破坏，以及近几年对外交往中难以避免的某些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这使某些人的民族自卑心理有所发展，对爱国主义的认识发生混乱，……”对中央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我衷心拥护。我们应不计私仇，不以恩怨为标准对待历史，特别是对文革受到的委屈，决不能对红卫兵、造反派实施报复。我们这班人，这辈人现在要做的只有一条，就是争分夺秒拨乱反正，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做实事，全心全意为军垦事业做奉献，改变旧面貌，只有这样，等到将来去见马克思时，才于心无愧。
改变旧面貌，说来容易做起难。千头万绪从哪开始？改革开放从哪里抓起？“一大二公”、“大锅饭”、“全民所有制”的兵团怎么改？父亲寝食难安。他决定狠抓三手：一是在揭、批、查的基础上把群众思想统一到抓经济建设上来；二是尽快解放干部，落实政策，整顿、健全各级领导班子；三是上下齐心扭亏增盈。为此制订了“五定一奖”的班组核算制。有一句话叫“立竿见影”并不错，只是被“副统帅”给用得过头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