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苦波澜，世路有屈曲。“文革”中邓小平“三落三起”，我父亲也是“三落三起”。就我所知，邓公是全国“三落三起”第一人，我父亲是新疆兵团“三落三起”第一人。因为新疆兵团再没有第二个“三落三起”了。
　　“三落三起”的人生,才是值得大写的。
　　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寿终正寝，我父亲也第三次解放了。落实政策，重新工作，上级征求我父亲意见，他说：“只要有事做，到哪儿都行”。不久，自治区党委准备调他去南疆和田任地委副书记。赵予征伯伯向自治区党委请求调我父亲去昌吉先代抓水利工作，没安官衔，先作领头人。
　　关押了多年的我父亲多想工作啊！既便去种地、放羊他都高兴。他匆匆回到五家渠，找到刘从惠带了几个技术人员，来到青格达水源地，这里是当年农六师最先进行地下水开发区。经过认真商讨，决定打井蓄水建立竖井排灌，因为猛进水库的水源越来越少了。当年组织会战共打井65眼，第二年组建了“三八”钻机组，18名妇女，平均年龄20岁，打井10眼，被评为昌吉州丰收150钻机第一名，获得锦旗一面，奖金840元。
　　是年年底，我父亲撰写的一份《关于昌吉州开发地下水的调查报告》送达上级，得到各方赞誉。这时，奇台县在揭批查中出现了一些偏向，赵予征伯伯委托我父亲去处理，他火速奔赴奇台，很快就摆平了。人生能有几回搏！赵伯伯感到时间太宝贵，他先找自治区组织部长李广，又找到第一书记汪锋，如实介绍了我父亲的人品和才干：
　　“人品好，人才难得，事业心很强，熟悉农业生产。耽误了太可惜。”
　　1977年12月28日，命令下达：“任命王寿臣同志为昌吉州党委副书记兼农垦局党委书记。”
　　1978年，我父亲匆匆赶回到他创业地五家渠。回归故地，他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展现在他眼前的既非城，也非镇，而是个破烂不堪的村墟。房塌了，树砍了，路不平，灯不明，洗澡堂关了门，八一俱乐部塌了顶，开个大会也没地方，只好挤到五家渠中学教室里去开。走遍全城连个完整的厕所都没有。唯一的一座二层办公楼，已是满目疮痍，弹痕累累。两公里长的柏油路坎坷不平，路边的林带残缺不齐。更糟糕的是粮食总产由他下台时的1966年44888吨减少到18245吨，财务亏损2000万元。师团干部大都打倒了，还没法开展工作。
　　父亲的心在流血。面对山河破碎，满目疮痍，必须重整山河。他在心底呼唤：
　　“要肩负起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管理科安顿他住在办公室兼宿舍的一间平房里。他生活简单，一张平板床，一张办公桌，一把木质椅，房间没有厕所。我父亲走出门，走到八一俱乐部西侧，有一个破烂不堪的公厕，就是他打扫了多年也没打扫净的那座。他走了进去，遍地是屎尿疙瘩，污泥浊水，无法下腿脚，他自我嘲笑道：“都是这几年进了‘牛棚’没来打扫的原故。”他又走出门，捡了两块砖头垫上，好不容易才解决了内急。
　　破烂的厕所墙壁上写着 “江青老妖婆”、“走资派万岁”一首歪歪斜斜的诗映入他的眼帘：“快步踏上大便台，双手忙解裤腰带，刹时雷电交加来，朵朵黄花身下开。”他想将字迹摸去，但擦不净。心里说“诗虽写得无聊，但还有点文墨。”
　　没几天，上面通知有个韩国代表团要到五家渠参观。我父亲急了，他急的不是吃和住，而是厕所。他让管理科长带着机关干部一定要把厕所打扫干净。这可真委曲了那些机关干部，他们用了整整一天，终于打扫干净了，垃圾清除了，但没有水冲洗，还臭气熏天。我父亲去检查时，要管理科买几瓶香水洒洒，再装几桶水放在旁边。好多人不理解，但不敢反对。见我父亲转身走了，有个人悄悄嘀咕：
　　“我们要艰苦奋斗，以苦为荣，那些‘洋鬼子’都是资产阶级……”
　　我父亲听到了他的牢骚，他扭过头对科长说：“注意接待，不能丢中国人的人，丢不起。”
　　总算完成了接待任务。外宾走了，我父亲召开了一次“重建厕所”专题会，让各科室负责人都参加，共同商议。有人认为他是小题大作，有人认为他是多管闲事。但他们藏在心里却没敢说出来。会议作出决定：在八一俱乐部西侧建一座新厕所。两个月后，新厕所建成了，白墙黑瓦，很漂亮。男东女西，有电灯，是一所水冲式厕所。为了扩大影响，我父亲同意管理科提议，搞一次剪彩。正式启用那天，他要去为厕所剪彩，但被几位同事硬是劝阻住了：“一个堂堂正正的书记，怎么能去为厕所剪彩呢！你丢人，我们也丢人。”
　　我父亲虽然没亲自去为新厕所剪彩，但鞭炮声把他的想法传遍了五家渠：讲文明，讲礼貌，一定要改变人居环境。
　　“四人帮”打倒了，十年浩劫过去了。当有人捶胸顿足大骂造反派的时候，有人发誓要为自己补偿的损失的时候，我父亲从激愤的不平中走向缜密的思考:现在应该是紧裹创伤收拾旧山河，矢志重整家业的时候了。
　　从思考中走向身体力行，他要把失去的光阴补回来，开始了垦区察民情千里之行。他回到五家渠的第二天清晨六点钟，坐上吴师傅开的北京吉普，从五家渠出发，下农场去了。从中线到西线、东线，路在脚下，思考的答案也在脚下。他看到的是一片悲凉，条田里长的一半草一半苗，农工土屋里土坑上摆的是蒸土豆、玉米粥。革命口号没震天响了，红色标语还刷满墙。
　　一0二团黄北村、下鱼儿沟，一0三团中庄子，一0六团城南庄，一0七团大三台沟，一0八团草湖，一0九团脊梁子、碱梁子，一一0团老沙包，一一一团东戈壁、西戈壁，新湖农场黄羊圈、南野骡湾，芳草湖农场老生地、白蒿滩、大东沟、沙梁子、官地、东河坝、庙公地，军户农场西阿魏滩，共青团农场芨芨庙，六运湖农场毛顾，土墩子农场东村、西湾、南村，红旗农场下兴湖，奇台农场牛达坡……
　　他看到了美丽田野上的不美丽，绿洲里的累累伤痕。他看到农牧工的忠厚和朴实，虽然他们的生活异常贫困，但他们却毫无怨言。吃苦耐劳四个字，就是对他们的最佳写真。“他们真是天底下最好的人民。”他在心底说。
　　芳草湖农场是新疆最大的农场，垦区面积占全国万分之一，是“文革”浩劫中的重灾区，正在拨乱反正，初见成效。我父亲在张生生的陪同下，七个分场走了五个，在六分场龙家湾村他听到了一个段子：
　　班子懒散又窝囊，三风盛行坏人狂。
　　化公为私到处有，装神弄鬼认婆娘。
　　称兄道弟拜把子，喝酒猜拳打麻将。
　　贪污盗窃在泛滥，打架斗殴结成帮。
　　老实巴交受欺压，力大拳硬就是王。”
　　他对张生生说：“拨乱反正首先要抓好基层环境治理。要给老百姓创造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有了安全保证，他们才能放心搞生产。”
　　“我记住了，”张生生说，“我一定先抓好环境治理。”
　　1978年开春，我父亲带着组干科长赵春田、秘书曹平林来到刚划归农垦局管辖的奇台农场，这是个六十年代由八个高级农业合作社组建的地方农场。土地辽阔，但职工很穷。场长张复中、政委王国福陪着他从四十腰站到东芦草沟。他听到看到了许多没有想到的人事情景。极左时期留下的遗迹很多。这里仅1966年2--9月就抓了200多名坏人，干部中的“走资派”大都是多吃多占，多则100元，少则5元。现在不搞运动了，但还是大锅饭。没奔头，农工有的外出打工混日子，有的细粮票换粗粮勉强度日；有的四处游荡饮酒寻乐，有的小偷小摸搞点钱用来赌博，干什么的都有，就是不专心务农。总结农工生活有四难：吃面难，老驴推磨；吃莱难，没自留地；住房难，修不起房；吃水难，涝坝水又苦又咸。
　　来到四分场一家农户院，见一个贫苦妇女躺在坑上，破房子、破院子、破被子，桌上摆着只缺口饭碗，里面是苞谷糊糊。老人瘦骨嶙峋，奄奄一息：“是不是病了？”他问道。陪同的连队干部说：“没病，生活太困难。”父亲从衣袋里掏了半天，只有100元钱，他放在她枕头边，无声地走了。
　　一路考察来到奇台农场一分场他听分场场长汇报，这位场长年龄稍大，在他面前有些胆怯，讲话结结巴巴。
　　“走，到地里看看。”来到酒花队，天气已经晚了，太阳移到西天下，阳光照起着眼前的一片翠绿，那是啤酒花的收获季节。地里只有一个年轻人，没有别人。我父亲走过去问：“你叫什么名字？”
　　“王全胜。”
　　“干什么的？”
　　“队长。”
　　“一亩酒花多少株？”“每株产多少斤？”“成本多少？”“职工收入多少？”……接下去他又甩出一大堆问题，包括年计划、利润、连队建设等，王全胜一条一条回答得有条不紊。他对队里情况很熟悉，讲得有根有据有名有堂。“你的计划能完成吗？”
　　“如果完成了，你就当分场场长。”
　　“是。”
　　一路所见所闻，我父亲表面上不急，但心底里急。他对场的两位头说：“搞承包责任制，局里已下了文件，你们办就是了。别的不说，先解决四难，种菜的没菜吃，太丢人了。给每家划一亩半自留地种菜，先解决吃水问题，打自流井，马上办。筹集资金建座加工厂磨面粉。随着经济发展帮助鼓励职工拆旧房盖新房。总体上是建设好条田、好林带、好道路、好居民点‘五好’。”
　　张复中、王国福拍着胸膛打保证：“先解决困难。办不好，撤职。”到年底，他们千方百计筹款8万元，修建了加工厂；在总场打出了第一口深井。接着一分场七个连队全都打出了自流井。从此结束了奇台农场吃涝坝水的历史。
　　初秋的一天，我父亲来到红旗农场青格达一个农工家。残缺的院墙里光秃秃一片，既没有鸡鸭猪羊，也没有蔬菜瓜果。门开着，没有人，连只守家狗也没。走进两间低矮的土屋，门窗破烂，屋内昏暗，土坑上堆着一条怎么也看不清颜色的破被窝，坑前火炉上煨着一口破锅，里面蒸着尕尕的土豆。我父亲终于看到一个满脸风尘的老妇人，领着小鸡似的五个娃儿，躲在院墙角上。男人不在家，一定上班去了。我父亲在院子里左瞧瞧右看看，一句话也没说，离开时，他在兜摸来摸去，掏出了带着的全部钱，塞给那个老妇人，又一声未吭地坐上车走了。
　　车在跑，我父亲坐在车里边看边想。他心中浮起了与自己同命运的小平同志的话：“这主义，那主义，老百姓吃饱肚皮才是好主义。”
　　“是呀，吃饱肚皮是好主义。”接下去他又想起了邓小平“罪状”的证据，就是揭批了十年也没批得臭，反倒普及了的那句黑话：“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对呀，有了个好主义，还得要有抓得住老鼠的猫。我父亲十分敬重邓大人，后来他在一次会上说：
　　“小平同志一句平平常常的话，就解决了我们久而未决的难题，这才叫水平。主席不是也讲他政治可靠，人才难得嘛。”
　　令我父亲欣喜万端的是他在牛棚里的那一兜难题，有答案了，是邓大人给解答的----
　　“姓‘社’姓‘资’的问题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
　　“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打破了分配领域长期禁锢人们头脑的‘左’的思想枷锁。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宁肯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其本质就是说，社会主义就是穷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事实证明‘两个凡是’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以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
　　“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狠下一条心。”“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人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这以前，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
　　在“春天里的故事”里，拨乱反正，理性怀疑，客观实证，心有顿悟。人生首先要面对真，它是爱之源，是走向世界的始站，又是生命的保护神。走出造神时代的阴影，有了生命尊严，才懂得了有一种精神叫人文。是“文革”的再教育使我们学到了更多，懂得了既要真心忏悔，又要学会宽容。才能无愧人生。
　　想着想着，我父亲会心地笑了，他在心底里嘲笑那一女三男的“四人帮”们：“真的太没本事了，光靠拉大旗作虎皮打人吓人是成不了气候的。要争高低，拿出点真本事来呀！”
　　半个月，他行程上万公里，跑遍了全局18个农牧团场，7个工矿企业，五十多个重点连队，走访了几十户农牧工家庭。
　　这些圆满的答案给了我父亲信心勇气和力量的源泉，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人生的第二个历程，再不思前顾后了。
　　考察归来，我父亲给自己下达了一个死命令：不改变农六师面貌，我就自己打倒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