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是同步的。与军垦第一犁播种庄稼的同时，军垦第二犁在梧桐窝子播种了文化。有史为证----
　　八一农场拉开屯垦序幕时，场政治处就创办了一份油印小报《工地快报》，由邓普主编，并获自治区“优秀小报”奖，共编印1200期，直到“文革”停刊。就是这位邓普，深得我父亲的信任，创作了影片《生命的火花》，后改为长篇小说《军队的女儿》，主人公刘海英作为兵团人的形象大使，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历史证明，八一军垦第一场不仅为西部大开发树立了一面旗，而且培养出了一批人才。影片中的女主人公刘海英的生活原形是王孟筠，1940年出生于湖南省南县，1952年参军进疆，在八一钢铁厂做选矿石工作。她忘我地工作，累病了，仍坚持工作，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经过住院治疗病体好转后，调到八一农场宣教股任《工地快报》刻印员，最后病势加重，成了耳聋、偏瘫的残疾人。住进医院，她看完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真正的人》、《把一切献给党》。我父亲去看她，她可以用眼睛“说话”。她向我父亲表示决心学习卓娅和保尔?柯察金，与病魔作斗争，重新站起来。她拿出自己写的一首诗给我父亲看“卓娅！卓娅！/你听到了吗？/在亚洲的土地上，/有你一位最好的朋友，/她生在和平美丽的中国，/----她，爱祖国爱人民和你一样。/虽然没有同你见过面，/她却有着同你一样的理想。/她活着的时候，/永远以你作为榜样！”
　　我父亲很感动，鼓励她坚强地与疾病斗争，又叮嘱医护人员一定要治好她的病。经我父亲建议，《生产战线》发表了王孟筠的诗和日记《病床上的歌》，我父亲指示政治处和团委组织全场青年开展了向王孟筠学习活动，后来延伸到了全师全兵团全新疆。
　　1955年8月，王孟筠回到八一农场，她一心要把住院一年多的时间补回来。但政治处认为她是残疾人，实行供养，没给她安排工作。她又气又急，找到我父亲说：“王政委，不给我工作，叫我闲着？”
　　我父亲说：“你先休息一段时间，等身体恢复了再工作。”
　　王孟筠说：“我自己去找工作干。”她拄着拐杖，到处找事做。
　　我父亲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让邓普通知她仍去刻印小报。她工作得很刻苦，很认真。日夜“练笔”，长宋、仿宋、楷体、黑体都写得和铅字一样，一小时能刻1000多个字。父亲让宣教科整理了她的事迹，以场党委名义上报。王孟筠被评为兵团和农六师优秀共青团员、自治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1956年秋天，从农六师走出的著名作家王玉胡，专程回到八一农场采访王孟筠，撰写了长篇通讯《生命的火花》，发表在《新疆日报》上。宣教科长邓普向我父亲请示，说他想把王孟筠的事迹写成电影，我父亲全力支持，对他说：“你全力以赴写，别的事不要管，有困难找我。”
　　邓普把自己锁在屋里，苦干七天七夜，写成了电影文学剧本《生命的火花》。西安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我父亲主持召开场党委会议做出决定：大力支持，全力配合。
　　拍摄组赶到梧桐窝子，王孟筠激情万端，向导演请求试演主角刘海英。导演非常喜欢这位秀外慧中的“才女”，当即拍板，但拍摄中，她的病体难以适应跳水救人，只好中途换马，改由黄意麟扮演“王孟钧”。电影上映不久，调往新疆电影制片厂任编剧到邓普又将电影改写成长篇小说《军队的女儿》，一下子唱响了全国，刘海英成为军垦人的形象大使。
　　时任国家农垦部部长的王震看了电影，他听说蜂疗可以治风湿，特地亲自安排王孟筠到广东湛江和平农场养蜂兼治疗。王孟筠在实践中不仅用蜂疗治好了自己的病，与她的师傅陈斯愚结为夫妻，自己也成长为一位医生，在粤西农垦第一医院出任蜂疗科大夫。退休后她先后治愈了一万多人的疾病，被称作中国“贝莱丽”。
　　1990年，我父亲得知她的新事迹后，亲自给她写了一封长信：
　　“你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好女儿，你走了一条许多人都没走过的路。你的事迹当年曾广为传播，激励了全国人民，也使全国人民认识了兵团的事业和兵团人，影响了一批批有志青年奔赴边疆投入火热的军垦事业，这是很了不起的。而更可贵的是你没有守着荣誉生活，你在与疾病作斗争中不仅恢复了健康，而且开拓出蜂螫治病这个新的领域，给风湿病患者带来了福音，证明你生命的火花在继续闪射……”
　　
　　1997年王孟筠回到农六师五家渠市，见到我父亲时，她掏出了珍藏了41年的1956年12月27日乌鲁木齐至酒泉的飞机票，动容地说：
　　“我的生命，我的健康是兵团给的……”
　　几乎与此同时，一0二团还出现了另一个“王孟钧”，他叫马大元，是米泉市三道坝镇碱泉沟个体运输工。5月1日下午4时许，马大元驾车经过八一水库，远见在库边玩耍的一个女孩不慎滑入水中。他迅速停下车，不顾一切跳进水中，奋力救出了落水女孩，她叫曾琦，但马大元却因溺水时间过长，献出了生命。1998年2月，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于马大元革命烈士称号。
　　在八一农场这片土地上，五、六十年代涌现出了众多英才，除王孟筠、李富、马大元外，还有工作模范张金山、劳动模范张栓柱、先进生产者阿不力孜?玉素甫、三八红旗手李淑兰、学雷锋标兵马彩玲、优秀女拖拉机手郑敏才等。说起他们，我父亲像述说一个个从大家庭里培养出来的好孩子一样兴奋。
　　记得我父亲到八一农场上任没几天，他就看到《生产战线》报上刊登的邓普写的一篇报道《女拖拉机手任桂兰》，看完报道，我父亲就赶到场拖拉机站。他找来拖拉机队队长张正寰一问，任桂兰的事迹很生动。她到农场还不到三个月，便已经成为一名拖拉机手了。他还听到另一个山东女兵郑敏才成为优秀拖拉机手的事迹。调查中他发现这些技术人员政治思想都很好，但需要进一步提高专业水平。这是建设机械化农场的需要。
　　1954年10月我父亲提出：办机械化大农场，必须抓好机务人员技术培训，技术人员要走出去学习。党委通过他的提议派张正寰等20人到乌鲁木齐八一农学院学习，同年11月又在场部举办了首批拖拉机驾驶员培训班，47人参加了学习，请来农学院专家授课，提高了他们的专业技术水平。这批人后来成为八一农场农机工作的骨干。他们把五体犁改装成六体犁，充分发挥了中型拖拉机的马力；王国华使用单体犁平埂子，完成定额213％。
　　张金山是“9.25”起义后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的。从当拖拉机驾驶员，到任副营长、农具厂厂长。他创造过日播种570亩的成绩。1958年被评为兵团工作模范，第二年到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观礼，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我父亲重视科学技术，就是现在讲的科学发展观。八一农场半个世纪创造出了许多科学成果，如1952年技术员黎明发开始实验“黑芒春麦”改性到1965年获得成功，培育出“81--1号冬小麦”，取代了“乌克兰0246冬小麦”，提高单产35％；1961年场机务科试制成功CKTH--6方型窝播机；1962年场技术员黄瑞萧进行西、甜瓜引种试验，到1966年培养出“八一香梨” “青麻皮密桔甘” 优良甜瓜；以及后来的“新垦102型A75--285双悬臂自走式喷灌机”、“炉渣改良红胶士”、“冬小麦无名号”、“啤酒大麦”、“磺甲基酚醛树脂”等。
　　1954年开春，我父亲和李振海伯伯分头到基层检查春耕工作。我父亲到二营黄家梁，李伯伯到一营沙槽子，他走到六支渠，见支渠南坂，冲开了一米宽的缺口，渠水冲进排水沟，三个战士正挥锨甩土堵塞，但水势太猛，堵不住。李伯伯脱去棉衣，抱起一捆碱蒿草跳进缺口，要战士往他身边加草压土。战士们有些犹豫，李伯伯大声喊：“快，这是命令。”他全身湿透了，像个木桩似的钉在缺口中，双手用草堵漏。终于把缺口堵住了，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四十年后的2004年1月21日，这里发生了一场洪水灾害。当时正是农历年三十，八一水库 发生险情，大坝决堤，洪水冲进群众住区，一万多人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早已离休的我父亲听到后一夜未眠，清晨六点，他叫小易开车去现场，什么人都劝不住。现任师领导赶来向他保证，一定抢好险救好人，按时向他汇报，请他别去，但他不听。80高龄，患有心脏病的他，在零下三十九度的严寒里来到现场参与抗洪，直到筑坝工作正常运行、没有伤亡、灾民都安置妥当了才回去。第二天他发高烧，病还没好，24日上午，又赶到团场，将1万元现金、两床棉被送给灾民。面对现场记者采访，他说：“没啥采访的。大年三十，听到八一水庫决堤，放心不下。我在八一农场工作过，捐点钱是应该的。”28日，他第三次来到灾区，踏着冰雪到受灾最重的二连，挨家挨户询问：住房冷不冷？有没有煤烧？吃什么？看到灾民稳定，他才放心了。
　　2005年11月，我回到了第二故乡----八一农场。变化大极了。刚刚走马上任的第十三届政委高华生接待我们。他虽然当上官了，但还是小兄弟。谈到我父亲，他前任的前任，他激情万端：“特别是两个小故事，让我难以忘怀。”
　　故事之一：《我“训”了王老》。王老为工作常训人，那天我却“训”了王老。2004年，102团八一水库溃坝后，兵团和农六师分别成立工作组指挥抢险救灾。一向把六师大小事情挂在心上的王老更是坐不住的。
　　1月30日上午10时许，我正在师临时指挥部与忙碌了一夜欲轮班休息的师宣传部沈际明、电视台郭彦斌及报社的两名记者聊昨晚的工作情况，忽听有人喊：“王副司令来了！”我带点逞能性质地向他们几位打赌道：“这下该我训训司令了。”正说着，王老进了门，一见我们就说：“你们不到一线救灾，蹲到房子里干啥？”我冲着王老便喊：“大冷天路又这么滑，您又跑来干啥？现在事情这么多，您这一来，是照顾您还是干工作？”听我这么一说，王老仿佛意识到自己“错”了，像个孩子似地放低了语调：“我就是想来看看吗！我又能走路，看一下排水渠就走，中午不在这里吃饭。”
　　见到王老这么平和、这么恳切，我意识到自己的莽撞。是呀，102团和他分不开呀！作为该团的第一任政委，有谁能体会到他对团场荣辱兴衰的牵挂程度和此时此刻的复杂心情呢？王老一生，除了工作、事业、百姓还有什么放心不下呢？于是，我开始由抱歉转为不安，连忙道：“司令，我陪您去吧？”王老仍然用平缓的语气说：“你留下值班，这里离不开人，让郭彦斌陪我去吧！”
　　我和在场的几位同志目送王老慢慢上车远去，说打赌我赢了，但我流泪了，那天，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故事之二：《我思念王老》。工作上王老对下属严格要求是出了名的，可生活中的他老人家，却有感情细腻的一面。
　　2003年我那时在师机关工作，1月26日上午，我正在起草一份文件，王老推门而入，见我手中还没来得及掐灭的烟头，王老责怪道：“年纪不大，哪来那么大的烟瘾？”说完，又问了问近期师里工作情况。临走时，王老又捏了捏我的肩膀，看我穿得是否厚实。
　　约20分钟左右，电话铃响了，是王老打来的。估计他是迈着蹒跚的脚步刚回到自己的住处。电话那头，王老限我5分钟赶到他那里。我寻思，刚见过面能有什么急事呢？等我气喘吁吁见到王老，他却高兴得合不拢嘴，冲我说：“你还算听话，这么一点路就累成这样？缺乏锻炼！”接着，又拉着我的手问“跑热了吧？我怕你走路慢腾腾的冻感冒。”我连忙问：“司令有啥吩咐？”王老说：“在办公室看你穿那么单薄，我给你找件衣服，现在就跟我走。”然后不由分说就拉着我走向距离他住处不到百米的一幢旧平房。我只听人讲那是当年司令在职时的住处，但他从未住过，司令不常去，一般人也休想进去。在那间昏暗的房间内，王老一连打开两个衣柜，取出三件大衣让我挑选，任我再三推辞，王老还是执意要送我那件较厚的灰色呢子大衣，并亲手为我穿上。连声说：“这件衣服是干洗过的，我曾穿它出席过自治区的重要活动，受过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走出王老的老屋，抬头望一眼冬日的暖阳，我仿佛浑身被热浪炙烤着。
　　王老走了，走得是那么突然。当遍地黄叶随风舞动时，每每凝望那件饱含深情的大衣，一股暖流袭过，总有一阵瑟瑟的酸楚。我仰望长天，不禁自问：“王老，您现在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