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雪罩祁连，
　　乌云盖山巅，
　　草原秋风狂，
　　凯歌进新疆。
　　伴着这支由王震将军作词、王洛宾谱曲的歌，1950年1月15日，六军十七师50团把五星红旗插到了西部国门----伊犁。
　　我父亲于1951年5月被批准参加土改工作队，和我妈编到了同一大队同一中队。
　　经过几个月土改政策的学习，军区机关和直属部队的上千名干部组成了土改工作团，于1951年8月18日浩浩荡荡地开赴伊犁。团部设在伊宁市内，军区政治部主任曾涤任土改工作团团长，由政治部的干部组成的一大队进驻伊宁县。我爸爸担任一大队副大队长兼二中队队长，当时一个中队负责一个区的工作。从1952年4月份开始，他们都在农村进行减租反霸工作。当时的条件很差，伊宁县杂居着十几个民族，维吾尔族老乡占多数。少数民族是从来不种菜的，他们只吃羊肉、牛奶和面粉做的馕，所以土改干部长年累月吃不上蔬菜。当时，少数民族群众睡觉不用床，他们都是在地下铺上羊毛毡上睡觉，土改干部也随之住在贫苦的农民家里，自然和农民过同样的生活，我父亲也不例外。农民家里，一般卫生条件都很差，他们都没有洗澡的习惯，家家户户的毛毡里面都有虱子，我爸爸自然也“享受”到了同样的待遇。
　　减租反霸定为每两个月一期。中队下面设乡队，乡队下设工作组，到农民中访贫问苦，调查阶级状况，宣传政策，给农民分减租果实，批斗恶霸地主等，各项工作都是由村工作组完成。两个月以后又转到一个新的村子完成第二期减租反霸工作。就这样，从1951年9月到1952年4月，共完成了三期减租反霸工作。之后，土改团全体干部便集中到伊宁市总结工作并学习政策，为下半年进行土改做准备工作。
　　在土改团总结工作时，我父亲领导的一大队二中队完成任务最出色。土改工作团团长曾涤指定我妈在全团的千人干部大会上发言，介绍她们工作组是如何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的先进经验。她的发言获得了全团的好评，她还立了二等功，从此，我妈成了小有名气的才女，当时她仅有18岁。因我妈是二中队的成员，当然这也算我爸爸领导有方获得的成绩。
　　1952年11月份，土改团一大队与伊宁县委主要领导人共同组成县土改指挥部，县委书记任指挥所第一书记、指挥员，我父亲任指挥所第二书记、副指挥员。
　　从1952年11月份开始，正式进入土改阶段。同减租反霸一样，也是一期一期进行的，每二个月为一期。不过，土改比减租反霸要复杂得多。土改不仅要访贫问苦，调查研究，还要划分成份，没收和分配土地与生产资料，一旦违反政策，就要引起混乱。我爸是一个执行政策很稳的人，他要求下级干部很严，不允许出任何偏差，所以在他所领导的伊宁县，三期土改工作都完成得很好。
　　1953年我母亲和我父亲结婚以后，我母亲从村工作组调到县土改指挥部担任秘书。她到职以后，每隔几天《新疆日报》就刊登一篇她写的伊宁县土改工作的报导。不久，她被聘为《新疆日报》特约通讯员。伊宁县的土改工作，也因报导多而出了名。我爸也有一种荣誉感。
　　伊犁河畔有个叫吐鲁番圩子的村子，我爸带着土改一大队来到这里，领导农牧民斗倒了恶霸地主买斯木，为农牧民分得了土地牛羊。群众感激万分。工作队临走时，他们自发地搞起了一场篝火晚会，一个维吾尔族老乡弹起了都塔尔，另一个叫吐鲁逊的老人唱起了歌，歌词是他们自己编的：
　　草原上的兀鹰飞得再高，
　　没有毛主席的恩情高；
　　草原上的狐狸眼睛再灵，
　　也逃不出解放军的眼晴；
　　恶霸买斯木像狗一样死掉了，
　　血泪树从此不再流血流泪。
　　乌库别提，巴西拉赫的人走到哪里，
　　哪里的恶霸就愁得像快要死的老狼，
　　哪里的人民就乐得像鹞鹰张开翅膀。
　　……
　　说起血泪树，我妈向我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吐鲁番圩子是个一千多户的穷山乡，居住着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塔尔、锡伯、俄罗斯和汉族等七个民族。乡里有个大地主叫买斯木，是千户长，又是大阿訇。他的土地布满了伊宁地区，他的牲畜游荡在伊犁河两岸。他手里握着财、政、宗教大权，身世显赫。方圆几十里的农牧民都是他的佃户，谁骑马从他家门前路过，都要下马；谁远远看见他，都要行大礼；谁家女儿出嫁，都要先送给他过初夜。他像座大山，压在吐鲁番圩子民众头上，连喘息也不敢大声。
　　听说解放军的工作队来了，人们纷纷走出家门，穿起节日的服装，奏着乐器，跳起舞来迎接。但热情的气氛不几日便变得冷清了。接着，谣言四起：
　　“黑大爷是来整我们少数民族的。”
　　“黑大爷要消灭我们伊斯兰教啦！”
　　“黑大爷要强迫我们穆斯林吃猪肉。”
　　“工作队一走，谁和他们接近谁倒霉。”
　　……
　　尽管“狂狗”在吠，骆驼还是向前进。不管敌人多么猖獗，土改工作照样进行。我父亲带着工作队员白天和维吾尔族农民一起收庄稼、挖地，晚上睡在维吾尔族老乡低矮的土屋里“访贫问苦”。全体队员都十分尊重少数民族的信仰、习惯，努力学习他们的语言，还给每个队员都取了一个维吾尔族名字。当老乡做“乃玛孜”时，所有队员总是严肃地坐在一旁。行动是最好的语言，他们很快亲如一家，谣言也不攻自破了。
　　有一天，我父亲和一位取名哈力克克孜的汉族女同志来到一个买斯木的长工吐鲁逊家。这是一间又低又矮又黑又潮湿的小土房，屋里空空荡荡，吐鲁逊己经七十岁了，给买斯木打了五十年长工，至今家徒四壁，一无所有，孤身一人，没有老婆，没有儿女。吐鲁逊唯一的财产是一把破旧的都塔尔。哈力克克孜十分可怜他，自告奋勇要求帮助做家务。父亲同意了。吐鲁逊流着泪说了声“亚克西”，就泣不成声了。
　　哈力克克孜精心照顾着吐鲁逊老人。帮他挑水，劈柴，做馕，烧奶茶，还给他弄来莫合烟卷好。爱心让老人心底的冰块融化了。他向这位汉族姑娘掏出了心底里的话，也是所有贫苦民众的忧虑：
　　“你们到底还走不走？”
　　“不走，共产党永远在这里。”
　　吐鲁逊老人的情绪一天天好起来。有一天，他用充满仇恨的沙哑的声音说：“就算买斯木明天把我宰了，我也要把苦难先告诉你，明天，我带你们去看那棵血泪树。”
　　这是一棵有一百多年的老榆树，高约五十多公尺，树杆直径两米多，是买斯木家族称霸一方的标志，见证着买斯木家族对吐鲁番圩子乡民的残酷剥削和血腥统治。看到土改工作队来了，乡民们也自动聚集在树下。
　　“看吧！”他指着树杆上一块磨树皮的地方说，“买斯木的血债，就写在这里。”
　　这棵老榆树是买斯木吊打乡民的刑具。有领头羊，有工作队撑腰，乡民们纷纷控诉买斯木的罪恶。仅记得清的，光是吊死的人就有几百人，被打得半死儿不活人的数记不清多少。买买提被打得身上肉掉了下来；尼牙汗怀孕七个月，被吊在树上打死，尼牙孜的腿被打断成了残废，依不拉音给活活吊死……
　　我父亲向上级报告后，在血泪树下召开了第一次控诉买斯木的群众大会。人们哭诉着，声嘶力竭，泪如雨下。八十高龄老太太巴米拉汗颤颤巍巍地靠着树杆，一字一泪地控诉：她的独生子牙生给买斯木打了多年工，有一天病了，说他是偷懒，将他吊在树上，还把老太太叫来，看着千户长痛打儿子，直到把牙生活活吊死在老榆树上。
　　伴随着一次次控诉，人民群众终于发动起来了：
　　“拉斯，枪毙买斯木！”
　　“我们要报仇！”
　　“向他索还血债！”
　　“打死大恶霸！”
　　吐鲁番圩子第一次人民大会召开了，七个村的各族人民代表第一次参加当家作主人的会议。经过人民政府审判，买斯木终于被判处死刑。
　　买斯木倒了，吐鲁番圩子贫苦人民分得土地、房屋、耕牛，过上了好日子，伊宁县人民从此扬眉吐气了。
　　1953年10月，土改工作全部结束，土改团的一千多名干部各回单位，我爸我妈回到军区政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