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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壁滩上建起了一座新城----五家渠,这里是一个美的世界。这种美,不是人人都可以感受到,只有开拓者才能领悟。本来,作为兵团副司令一级,组织上要为我父亲在乌鲁木齐建住宅,但他坚持不要,誓言终生不离开五家渠。于是,组织上又强行在五家渠给他修建了一座住宅,但他坚决不搬进去,依旧住在六十年代修建的那套办公室兼宿舍的平房里。
有个同辈兄弟总结我父亲一生“五有五没”:有地位,没钱财;有官衔,没家庭;有权利,没贪婪;有水平,没投机;有政绩,没作秀。
另一个我的同辈兄弟,李振海的长子李新平为他写了一支褒中有贬,贬中有褒的段子----
您严肃的面孔,掩盖了您慈母般的心;
您文雅的仪表,掩盖了您的廉清奉公;
您那顶官帽,掩盖了您超人的才华;
您讲究衣著,赛过了追逐的电视明星。
是的,对于我父亲,我听到的也并非万众齐欢呼,一片赞扬声,而是有褒有贬。贬者说他“好训人”,“好亮相”,“自以为是”,“顽固不化”什么的。真的,这些在我父亲身上都有。从主观讲,是自身素质问题,从客观看,有体制原因。历史和现实形成了他在农六师这片土地上的地位,而且又没有监督,在他身边工作的人中,有有个性的人,有有能力的人,有敢讲真话的人,有敢与他辩是非的人;也有很听话、好恭维、俯首贴耳的人。我父亲是人,人都爱听好的,忠言逆耳呀。为什么听音乐会陶冶人性呢!我父亲在一片赞扬声中,一定会自我感觉良好,而且会继续良好。在这里,作为女儿,我要为他的缺点和过失忏悔,恳请所有被我父亲错待的人:原谅他吧!
讲了他的缺点我的心情平静了。我父亲的优点真是一生正气,廉洁奉公,胸怀坦荡,两袖清风。他长年累月居住在五家渠,有时中央首长或自治区、兵团领导专程去看望他,按规定都应由公家报销招待费,而他却不让公家报销,坚持自己拿出钱来招待。1980年以前,各种东西都定量供应,他不会吸烟,但每月给高级干部定量的好烟他都买了,这些烟都作为招待用了。他的工资有相当一部分都用作招待费了。
九十年代,按国家规定每人可以买一套福利房,他坚决拒绝了。我父亲对待自己的家人,是严格得不能再严格了。他从来不允许我搭他的便车,他认为乘坐他的便车就是搞特殊化。我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在长沙工作,每次回新疆看望他,他从未派专车到机场接送过。上学四年每年寒暑假返往,他都只给硬座的钱,回家要坐四天三夜的火车,可真够受的。有位老同事劝他:
“火車要走四天三夜,寿臣,你就给女儿买张卧铺票吧。”
“小孩子要吃苦锻炼,坐什么卧铺。” 我父亲说。
我大学毕业了。靠自个儿奋斗成家立业。
我大学毕业后,他没有为我的工作和生活安排说过一句话。他希望我学会自力更生,不要依靠父辈。正是由于他的严格要求,使我从小养成了很强的独立生活能力。
我父亲晚年患有多种疾病,他总是千方百计为公家节省开支,吃药总是选最便宜的,凡贵重药品坚决不吃,更没有报销过一分钱的营养品、保健品。他的医药费是离休干部中报销最少的。
鹤林表兄在我父亲身边的时间比我长,他有一本日记,曾有这么一段记述:
“我舅舅对人过于严肃,神情冷漠,甚至动辄训人,不留情面,但他是一个廉洁奉公的好干部,他是一个以身作则的好领导,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实干家。他既严格要求,又体恤下级,批评从严,处理从宽,他宽宏待人,以‘拼命三郎’的实干精神书写自己的人生,我多么希望万千群众能理解他。”
1991年我母亲退休了,决定回新疆看看。这是她离开新疆八年后的第一次返疆。她是和我婆婆、我儿子一起到新疆的。父亲出于对我婆婆的尊重,派了他的专车拉他们到天池玩了一天。但当他请我婆婆吃饭时,却没让我母亲参加,还交代他的堂侄儿王玉江,让他好好招待我母亲。我母亲对他的怪脾气习以为常,也就毫不在意。
1995年年初,我母亲61岁时,重新组织了家庭。1999年,我母亲第二次返疆。她去五家渠看望了我父亲的堂侄儿、我的堂兄王玉江,却没有去看望我父亲。我父亲得知我母亲来了五家渠,就问王玉江:“周婉荣来你家了?”王玉江说:“来了。”他又问:“她为什么会去你家?”我堂兄说:“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她怎么会不来我家呢?”我爸又问:“她为什么不来看看我呢?”王玉江说:“上次她来看你,你连饭都不请她吃,她还来看你呀!” 我父亲说:“上次她还没有结婚,现在不一样了,她已经结婚了。”王玉江为了安慰他,只好编谎说:“她本来要来看你的,你不在家。” 我父亲说:“呵!那我大概是到奇台去了。”这时他才宽了心。
2004年秋天,我母亲照了十几张婚纱照。已经70周岁的她,化出妆来仍然显得十分年轻和漂亮。我母亲选了两张单人照片寄给我父亲,他收到后久久地凝视着照片,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大概又想起了五十二年前的往事。
说起爸妈的那段恩怨,我无言已对。我只是默默地祈祷上天保佑我爸来世有个温馨的家,享受一下人生;祝福我妈晚年身心健康幸福。
2005年12月,乌鲁木齐下起了第一场雪。我专程去看望母亲的朋友谢树仁阿姨。谢阿姨已经退休了,但她依然显得很年轻,返聘在机关工委,继续做善事。
谢阿姨有个外号叫“谢辣子”,有人说是姜老给她起的,也有人说是我父亲给她起的。她是《八千湘女在天山》电视片中的主角。
七十高龄的谢阿姨非常精神,她虽然不能称作美人,但那清亮的、悠扬的声音,温柔而敏捷的举止,让人感到她曾经是个美女。
记得有支歌“女人不是水,男人不是缸,命运不是那辘辘……”,那么衡量人生的标志是什么?不是职位高低,而是生活质量。谢阿姨是我敬重的长辈,连我父亲那种只把女干部当作点缀的人,对她也很器重,因为她是事业型女性。有人叫她“辣妹子”,但我觉得她一点也不辣,倒是很温柔。她是官,不摆谱;她有名,不张扬;她置身官场,但从来只琢磨事,不琢磨人。她优雅自然的举止,显得随和真诚,坦荡豁达,仪态大方。她的行为准则是把工作中的困难踩在脚下,从来不吊在嘴上,也从来没听她叫过苦。在农六师机关,只有她这个女性可以和我父亲争论,可以提反面意见。她可以用我父亲的专车,当然是公事。她是农六师女性中唯一能够享受到点儿“特权”的人。
谢阿姨多年前就退休了,但她是个闲不住的人。这一点有些像我父亲。谢阿姨是看着我长大的,也是最关爱我的前辈。她讲了许多我爸的事,鲜为人知----
“文革中你爸是永不低头的‘走资派’,我是茅坑里又臭又硬的石头。”谢阿姨讲起昨天的事,句句实话,字字真情,引领着我走回到父亲的人生轨迹。“六十年代,运动不断,你爸本来是抓经济的,但为了紧跟党中央,也必须抓政治。1965年,由他带队,我们到一0四团一队奶牛场搞社教试点,他亲自挑选了一个‘刺头’周忠玉当组长,我作副组长,还抽调8个大学生去基层锻炼。他和我们一起实行‘四同’,一起分住在地窝子里,生活十分艰苦,喝糊糊,吃窝窝头,他规定不许我们喝牛奶,要场里把牛奶送给幼儿园。我们一住就是四个月,大家的体重都减轻了,我本人瘦了七公斤。
“有一天,周忠玉起晚了,你爸在外面叫喊,周忠玉还是不起床,趴在里头对着吵:‘我们这么辛苦,能四同就不错了。’我也和他对着吵过。有一次,社教四个点的工作组成员被通知全部回来开会,因为几个人来迟了,他生气了,说不开了,叫他们回去。我不同意,和他争。我说‘人家这么远都来了,怎么又让人再回去呢?下次注意就是了。’他没奈何只好回来开了会。
“四个多月不能回家,大家都在惦念家中亲人!有一天,他忽然叫田万海通知我回去看看家,这可是天大的恩赐,我享受了。回来他还问我家中好不好?老尉身体咋样?最让我难忘的是他每周星期天,都让我坐着他的吉普车,到乌鲁木齐你妈工作的兵团供销部把你接到他那里来度周末,那时你只有三岁多,总是穿着花裙子,扎着两条羊角辫,长得很可爱。有时你爸爸还带着你到连队农田里走,下午再送回去。开始,你不愿意见爸爸,后来就不愿走了。卡佳,你说从小没坐过父亲的车,不对,你坐过的。”
谢阿姨仿佛走进时光隧道,回到了当年激情燃烧的岁月。她给我讲了一件我从不知道,又终身难忘的事,那就是父亲和母亲离婚,谢阿姨作为司法部门见证人:
“那时,他是领导干部、共产党员,根据当时的规定和他的身份,离婚必须经过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我和你妈是好朋友,她多次找过我,但只说你爸的性格不好,从没讲别的。我也知道你爸只会工作,不会生活,只知道工作,不知道爱人。但我还是希望他们和好。我们请来了深受崇敬的老红军姜胜副师长坐阵,并且把调解工作放在姜老家里,你妈先到了,她声泪俱下,倾诉着你爸的‘错’。你爸后到的,他没有坐,默默无语地站在墙边,右手扶着那把椅子,轻轻地、轻轻地摇转着,他的心底是不想离,希望我们调和。可你妈坚持离婚,最后,姜老决断:‘调解时间一个月。’在这期间,我多次去做你妈的工作,但没能说服她。你爸倒是多次把我叫去,问一些别的事儿,其实是想打听你妈的想法。调解无效,四十天后,我们做出了同意离婚的判决。他们分手了。那时没有什么财产,你爸只有个提包,你妈说,我啥都不要。”
谢阿姨深情地说:“我至今都忘不了你爸当时用右手转着椅子时的那副表情:无助,无力,无奈!无声胜有声。作为一个女人,我同情你妈,女人需要的不只是革命,不只是事业,也不是虚名,不是空想;她们不需要一个‘工作狂’、一个‘革命家’,她们需要温馨,需要爱抚,需要花前月下聊聊天,谈谈心,说说笑,甚至贫贫嘴。可是,换一个角度,男人需要什么?当他们无力给自己心爱的女人爱的时候,他的痛苦,他的无奈,他的悲伤,到哪里诉说?又怎么诉说?尤其是作为一个背着沉重传统包袱的人,他只能把这一切藏在心底,他只能选择下火海,让燃烧的烈火粉碎自己!从他的这次表情,我懂得了一句话————‘男儿有泪不轻弹’。”
谢阿姨平平静静地话语和她的别样目光,像火山喷出,地震爆发,震撼着我的心灵。我不知该怎么办?不知道谁对谁错?我向苍天发问:这是为什么?但我很感谢谢阿姨带给了我迟到的往事真情。泪水已经无法表达我的悲哀了,我只能强迫自己平静。
夜里,我失眠了,泪水湿透了枕巾,我也没能走出悲伤的痛苦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