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
    抗战八年间的中国文艺界
    抗战的八年间，中国的文艺界决不是停滞的，当时的文艺作家是非常活跃的。抗战初期，华北、上海、南京相继陷入敌手，作家们也陆续随着政府向内地转移。有的人逆长江而上、从汉口赴重庆，有的人向北走从陕西进入四川；有的人从广东去重庆；还有的人从香港绕道越南去昆明。当时的昆明、重庆、桂林就成为文学上三个重要的中心。这些人中有老舍、巴金、茅盾、郭沫若、田汉、沈从文、苏雪林、冯沅君、曹禺、赵清阁、洪深、凌叔华、袁昌英、臧克家、徐迟以及其他很多作家。
    强烈的抗战热情激动着每个作家的心。与此同时，流浪与转徙，痛苦和艰难的环境，还有从未经历过的数千里的长途跋涉，从西北的古道过剑门关；从西南的水路过三峡，都是他们未曾见过的异境天地———这些经历都给予他们很丰富的创作素材。
    在内地城市，不论哪个地方都组织成立了“文艺界抗敌协会”，各种文艺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陆续刊行。战争期间，纸张非常少，质量也差，印刷也常常由于遭到炮击而耽误。尽管如此，文艺刊物并没有休刊，而是继续刊行。例如，重庆文艺界抗敌协会出版的《抗战文艺》等，就是最漂亮最充实的月刊杂志。
    就每个人的创作而言，戏剧的创作最成功，收获也最大。曹禺的《蜕变》、《北京人》、《家》；老舍的《国家至上》、《面子问题》；茅盾的《清明前后》；郭沫若的《屈原》；赵清阁的《此恨绵绵》等剧，都上演过并获得好评，演出者的水平也有惊人的进步。在重庆，到十月份就进入雾季，敌人停止轰炸，是开展戏剧活动的旺月。
    长篇小说比较少。因为作家的生活不安定，所以不可能安下心来写作。可是，短篇、中篇小说和散文、诗却分外地多。例如老舍的《火葬》、《贫血集》；巴金的《憩园》、《小人小事》等等。此外，因为现在手头上没有书，想不起来的作品还很多。
    我在抗战期间，不论是在昆明还是在重庆都是住在郊外，又由于我的健康和家事的关系，同文艺界的人们接触不太多，所以，不知道详细的情况。我给中国文艺界的朋友们写信，请他们以“抗战八年间的中国文艺界”为题写点什么。
    就我自身而言，我认为这八年的抗战给予文艺界的影响，正和29年前的五四运动一样，是警钟，是兴奋剂，在文艺的土地上撒下了很多优良的种子。
    我相信战后的生活安定下来以后，战争时期被埋没的、被隐藏的很多作品将会陆续发表出来。
    
    (刘平译)
    (本篇最初发表于日本，原为日文。)      
          
    1949年
    怎样欣赏中国文学(节选)
    新文学①的特性
    今天我要讲的是新文学的特性，上回我已经说过，新文学是活的文学，人的文学。活的文学之下，是文学用具的革命。人的文学之下，是文学内容的革新。这两个集合到一块儿，形成极简单的革命的目标。新文学的作家并不是不会写旧文学的。而且是大部分都会写旧文学的。不过为了时代的关系，旧文学已经有了很多很好的作品。现代的人要写得比古人更好，是非常的困难。如宋人词里所谓：
    “恨不踊身千载上，趁古人未说吾先说。”写的不如古人，不如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新文学的特性，第一是用白话写的。白话的白，是“土白”的白。就是俗话的意思。而且又是“清白”的白，也是“黑白”的白。就是能够表示得更精确而明了。有了白话文学，就产生了一种标准的国语，也有人说，先有了标准国语，然后才有白话文学。其实是完全相反的，必须先有了白话文学，这文学被人人所念诵，就形成了标准的国语。如长江以南的福建，广东，不能说标准语的，也从看白话小说，慢慢的会说了标准国语。像我的母亲，她是福建人，是不会说标准语的。从南方到北方来的时候，已经有四十多岁了。她到北平头一天问佣人，我在哪里。佣人说“姑娘坐在门槛上”，“姑娘”就是北平话的“小姐”，门槛两字也是南方所没有的，可是我母亲就懂得佣人的话，我父亲觉得奇怪。母亲说是看《红楼梦》看的。新文学的工具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是采用西洋的标点符号。中国的古文里，有很深的内容，又不用标点符号，很不容易了解，思想模糊，意义也不清楚。但在古文里，加上符号，意义就明白得多。比方：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三畏”底下填个“：”“天命”，“大人”底下填个“，”，“圣人之言”底下填个“。”，这样意义就很明白。若没有标点符号，上下句就会读混了，这样可笑的事是常有的。又如：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这样引用文上填“‘’”符号意思很明白。
    “客，何好?客，何能?”填个“，”和“?”没有人会错解的。现在中国的中学大学入学考试，都叫学生填标点符号，或者文言改白话，白话改文言。就是要练习这个方法。
    新文学第二特点是方法。新文学的方法与旧文学的不同。尤其是搜集文章材料的方法不同。古人材料的范围非常狭窄，他们认为有的材料可以入诗，可有的不可以入诗。在新文学的观点，只要有涌溢的情感，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入诗。这完全在乎个人新颖独到的观察和经验。比方读一般旧小说，戏曲，读完了一点印象都没有，因为作者没有个人的经验，而只套用古人的思想。所以写出来的人物，一点个性也没有。我在大学交的毕业论文是《元曲的研究》，所以读了四百多本元曲，比方《西厢记》，《墙头马上》，《倩女离魂》等等。《西厢记》的中心人物，男的是张生，女的是莺莺。《墙头马上》的中心男女人物，也跟张生莺莺完全一样，一点也没有个性。对于人物的个性，比方《水浒传》里的武松、鲁智深他们都是粗暴的人物。同是行者，但两个人的人格完全不同，所以描写这种人物，最好自己心里有个对象，注意观察而描写出来。单单套用别人的描写，是不会给读者以新颖的印象的。在《红楼梦》里，不但黛玉和薛宝钗的个性完全不同，就是比较相似的黛玉和晴雯的个性也是不同。因为每一个人，各有个性，所以才有分别。
    底下就是搜集选择材料的方法不同。中国古来没有短篇小说的作法。在新文学里，短篇小说是模仿西洋方法，要采取一段事实的最精彩的部分。
    新文学的内容和材料受“欧化”最大的影响，这点跟旧文学大不相同。新文学的文法，根本就学西洋的文法。名词也与旧文学不同。比方说“打倒旧文学，建设新文学”这“打倒”、“建设”都是新的名词，从前所没有的。新文学的体裁也跟旧文学不同，在诗中也采用了英国的“十四行诗”，日本的俳句等，这都是从前所没有的。
    还有新文学创作的目的也与旧文学不同。在这儿讲到人的文学。周作人先生说，人是动物进化的。他说的“动物”，指的是肉体方面，“进化”却是灵魂方面的。人的文学，包括肉和灵两方面。新文学的目的，是打倒反人性的所有的制度。创作还有正面和侧面。从正面发挥我们的理想，主张人性应有的意义，从侧面就暴露描写残害人性的一切东西。比方亲子之爱，在新文学中的描写就跟旧文学不同。旧文学谈“孝”。从前有《二十四孝》，其中真正可取的只有一两个，此外都是沽名钓誉，不近人情。比方《郭巨埋儿》，为了饥馑，想省出他母亲的粮食，就把自己的幼儿活埋了，但在掘地的时候，发现土里有许多黄金。这完全是不合人情的。孝顺父母要作父母所喜欢的事情，郭巨的母亲，决不肯让他活埋他的儿子。还有《王祥卧冰》等等，都是只表现出愚蠢，而不近人情。新文学中描写亲子之爱，就舍弃这种材料和写法。凡是这些奖励不自然的行为的文章，都是“非人”，“吃人”的文章。
    男女之爱，新文学的描写也跟旧文学的不同。男女之爱，最重要的是恋爱结婚，没有恋爱的结婚是不道德的。因为那并不是为自己而结婚，而是为家庭为父母而结婚。同时男女之地位是平等的。贞操的问题也是平等的，所以表彰贞妇烈女的文章也是片面的。中国妇女运动有过标语“打倒贤妻良母”。我们并不是不要贤妻良母，可是同时也要贤夫良父。贤和良不应该只是一方面的义务。
    新文学的欧化和翻译的盛行有关，各国的留学生，都翻他所到国家的作品。当时留日的学生翻日本小说的很多，所以我们当学生时代已经读到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夏目漱石，德富芦花等人的作品。其余英法德等国的作品，当然也更多。总起来说，中国新文学开始才有三十多年，真正伟大的作品还没有发现，好多作者现在还在用功，摸索着将来要走的路。但比较满意的还有。可读的如：
    胡适先生的《胡适文存》，《尝试集》。西洋人说胡适先生是中国文艺复兴的父亲。他的著作最好都看一看。尤其是《尝试集》，是中国新诗的最初产品，胡适先生是个学者，所以他的诗是学者之诗，而不是诗人的诗。比方：
    “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这样的诗很受了语录之影响。
    还有鲁迅先生，他的思想是最进步的，文笔也极敏锐，他的全集是值得一看。
    小说的作家巴金，茅盾，老舍，沈从文，丁玲，郭沫若，他们的作品都应该阅看。尤其是女作家丁玲，她的作品极有力量。女作家还有雪林②，丁玲是“力”的，雪林是“美”的。
    新文学作品里要注意“方言化”。比方巴金是四川人，茅盾是浙江人，老舍是北平人，沈从文、丁玲是湖南人。他们作品里都常用本省的方言。新文学作品里的方言，常能特别表现出地方的特性。
    此外还有诗。诗是新文学作品里，效果最小的，进步最慢的。这也是因为诗是难写的，诗的元素太复杂了。新诗里音韵也好，内容也好的并不算多。徐志摩、闻一多两个人，比较好些。同时中国抗战8年间，文学作品最成功的是戏曲。作者最初有郭沫若，田汉(他们俩都是日本留学生)。郭沫若的戏剧，如同胡适先生学者的诗一样，他是诗人的戏曲。写剧最成功的是曹禺。抗战以前有《日出》，《雷雨》，抗战后有《蜕变》，《北京人》等。还有袁俊的《万世师表》；茅盾的《清明前后》；老舍的《桃李春风》等等，都是可赞的。
    这次本人能在这东京大学讲演，觉得非常荣幸。我对于旧文学本来没有什么研究，对于新文学也没有什么好的创作，只因在现状之下，好的文学家，还不能前来日本，所以本人只好来担负这演讲中国文学的责任。但是借了这个机会，能够提起诸位对中国新文学的兴趣，那我就觉得非常的高兴。
    谢谢诸位。
             (本书最初由东京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1949年9月刊行) 
    ①指新文化运动后以白话创作的文学。
    ②即苏雪林。 
  
    1959年11月9日
    悼 靳 以①
    我写下这篇短文的题目，我的眼泪忽然落在纸上了。靳以!我———你的“大姐”，会来写悼念你的文章，这不是极其不幸的事情么?靳以，你死的太早了!
    十月革命节的那一天，我在两个会的中间，回家来换衣服，在我的书桌上，有人留了一张字条，上面说：“我们特来告诉您一件不幸的消息：靳以同志已于今天零时十六分在上海因心脏病逝世了……”灯光下我匆匆看了一遍，全身震动起来了。在进城去的车上，我的手掌里还紧紧地捏着这一张纸，脑子里旋转着这二十多年中你给我的一盆旺火般的形象。
    你拿我当大姐姐看待，我也像一个大姐姐对待小弟弟一般，很少当面夸过你。但是你是一个多么热情，多么正直，又是一个多么淳厚的青年呵!
    我说青年，是想起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二十多年前，你和巴金两个人一起来看我；你也许不记得了，那是一个初夏的早晨，我的桌上供着一瓶鲜红的玫瑰，你坐在桌边的一张椅子上，正向着窗外涌泻进来的阳光。你的脸和玫瑰花一样，也是红扑扑的，有着双眼皮的充满着朝气的大眼，流溢着热情淳厚的光辉。
    这二十多年中，我不断地见到你，你的脸上一直是红扑扑的。你的谈话，总是热情的，总是火一般地勃勃地向上的。解放以后，你的热情的火，挑得更旺了，你从心里感到自己的幸福。你走进“祖国的每一个角落”，钻到“劈山倒海的英雄人物”中间，去接近他们，歌唱他们，你从黑夜唱到黎明，唱着不完的幸福和热情的赞歌!
    你送我的那本散文集———《江山万里》，就立在我伸手能及的书架上，它常常提醒我说：“看小弟弟跑得多快，跑得多远，你，做大姐姐的，还不快快赶上么?”
    就在前几天的夜里，我还在灯下细读你在《人民文学》11月号上发表的那篇散文：《跟着老马转》。最后的一段，读来使我心弦跳动!你写老马：“他的脸红通通，正像初升的太阳；两只眼睛冒着青春的光辉。”这不正是你自己的写照么?你又写：“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使我深切地感到他满心快乐和无穷的力量，我也非常激动，简直不知道该向他说些什么才好。我本来应该好好安慰他几句，让他好好工作几年，保重身体，不要太累，不要跑得太快，免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不是听说过，你在最近一次的劳动中，就是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而送到医院去急救么?你对自己说的话，却不是“保重身体，免得太累”，而是：“你跑吧……只要我们跟着党跑，我们党永远不会错，也永远不会疲乏!”
    靳以，我相信，在你的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候，你没有也不会感到疲乏，而是感到满心幸福!
    今年夏天，“跟着党跑”了许多年的你，被光荣地接受到伟大队伍里了。当我看到为你发出的讣告是，在你的许多工作头衔的最后，还有“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的字样，做大姐姐的是如何地为你欢喜，而又如何地自惭啊!
    你总是不断地鼓励我的———记得那还是筹备《收获》的时期吧，一个冬天的早晨，一辆汽车飞也似地开到我的门口，你，一阵旋风似地卷上了楼，身上穿着一件簇新的皮大衣。我笑说：“好呀，这皮大衣给我带来了一屋子的热气!”你也笑了说：“我要到苏联去了，这是行装的一部分———告诉你，我们要办一个新文学刊物了，名字就叫《收获》，你对这名字有意见没有？你可要给这刊物写文章呵，我就是为这个来的。”
    此后，就是1957年的春天，我到了上海的第二天清早，桌头的电话响了，又是你的声音!你欢迎我到上海，你要带我去参观鲁迅纪念馆，去逛城隍庙，吃饭，买糖……最后还是要我为《收获》写文章。那一天我们玩得多好!我们在鲁迅的像下徘徊，谈了许多他生前的故事。城隍庙那一家你常去的小馆，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可是我们挤坐在许多劳动者中间，在小小的一张白木桌上，我们吃得多香甜呵!说到写文章，我却辜负了你的希望，我真是写得太少也太坏呵!
    我常想，人一过了中年，不可避免地会常常得到关于朋友的“不幸的消息”，去年的10月底，在莫斯科音乐大厦的台上，坐在我身边的巴金，忽然低低地对我说：“你不要难过，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振铎的飞机出事了!”去年的年底，我在北京家里，吴晓铃一清早打了一个电话来，说：“您不要难过，告诉您一个不幸的消息，罗莘田先生昨天下午去世了!”
    我怎能不难过呢?一个热情，正直，淳厚的朋友，是人生中最可宝贵的财产。丧失了一个，就永远少了一个，虽然我们还不断地可以交到新的朋友，而我们的老朋友，他们每一个人，在我们心中都有他们自己的地位，别人是没有办法代替的!
    放心吧，靳以，在大家一同跃进的时代，赞歌总是有人唱的，而且这唱歌的队伍还会越来越庞大，歌唱的声音也会越来越洪亮。我，你的大姐姐，决不再“滥竽充数”，我的嗓子虽然不好，但是我将永远学习着唱，永远不断地高声地唱!
    
    1959年11月9日夜
    (本篇最初发表于1959年12月8日《人民文学》12月号) 
    ①靳以(1909-1959)，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出版家，冰心和巴金的挚友。原名章方叙，天津人。
     
    1961年11月24日
    致 萧 珊
    亲爱的萧珊：
    总得先回你一封信———上次信说我已着手给《上海文学》写文章了。一点不假，题目是《在大连》①。我想痛快地写一下“海”。不想写到一半，有点惶惑了，再另起头，这时一些杂务的文章来了，就是你在其他报纸上所看到的那些。那都是些千把字的鸡零狗碎的应急的文章，我不会把它给你的!(不但不给你，也不给《人民文学》!)我总想聚精会神，写一些我力所能及的好一点的，不料，你的信来了，又是“自杀”，(在这一点上，巴金罪不可恕!)又是“寡情”，真把我吓坏了，我连信也不敢回。想把稿写好一并寄去，不料，越着急越不行，就像小学生写作文一样，理不出一个头绪来，同时开会听报告的事又纷至沓来了，这时你又来信，把旧事重提，说从文把你带到我家的事。这件事，我倒忘了，我记得巴金曾把你带到我呈贡山上的家里来。这一次印象很深……总之，只为喜欢你，才迟迟不回信，理由是等稿，结果得不到你的谅解，纳兰②词有句云：“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不多情”，可为我咏!这两天又开始努力，迟早寄上，请别着急。少不得请代问巴金好，虽然他仍是个调皮的孩子!
    
    冰   心
    11月24日 
    ①后来发表时题目为《海恋》。
    ②纳兰性德，清代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