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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野无人。我的身、心、魂、灵散落迷失在死荫的幽谷。旷野无边无涯无日无月，我不在人世，我在旷野。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见，有口无言。我摸索着，爬行着。我触摸过死魔的脸，那是一张轮廓俊朗的脸，清爽，光滑，结实，年轻，浮起微笑的唇纹。
以上不是文学青年的无病呻吟，而是来自深圳作家李兰妮最真实的内心苦痛。她的新作《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刚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付梓出版，这部４３万字的长篇自传体纪实散文记录的正是她治疗抑郁症的过程和心灵感受。这是一部独特的文本，无论是从内容还是到形式。李兰妮以既是患者又是作家的双重身份，著就了这部旷世奇书，记者就此与李兰妮展开了对话。虽曾旷野无人，但她誓要走出抑郁，正如她在该书前言中所写：旷野无路。往光亮处看啊，你将走过死荫的幽谷。
■抑郁症比癌症更恐怖，活着比死要艰难
记者：每次见到您，我都无法把您跟抑郁症患者联系起来，您看起来非常乐观自信。
李兰妮：事实上，连我自己一开始也不相信自己患抑郁症。我的第一反应是，我怎么可能有抑郁症我没什么可抑郁的。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说我非常乐观。我这种人要是有抑郁症，那全省人民大概都有这个病。最初我比较无知，没有抑郁症的概念，存在误解，以为是意志不坚强、狭隘胆怯才会得这个病。２００２年初的时候，传来广东省作协副主席杨干华自杀的消息，跟患抑郁症有关，我还很不理解，觉得有病可以治啊，干嘛要走这一步呢？我还大言不惭：我癌症开过三次刀，做过五个疗程化疗，送福田急救中心，没有流过泪，没有想过自杀。为什么这些人撑不住？觉得这些人太想不开。我以为曾经沧海，却不知我只是趟过了一条小河。当我自己患上重度抑郁症才深知生不如死的感受。
记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李兰妮：这是一种没有伤口的病，但比所有的病都更痛苦。常有人问我：抑郁症有多难受？我找不到词语回答。问得多了，我只好将就着说：抑郁症比癌症更恐怖。我每天都会想到这句话：活着比死要艰难。我在竭尽全力地活。
记者：您确诊抑郁症是怎样的过程？
李兰妮：其实我患抑郁症比癌症更早，我是１９８８年诊断患有淋巴癌的，但早在１９８６年就被诊出有抑郁症，只是当时没重视。２００２年底，又有医生提醒我可能患上抑郁症，但我仍拒绝接受，还把这个诊断当笑语告诉众朋友，大家都认为是误诊。２００３年我终于暴发了重度抑郁症，开始迷恋跳楼，产生自我了断念头，当年４月１日去看精神科专家，却在接受测试回答问题时有意绕开陷阱欺骗医生，刚好那天香港明星张国荣因抑郁症而跳楼自杀，我深受刺激，还庆幸自己当天被排除抑郁症。但到４月１２日，我连着看了四个特诊，最终还是确诊为抑郁症。
记者：２００３年是您抑郁症最严重的时候？
李兰妮：是的，从４月到６月，我处于一种类似自闭的状态中。我怕出门，怕见人，不能听音乐，不能接电话，不能看影视节目。不能站在阳台，只要目光一看到阳台，思绪就飞舞起来，好想纵身飞出去，像一只蝴蝶那样飞，像一片纸屑那样飞，接触到地面的那一刹那会有多痛呢？我无数次闭上眼睛，让自己退回到客厅里，退回到书房的角落里。我知道这是心魔在作怪。
我曾经拿着瑞士军刀想给自己“放血”，用刀来回地在锁骨下静脉血管那里划，划了很多道印。我还用１０毫升的大针筒给自己抽血，放血，让血顺着胳膊或腿一直流。抽得我的手臂、腿上、脚上到处是血管被针尖戳破后的大片淤血。我抽晕了就没有气力去想死了。
我也想过跳楼，很想往下跳，很想死，我看到下面的树在摇动，好像说“下来呀欢迎欢迎”。但是我自己骗自己说，我不是要跳楼，我是要上去看看。但是我不抑郁的时候我不敢上去，仰着头看我都头晕。
■写书的目的就是反思、自救、救人
记者：经过治疗，您的重度抑郁后来得到了控制？
李兰妮：当正视自己确实患上抑郁症后，我展开了治疗和自救。赛乐特、奇比特、阿普唑仑服这些药服用了五年，今天依然服用。我的服药体会是，要坚持服药，头一个月的毒副作用比较严重，但幸好我有化疗的经验，一秒一秒地坚持下去。有好几个患有抑郁症的公众人物自杀，都是先服药，很难受，刚好转，乱减药，反弹要超过前一次的发作，这种自杀率很高。
我还看了很多别的抑郁症作者写的书，第一本书是三联书店的《看见红色感觉蓝色》，第二本是《不要惧怕抑郁症》，看他们吃什么药，学习别人怎样面对这种病，尤其注意看他们写的真实经历，汲取他们的经验教训。朋友和家人的理解帮助也很重要，他们对抑郁症患者要有耐心，又要有适当距离，不要强迫病人这样那样，不要给他们压力，但家人也要小心被拖入抑郁。
认知疗法也起了很大作用。我从２００３年６月开始写认知日记，后来这些日记成了我的新作《旷野无人》的主体，选入８２篇。写认知日记是有效的，我第二年的５月份做的测试已经变成中度抑郁了。写到第二年的８月份，就基本上复原了。中度就已经基本可以自己控制了，我就停了看看，觉得我可以不必做了。我是２００４年８月停的，２００５年我觉得我过得还可以。
记者：也是在２００５年，您开始动笔创作《旷野无人》？
李兰妮：本来没有想写这本书。但是比较麻烦的是，我的一些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知道我曾经深度抑郁，就偷偷摸摸地打电话问：“我这样是不是得了抑郁症？”最让我感到必须站出来说话的是那些孩子。有时我去医院找心理科专家，发现很多父母拖着孩子来看病。专家告诉我，现在的小孩有很多心理问题，家长不懂，总以为这些孩子是调皮，不喜欢读书，或者以为孩子学坏了，其实不是这样，他们其实是抑郁。当他们刚刚有抑郁的萌芽的时候，如果父母有这个意识，马上进行专业精神医生的介入，吃一些辅助的药，就可以很快缓解这种情况。但是父母没有这个意识，弄得父母痛苦孩子也很痛苦。
自杀已经成为１９岁－３４岁年轻人死亡的首因。看看深圳去年的数据，交通意外９１０人，但是自杀是２０００人。这个事情如果还不重视，这个数字的增长是翻倍的。德国的精神病普及专家努贝尔说，德国的患者都只有３０％的人接受过心理治疗。德国对医学尤其是精神学研究是非常超前的，他们都这么搞不清楚，那中国的情况呢？根据最新的研究数据，１０．４％的人有抑郁症，那么中国就有１亿多人。写书的目的就是反思、自救、救人，希望我的写作能帮助大家了解抑郁症，重视精神健康。
记者：事实上，人们对抑郁症也有很深的误解。
李兰妮：是的。不时有半熟不熟的人会教导我说你想开点、乐观点就不会抑郁了，你是不是太脆弱啊做人不要太计较，心胸要开阔。抑郁症病人常遇上被人用指头戳捅伤口的“安慰”。没人理解无话可说。这也是某些病人不得不死的原因之一。这类误解太普遍，所以精神卫生科门诊宣传栏上第一句话就是“抑郁症跟意志、品行无关。”这句话让许多初诊的病人释然，并心存感激。如我患的抑郁症就跟大脑化学物质５—羟色胺严重失衡有关。简言之我必须服用精神化学药物补充５—羟色胺。否则即使天天看心理医生都救不了我的命。
■《旷野无人》文体创新，备受各界关注
记者：您的《旷野无人》的结构文体非常特别，被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著名文学评论家潘凯雄誉为“超文本的厚重作品”。为什么采用这种结构？
李兰妮：这部作品由“认知日记”、“随笔”、“链接”和“补白”四部分组成，文体上确有创新。写“认知日记”时，我是一个抑郁症病人。写“随笔”时我是一个文学作者。选择和阅读“链接”部分时，我是一个旁观者、读者。“补白”则是想对“链接”部分加以补充。“链接”部分多是我的自况体散文，有些部分不曾与读者见过面，我想把它们当作背景资料，既是社会、时代、历史的个性化资料，又间接可找出个体抑郁症形成的脉络。在“链接”里，我尽可能多地摘录一些对我康复有过帮助的书籍段落，供特别有心的读者参考。“链接”也有我患癌症、抑郁症诊疗时的病历、检验单摘录，目的是想告诉有病的人们：我们可以与病共存，生命和死亡之灵可以共舞。
记者：据了解，这部特别的作品受到了各方关注。
李兰妮：是这样的，这部作品在写作之初就列入了中国作协重点文学扶持项目，后来又进入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周年文学创作工程。中国作家网如今为这部作品专门做了一个“热点专题”栏目，认为它是心理疏导最佳读物，对５·１２大地震后人们重建心理家园也有很大帮助。７月３日，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将专门为这部作品在北京举行新书发布会。未来深圳方面也会举行相关研讨会。
记者：上周日您还专门在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讲一堂“走出抑郁——一个抑郁症作家的精神档案”的讲座，现场非常火爆。
李兰妮：我也没想到会有那么多市民来听我的讲座，连过道走廊上都站了很多人。说明深圳人非常关注精神健康，去年深圳市人大的卫生规划也提出要关注精神健康，这的确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现在深圳人不仅满足于物质的回报，而在探求精神的健康、心灵的和谐，只有精神和谐才能社会和谐。
■这本书其实没有完，谁都可以写
记者：著名评论家崔道怡先生评价说，至今仍然没有如《旷野无人》这一类型的文学著作，并表示兼有癌症和抑郁症的患者，存活下来就已无多，而同时又兼有文学之才情并愿意且能够“现身说法”者，惟有李兰妮。您怎么看？
李兰妮：到今天为止，我翻阅过十几本谈及抑郁症的书籍。那十几本书里，有既是医生又是抑郁症患者写的，也有既是心理学家又是抑郁症患者写的，还有书中作者引用作家患者、政治家患者、名记患者等各类名流患者的患病感觉，我认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清楚地表达那些感觉。没有一个重度抑郁病人能够准确说出他所受的是怎样的折磨。神经系统本能地拒绝表述。能说出来的，都不是最深层的，也不是最恐怖的，更不是原始无伪的。因为，它们无法表达。
记者：你觉得这本书写出了你想说的吗？
李兰妮：其实我想说的很多很多，这本书只是我想表达的十分之一。第一是因为写的时候我抑郁得没法写下去了，写到最后，我就想站在十几层楼上跳下去，连书的后记都无法完成。第二，有些痛涉及到我的家族，例如我的外婆，她也抑郁，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她在医院，她要出院却没人接她回家，只能直接转到养老院，十几天就离开人世了。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我一方面通过这本书告诉别人抑郁症是可以走出来的，但是现在我等于是又深入虎穴，又开始抑郁了。我的密友李媚认为那没写出来的十分之九是更深刻的，但她也劝我不要写出来了。第一，她觉得我承受不了这个；第二，应该让全社会的人来补上那十分之九，因为每个人的精神都不一样。
记者：真的不会再就这个内容写下去了吗？
李兰妮：我是以为这是我的绝唱，半个月前我还昏倒过，说实话，写这样的作品总把我拉回痛苦的回忆，回到那梦魇当中。著名评论家贺绍俊鼓励我继续把“更深层的精神之痛”写出来，我希望能继续写，但我更希望有人来接力，就好像我这本书的后记没写完，而交给李媚和田惠平接棒，比我自己写的后记更精彩。这是开放式后记，任何其他人都可以写，不管抑郁与否，只要你愿意写、愿意关注抑郁，那么大家可以写出无数个版本，我追求全民对精神疾患的认识，提高人们对精神疾患的重视程度，让后一代人精神健康，能很好地享受物质和精神的快乐。这本书其实没有完，谁都可以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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