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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患癌症２０年、重度抑郁症５年，活下来的李兰妮将死亡经验写成新书《旷野无人》，该书７月３日在京首发，《深圳商报》记者独家专访
八问李兰妮：你如何与死亡对话？
●从未经历过这样的采访。你问得越深入越细致，对受访者越是一种不可承受的精神折磨。因为，她首先是一个罹患癌症２０年、重度抑郁症５年，好不容易活下来的人，其次，她才是作家，才是公众人物，才有权选择是否接受我们来拷问她的心灵。
●她是李兰妮，曾让我们为“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鲁迅文学奖”等耀目光环而骄傲的深圳女作家。如今，她以另一种身份站在了我们面前——一个精神启蒙的先行者，一个把死亡当作使命呈现的勇者。这一次的尊崇，是无上的。
●７月３日，李兰妮的新书《旷野无人——一个癌症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在北京首发。这是李兰妮患有癌症、抑郁病期间，一边吃着抗抑郁药、在过着“活着比死更艰难”的日子里写下的８２篇认知日记，以及和认知日记有关的随笔、链接、补白。无人的旷野，是李兰妮对抑郁症的比喻。因为被推入旷野，她认为自己别无选择。
●当她说，“我写这本书真的是找死”；当她说，“我不行了，接受采访就像往自己脑袋上开枪”；当她说，“但是总要有人站出来”，我们不忍了。无疑，她希望拯救更多的人，却忘了要自我救赎。所以，我们慎重地写出来，请珍视这些文字。
1 抑郁症作家为何沉默
《文化广场》：看到这部书稿，我脑海中浮现出许多关于“生命体验”的写作，最为我们所熟知的就是当代作家史铁生。但你们的方式完全不同，他从不提及自己的疾病，而你，却把自己作为一个证据，拿出来帮助更多人。这是一种敞开的方式，而这种敞开，并非人人都可以做到。
李兰妮：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或早或晚地遭遇精神疾患。应该怎样应对？写后记的李媚起先觉得书中的内容太过血淋淋，怕读者受不了这种震撼，建议删掉一些。我说，不行。我所经历的只写出了十分之一，其实更多抑郁症病人的精神之痛，是无法言说的。好不容易我切开了一个小口子，希望有更多人来言说，这将是最好的状况。
美国艺术家伊丽莎白·斯瓦多，本是一流的剧作家、作曲家，她在表达自己的抑郁症时，却选择了画画的方式。我可以理解，因为这种精神之痛，用文字表达真的非常痛苦。我写《旷野无人》的时候，最后痛苦得实在没有办法，我站在１６楼的高台上想跳下去，又钻进衣柜里抽自己的血。所以，很多抑郁症作家选择沉默，实在是这种痛无法言说，而且，一旦开了口，就会重回疾病的漩涡和阴影，有些复发后就再也走不出来。说他们冒着死亡的危险，丝毫不为过。
2 精神启蒙尚未正式展开
《文化广场》：崔欣曾评价说，这份“精神档案”的社会学意义，大约更甚于它的文学意义。你认同这个评价吗？
李兰妮：精神启蒙，中国还尚未正式展开。这本书的底页，有一段钟南山院士的话，他说，我国对精神健康层面的研究太滞后，他大声呼吁，中国急缺专业心理师，政府一定要大力扶持，在西方，心理健康一直是排在前三位的科学研究。贺绍俊给我打电话说，现在人们可能不理解《旷野无人》是一个怎样的文本，但未来的某一天，再回过头来看，它很可能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它让作家、让所有人开始关注精神健康。而且，这个文本是不可替代的。到目前止，既是癌症转移化疗病人、又是重度抑郁症患者写的中文文本，我还没有看到。
深圳其实已经具备了先走一步的条件。北京、上海很早就有抑郁症作家，但愿意把这些经历回忆描述出来的，几乎没有。我却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可言说的，我就是要跳出来说，说了就打破“疾病”这个羞辱性的符号，就像苏珊·桑塔格说的，“疾病成为了一种隐喻、一种丑陋，一种道德缺陷”。一个知识分子，有责任站出来，发出声音。
3 “总要有人站出来”
《文化广场》：写抑郁症救别人，却把自己重新拖回了抑郁的阴影，不能自拔。你的写作状态一定非常纠结，它达到你的极限了吗？
李兰妮：写到最后三分之一，我已经处于疯狂状态。为什么还要坚持写下去？因为我觉得这是使命。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有自己独特的使命，我曾经仔细考虑过，我得了癌症，又得抑郁症，我竟然没有死又活过来了。老天又给了我文学表达的能力，那么我能做什么呢？可能，写这本书就是我的使命了。人们关于精神病理、精神疾患的基本知识，不但国人，就连知识分子群体都存在诸多误解，总有一个人要先出来发出声音。我可能就是那个该站出来的人吧。
如果你问我，写到最后，它更加是作家的使命感，还是更加是病人的使命感？我想它是一个“人”的使命感。我们看世界上最优秀的文本，患了绝症后最后写下的生命文字，无一例外。写到最后，我分明感到，好像不是人在写了，冥冥中似乎有灵魂在键盘上舞蹈。
4 “这时我很理解梵高”
《文化广场》：除了责任以外，也有评价说，你的写作也是抗衡抑郁症的一种方式。但在我看来，这样痛苦的写作绝不能抗衡，想听听你的说法。
李兰妮：你理解得很正确，以写作的方式抗衡抑郁症，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是失败的。我写“认知日记”的过程，确实是一种抗衡。把我的恶劣情绪，关进那个魔盒，不能再打开，再也不阅读。那是两年前了。但是，后来还有“审视”。当我把“认知日记”拿出来，一篇篇剖析的时候，我仿佛重新坠入深渊。根本不可能抗衡。一位英国女作家在《看见红色，感觉蓝色》中提出过警告，抑郁症病人不要去回忆。所以，这么多抑郁症病人拒绝说，而我这种方式，真的是找死。有心人仔细看，这本书曾经有好几个时间段是间隔了半年之久。最后三分之一，我还曾经列过提纲，怕写不完就结束了生命。
那时，我怕看到电脑，钻到沙发床底下，还嫌那里太宽敞。或是把自己关在衣柜里，拼命抽自己的血。因为我太想自杀了，又不能自杀，只能抽血，看到血我才会缓解一点。我疯狂到把家里的花全都剪光，控制不住想
把自己的头发全都刮光，甚至想把耳朵也切下来。这时我很理解梵高。今年４月，《南方日报》的文化周刊做我的专访，等了一个月。上海卫视希望做一期新闻人物，我都拒绝了。我那时候精神很差，都快要疯了，不能再回溯任何细节。反复说这种东西，就像往自己脑袋上开枪一样。
5 “这是灵魂的嚎叫”
《文化广场》：不久前获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的《潜水钟与蝴蝶》让人震撼。我钦佩这样的作家，他们敢于和死亡对话，包括你在内。
李兰妮：有一天，我看了《赎罪》。片中的女作家一生写了２１部长篇，最后一部作品是收山之作，也是她１３岁时就想写的第一本书。这位女作家一生获奖无数，但几十年来她一直在想，怎样才能不伪饰，不造作，怎样才是真的自我救赎？看到这一刻，我的心灵仿佛与那位演员相通。我在写《旷野无人》的时候，尤其是后三分之一，已经很疯狂了。我完全不选择字句，而９０年代我的文字是非常讲究的，《旷野无人》已经完全不是这样。它是最直接的，最直接也就最接近你的潜意识。你越是不假思索，不去修饰这些词句，把所谓的形式和文采全都抛开，所以潘凯雄说，这部书是“生命的呐喊”。我后来告诉他，这不只是呐喊，这是灵魂的嚎叫。
6“其他病人不要像我这么可怜”
《文化广场》：这部作品的实验性文体一直让我感兴趣。“认知日记”、“随笔”、“链接”、“补白”互为注释，为什么这样设置？
李兰妮：我发现自己看的许多专业书，中国的心理专家都没看过。他们看的还是比较老的，弗洛伊德、弗洛姆、卡尔·赫尼，都是上世纪８０年代以前的。但实际上，西方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在精神领域的研究，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临床、药物研究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进展。２００３年，我重度爆发抑郁症的时候，到处求救，到处找书来看。当时，王安忆已经翻译了斯瓦多的《我的抑郁症》，崔永元还为之作序。书中有一段话这样说：阅读关于别人的抑郁症，能够有效帮助抑郁症病人走出来。在那以后，我看了许多国外的抑郁症病人写的书，其中有艺术家、精神病理学家、心理学家，还有一些著名的心理学家走的弯路。
我患病以后，至少接受过１００人以上的咨询。他们从医生那里得不到，于是，我想那就把我的“认知日记”拿出来，告诉大家，这样做是可行的，是绝对可以缓解的。但是，我写这样的随笔写到一半，我发现不行，必须要把世界上最经典的认知链接过来，否则它是一本不完善的“教材”。但是读者一来找书很难，二来从书中提取精华更难。根据我的经验，抑郁的时候看书很慢，更是一种折磨。在对自己漫长的折磨中，我找出了那些有用的句子。我想，其他病人不要像我这么可怜，直接看这个“链接”就好了。
7 我只能说它是“超文本”
《文化广场》：你怎么看自己这部作品？它是一部文学作品吗？它实在更像一本病历。
李兰妮：还没写完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一位上海作家赵丽宏，这到底是不是一部文学作品？赵丽宏看了书稿，也没回答这个问题，只说他希望在《上海文学》为我开一个专栏。我于是追问，这到底是个什么？他答说，第一它是文学作品，第二它是学术作品，第三它是一部很难说清楚的作品。陈建功后来也评价说，《旷野无人》好像是一部复合型的文体形式，还从来没看过这种形式。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潘凯雄最后给它下了个定义，“我只能说它是‘超文本’”。“超文本”是他生造的词，在他的理解中，涵盖了生理的、病理的、心理的、历史的、家族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７大领域。这是很精准的评价。
8 “把我推到旷野去”
《文化广场》：这部书完全改变了您一贯的创作轨迹。特区成立之初的《他们要干什么》，完全是一曲高昂的“新移民奋斗之歌”，到后来的《深圳，深圳》、《傍海人家》，也与《旷野无人》完全不同质。在传统的文学史意义上，这其实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从现实主义到表现主义，从新都市文学到心理分析文本，能为我们勾勒这一并不一脉相承的变化吗？
李兰妮：李媚一直对我说，李兰妮，我希望你打开自己。以前，我没有找到合适的通道。而且，２０年前，关注现实的文学思潮大环境，也不兼容这样的敞开。当然，２１世纪的文学思潮还是没有心理分析这一路，但我为什么这么写呢？让我得癌症又得抑郁症，就是要把我推到旷野去。在那里安静下来，在那里吸取天地之灵气，这原本被动的局面，竟打开了另一扇窗。
或许，命运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去打开自己。但实际上，对世俗的李兰妮来说，很怕这样的机会。它就像一个牺牲，献为活祭。祭物本身是圣洁的，却要为大众去流血。作为精神的、人格意义上的李兰妮，对于这种被拣选，她应该是感到很荣幸的。这就是她的命运，这就是她来到人世应该要完成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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