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在城里，也还是能感到春天已经不可阻挡地来了，因为风里头有了绵软的丝絮，它们扑到脸上，和暖而潮湿。有一首歌里说，城里不知季节变换，我觉得不对，应该是城里不知节气变换，季节，比如春天，我还是感受到了，你模糊不清的只是节气，看不到大地上的阳气，听不到河流解冻时哗哗的流水声，你就无法分辨是谷雨还是春分。感受到风里的和暖和潮湿，我的某种能力在复苏，我开始想家，想我的老马和马车。每天在饭店里出出进进，我常常不自觉的就把手在空中甩起来，做甩鞭子的动作，之后长时间地想象坐在马车上那种吱吱悠悠的感觉。每当这时，我会不由得问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答案显而易见，但跟着那答案，另一种能力也在我的身上复苏，我开始想许妹娜。
　　也许，是春天在作祟，风在作祟，是春天里的风，刮走了许妹娜冰冷的眼神和伤人的语调；也许，还是某些东西太刻骨铭心了，它的刻骨铭心远远超过了语言的伤害。在歇马山庄饭店四周逛来逛去的那些日子，许妹娜的笑脸，许妹娜那顾上不顾下燎人的举动，还有她那熟悉了千百年似的稻草般的气息，统统回到我的眼前，尤其她在我哭后说出的那句话：“俺从没忘记那个月夜，俺常常梦到坐在马车上。”这句话，每每想起，我都按捺不住心底里的冲动，跳上开往中山区的１１路车。可是，我一次也没有见到许妹娜，因为我从来就没有上到三楼。不管是在行动之前，还是在行动当中，我的心都鼓胀胀的，就像一只马上要崩裂的气球，可是不知为什么，一到许妹娜家楼对面的阴影里，那鼓胀的气球就被谁扎了一锥子似的突然撒了气。那一锥子，自然是另一句话：“我永远不会嫁一个赶马车的！”它穿破坚实的大楼扎向我时，我浑身上下一阵冷嗖嗖的。这时，我会突然的就垂头丧气，变成一条找屎吃的狗。
　　在许妹娜家楼前楼后转着，两个声音一直此起彼伏地响在我的耳边。一个，是永远不忘我，一个，是永远不可能嫁给我。我垂头丧气，就因为我无法知道这两句话究竟哪一句是真实的。于是，被两句话牵扯，我偏执狂似的往返在汪角区和中山区之间。世界在那一时刻变成了点和线的组合。点，是黑牡丹的饭店，是许妹娜家，线，是穿越两个街区的公交车。实际上，在这点和线之外，还有一个更大更长的点和线，它们的一边，是我的老家歇马山庄，另一边，是这混账的槐城，一条游丝一样的公路连接了它们。它连接它们，原来不为别的，只为把许妹娜引出来再送回去，只为打破我在大地上慢悠悠赶着马车的日子，让我成了一条回不了家又找不到去处的可怜的狗。那段时间，我在城里１１路车上往返，对线一样马路的仇恨要多深有多深，我恨不能变成无所不能的孙悟空，把它们从大地上抓起来，团成一个球吞到我的肚子里。
　　就在我对线一样的马路充满仇恨的时候，连接在歇马山庄和槐城之间的马路送来了我的二哥三哥四哥大批乡下民工。得知这个消息，我说不出是难过还是高兴。那个午后，我刚迈出饭店门口，黑牡丹就在后边大呼小叫：“吉宽吉宽，你四哥他们回来了。”
　　说心里话，我压根没想跟四哥干小工，那活我干过，吃一嘴泥沙饿一天肚皮，又苦又累，关键是当一个小工，和赶马车没什么区别，永远也开不了公司，当不成小老板。可是，了解到自己做不成对缝，再经历一段无着无落找屎狗一样的日子，我还是盼望有一件什么实在的事拴住自己。至少，不至于在两点一线上痛苦地往返。
　　后来才知道，黑牡丹之所以和四哥有联系，是因为四哥舅哥的建筑公司在黑牡丹饭店挂账吃饭，也就是说，“歇马山庄饭店”是四哥舅哥的定点饭店。四哥一回来，就陪他的舅哥来了。和他的舅哥在一起，四哥和在家时判若两人，不但说话低声低气，连走路都是猫着腰。四哥的舅哥个子很矮，属于有宽度没有高度那种，有点像我名字给人的印象。为了突出舅哥的身份和地位，四哥点头哈腰的样子和我这条狗简直差不了多少。惟一不同的是他可以上桌我不可以上桌，他在包间里我在包间外。不过跟他到了工地，他的舅哥不在场，他可就是另一番模样了。
　　那是一个养一群狗的主人才有的模样，不但腰杆竖了起来，眼角都差不点竖了起来。他在工地上管材料兼管工程进度，我，二哥，三哥，鞠广大父子，都是他的狗。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感觉，我的哥哥和民工们不一定这么想。我的二哥是大工，又是只顾埋头干活的大工，从不抬起他的头，也就看不到四哥的样子。我的三哥，倒是一见四哥赶紧冲他点头，不管四哥看不看他，他多年来围当官的转，自然早已习惯看当官的脸色。我的二哥三哥都不在乎，鞠广大父子就更无所谓是人还是狗了。我在乎，第一我不喜欢干活，尤其不喜欢干和砖石瓦块水泥打交道的活，第二，我不愿意将自己置于一项被人管制的工程之中，又是这种漫无边际的工程。我是喜欢漫无边际，但在那漫无边际里时间必须由我自己支配，比如想躺着想坐着或者想到外面走动走动。每当发现我停下来，四哥那竖起来的眼角就悬在了半空，这让我极不舒服。
　　工地，我不知道在槐城这个地方有多少工地，而这些工地由哪些人批准成为工地。在这一项项巨大的工程中，它们由审批到立项一直到施工，一步步到底怎样形成，在我这里永远是个谜。当然真正的谜，还是这样一个环节，就是它们是怎样最后到了四哥的舅哥手里，让他成为包工头。关于这个谜，似乎大多民工都不关心。或许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或许即使知道，也懒得说它，因为说不说你都得干活。我关心，是因为我不能专心致志，思想老溜号，老为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想入非非，比如什么时候我能成为四哥的舅哥。不过有一天，我发现关心这事的不仅仅是我，还有我的三哥。那天，工地里来了一辆轿车，下来一伙人，四哥的舅哥在前头领路，在工地上转了半天，轿车开走，三哥停下手里活，大声说：“操，叫我看，那个穿西服的就是老四说的中山区区长，他和老四的舅哥是铁哥们。就是他把这个工程弄过来的。”
　　事实上，在这个机器声隆隆响，泥沙到处飞的工地上，三哥想象的思绪就和那漫天飞舞的声音、泥沙一样，从没停止过。他往往先从电视新闻打开缺口，比如电视上说，南方某个城市大规模搞城市建设，某某领导人去上海专门视察新盖的大楼，进而，便进入这样的细部，比如正在干的工程预算多少钱，包到四哥舅哥手里多少钱，以至于四哥舅哥怎么就成了那狗屁区长的铁哥们。铁哥们，是三哥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谁是谁的铁哥们，谁又是谁的铁哥们，让你觉得，这世界要是没有铁哥们，就简直不称为世界。有时，一有机会，比如吃饭时饭食不好，三哥就以此生发开去：“一准那铁哥们把大头儿留给了自个，要不，老四舅哥不至于让咱喝这没油水的菜汤。”
　　三哥的想象，从来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但你绝不要以为这会伤害民工们，事实上恰恰相反，他们听完三哥的话，相互会意地看一眼，之后向三哥送去微妙的目光，似乎很感激。后来我知道，如果三哥不说饭食不好，没人敢说，三哥理解是假，挑动是真。也就是说，看上去，三哥对四哥和他的舅哥服服帖帖，骨子里却藏着某种可怕的东西。这其实是那些喜欢围围当官的、在当官的面前像狗一样的人通有的东西：甘愿当狗是蓄谋有朝一日让别人成为自己的狗，因为他一旦说出那样的话，民工们立即朝他围拢过来。
　　无动于衷的，只有二哥。我的二哥好像对工地上发生的任何事都无动于衷，就像在乡下时我对外面发生的任何事都无动于衷一样。二哥只要进了工地，就一门心思专注在他的瓦刀瓦板上，他左手拿着瓦板，右手拿着瓦刀，瓦板上的水泥在瓦刀的切割下一条一条飞到砖缝里，使那些毫不相干的砖一旦相遇，就铁哥们似的再也不肯分开。二哥的大工手艺在工地上十分有名，他不但动作快，墙砌得干净利落，他的动作你要是连续看，就像乡下搞杂耍的民间艺人。二哥喜欢自己的手艺，就像一个民间艺人喜欢自己的杂耍，那时节，整个世界在他那里不复存在，或者他手里的瓦板和瓦刀就是他最重要的世界。他沉浸的样子，仿佛他的眼前是一片浩瀚无边的海洋，那里有各种鱼类、贝类和水草，使他怎么看都看不够，使他恨不能自己也变成一条鱼，在那里自由自在的游。那时，我懂得，二哥扔了家里的地，扔了老婆孩子，不仅仅是为了钱，更重要的是为了长时间地施展他的手艺。因为每当大家盼望的休息时间来临，比如中午或者晚上，离开了工地，二哥的目光还是那种直直的，依然专注在某个地方，旁若无人的样子就像饭堂和睡铺是海洋的一部分，而我们，就是那五光十色的鱼。有一天，鞠福生走到他面前，故意把手伸到他眼前晃了两下，他居然真的就毫无反应。逗得工地上的人哈哈大笑。
　　然而有一天，二哥的表现可是让我大大意外，那是在工地上干了一周以后的一个晚上，那个晚上下小雨，工程早早停工，我约鞠福生到外面转转。我原本想一个人出去，可是对这一带我不是很熟，也是鞠福生就站在工地门口。工地离马路不过一百米，但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一到了晚上就黑乎乎一片，一个，却是车水马龙繁花似锦。我知道那车水马龙的世界不是谁都能进去的，比如像我之流，没有暂居证抓着就要罚款。可是鞠福生在这里玩常了胆子大，非拽我走进去。那街道里，有商店饭店，有关了灯的银行，有理发店擦鞋店，还有录相厅。我们这里站站那里看看，比白天还明亮的灯光让我的后背有穿透感，觉得怪怪的很不舒服，尤其它照到人的脸上，白生生的像蜡像。就是在这些蜡像里，我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二哥。二哥是从我们对面走来的，也就是说，他走得是工地的后门。他不等走到我们身边，就拐上了一个台阶，那台阶，正是大众录相厅的台阶。我本能地后退了一下，之后停下来，拽鞠福生朝相反的方向看。
　　我之所以朝相反方向看，是希望引开鞠福生。早就听回家的民工讲，那里是专供民工们玩小姐的地方，五块钱就能抱个女人啃一晚。要是长期呆下来，我也会花五块钱进去看看。可是不知为什么二哥进那样的地方，我却不能接受。我的企图鞠福生一下子就明白了，他明白，并不像我希望的那样，给我和二哥留面子，而是毫不在意地说：“拽什么拽，领你出来，就是上那里去，那是这一带最便宜的录相厅。”
　　我看看鞠福生，根本没有回头的意思，我不回头，不是说我有许妹娜，不可能抱任何一个别的女人啃。而是不能想象看到二哥抱着别的女人是什么感觉。他的家里，有苦心等待他的二嫂，有三个读书的儿子。五块钱，在一个民工那里，怎么说也是个不小数。再说，他在我心里，一直有着父亲一样的尊严。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三哥四哥身上，我都不会奇怪，三哥那样的人对什么事都好奇，四哥跟四嫂感情又不好，可是偏偏就落在二哥身上。
　　其实，我看到的，比实际发生的，少得不能再少。那天，从大众录相厅往工地返回，鞠福生跟我讲了那么多我不能相信的事。比如他就啃过好几个女人，那当然不是录相厅，而是在一个叫穷鬼大乐园的舞厅里，舞曲跳到一半，灯突然灭掉长达十分钟。在这十分钟里，你和你的舞伴干什么没有人管。而到这里来的女人，大半是刚刚下岗又夫妻感情不好的城里女工，舞厅招他们进来不要门票。他说，你没结过婚，结婚你就知道了，跟老婆刚分开时最受不了，而时间一长，也就没什么了。他说，我的二哥从没来过录相厅，这好像是第一次，但他说他早料到会有这一天，很多看上去有耐力的人最后都受不住诱惑。鞠福生还说，我的三哥不来这里，说是去一个广场看露天电视，到底是不是看电视也没人知道，活少的时候，他常常一个人溜开。而我的四哥不来这里，是陪他舅哥去黑牡丹的“歇马山庄饭店”，在那里，黑牡丹有许多服务小姐为他们服务。
　　离开灯火辉煌的街道，在工地上黑漆漆的一堆沙石旁，我觉得我的心黑漆漆一片。不是我不懂民工的需要，或者在这件事上我有多么幼稚单纯，我是想，在二哥三哥四哥这样一些乡下男人那里，家究竟还意味着什么？老婆究竟还意味着什么？是的，粮食卖不出钱，要想过上好一点的生活只有出来卖苦力，乡村男人，没一个不是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才出来的，然而他们的生活到底是否真的改善了呢？经历了这样的改善，是否有了更隐秘的什么东西在吸引呢？比如，花五块钱就可随便啃女人！
　　我不知道。反正那天之后，再看我的二哥三哥四哥，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虽然除了二哥，三哥四哥的事鞠福生只是猜想，但倔强耿直的二哥都那样了，三哥四哥怎么好得了。似乎几年来，他们在城里建楼的同时，还建立了他们乡下亲人不知道的另一种秩序，那秩序游离在乡村生活之外，却是结实的，牢固的，大家秘而不宣地维护它，就像维护某种神圣的东西，二哥三哥四哥，从没把黑牡丹开饭店的事情传回歇马山庄，鞠家父子，又从来没把哥哥们的事情说出去。可是，这让我想起乡下的二嫂四嫂，在她们中间，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无形的秩序呢，二嫂就从没把四嫂和村长刘大头的事情说出去，而四嫂，从没把二嫂愿坐我马车的事情说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