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的相貌，与我近在广州镇海楼所看见挂出的有所不同。在这些纪念像中，表出李先生一方面的严肃神情而已。实则他的真相，在严肃中具有极和蔼温柔的状态。他的低微声音，加上那和悦的笑容，使人觉得他可亲可受。我今日执笔想起他时，仍然如在面前，领受他缓缓地一句一句的北京口腔，那种温和热情的心声，使人永远地印入脑底，化为灵魂。
　　他那件所常穿普通的布长衣，衬出他中人身材的坚强体魄。在他所兼任的北大图书馆内，一切修理整齐。可惜图书购买费不足，但在可能内，李先生对于一切近代普通的需要书籍，竭力罗致。故我当时所想研究的书，都可由这个馆中借到。
　　我也曾到他的家中便饭。那是一间北京普通的平民屋子。我们食的是北京普通馒头。因为是请客，所以除了一些素菜外，加上一碗蛋汤。他素不饮酒，只用些薄茶解渴罢了。
　　因为李先生对于学说有了深切的领悟，所以信心极强，故在北大所教的，在社会上所宣传的，都是他所信仰的真正学说。
　　他不但在学说上，而且他在实行上与一班向前进取的好青年一同奋斗。他都循循善诱，因势利导，他是一个善于说服人的领袖。我从没有一次见到他在辩论中表示有一点粗声厉色。
　　我们两人一日在闲谈中，我说他这样的人，在北京居住不无危险，请他设法迁避为佳。他引用了罗马大文豪与政治家西塞罗说法：“处在这样混乱的局面，无论如何，都须横死的。”西氏当罗马政变时，逃到城门就被敌人抓去杀头了。所谓“横死”就不是自然的死法。李先生继后以庄严英勇的声容对我说：“处在这样的南北军阀时代，我也知我命运的危险，但这又何足畏惧呢!为主义而牺牲，要有这样牺牲的人，始能引起后来的信徒，而得到主义实现的胜利。”他末了又念了：“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又护花。”我们彼此黯然相对久之。
　　现在的事实都证明了，李先生极具有先见之明。
我虽则有—些时期，跟随他同行，可恨我那时太落后了，不能一直跟随他走。到今日，他殉义若干年后，我始知他所信仰的学说之伟大。我实在觉悟太缓了，实在对不起我这位伟大的故友。只有时不时想及他为人的温和，赴义的勇敢，而对他无穷的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