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的京师大学，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但在满清时代的大学，当然不免有腐朽气象。各科系所教的都是官样文章。学生自由研究的风气几乎等于零。桐城派的古文，占了中心势力。虽则各班外国文有多少外国教授及留学生主持（例如我所入的法文班，就有二位法国人为教授）；不过所教的，都是遵照既定的课本，个人特出的意见不能自由提出的。
　　我入此校后仅只数个月，便发生一件特出的事情。一日有熟人张俞人来会，说他此来是与汪精卫未婚妻陈璧君同来谋救汪逃狱的。他约我晚间与她密谈。当然以汪那时的志气，能奋不顾身，只身到北京谋炸满清摄政王，事虽不成，无论何人都会寄予同情的。我就一口应承与他们会谈了。
　　在一条暗巷的小寓内，见到满面凄凉的陈璧君。她向我提出计划，照满清政府当时的条例，捐纳一个实缺的主事后，再谋为法部监狱（即禁汪精卫的所在）的监狱官，由此就可以把汪放走了。那时实缺主事的捐纳款项一二万元，她是南洋富侨，外加一些人的帮助，款项是不成问题的。但最难的，是要有这样一个当得起捐纳的人，张俞人是一个书呆子，土头土脑，当然不配。至于我，是个尚未满二十岁的人，当然更配不上。此外，在当时的情况说，要寻得一个这样具有革命党人的志气，是万分做不到的。我们会谈之下，只有惋惜这个计划的难成。他们不久就出京了。独留我这个人在受苦。
　　我愈思愈难耐：我想他们此来的计划，或与别人也谈及。万一事机不密，有些泄露的风声，我就不免被捕而至于杀头了。我想放弃京师大学他去。但父亲是断难允许的。我若离此校，家费定不再供给，只好终身失学了。由是，行住两难，终日彷徨失措，无心读书，只有敷衍功课及格，其余时间便到校中藏书楼东阅西看那些佛学书籍，借以消遣心中无限郁闷的心情。
　　这样无聊的光阴，经过有一年多久，幸而武昌起义，汪精卫得以出狱，到天津组织“京、津、保同盟会”。我才得离开京师大学往天津加入组织，到此始把先前的顾虑包袱完全放下。
计我在京师大学约有二年久的时间，除再学习一点法文外，其余毫无所得，可说白费了少年的有用光阴。那些佛书，翻来覆去，无非是空空色色，色色空空，白嚼舌头，在我觉得讨厌。又那些翻译的字句文法，也使我头痛不易了解。我于佛学可说是毫无缘份，只有看到一些“高僧传”的奇怪情状，有些开心。但到底于实际学问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