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哲学家，同时必然是好教育家，可恨我二者都不是。
　　当一九二〇年，我在法国大学结业时，我由潮州各属的议员联名聘为潮州金山中学校长。这间中学拥有丰富的产业，又素以腐败著名。当时执省政的陈炯明极想把它并入官办。但潮人恐归官办，校产必为官僚所吞食，一如以前的韩山师范学校一样，所以潮属议员对陈的提议拒绝，而仍主张照旧一样为公立，而以我这个潮州第一个博士为校长做“挡箭牌”。
　　我因为潮人的关系，就即答应，但只许暂住校数个月短期，目的专为整理腐败的校务后，即行离去。
　　当船到香港，例须入广州领校长的文件，我在船上用一些旧纸写上许多条陈，其中最突出的为限制人口，提倡避孕一件事把这些条陈当面交给陈炯明，我这个校长的地位就即动摇，因为陈的子女成群，又见我所写的纸张字句都极潦草，不是如当时上大都督的那样整齐严肃的文书。他事后向那位力保我的潮属议员兼财政厅长邹鲁说，张某恐如你那位侄儿吧?邹的侄儿是美国留学生，归国后犯神经病。陈意是指我或许也有神经病的，所以他不想任我为校长。但那时地方势力极大，我仍然以潮州公众名义的聘请，走马上任。
　　到金中后我大行整顿，辞退了许多素来声名不好的教员，聘请许多好教员。可是大风潮也就起来了。那些被辞退的教员，暗中勾结一些学生，借故就在校内对我动武，向广州打电报及发传单，说我有神经病（迎合陈炯明的词句），又诬我为“卖春博士”（指我在汕头报提倡避孕节育的），总之闹得满城风雨，一塌糊涂。
　　我本意已不想长期做金中校长。逢了这场的风潮，又悲哀国事的腐败与我家庭无聊的环境，我初想跳海自杀，继而转念到新疆去牺牲，或者仍辟一个新天地。我终于不得省方的同意，而乘轮远扬了。
　　我此时的灰心已达极点，而终不能提起先前斗争的勇气了。这真是可惜!以当时的事实说，以我所计划说，如我有一点教育家风度，我定可于校产整理后，办起一间近代化的岭东大学。
　　这间近代化的岭东大学，条件俱全，只要我与一些人努力去做，包管可以成功。可恨那时厌世太深，与恨我不是教育家，我把这个好机会放过了。我真是辜负了潮州数百万人热诚的付托，我对潮州子弟的完善教育未能履行，这是我终身抱恨的事情，也是我不能取赎的罪过。
经过廿余年的自怨自艾，在解放前，这个大学校又有一度极可实现的希望。可惜主持者毫无教育的常识，虽则香港及南洋的潮商竭力帮助，而终于失败。若使当时照我的计划而行，包管可以成功。往事已矣，这个也可见国事整个的不好，地方局部的事是极难做得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