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在上海美的书店时期。
　　那时上海租界的警察局为当然的检察长，与所谓上海的国际法院的中国人审判官，组成为司法机关。曾有七八次，都由检察长起诉美的书店所出的性学是“淫书”，应予处罚。每次开庭时，理应由我这个负责人出场，但我不屑出庭，由一位极聪明的编辑彭兆良代表。处在他们势力之下，每次当然都是他们胜利的，只好一次一次的罚款，少则一百，多则三四百龙洋。横竖美的书店那时极兴旺，钱银是小事，我对每次的处罚，都不悲观。检察长也知罚款对我无大影响，时常要求审判官把我拘禁。审判官总是予以拒绝，仅以罚款了事。有一次碰到我所写的“处女问题”一文，检察长说是淫文，那位审判官说不是，说是极有功于世道的文章。彼此拍起桌子来，闹得无结果。最后，始由当日的陪审官——日本副领事，调停而罢。
　　我那位代表彭兆良先生是极聪明的。有一次就与当庭的检察长辩论起来。彭君说：“你每次所起诉说是淫书，但这些文，我们都写明是由英国大文豪霭理士所著的世界名著那部性心理从书所译来的。又这部书也在上海大马路你们所开的大书店买到的，你们怎么竟说它是淫书呢?”那位检察长说：“不错，但是我们外国人有足够的程度，可以看这样书，你们中国人程度低，不允许看的!”彭君又反驳说：“不错，我们中国人的文化程度，普通比不上你们的，但凡能看我们所译述的中国人，其文化程度，同样与你们一样高，怎样你们可公开允许外国人看，而不允许我们呢?”对这番反驳，那位检察长哑口无言，但还是把我们罚了。
　　那时的上海社会是流氓世界，我们美的书店经理是广东人，未曾加入流氓集团，所以诸事未能应付，以至于失败。
　　有一日那检察长叫我们的代表去谈。他说：“只要你们所出的丛书改名为性教育丛书；又把那每本书面的图画删去，又每月送警察所一千元，我们以后就不干涉起诉了……”
　　代表回来会商之后，因为上海邮局不肯把美的书店所出的书寄出，以致国内及南洋美国等处代理的书店所欠款项完全不寄来，只靠每日的门市，除开销外实在难以支付每月一千元的外款，所以决定关门大吉了。
　　以二千元的资本，奋斗了二年余，结局虽然失败，但那精神总算不错。我每一想及便以自豪。以他们那样大的压力，到底不能不采取调和的手段了。
　　知说美的书店关闭后，我就与那时的情人及稚子，到杭州西湖旁边小山上的栖霞寺避署，未到二天，即被浙江省政府扣留。罪名是我到杭州来宣传性学，蛊惑青年。
　　由待质所带去问话，在过大院时，适遇张继。他当时初任河北省主席，特来杭州参观。他问我情由后，即向浙江省主席要求对我予以优容。我即由最肮脏的待质所移到一间楼上的职员房，那晚饭菜尚好。但我满腹抑郁牢骚，一粒不能入口。经过一夜不眠早晨又被带庭受审。
　　那位审判官将预备好的供状，要我签字，罪名与上所说的一样，我拒绝承认，我说事实上，我来西湖山顶不过二日，怎样说我来杭州宣传?他说这是上头的命令，你不签字，就不能放你自由。这样彼此坚持了约有一个钟头。到后来那些等候我的友人，劝我姑且承认，只求自由算了，余事都可不管。一场官司就此终结。
　　可是喜剧的排演，原来是如此极有趣味的。当我那晚被扣留时，适浙江省政府大宴宾客。来宾中有大势力的，向政府问明我的罪状。这事原来是那时的教育厅长蒋梦麟主持的。他说，我们前在北大请张某为教授，是请他教哲学的，他竟这样捣乱，所以非治他不可。那位友人说，张某所主张的完全是人生哲学，你们所谓的哲学才是捣蛋的。他趁酒兴之余举起杯来向大众大叫：“为第三种水乾杯!第三种水万岁!”那时，蒋梦麟眼看不能收场，就更加恶毒地说，我的伴侣是共产党，此来住在栖霞寺是专为钱塘江共产党暗通杭州消息的。幸而有一友人起来申说，他敢保证张某及其伴侣并无这样的行为。到席终时，那位有势力的人，要求浙江省主席明早即把我放出，否则，他们就要为我向上级起诉。
　　当我被扣留时，同时所有的行李也扣留。到审问时，当庭把箱囊打开，所有我从美的书店带存的性书一概无留。事后我才知全被监守所的职员偷去看，这或者也为我减轻罪名。但此中尚有一本友人所送的巴黎裸画册。那位审判官就想借此入我罪。我说这是一本巴黎所有书店的普通裸画图，并不是春宫图。即使我箱内藏有奇怪的图书，也不能定我的罪。因为我是哲学博士与大学教授，无论什么书都要看的，只要我不去公开就算了。他对此也哑口无言。总之，这场官司，真是喜剧，在当时我极为抑郁，但在后来想起来，这也算是我一生最适意的事情之一吧。
　　我在上海开的美的书店，旺时，每月可抽出二三千元为出版、编辑及什费之用。在簿中记帐的或可有数万元。那时上海风传我由此可得数十万元的收入，大有被匪徒“绑票”的危险。我也在预备被绑中。实则在那时的上海流氓世界，又有什么方法可以对付呢?幸而匪徒们究竟查到美的书店真相后，把我放开了。但有二件事对我示警。
　　一日有二位法国警官到我寓中（我住在法租界），查问我近日有无租用汽车。我答无后，转问他们的查问因由。他们说：“数日前，在某汽车出租店，用你名义，租去一辆汽车后，就没交回。明知这件事是匪徒们向你开玩笑的。因为断无人偷物后，留下自己的真住址呢。”又有一件来得也奇突。一日我寓来了三位中年人，中有一个面色稍黑。他们自称从南洋回来，特来专诚拜访。过后，那个黑脸的，拉我到一房内，向我说那二位同来的是南洋大富人的子弟。若我肯与他合股，他有方法和他们玩牌，包管在短少时间可得一笔几千元的横财，我婉辞谢却，说我素来不喜以赌而得人钱财的。他们明知无机可乘，遂也散去了。
　　以上这二件事，总使我觉得绑票匪们对我算是优待。他们不是用野蛮手段，在街中或在屋内抓我拿去监禁待赎，而只采用一些小狡猾的欺骗手段，要我上当，则只丢失数千元即可了事。
　　当美的书店盛时，我寓也即是编辑部，固然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那时的生活极便宜，一罐绍兴酒二十余斤只值得二元，可以供给客人们尽量饮到十数日。桌上菜肉是丰足的，一角钱的老来娇，或荷兰豆笋，便可煮成一二大碗好味道。遇有突到的客人时，再添一元菜，便觉吃不完了。总之，我们那时偶然交一好运，但并未富裕，只是比普通人过了一点较好的生活罢了。但此好景只有数个月的时间，此后每月总有一次以上被法庭处罚。处罚时，他们大辆的货车就到书店把所有书籍满掠而去。向外埠的邮寄书包也被禁止，终于到后来关门大吉，连先前所投的二千元资本也赔去，这些事我已在前文报告了。
　　关于财一方面的损失，在我毫不遗恨，但我在此时期正在计划与各门学问家，共同编译多少部的世界名著，是取通俗本的体裁，卖极便宜的书价（我们那时美的书店出版的书价，通常为每本二角）。假使书店不被人横行摧残，则在三数年间我这个编译计划定可实现。可惜财既不可得，编辑与出版费都无方法对付，只有对它望洋兴叹。女店员和我女店员和我
　　佛家有“色色空空，空空色色”之说，就是把色等于空。照情感派说：“色色情情，情情色色。”就是把色付诸情，即是说无情就无色，情生时然后色才起。我就是有点近似这样的人。
　　美的书店打破那时中国的传统，聘请几位年轻女店员。在我们这样的人，对于“男女平等”这个原则，是认为天经地义的，但就那时在我国最称开通的上海说，除了一间犹太人所开的什货店，他们自然有犹太女店员之外，我国所开的任何店铺都无女子加入。我想这是极不合理的，且也有背商业的利益。因为商务最重要的在讲感情，女店员便是此中最能发挥其情感与外交的才能。至于个别几个硬绷绷粗辣辣的男店员，使顾客一见就不高兴。譬如买一双鞋吧，在外国，由女店员为你温柔地试穿上，有商量，有选择，那你当然不好意思不买吧。
　　我当时对于我们的女店员，真如家长对女儿一样爱护。她们在英租界店中食宿的。每月有一两次，我请她们及其家属与编辑们共同在我寓晚餐联欢。以我当时的地位说，对她们如有要求，都是可允准的。在外人看来，以我这样提倡性学的人，必以为我对此道是乱来的。实则我素所主张乃是精神化而不是肉欲化的性学，我在编性学之前一年，已在《美的人生观》一书中表示这些意见了。
　　在这美的书店的二年多时间，我的性欲的行为，确比前时大不同。我后来每一想及，辄为自己惊叹在此时的行为。这或许因我那位娜拉在这时第二次出走后，给我对于女性的极大反感也未定。我此时不但对我们的女店员，即对一切女子，我都待以严肃的态度，我只来举出一二例证以概其余。
　　那位情妇出走后，留下一个三四岁的小孩，日夜啼哭，大叫妈妈。我对此只有开上留声机，这是一副好机，且有极多的中西唱片，乃从一个偷用我名所出的那本《性史二集》的罚金五百元中买得的。小孩听到唱歌，尤其是那些跳舞的唱片，就稍注神听去，暂时忘却他无母亲的悲哀。我又专请一位张好看护他。这位张妈，安徽人，四十余岁，面色红光，真是一位好心肠，她对我儿，对我如家人一样的对待。我又请一位教育家为我儿神情上的指导。
　　刘女士是北京女子师范毕业生，廿多岁人，细小玲珑，由她女友介绍来的。她稍通国文，略识英文，除照顾我儿外，也助我校对书店所印出的稿件。有时到深夜，在小厅内，只有我们二人相对讨论，这样好几个月久，我对她未免有情，况且我正在壮健之年。又为我儿，与报复那位假伪的娜拉，我更须寻求一位真情的爱人，但不是一时的，而是永久的真情人——爱人。我就以刘女士为对象。我将她所常穿的小马甲从她胸前脱去了。在这样天乳解放之下，我极热烈地在这两粒稚莲蓬上，亲吻不知有若干次之后，我同时向她求婚。
　　可是她答我的条件算是奇突。她要求我把我儿寄养于他人家庭，我向她解释儿与我们同住，并不会减少我们夫妻的爱情。因爱情是可以分割，而仍然保存原来一样的。即我分割一部情爱给我儿，但不会因此而减少对她——爱人的爱情。她说，这是明知我做不到而故意提出的。但她有第二条件，因为她有老母住北京，要我同她到北京面求她母允许后，始能成婚。我初想这也是应该的，但为离开我儿与书店业务而远到北京，做此种不过形式的事，我终于未答应；只请求她自去与母亲商量，因为我对她想结为长久伴侣，所以我对她的肉体，毫未侵犯。有一夜，或许在宴饮之后，有点醉意，几及于乱，她也在飘飘然中。突然间，我想起待花烛之夜做此，岂不更好吗?我就此临岸勒马，彼此各去安睡。她睡在亭子间，而我乃睡在客厅的附房，彼此相离不过数级梯的地方。我不知她能否安睡?但在我确实过了一个极满足的夜景，满足我能够战胜一时肉体的快乐哪。
　　她到天津来一明信片，极简单地报告行程，到北京后，音信渺然。事后，我闻她突然起了神经病，到她的母校放火烧校，当然事不会闹到怎样大的。待到她神经恢复常态后，她与一位留学法国的结婚了，后同去四川。我闻此极快乐。但我又想起假使我对她有肉体的亲藉，我们或者结为夫妇也未可知。她所说的“母命”是骗我的。我说此是因为后来闻知她与那时一个“食客”（原是我的学生），偷偷地日间去开了好几次酒店房幽会。这个使我想起她那时确有这样肉欲的需要。可恨我不曾给她满足，而致彼此脱离了。
　　在“食客”中，有一位王女士是大学生。我们的张妈先已警告我勿上她的当。因为她常问张妈我的家富当有十万元之多吧。她是那时所谓上海式的流氓：一次晚餐客散后，她独自到我睡床卧下，并说她腹有些不舒服，要我为她按摩按摩。我已知她的意图，心中因听到张妈话后，已鄙视她的为人，遂请她暂时休息一下后，快快地出去问医生。我对她的狡计算是逃脱了。又有一件事，是一日有人特送来戏票一张，并一信笺说，极要见我一面，表示向慕的热情，信中有许多挑拨的肉麻语，姓名是一见知是女流的。又请我到场时寻到她的坐位的标志。我对这样女流氓方式，也只好一笑，把票与信，一同扯碎投诸火炉了。
　　我敢对天宣誓，说的确是实话，并无半点假伪。我在此美的书店二年多时间的性生活，便是这样的清白身。每日每夜，女性缠绕我身旁，又都是少艾可爱，假使我一动念，即可举手取得。可是我对她们别有一种情感。我爱她们有些如对待自家女孩一样，有些如普通朋友一样。因为我对她们并无“色爱”，所以无论如何，都撩乱不起我那时的感情。这就是我那时的真正的“色观”。
　　鲁迅曾极幽默地举出顾客们向女店员问：“第三种水出未?第三种水出未”在女店员方面，只知这是一本书名，出与未出，照实答复。但顾客们别有一种用意，或许得些便宜，故意索油，可是我们的女店员，都是守身如玉，不轻易与人出卖“第三种水”的。她们有一位得与我的熟人、一位法国留学生结婚，我极高兴她有好结局。
　　鲁迅对美的书店被迫关门的关怀，与对我译述卢梭《忏悔录》的督导，我都应向他表示衷诚的感谢。记孙中山先生记孙中山先生
　　我们已到新加坡了。唯一目的，是投靠孙中山做一个革命党人。
　　在一幢小洋楼中，中山先生穿极朴素的中山装，满面光彩，态度温和地接待我们。他听了我们的请求之后，向我们说：“你们想错了!我们革命党人正应为满清军人，用他们兵器攻倒他们!你们先前受了一面的宣传，以为做满清军人，就是欺负汉族的，这是指那班无知识、无民族心的军人说的，例如曾、左、李，那班代满清打义和团的混帐军人确实这样，但我现在所宣传的，是希望一班革命者去当满清的军人，然后乘机起义打倒清廷，恢复汉室。还是劝你们回内地做革命党吧。我在此时无法潜入内地，只好在国外活动，这不过是临时的办法，根本解决，当然在国内起革命，而不是在国外宣传就了事的。说到帮助你们到外国去留学，养成深造的革命人物，我此时的财力，是无法济助的……”
　　孙先生这一席极诚恳的训话，使我们二人如受晴天霹雳。到此始知脱离陆军小学的思想，是根本错误了。但想归国再入军队是不易做到的。我们到此觉得进退两难。在此地久住呢，生活费又如何对付?我们经过几日的彷徨，再去谒见孙先生，讨取一个行止的方法。
　　殊知这次到谒时，孙先生不下楼，派了胡汉民代谈。胡汉民也如孙先生前次所说一样，只好劝我们回内地做革命党。胡汉民说后，戴起帽子，向我们说要往外埠筹款，不能与我们长谈，就这样匆匆与我们握手而去了。
　　我们到了潮州帮所办的端蒙小学校校长何先生处，问孙先生何以不下楼亲见我们的理由。何校长说：“你们不曾看报纸吗?近日此间报载，有两广总督密派刺客来此，暗杀孙先生的消息。想必孙先生以为你们是嫌疑犯，所以不见你们吧。”一闻这消息后我们愈觉我们处境的惨淡了。
　　在启程时，同学所资助的旅费，将近花完了，连要回国的旅费也无法筹措。我只好为一间小印刷店出版一本汉英对照的粗浅小册子。做完后，他不肯照约付我手续费，我就与他大闹起来。他吓我说，要请当地警察把我们驱逐出境。到后来由何校长调停了事。何校长并且为我们代出旅费归国。我们回国后，才把何校长的钱寄还，深深感谢他为我们照顾的恩惠。
在新加坡住了一个月余，究竟一无所得。只第一次在旅店左近每日闻到咖啡店炒咖啡时的香气飞腾，怎样无钱，也去饮一杯过瘾。但我经过这次的失败后，愈觉革命志气的蓬勃，深深记住要革命成功，当在国内做极努力的活动。我幸而在辛亥革命时，秉承孙先生的教训加入京津保的革命集团工作。在此应说及的是，武汉起义时全靠一班有民族心的革命军人，更使我们深深佩服孙先生对我们在新加坡所说的用满洲的军火打倒满洲的统治那种明哲的先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