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城祁阳电视台曾经的王牌主持人邵宝娟这一阵子的心情非常糟糕。她现在的事业也遇到坎儿了，迈不过去。就卡在这儿了。一不小心，就四大皆空，一切全毁。
　　电视台实行末位淘汰制，连续几档节目收视率排在末尾之后，她已经走投无路，面临或者内退或者转岗的抉择。这会儿，她背水一战，最后一搏，独立制作一档《幸福指数》民生新闻类节目，希望能够绝处逢生，挽救自己于惨败的境地。
　　最糟糕的还不光是这个，最糟糕的是为了咸鱼翻身，她还豁出了身家性命，在没有任何资金后援和企业赞助背景的情况下，竟然用自家的房产抵押，从银行贷款作为节目组先期的资金投入，率领自己组建起来的班底强行上马。就是说，如果节目播出后效果达不到预期，资金收不回来，贷款不能按期还上，银行将会把房产收回拍卖。她所面临的，将是从此没有工作失去家，流落街头，在自己的家乡成了荒冢野狗的命运。
　　连带着的，还有他的老公黎曙光和儿子小波。
　　她把他们的家，也整没了。
　　到现在，她还没有把房屋抵押贷款的事情告诉老公黎曙光。不用告诉他，事先告诉他也没用，他也不会变出钱来帮她脱离险境。就是事后告诉他也没有用，除了生气、吵架、着急上火，不会有其他的效果。她决定一直瞒着，直到五年的贷款期满，到时候把款一还完，银行的账悄悄一铲平，房子往回一收，就完了。就当什么也没发生。危机过去，到那时候她的节目也已走上正轨，两不落空，皆大欢喜。如果节目的盈利效应好，收视率高，台里给的广告点数多，说不定两年就能收回投资，就可以提前还款。那样，就更神不知鬼不觉，黎曙光两年以后从凇州回来就更不可能知道了。
　　所以，到了凇州，从奥运工地采访结束后，她也没有给老公黎曙光打电话，而是直接跟着大轿子车返回省城，回来就一头就扎进棚里，闷头编辑整理素材。见老公，并不是此时她的人生需要，从生理到心理，都没有那份需求；走出困境和低谷，才是她此刻生命之急需。
　　当众人从凇州奥运工地出来往集合处走的时候，有那么一刻，邵宝娟也曾产生了联络一下老公的想法，这个所谓“联络”，也无非就是一个简单的“告知”，告诉他她来过了，马上又要回去。家了一切都挺好，让他放心。邵宝娟一边走一边掏出手机，手机滑盖已经打开，想了一想，却还是犹疑着，不肯去拨那串熟悉的电话号码。拨了，通话了，又能怎么样呢？也不过是哼哼哈哈那么几句，况且她还必须说谎言，把自己眼下的困顿遮掩过去。那么，还不如不说、不通话的好，不说，还能免得露馅儿，还能隐蔽得更长一些。想必黎曙光也未必会对她的到来产生欢喜。他忙。她也忙，忙得没有一分钟清闲。再说有什么可见的呢？老夫老妻了，见了又能干什么？他们俩，结婚十几年，就迅速滑入老夫老妻状态，就像一对熟悉的陌生人，也像一对陌生的熟客，彼此既感知到对方的存在，又感觉不到对方的存在。尤其是黎曙光进驻凇州工地、双方两地分居以后，就更都习惯了没有彼此的生活。
　　这样好。这样最好。夫妻双方各忙各的，彼此两不相扰，帮不上什么忙，也不捣什么乱，有跟没有一个样，见跟不见一个样。
　　想到这里，她还是毅然决然把手机收起来，跟着采访的大轿子车回了省城祁阳，着急忙慌地来赶制下一期《幸福指数》节目。
　　“时间就是金钱”，这是二十多年前改革开放初期宣扬深圳效益的一句名言，到了这会儿，二十多年后，在媒体里在电视台得到应验。她们这些媒体宠儿，新闻界的“无冕之王”们，如今也要遭受市场的检验，也要经历金钱的窘境。一切都以金钱为量化指标来核准。邵宝娟这节目组的租棚费、租机费，都精确到按天、按小时、按分钟收费，更不要说找选题，搞策划，雇人，记者跑外，每天的交通餐饮费等等，一档节目，要以资金打底儿来推动，再以收视率点数分配广告数额来回收资金。改革以后，台里各部门各单位实行单独成本核算，再没有过去年代录影棚随便用、机房随便占的美事。要想做出一栏精品，没有资金的援助，真是举步维艰。
　　但是，没有人给她策划的这档节目出钱赞助。邵宝娟找来找去，想来想去，就是找不出来，没有这方面的人脉关系。在台里工作了十来年时间里，她竟然没想到给自己储备下一些大款，以备节目不时之需，比如地产商、烟厂老板、酒厂CEO、企业高管之类，平时多多结交联络，以做人物访谈的方式帮助对方做广告，到了战时，人家好“啪——”的一声拍出钱来，几十万上百万，拿去！不用还了！支持社会文化建设，是我们企业应有的职责！
　　想想，那该是一种什么局面！
　　可惜她清高，不屑，没动那个心思。
　　干了这么多年节目，她最多结交下的就是一批知识分子，精英人士，有思想、善表达、纵横捭阖、谈玄论道的人物，一大批作家、批评家、大学教授、社科院研究员。可是他们有用吗？一点也用不上，别说出钱赞助，请他们来做节目时往往还问：给不给报打的费？
　　一档节目的风格，就是制片人的风格，一档节目的意旨，就是制片人所要达到的意旨。最初那会儿还不叫制片人，还没有开始允许独立制作，那时还叫“编导”，编导的宗旨就是节目的宗旨。她这个身兼编导和主持人于一身的北大女生，尤其喜欢批评臧否的言论，力图在节目里呈现非同一般的思想高度。于是做客她的节目的嘉宾就往往围坐一起，面对镜头侃侃而谈，讽刺幽默，针砭时局，含沙射影，皮里阳秋，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节目赢得了不少回头客，也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歧义和争论。节目被叫停整改过两次，但还是又上了，从晚九点的黄金时间给调整到夜里12点，也叫晚上零点。即便这样，仍旧有一群忠实观众追着赶着跟着看。还真就是有人喜欢。那时还不叫“收视率”，那时就叫一个简单的词儿：喜欢。有人喜欢，节目就有了活下去存在下去的依据。
　　那个时代，是一个多么好的时代啊！回忆过去，她常常在心里这么感叹。其实供她可回忆的过去相当之少，也就是那么风头正健的短暂几年。那正是一个人们务虚高蹈、喜爱清谈的年代。她赶上了那个激情四溢也是谵妄年代的尾声。她和她的那个年代一起爆得大名！她务虚而超拔，宁静以致远，兢兢业业，耕耘不断，从介绍书讯推介好书，到嘉宾访谈纵横捭阖，最后变成有现场观众参与的天下大势辩论节目，无所不辩无所不讽，成为一档影响绝大的文化类节目。喜欢她的栏目和不喜欢她的栏目的双方评价都很强硬，节目的总体效果基本上是悲欣交集，喜忧参半。
　　邵宝娟对于节目会带来什么“悲”和“忧”的反响并不自知。处在极度自我膨胀的上升时期的女主持人只记得好的一面，只记得节目带来轰动性影响爆炸性影响的一面。她的脸蛋红扑扑，她的眼睛亮晶晶，她跟在场的嘉宾观众一道坐上过山车，呼啸着轰隆隆地急速不可遏止地向前！迂回！翻滚！俯冲！扭转！拉升！直到箭一般地冲向终点！
　　邵宝娟请来的嘉宾多半是八十年代的青年才俊那一批人，那群在年龄上大概能算作她的哥哥姐姐大叔大婶的那一批人，她喜欢和崇拜他们，喜欢跟他们一起浮游在天上，以发散性的思维，以天马行空的态度，运用种种矜夸、隐喻、排比、拟人等修辞手段证明他们思想的深邃、词汇量丰富、语言表达流利。而那些更老一点的知识分子，经历得更多，也就看透了更多，对时局和世相有着清醒的判断，他们长得像佛，说话也像佛，说话圆通，开口哈哈哈，闭口呵呵呵，都从鲁迅先生的批判文章里得出了教益，话语里面绝不会有关键词，他们不符合邵宝娟主持人的口味。
　　镜头前那些才俊、那些文史哲专业毕业的专家学者们，长相不一、郊寒岛瘦、面白颀长、飘逸俊朗，这些新中国建立以后才出生的一代人，生在红旗下，长在幸福中，脑袋里一出生就被装置好了符合时代的运作程序，而后，在经历过大时代的波折，并顺势而为，下载了一些西洋补丁之后，程序在脑海里开始剧烈地自我冲突。程序总是在力图自反。而他们没有认识到，任何程序，从设计的那一天起，就基本上是无法自反的，否则，唯一能达到的后果，就是崩溃。无论早期的WPS 还是瘟斗丝叉屁（Windows XP），都只能是不断增发补丁，用来修补漏洞，而无法彻底来自己否定自己，自己轰毁掀翻自己的程序。除非，来一次病毒攻击。
　　他们于是就把自己也没理清的混沌懵懂的死机原则，带到节目中来，带到镜头中来，带到辩论现场上来。自己蒙了，把观众搞蒙了，把主持人也侃蒙了。
　　他们不再满足于单纯探讨艺术哲学、文学的基本原理、历史的正义……这些他们拿手的认知视阈内的东西，他们崇尚于涉足不同领域，到处发言，寻找社会热点，标新立异，抢占制高点。当一个商品和市场经济的社会刚刚到来时，邵宝娟的节目里最先兴起讨论，姓资姓社，姓公姓私，并引用马克思的话语：“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作为批评导言。一栏读书节目担起了财经节目的职责。她以为她愤世嫉俗，在参与时代风云际会，实际上是半梦半醒，一知半解，糊里糊涂，满头大汗出错牌，竭尽全力帮倒忙。当整个国家经济都在沸腾运转，勇敢向前，在沸腾地唱多，都在做多时，她却不知不觉成了一个“死空头”，极力看空，跟这个时代潮流远远相悖。一切商人、发了财的人，淘了第一桶金的人，都成了她和她的节目嘲讽批判的对象。
　　她和她的嘉宾们排比造句，对于形势和现状的估计评断看似气壮山河，咄咄逼人，实质内容中空，不堪一击。他们不能够切切实实从社会文化发展角度，从大众文化发展解析角度分析问题，拿出事例，数据，不能用调查研究结果来做出结论，因而总是看着那么虚浮，结论总是飘在半空中。没人是超人，每一个学者本身，也都是术业有专攻，有自己学术上的特长，同时也有学识上的盲点以及认识上的误区。并不是人人都是思想家，人人都是哲学家。一个真正的学者，精英，知识分子，阐释一种观点时，总归要拿出证据来，用证据说话，用调查分析的求证方法证明自己每一个论点的准确性。
　　而邵宝娟作为一个文学系学生，这方面的根底就更加薄弱，诸多经济学社会学理念并不是她能够理解的，更谈不上掌控和运用。中文系是万能的吗？当然不是。中文系的学生果真是万金油、无所不能无所不会吗？当然也不是。即便是北大女生，也概莫能外，也不是全知全能的。然而，她却牢记了他们老师课堂上的一句话：文学的第一要义，就是同情弱者。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就永远政治正确。
　　好！不管她的认知水平落后了时代多少层，不管她有多少不理解不接受的东西，只要她可着富人进行抨击，永远以穷人的代言人的面目出现，就总没有错！她和他的嘉宾无情嘲笑和抨击这个时代，甚至借用了狄更斯《双城记》里的名言，用以表达自己盲目的积郁和忧愤之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然后他们又进一步发挥道：这个时代，人们更务实而不是务虚，更低回而不是高蹈，更喜欢鸡毛蒜皮而不是山高水长，更娱乐、更休闲、更大片、更网络、更游戏、更楼市、更汽车、更股票、更基金、更GDP、更CIP，学者和准学者们的思维更简单、更快捷、更扁平、更圆滑，更笑不露齿，更富不露财，更评书讲坛化，更讲坛评书化，更婊子牌坊化，牌坊婊子化，更帝王宫廷、才子佳人、更老子庄子装孙子，三国红楼上西天……
　　他们在喋喋不休夸夸其谈时，颇有点众人皆醉我独醒、出淤泥而不染的意思。未必就有人听懂了；未必就没人听得懂。她的讥讽牢骚怨尤满腹，只是加速了自己节目的灭亡。
　　他们谈论的话题，太宏大、太雄伟、太磅礴，很快超出了自己认知的边界，超出了个人学科所能梳理判断的范围，每每只要是话匣子一打开，大话放出去，就洋洋洒洒满腹经纶离题万里收不了场。他们不再是就一本书来展开讨论，而是以诗人的方式和诗兴的语言来议论社会政治经济法律问题。他们只有文史哲的底子和一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知识，却也敢于来辩驳如此专业化的问题。他们就只好靠各种不当的比喻，比方说这个社会的道德症结是“婊子”与“牌坊”、“蓝色”与“黄色”等等来鱼目混珠，生硬连接，以制造逼真而耸人听闻的效果；再有就是有话不好好说，能用单句的尽量不用单句，而是用拗口的复句，把观众绕蒙，一句话里会频繁使用“不但……尽管……而且……然而……”多重关联词，七扭八转，把话说得不像个话、把句子搞得不像个句子，谁也不知道究竟是要说“不但……而且”还是想说“尽管……然而”。把电视机前全体老百姓都绕糊涂以后，他们这才勉强掩饰得了尴尬，方才把舌头收回、妥帖安置回口腔。
　　很快就有几期节目出现了场上失控的局面。众生声哗，众口不一，激烈辩论，现场观众踊跃提问和抢话筒发言，活跃程度上煞是好看。然而，由于节目立意不清，指向不明，让人觉得场地中心站着的那个邵宝娟主持人就像个女大傻子，她不能够探测出今天要讨论的话题的深度在哪里，尽管也事先做了功课，然而，涉及到企业金融股改姓资姓社这些问题，还是太陌生了，她不知道问题的理论深度在哪里，不知来宾究竟说的是什么，观众提问时的说话漏洞在哪里，也不知道一言出口之后，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更无法得出总结性的言论。所以，场上的主持人所起到的作用，只能是点名叫谁谁谁发言，见哪位观众言辞过于激烈对嘉宾不恭，只能强硬打断，夺过话筒。结果就是场上辩论得一团乌糟，听众一脑子糨糊。在后期制作时再使劲删掉嘉宾某些过激言论。从这些支离破碎的剪贴中仍然会觉出节目编导思维的混乱，控制场面的乏力。
　　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电视谈话类节目，本来就风险与机遇并生。控制得好，组织得好，节目会向着一个正确的目标前进。组织得不好，效果适得其反。尤其是辩论风的流行，十分令人不安。领头的是学生大专辩论会兴起，刚刚出现时让人眼前一亮，等于是对年轻人演讲和口才以及思辨能力的公开训练。形式非常新颖、独到，也果真辩出一些后来的名嘴名主持人。演变到后来，却有点无事生非，纯粹为辩而辩，为作秀而作秀，胡乱设定命题，然后预设出正反方答案，强行辩论。有些命题，可以辩，而且应该辩，理不辩不清，话不说不明；而有些命题，本身就已经是社会公理，作为社会已经认可并秉持的一种价值观，却还要拿来辩，就显得强词夺理，有悖常识。它的正向命题成立，反向命题就必定不成立。然而，那些脑筋进水的制作人为了制造噱头，硬要反方也说出个道理来，怎么能够令人信服？除了混淆视听，破坏社会公理之外，没有任何好处。可怜那些打着黑领带、扎着黑领结、头一次上电视露脸的稚气的大学生们，为了赢得成绩，事先背下大量论据，把一些歪理邪说，也给说得咄咄逼人，在镜头面前理直气壮抢白、辩驳，作秀表演得兴高采烈，搞得人不人鬼不鬼，简直是非不分。
　　还有比这种害孩子方式更糟践人的吗？！
　　邵宝娟的节目，搞蒙的是成年人群。人们听了她栏目里专家的议论之后，基本已经搞不清自己所身处的是个什么时代，“说了这么半晌，这个时代到底是好是坏呀？你倒是给我们说说。”现场观众这样急切地质问着嘉宾。那个秃顶戴眼镜的嘉宾就不卑不亢答道：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 
　　他这样的回答，当然不能让简单淳朴的观众满意。直到有一期录播时，一位观众与嘉宾发生口角，嘉宾当场摔话筒离席，观众和观众之间为争话筒出言不逊，发生肢体冲突，场面上一时极度混乱……直到这个时候，节目寿终正寝的时光也就到了。
　　节目做到了这个份上，被叫停和取消一点也不过分。这不是节目的问题，而是节目的制作人主持人脑子出问题了。
　　但是，节目被叫停不是用的这个原因，用的原因是末位淘汰制，就是说这个节目的收视率不行，排在了末尾。
　　季度排行榜登出的当日，邵宝娟气冲冲理直气壮地去找台里，义正词严道：谁说我的收视率不行？这么多观众参与，都现场打起来了，还能说收视率不高吗？你们的收视率统计准不准哪？别是有什么猫腻吧？数字是可疑的，数字是不准确的。你们那套收视率测试系统有没有偏差？有没有可能弄虚作假？精神的价值根本无法用数字准确测量！
　　台领导不跟她较劲。现任台领导知道她是在编的老人，北大女生，资格老，学历优，前市长不远千里进京招聘回来的，做的一档节目，又曾经是王牌，牛气冲天，各种奖项被她拿遍了，脾气大一点也属正常，基本上是被宠出来的，跟台领导也敢拍桌子说话。如今那些招聘来的人员就不敢，招聘人员哪个见到领导不是溜溜的，卑躬屈膝，巴巴地好好表现，希望能有正式转正那一天。台领导有自己的管理韬略，他们不从正面去给员工刺激，只是用规章制度说话，他们让她自己去选择。末位淘汰制和全员合同制不是谁脑门子一拍制定的，是经过各方面批准、台里职工大会全体通过的。定了，就得执行。
　　接见她的那个副台长说：这样吧，邵宝娟同志，针对你的问题，台里也慎重研究过了，你一直是台里的骨干，又获得过很高的荣誉，在行业系统也是有影响的先进模范。看在这个份上，我们就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看能否彻底调整一下节目，让它更接近大众，接近民生，争取下一次考核过关？
　　我调不了。邵宝娟斩钉截铁地说，我没法调！
　　邵宝娟说这话时态度强硬，底气十足。她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十足，而且究竟十足在哪儿。可能就是副台给她前边戴的帽儿太高了，把她忽悠得太高。不说这话还好，一说这话，一时竟勾发她想起了过去，她竟有了几分飘忽感。
　　坏就坏在这份飘忽感上。副台接下来的话，就是落在地上滚过来的，一排滚地雷，轰隆隆炸响，让她失去最后迂回喘息的机会。
　　副台说：既然这样，该怎么办，你也知道。根据台里条例管理规定，收视率排在末尾的节目要淘汰，这是没有什么可商议的。那么人员怎么办？你可以自己选择。作为一个国家单位，我们无权开除人。如果最终实在无处可去，不合格员工，无法上岗人员，可以到服务中心，每月拿80%的基本工资，三个月以后仍然不能上岗，减为50%。以后次第降低；或者，如果你选择调走我们也会帮助你联系，可以到更适合自己发展的岗位上去工作。
　　邵宝娟蒙了，耳朵里有点耳鸣，听不清话。说实话，她并没有去关心过新的管理条例，因为觉得那个跟自己没关系，也并不晓得其中的详细内容是什么。
　　这会儿，她还说什么呢？说什么都没用了。话说到这里，她没辙，没有再辩驳的理由，也没有再辩驳的机会。
　　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
　　她想不通。实在想不通。这是她人生遭受的第一次打击。
　　从小到大，一直就是三好学生、优秀员工，从小学到大学到参加工作，一帆风顺，天之骄子，北大才女（对了，就是最后的“北大才女”这一条，把她推上了自我认知的顶峰），这些帽子伴随着她，戴在她头上，美丽骄傲得像个人间公主。即便是台里新的规则制度出台，她也没往心里去，她对形势的认识还相当不敏感，一点没有危机感。管你台里怎么改革、调整，整了谁，也整不了她。全国最高学府出来的女才子！市长亲自前去招聘请回来的！节目曾经是台里王牌！她有什么下岗的后顾之忧呢？即便曾经由于太露锋芒遭受过上面敲打警告，要她适当收敛一下，但那毕竟还是在说明她节目的受关注程度高啊！
　　如今却以收视率低的说法“叽——”一锤子就给敲打下去，让她无论如何没法接受。
　　直到节目停播的决定下达了，她还都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毛病在哪里，自己节目的弊端在哪里。台里用收视率说话，她在心里是不服气的，不认为那是一个原因，肯定是那些真正收视率不高的栏目硬往下挤她，有人用数字作弊。要说有什么不好，顶多，是现场观众抢话筒发生肢体冲突不太好，嘉宾摔门离席而去也不太好。可这些毕竟在后期制作中都是可以剪辑掉的呀！
　　人生最痛的不是摔跟头，而是找不出自己怎么摔的跟头，摔在哪里，为什么摔。
　　节目被停后的邵宝娟有很长一段时间思想震荡，想不开。她闹过，不服气，找过人，说情，都没用。她无措，哭泣，头一次感到惊慌。
　　回去跟丈夫黎曙光说，黎曙光此时正处于冉冉上升阶段，听了她的哀怨和牢骚，却不痛不痒地说：算了，停就停了，可做的事情很多，再找一份别的事情做。
　　邵宝娟说：说得轻巧！我这么多年的心血啊！说没就没了。
　　黎曙光说：那有什么，再从头干起嘛！实在不行，就休息。我养活得起你和儿子。
　　邵宝娟说：屁话！谁稀罕你养！
　　是的，下岗停职的问题，不仅关乎工资奖金等物质问题，更主要的是精神问题，等于是抽走了她生命的支柱。工作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她是从这个工作体制里面长大的，不能离得开体制，更不能离得了工作。
　　她不认输。她不能倒下。想她一个堂堂北大女生，当红花旦，当年的电视台台柱子，如今落到这般田地，搁谁，谁也不能承受，谁都会感觉备受打击。
　　她找到当年的老领导哭诉，控诉电视台收视率的不准确，以及他们对她的迫害。前任市长梁老早已经从位置上退下来，现在只挂了人大副主任一个闲职。见到当年自己亲手监立起来的标杆，如今到了这步田地，老领导心里明镜似的。他多年做这项管理工作，有经验。他知道，收视率还只是一方面，主要是不合时宜。是大势不好，“读书开卷”大势已去。梁老一言出口，也跟邵宝娟的丈夫黎曙光一样，也只能鼓励、劝导年轻人，凡事看开些。毕竟只是一档节目嘛！这个不行，换一个做。
　　邵宝娟带着哭腔说：梁市长，我就是不服气，我的节目究竟哪点不好？究竟有哪里不如别人？像他们那个生活档的娱乐节目，一群下三滥耍活宝逗贫嘴，还排在了前五名。那样就叫好吗？
　　梁老说：大势所趋，大势所趋啊！我们的影视节目也要看到人民群众多方位的需要，也要逐渐满足他们。当然，通俗绝不是低俗，要严格把握好界限和尺度。管理一个台，也得顺应时势，也不易啊！说实话，小邵，我也一直关注你的节目，曾听你在一期节目里说过，在一个知识分子都假装集体弱智、群体撒娇卖乖时代里，你说你一骑单乘也要和这个时代的媚俗斗争到底？
　　邵宝娟说：是。我说过。
　　梁老说：说得好！精神可嘉！你们学文学出身的人，都喜欢以屈原自况，说些香草美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话。千古文人诤谏梦啊！中国如今在变，跟以前大不一样了，跟几千年几百年以前都不一样了，不再是封建社会传统庞大的文官体系管理着几万万农民，整个社会体制、国家运转机制都发生了改变。光有文人是不行了。现在，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发展经济，需要的是懂技术有知识的管理人才，尤其是懂经济的管理人才，要让国家尽快发展起来，强大起来，让农民都富起来，人民都过上好日子。社会发展，总会遇到一些新问题，看我们采取什么态度来对待。比方说，你们在节目里冷嘲热讽着商人为富不仁，批评酒厂老板做的铺天盖地的广告，致使酗酒人数上升，酒后驾车事故增加。我想，这就是以偏概全。二者之间并没有一个直接的关联。喝酒的副作用只是一方面，它的正面作用，酿酒厂满足人民生活发展需要，拉动内需，提升人民生活质量，这没有什么错嘛！你在这边批评着，而主频道那边，酒厂和药厂几家大的盈利企业竞标黄金时间段广告标王。全台多少口子人，一年就靠人家吃饭呢！这不全让你给搅局了？能不能换一思路，比方说呼吁社会建立一个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通过实行免税政策，让富人积极投身于文化投资事业和慈善事业，来帮助那些困难中的穷人，我看，这才是一条正路啊。
　　邵宝娟说：是。您说的我明白。
　　梁老说：小邵啊！你是个聪明姑娘，有毅力，有才干，相信你会正确认识当前的困境，把挫折当动力，重新起步。我们的文化建设、文化批评的目的也一样，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重建。面对同一件事物，批评者的身份不同，出发点立足点不同，得出的结论肯定也不一样。你想想，从这个意义上思考一下，自己的思路、对现实的判断思考，是不是都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邵宝娟说：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梁老语重心长地说：小邵啊！你还年轻，今后的路还长。从头开始嘛！重打鼓另开张，做一档新的节目。面对新情况，新任务，我们都要学习，都要重新努力学习啊！
　　
　　重新开始，哪那么容易？
　　他们那一档节目原班人马分崩离析，各寻去处，有哥们儿姐们儿关系好愿意一起合作接收的，就给收留在各个节目组打杂，再也没有原来自己做主时的风光。再见面时，大家互相调侃说，这是“逼粮（良）入仓（娼）”。
　　邵宝娟呢？她也不能例外，先找到一个去处再说，管它什么节目组，只要能有人收留她，只要暂时不下岗，有得节目可做，就是好的。她不能去人才服务中心，没法跟那些烧锅炉的打杂的大爹大妈在一起。怎么说，她也得上一档节目来做。
　　她这次去求梁老，还真是起到了效用。梁老极其负责任，给管业务的副台长说了一下情况。副台看在老领导的面子上，把邵宝娟的工作安排了一下，几个频道一考量，一频道、新闻频道、文艺频道、体育频道、经济频道她好像哪也不靠，各频道都有各频道的专业人才，所谓术业有专攻，她这么一个文学系出身的人算什么呢？确实不好办。而且，无论从年龄还是资历来说，都不可能是个跑腿打杂的，好歹也得给安排个位置。想来想去，让她去新开不久的“时尚购物”频道，本来是隶属于经济部的，好在购物方面要求的专业性不强，是个女的就应该热爱购物逛街，邵宝娟应该可以胜任。
　　于是跟频道总监商量，把她调过去，让她当个了副编审。安排得够适宜的了！就这样，邵宝娟仍感觉不满意，并且跟总监和编审多有矛盾和龃龉。
　　你们口口声声说是这是一档“提升八百万祁阳人民生活品质”的时尚类节目，实际上还不就是替商家做变相广告、不就是电视购物吗？邵宝娟义愤填膺。平时她都懒得逛街，她对首饰香水珠宝不感兴趣，如今要让她搜街，在电视上向人推荐哪里有什么东西打折，哪个店里淘宝又发现了新玩意，哪家的产品售后服务怎么好怎么好，这可真是扯淡，让她大受折磨。尤其是，跟时尚沾边的东西，什么意大利米兰时装周，什么今夏流行色，什么最新男装中性化款式等等这些，她简直一窍不通，简直落伍，简直老土。还有什么短信爆料平台“发现一个小吃店”、“中街有个限量发售店”、围巾搭配、信用卡省钱、手机防骗招数等等这些，简直是扯淡，浪费她的智力和时间。她一个堂堂北大女生，怎么能来做这些个玩意呢？怎么能混迹于一群小丫头蛋子中间来做这些个一点没有技术含量的节目呢？
　　这后一点，觉得自己是降低了身份，才是致命的和关键的，才是导致她心理失衡的重要因素。但是她忍住不说，不把这个原因向外人说。
　　进了时尚频道，她才知晓，如今的时尚语言怎么说，时尚服装如何搭配，才知道时尚主持人小姑娘们的世界多么花花绿绿！放眼一望四周围，原来早已经是莺歌燕舞，就在她自闭、得意、以自己为圆心画圈的这么些年，电视台已经来了不少新人，都是些有门路，受过专业训练，跟她一样受过完整教育的人，而且，人家都是广播传媒大学正宗播音系毕业的，形体梳理得当，发音字正腔圆，拿起来就能用，立起来是根棍儿，不像她，属于赶鸭子上架，文学系转行，现学现卖。
　　可那又能怎么样？没受过正宗播音训练，她还不是一样红火、风头正健红翻天？在她当红那个时代里，那个沸腾的年代，她眼里没人，目空一切，全台独一份，学历最高北大分来的台柱子，招人爱，有人疼，最受宠。她的心理年龄、记忆波段也永远停留在自己年轻时期，总停留在自己全台最小、最可人的时段，对所有的人，都不屑，所有的台里男男女女的花边新闻、八卦佚事，都不屑，通通不感兴趣，她只顾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只顾膨胀自己。
　　再抬头，等到她能够抬起头，用心看，随便打量一眼四周围的时候，她发现她已然成为了老大姐，已然成为过时人物。时过境迁，如今在前台工作的人，已经是又一代人。甚至，又两代人。那些“70后”，甚至连“80后”都毕业参加工作。她们正是她当年的20出头的好年纪，莺莺燕燕，唧唧喳喳，蜂飞蝶舞，她往她们那里一站，整个就是一块陈旧幕布在陪衬她们的鲜活娇艳的！简直是有点“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意思！这简直是一个强大的讽刺！一根针从她眼里直插到心底！
　　不感兴趣的事情，硬要做，本来就勉为其难。在年轻人面前的自惭形秽更让她抬不起头来。失落感打击得她稀里哗啦。但她不这样说，不强调这个理由，她在请辞、退出栏目组时却说：“一个花里胡哨的《时尚购物搜街》不需要智商。只要是个家庭妇女就都能干得了。”
　　她这样一说，得罪了大多数人，大大伤了同志们的心。没人愿意再要她。去找台领导，领导也头疼，看在是老人儿的面子上，想法再给安排一次。副台说正好，十三频道新开辟一个旅游频道，正在草创时期，需要人手，你做电视节目经验丰富，你去试试。
　　哦，已经开到第十三频道了。邵宝娟心里暗自嘀咕。在她刚来那会儿，台里只有三个频道，就那样节目还做不满，如今，却已经开发到了十三个频道，扩容将近四倍！形势大变了啊！频道就是资源。如今各个电视台都在抢占频道，哪怕没有节目，也要先占上。
　　这回给她的头衔不小，当副总监。按理说该满足了吧？草创时期，白板一块，说涂抹成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然而，她跟主管旅游频道的总监又发生了矛盾，两个人的打造理念不一样。总监要把旅游频道打造成跟旅行社联网的一种形式，播旅游风光片，招募旅游团，从订酒店机票等方面，从商家和旅行社那里拿回扣。邵宝娟的策划案上，却是兴致勃勃，想把旅游频道做成类似于《寰宇地理》或《探索》那样的国外名牌节目，有档次有文化。
　　选题策划会上，两人发生激烈的争吵。邵宝娟讽刺总监的计划，冷笑着说：如果电视台都做成像你这个节目，都去拉客人、搞旅游折扣，那还要旅行社干什么？
　　总监也针锋相对地说：对。我是没你有文化，是没你有品位。你行，你厉害，你北大出身，比我们能！我不知道像你说的那么做好？买现成的风光片，拾人牙慧，是没意思。但是，要拍成经典片，钱呢？钱从哪儿来？一个摄制组出去要花多少钱？卧底等待拍出一个经典镜头就得花多少钱？拍完以后投资怎么收回？你有吗？你能吗？这些你都考虑过吗？
　　邵宝娟强词夺理说：不管怎么收回，节目也不能做得太平面、太滥。简直是浪费频道资源！
　　这话又伤人又刺心。最后结果，当然是不欢而散。
　　散的，肯定是她邵宝娟，走人的也是她邵宝娟。既然想不通，就退出去吧。要来的人有的是。节目试行初期，当然还是简单可行、便于操作的方案能够得到通过。起点太高，平地起高楼，谁也架不起来。
　　邵宝娟这次之所以敢跟旅游频道总监拍桌子论理，还因为她身后又有了一档节目在接着，这回是文艺频道的一档娱乐节目《艺术前哨》。既然有“艺术”两个字，看起来总要跟文学艺术什么的沾点边吧？一定可以做出品位来！人家一来找她，她就高高兴兴应承下来。制片人是她原来“读书开卷”的编导助理，当年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呢，现在，家伙也重开门面，自己挑大梁了。小伙子是自学成才的，进步飞快，他看中了老大姐邵宝娟的才气，主要是她的人脉资源，这回请她来当编导兼主持人，两人合作肯定能做出一档好看又有品位的节目。
　　能够重回排名前三的“文艺频道”，挨近自己的文学艺术正宗专业，并且，重新出镜，回到摄像镜头前，这一切多么让她心仪并且满意！她觉得自己简直神思飞扬神采奕奕，脸上层层叠叠白腻子一打，镜头前大白光一照，两片嘴唇叭叭叭一开，嘿！过去时代的感觉整个全回来了！
　　可坐在监视器面前的制片人却怎么看怎么不对劲，怎么看怎么别扭。
　　所说的《艺术前哨》，实际还是明星八卦，重点立意还是在挖掘名人隐私，尤其是挖掘哪个当红明星人生最难过最低潮的那一段，抖搂出来跟观众分享。名人圈里谁跟谁恋爱不重要，分手才重要；谁跟谁结婚不重要，离婚才重要；谁赚了多少钱不重要，砸进去多少钱才重要。谁谁谁身材好三围飙不重要，谁捅了“艳照门”马蜂窝才重要！一句话：我们就想看着名人倒霉！我们就要分享名人倒霉！我们普通老百姓，都不爱看谁太张狂了，谁大把大把搂着我们纳税人的钱，回过头来还敢跟我们撂脸子，那怎么行！小样！看惯得你！还没王法了呢！我们就想看张狂的、当红的人倒霉，看他跟我们一样也是吃五谷杂粮长大、也有不顺心如意的时候，也上当也受骗、也求人也低头、也得宫颈癌食道癌、也有不孕症、家里也有傻儿子傻闺女、也嗑药也嗨也被网上传了隐私照……我们才高兴！我们才乐意！我们才能找到心里平衡，才能一掬同情泪、才能心里大大释怀：唉！原来人生都有不如意！原来人生在世都是沧海月明珠有泪，蜡炬成灰泪始干哪！
　　谁说娱乐不流泪？流泪也是娱乐，而且是娱乐的更高级方式，是我们解颐解闷平衡内心的最好方法。一泪解千愁。一泪解千忧。就让我们看着名人滴下的泪水而心旷神怡、优雅自得、风情万种、意气风发、壮志凌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地去生活吧！我比名人更健康！我比名人更倜傥！名人们那鳄鱼的眼泪啊！铺就我们平头百姓奔小康的路啊越走越宽广！
　　流泪。流泪！一定要流泪！给大特写。照欲哭无泪、涕泪横流镜头！
　　我们不挠胳肢窝，硬让人乐，而是要捅大鼻涕罐，让人哭。
　　你看那港台主持人，小S、吴宗宪什么的，镜头前打情骂俏，坐嘉宾腿上，把女脚模丫子抬高，一直举伸到嘉宾眼巴前，挑逗，引诱，简直无所不用其极。俗。低俗。恶俗！我们要坚决制止！坚决抵制！一定要高雅。要端庄。要流泪。
　　流泪是高雅。流泪是智慧。
　　每来人必流泪。
　　   节目做出几期，很快效果上去。
　　   来此做过节目的明星们人气大增，新片、新碟、新书都销量大增。他们都很配合，很合作，很默契，知道电视这种大众媒体的巨大影响力，他们都有专业素养，都能很好地控制面部肌肉，适时分段做出含泪——欲哭——哭的中段——哭的后半晌——哭的尾部等各部分表情，完全听从指挥的调度，完全按照事先的部署，执行策划不走样，酝泪方式不重复。
　　   整体效果出奇的好！没出几期，节目就爬上了收视率第一。
　　明星们的认识上去了，但邵宝娟这个主持人实在有点不相配。越来越不相配。越来越拧巴，跟明星们的状况不搭。时下都流行“混搭”，即便是来个“混搭”她也不搭。镜头前的邵宝娟，拘谨，老成，持重，眼圈不红，眼眶干涩，只是按照事先预备好的文案问题提问、诱导，明星的泪水已经适时而出，她自己眼里却一点要滴水儿的迹象都没有。制片人看着都急死了：哎哟喂我的姐姐，你这么一本正经地端着，自己都不哭，那让观众怎么哭啊？
　　邵宝娟说：他们那点小破事，值得流眼泪吗？我哭不出来。
　　制片人说：求求你了我的好姐姐，你就先给我们流点水儿出来吧！这样才好让观众们眼泪一齐涌啊！
　　邵宝娟义正词严：什么话！我流不了！
　　制片人说：流不了，怎么办？
　　那还能怎么办？请自便吧。眼泪像大鼻涕罐一样说流就流出来的主持人有的是。会煽情的人有的是。哪缺你一个邵宝娟！你以为你是谁？还在耍大牌？地球缺了你就不转了吗？
　　命运之门，又一次对她关闭。曾经当过红星的人，肯落草在人门下，就已经很低头了。究竟，还要让她把头低到哪里去呢？
　　
　　邵宝娟异常怀念“读书开卷”那段岁月。
　　每一次做这些不情愿的节目，她的内心都有激烈的自我挣扎。这不是她要做的。与她的理想，相去甚远。
　　十几年时间，像做梦，风光还没有享受完，就逆转，一切都变了。
　　人的大脑中部有一段记忆旋涡，他如果在什么时段成名、辉煌，其记忆和心智，多半会停留在那个地方，不再容易往上长，不可能走出那个旋涡。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童星无论长多大，都永远是成人世界里的儿童，恃娇怙宠，一副弱智的神态；为什么年轻时成名的作家，往后无论怎么写，都超不出那一时期的业绩，总沉浸在过去的回忆里絮絮叨叨；在某一时段成名的当家花旦、当红小生，其艺术水平，也是摸爬滚打，总在成名期附近绕小圈子。
　　邵宝娟的大脑记忆旋涡，严重迟滞在她的当红时期。拔不出来，走不出来。即使遇到困顿、面临下岗失业，仍然走不出来。在她刚刚参加工作的那个年代，毕业生国家包分配，中文系学生是万金油，出来什么都能干，他们最愿意去、最吃香的地方是政府机关，其次是报社杂志社。电视台还不太被人所认识。最初，她被前市长从北大招回来到祁阳电视台后，先是当编辑。那会儿的编辑权利大，融合了现在制片人和编导的全部功能。偶然一次，播音员（那时还不叫主持人，只叫播音员）生病出不了镜，邵宝娟临时顶替上去一次，没想到播出效果还不错。从此她就对明晃晃镜头下的播音发生了兴趣，一定要亲历亲为，把这块儿的事儿一起拿下来。
　　她就开始狂练普通话。其实早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她就暗地里偷偷学习北京话，费力地发着那个北京儿化音，努力纠正自己的外省口音。这是每一个外省来的女生为打消自己对北京城的自卑，都必做的举动。然后她们回到家再见朋友同学时就会说：我并没有说北京话啊！我这不过是近墨者黑而已。
　　现在，她要上镜了！光学会说北京话还是不够的。还要学会发播音员的标准音。她通过一门远房亲戚，联系到本省话剧院的一个老演员请教，然后每天晨起，跑步到小公园里，在僻静无人处，嘴里含着石头，练发声，尽量把口腔张大，学习用腹部呼吸。那情景，比在校园里晨读、背外语还要虔诚，还要用功。果然，工夫不负有心人，没出多久，她的普通话就已经说得相当漂亮，一点方言痕迹都没有。偶尔说得急，会有个别“ZH”、“ Z”平卷舌不分，但是，这也成了特点，成了父老乡亲们认同她的地方，令她有股子说不上来的亲和魅力，更像他们的邻家闺女。
　　那是她绚烂的当红花旦生涯。因为走红，让她变得漂亮了。其实，她本身也不难看，明亮光洁的额头，一笑嘴角两个梨涡，很可爱，很俊俏。再加上很青春，才20出头，就更招人喜欢招人爱。青春就是无敌杀手，是美容良药。青春的脸蛋水分充足，红润细腻，吹弹得破，睫毛漆黑，忽闪忽闪，脸面上轻轻扑一层粉便得了，哪里还用卷什么睫毛、抹什么胭脂、打什么腻子、抹什么昂贵的美国进口粉底benefit牌子的猪油膏！
　　邵宝娟以她青春的面庞，选题的恰当，工作的用心，分外得意受宠。她就越发气抛如虹，一飞冲天，牛势收也收不住。荣誉接踵而至，台里收视率最高的节目，德艺双馨模范，最年轻的市政协委员、全国三八红旗手，省委宣传部挂号红人……荣誉来时，简直劈头盖脸，容不得她假装谦虚客气躲闪。
　　一片赞扬声中，她的智力飞快成长，她的自信也在不断增强。她指点天下，睥睨众生，啸傲全球。没有什么国家事天下事不在她的视阈中，没有什么地球人不在她的捭阖里。她学着那些北大才女们的特有方式，学会了抽烟，咕嘟咕嘟地抽烟，烟瘾还很大。人们见到她成熟版的形象，往往是会议上一手提烟，一手抚案，下颏上扬，听到不耐烦时抬手往当空一劈：你住嘴！先听我把话说完！
　　何等的潇洒气派！
　　才气和豪情分毫毕现。 
　　她那短暂的事业上风头正劲时代，也是她跟黎曙光俩过着捉襟见肘生活的时代。
　　生活是贫寒的，但也是快乐的。有了憧憬和理想，别的可以一概视而不见。
　　她不管家。她不理财。家里像个猪窝，日子过得像猪在拱圈。
　　两个人像两头猪。添了孩子，三个人像三头猪。
　　儿子一出门会这样向小朋友炫耀：“妈妈是电视台著名播音员，爸爸是建筑研究员设计师。我妈是北大女生，我爸爸是清华男生。”
　　她听了，简直乐开怀！这还不够响亮吗？妈妈是北大女生，爸爸是清华男生，简直天造地设，人间绝配！还不够响亮吗？还不够豁亮吗？已经顶天了！还要怎么样？
　　不管世道千变万变，她的心中挺拔一根支柱：北大女生。
　　北大是北大的通行证。
　　北大是北大的座右铭。
　　“北大女生”是她的命。
　　在生活面前，命定她不能永远静心而知足。
　　她只能高于生活，而不能跟生活相对接。
　　
　　现在，世道不古。她这个北大女生也不得烟儿抽了，也不得不面临着要下岗的选择。
　　怎么办？文艺频道的娱乐节目，也做不下去了。她果真要和那些大爷大妈门房打杂的烧锅炉的一起挤到沦落到服务中心去吗？
　　当然，有些人不在乎，服务中心就服务中心，档案挂在这里，自己出去挣外快，干别的活赚钱。
　　她不行。除了电视，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干点什么。再则说，人要脸，树要皮，她折不起这个面子。
　　过去永远成为过去，沉寂在记忆里，尘封在一盒盒老式的节目录像带里。也许，百年之后，甚至千年之后，才会有研究中国当代电视发展史的人，钩沉辑佚，挖坟盗墓，也许还能挖掘出她所属的电视台、她所主持的节目在20世纪后半叶电视普及草创时代的价值，重新评价她们那批创业者的价值。
　　可如今，有谁还记得她呢？那个曾经走入千家万户、说话嘴皮子倍儿快、邻家闺女一样的主持人？
　　过去的辉煌，已经无法搬来对冲今天的工资。
　　她的落魄和焦虑已经挂了相。她的头发乱蓬蓬，她的脸上乌糟糟，她的双眼饱含黄疸血丝，蝴蝶斑已经悄悄爬满了两颊。她整个人实际上已经呈现严重内分泌失调，忧思恚怒，肝郁气滞，肝脾两伤状态。她沉浸在焦虑躁郁中，孤独自闭，把自己关在家中一星期，不下楼，不见人，不接电话，不与人联系，不洗脸，不梳头，躺着，起不来，起来了，走不动，不知道要干什么，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她的浑身肌体的兴奋度降到最低点，她的免疫力降到最低点。怎么办？怎么办？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让她经历最沉痛的内心挣扎。事业跌落到谷底，人生也就降落到谷底。她的人生是以事业为基石、以事业为唯一价值衡量体系的，现在，把这块石头抽离开去，哪怕这块石头只是微微一颤动，也会震得她魂魄分离。一个从来都一帆风顺的红苗子，在人生的第一个挫折面前，投降了，缴械了。她觉得一切都无法面对，无法面对众生，无法面对父母，无法面对自己。老公呢？老公在离此不远的遥远处，正忙于他自己的新事业，似乎比自己还要焦头烂额。跟他说他也帮不上什么忙。她忧思无尽，心情抑郁，胸口一阵一阵痛意袭来。越想越是往死胡同里钻，想到最后，甚至就连死的心都有，心想自己若眼睛一闭，身后的这些烦恼、没有出路的烦恼就都没有了吧？人前抬不起头来的失魂落魄之相也就不存在了吧？
　　想着想着，果然一幅死后的祥和图景展现在自己眼前，金光万丈的样子。她就闭眼冥思着，享受这暂时的心静。猛孤丁的电话铃响，将她的幽思打断。她不耐烦地瞅了瞅座机来电显示，见是母亲家的号码。她没有理，而是继续妄想下去。母亲家的电话铃声锲而不舍，直至把她逼得无奈地从床上起来，拿起了听筒。还好，不是什么父母亲身体不好或者儿子学习方面的坏讯传来，是母亲把她惦念，一听她接电话，母亲说：干什么去了这一礼拜也没见你人影？打电话手机也不开？问你们单位，说你休假了。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母亲的话语，唠叨又充满疼爱，散发出袅袅亲爱的人间烟火，冲散了她此刻满腹的怨尤悲哀不祥之气。她撒谎说，这几天感冒了，头疼得厉害，一直在家里吃药休息。母亲立刻担心地说：感冒了？严重不严重啊？一个人在家能行吗？要不我和你爸过去照顾你？
　　邵宝娟忙说：不用啊，是小毛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母亲执拗地说：那不行！曙光不在家，你一个人待着我可不放心，这万一烧大发了，连个给端杯热水吃片药的人都没有。等着，我过去，陪你上医院啊。
　　邵宝娟忙劝说：妈，你可别来了，我真没事儿。要不这样，我过去吧，待会儿到您那儿吃晚饭。
　　母亲说：行。我和你爸做好了饭等你。想吃些什么？
　　邵宝娟说：啥也不想吃，煮点粥就行了。
　　被迫着起身、开机的邵宝娟，现在必须打起精神，稍事修整，洗脸擦面，仍然恢复成像个电视主持人的样子回家去见父母。无论怎么样，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她都应该自己的事情自己扛，不应该让年迈的父母替她忧心。
　　出了门，茫然彳亍在大街上。原来外面如此秋高气爽，倒显得躺了几天的屋子像个狭窄囚牢。她像一个久居洞穴的鼹鼠，一头冬眠的北极熊，被迫着醒来，有点战战兢兢、不胜惊奇地打量眼前这一方阳光灿烂的世界。世界没有变。世界阳光普照。世界在她眼前，就在一小时前却还如此黑暗。城市熟悉而又陌生。绿草蓝天，河水轻盈，小鸟在天空愉快地歌唱。沸腾的车流，川流不息的人海。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人们脚步匆匆，人们步履闲适。小孩子在草地上踉踉跄跄奔跑着学步，老人拿着蘸水毛笔在水泥路面上画着颜体大方块字。一切都那么安详，一切都那么简单幸福。
　　望着蓝天，迎着微风，走投无路、失魂落魄的邵宝娟感觉到一丝丝舒爽。好像情形并不是那么糟糕，没有人跟她一起感觉到糟糕。这么多年来，她在天上飘，钻在她的象牙塔里，好像从来没有很好地脚踏实地打量一眼街景和市容。就在她的忽视之中，城市变了。城市以惊人的速度在发生着变化。人的心情也随之变了。只不过这变化体现在她身上却微乎其微，她并没有心思去关注去体会。
　　太阳快到晌午了。肚子里的饥饿引她走到小公园门口那个卖煎饼果子的小摊前，准备要一个摊鸡蛋卷煎饼。邵宝娟平时由于工作忙，心思全在做节目上，她从来不讲究吃饭质量，通常都是吃工作餐盒饭，怎么快怎么来，得对付就对付。早上上班走得急，小摊前买上一根油饼油条边走边啃的情况也很常见。煎饼果子小摊前边有几个人在排队，看来生意相当不错。两个小孩子在小摊车周围跑来跑去嬉闹，那个摊主妇女还不时吆喝他们别乱跑，小心车子撞上。邵宝娟觉得她眼熟，好像她占在这个小公园门口位置上卖煎饼果子有好几年了。从前她记得看见的是一个小孩在围着车子跑，现在变成了两个。看着这个颧骨上团着两块红的风尘仆仆的妇女，她的思绪飘忽开去，想，她就暗自思忖：假如有一天，自己真是没了活路，下岗自谋职业了，也来卖煎饼果子，能不能活下来呢？
　　咬了一口松脆的煎饼后，她给自己的回答是，能！别人能做的，自己肯定也一样能。看见这个年轻妇女，过去在卖煎饼果子，今天仍还在卖煎饼果子，孩子都从一个增加到两个，很知足，很快乐，一点没有怨尤，那么自足快乐地活着。自己是谁？是什么人？一旦没了饭碗，没有工作，下来摊煎饼果子靠双手挣钱劳动养活自己，又有什么不行的呢？
　　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首先是活着，生存，然后才是快乐，安康，创新，富足。这么普通的真理，不是把她所要求的高蹈、骛远的目标和真理都给涵盖了吗？
　　她一边思忖着，一边认真吃完了这个可口的煎饼果子卷鸡蛋。这几天一直食不甘味，吃过饭还是没吃饭她也记不得了。这会儿，心情平静下来，一个普通的煎饼果子却也咂摸出滋味来。
　　吃完了，抹抹嘴。耳听得哪处却有悠扬的琴声传来？循声走去，却是过街地下道里，一个小伙子在吹萨克斯管，一曲《回家》。那个大学生模样的小男孩（她想她真是老了，见到二十出头的小青年，就会本能地联想到她儿子，本能地称人为小男孩），长得眉清目秀，头发油黑油黑，软塌塌，有一绺还搭在额头前，更像是个艺术院校的学生。他在面前摆上了一个洋铁皮饼干桶，桶里有零星的毛票和硬币，路过的人随意地往里放上几毛几块。男孩并不注意来来往往人群的走动，也不去看谁扔下的钱多少，而是专注凝神地吹着萨克斯管，音符袅袅飞升起来，飘拂弥散在地下道里，弹射在四壁后再打回来，共鸣效果特别美妙。邵宝娟驻足，在离男孩有一米多远的对面停下来，专心地听着，心里还在想，能吹这么好听悠扬的萨克斯管，怎么还会在地下道里吹？
　　男孩的心思很单纯，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好像也不多想，只管吹，只顾沉浸在音乐世界里，仿佛吹奏本身就是莫大的享受，只要能吹奏就是莫大的满足。他虽然并没有朝她这边看，但是却意识到了有人在倾听，所以也就吹得格外认真卖力气。
　　一曲终了，邵宝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心情似乎也明亮不少。她走近前去，弯腰在盒子里放上一张十元钞票。小男孩这才抬起眼来，腼腆地朝她笑了一笑。邵宝娟也朝他笑了一下。然后慢慢转身离开。却听得身后萨克斯管再一次吹响，这次却是一首她永生难忘的歌曲，Sailing（远航）：
　　
　　I am sailing, I am sailing 
　　home again ，cross the sea. 
　　I am sailing stormy waters, 
　　to be near you, to be free. 
　　
　　I am flying, I am flying 
　　like a bird ，cross the sky. 
　　I am flying 
　　passing high clouds, 
　　to be near you, 
　　to be free. 
　　
　　Can you hear me, 
　　can you hear me, 
　　through the dark night far away? 
　　I am dying, 
　　forever crying, to be with you; 
　　who can say?
　　
　　悠远的曲调，让邵宝娟的心弦一下子被拨动了！她已经伸腿迈在台阶上，这会儿却抬不起来脚，被那曲声牢牢粘在原地。从前，那还是在年轻的时候，在校园里，唱这个歌的歌手Rod Stewart，曾经是她和黎曙光的最爱，他那沙哑苍凉的声音，撩拨起他们少年强说愁滋味，也有一份穿越大海走进未知征程的憧憬和期盼。他们牵手坐在未名湖边，随身听的耳机分开，一人一个，听着这沧桑的歌词，苍茫的意境，嘴里吟诵着它意译过来的歌词。
　　直到这时候，她才又想起了黎曙光，她的丈夫，老公，亲人。想起他们共同的青春，想起那时假期短暂别离后开学迫不及待到一起的情景，她用《诗经·郑风·子衿》表述自己的思念之苦：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他就吻着她满脸思念与娇羞的泪痕，然后快速调皮地重复她的话说：你那青青的衣领啊，深深萦回在我的心灵。虽然我不能去找你，你为什么不主动给我音信？
　　现在，她已经不想他了。很少想到他。他是他，自己是自己。想了也没用，想了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岁月令他们早就没了单纯的少年情愫，剩下的就是现实人生，对他们这两个心高志远的人来说，不是柴米油盐的日常人生，而是兼济天下、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理想的高蹈人生。他们在各自拼搏的道路上展翅高飞，越走越远，别说思念接吻，就连牵手也想不起牵了。
　　
　　我在穿过大海远航，想要重回故乡， 
　　乘风破浪，只为向你靠近，到达自由之乡； 
　　
　　我在穿过云朵翱翔，像那鸟儿张开翅膀，
　　劈云斩雾，只为向你靠近，到达自由之乡； 
　　
　　你可曾听到我的歌唱，可曾听到我的迷惘？
　　路长长，夜茫茫。
　　我命垂危，人世凄凉。
　　有你相伴，宛若天堂……
　　
　　落魄时节，绿树成荫的一刻，在地下道里偶然听到《远航》，邵宝娟竟不禁潸然泪下！不知为什么，她总觉得这是冥冥之中的一股力量，在召唤着她，提示着她。这时候她还不知道召唤、提示着她的是什么。我在穿过大海远航，想要重回故乡，乘风破浪，只为向你靠近，到达自由之乡；路长长，夜茫茫。我命垂危，人世凄凉。有你相伴，宛若天堂……
　　   《远航》的曲声一直伴随着她走出很远很远，仿佛一道谶语，袅袅不散……
　　
　　邵宝娟的新节目《幸福指数》上马了！缘起竟是母亲的一席话，不经意的一席话，惊醒梦中人。那天回到家，回到母亲家蹭饭。黎曙光不在家的日子，她常回母亲家吃。那天她到家时的心情已经好多了，被萨克斯管儿的音乐沐浴过，被街上的人群感染过，心里有点像水洗过似的，去除了许多抑郁和悲哀。她帮着家里的老阿姨一起择菜做饭。母亲家里从前一直反对雇保姆，两位老人说自己还干得动活，家里出来进去有个外人，不方便。这两年父母年岁大了，过了七十以后腿脚也不太灵便，好说歹说，才使他们同意，从父亲乡下老家找来一个老阿姨帮他们忙。说起来可笑，老阿姨也有快七十岁了，身体倍儿棒，比她父母身体强壮多了，人也和善，一脸佛相，做的饭菜也比邵宝娟母亲做得好吃，全家人都很满意。她是一个远房亲戚介绍来的，知根知底，老太太没有老伴，几个女儿都出嫁，一个儿子在省城里打工，老太太想离儿子近点，又不想给他添麻烦，就答应来邵家帮忙，收拾收拾屋子，做做饭什么的。
　　等到饭菜做好，晚饭端上桌，儿子小波也放学回来，一家人团团围坐。邵宝娟还陪老爸简单喝了两盅。全家人边吃饭边看电视，正好是晚七点半开始的本地民生新闻。那个小女主持人她见过，台里新来的，长着两个兔牙。她正在报道的又是本市某某小区一起入室盗窃强奸案，好像那个小区离母亲家住的这个地方不算很远。母亲看了一眼，就让换台，说不看不看！看多了不敢出门，半夜睡觉做噩梦！你说现在这个电视新闻也太不像话，总是血哧呼啦的，全是揭短，揭阴暗面，前两天连杀人剖尸过程也全给演上了，据说是“现场复原”。你们台里也没人管一管？
　　邵宝娟说：这不是能吸引眼球、提高收视率嘛！
　　  母亲说：吸引眼球也不能那么吸引，像揭开下水道盖，搞噱头，追求刺激。这么大个城市，整天怎么就到处就是杀人抢劫强奸？就没有好人好事了？
　　  父亲这时笑着接话说：你看你妈，觉悟多高！不愧是老共产党员啊！
　　母亲说：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反正整天扒皮抽筋那些节目，我是不愿意看，我也不愿意让小波看见。你们电视啊，还是要做一些让人看着喜兴、高兴的节目。
　　老爸接口说：对，对，也就是光明的、阳光的、正面的，好人好事。
　　邵宝娟听了，眼前一亮，说：咦？你们真是这么想的？
　　母亲说：这还能有假？不愿意看就是不愿意看嘛。
　　邵宝娟又转过头来问家里的老阿姨：阿姨您说呢？您愿意看什么样的节目？
　　老阿姨说：我就愿意看见谁在这个城市里找到好工作了，发了财了，想看看哪家儿女更孝敬父母，谁家孩子更有出息。
　　邵宝娟还有点不相信地追问说：您真是这么想吗？没有骗我吧？
　　老阿姨说：这孩子！我这么大岁数骗你干什么？我们老了，活一天少一天，谁不愿意看喜兴的子孙兴旺的事？谁愿意看那些整天耷拉个脸子、抢天嚎地的？丧气！
　　邵宝娟思忖着说：唔。有道理。我怎么没想到呢！
　　说完，饭碗一推，站起来要走。母亲问她着什么急？她说，妈，我得回去，有了新想法，我得立即把它写出来。我想试试，能不能打造一档新的“民生新闻”节目，就按你们说的，专门表扬好人好事。
　　母亲说：那敢情好！老百姓准愿意看。写东西也得吃了饭回去再写。
　　邵宝娟说：不了。我立马就回去。
　　说着，急匆匆扭头就走。母亲在后边嗔怪说：这孩子！风风火火的！没个稳当劲儿。
　　父亲在一旁笑呵呵说：这还不都像你？
　　母亲白了他一眼：我的闺女，咋，不像我还能像别人啊？
　　言语之中满是骄傲和自豪。从小到大，邵宝娟就是在父母的这种骄傲与自豪语气之中成长。她的心里，也从不敢辜负了这片骄傲和自豪。
　　
　　上新节目，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回去以后，她先列出了一个选题策划案，但是也并没有十足的信心保证这个节目能受欢迎。人生是什么？幸福是什么？老百姓爱看什么？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节目？自己的节目从前总是倾向于对世相挖苦讽刺，对这些问题漠不关心，还认为自己是在行使知识分子和一个媒体人对社会批评的责任，到后来甚至一意孤行，闭门造车，孤芳自赏，无端讥讽挖苦得大发了，并没有注意到它带来的严重负面结果。看来遭到老百姓腻烦和逆反、收视率下降也是必然的。
　　以前她总不服气，从台里找原因，从收视率统计的阴谋性、不准确性上找原因。如今静下心来，从头思考，的确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时代变了。我们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电视节目？主宰媒体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收视率？看到那些节目里整日价挖空心思，播出强盗土匪杀人越货、老百姓怨声载道的节目，法制热线重点不在讲解法律，而是在于还原犯罪现场，成了犯法教科书；打着“心理热线”旗号的节目成了暴露隐私、夫妻吵架离婚、插足的第三者和原配老婆对簿公堂的大本营，吵得那个热闹。
　　她手拿遥控器，挨个翻看着那些个频道，看着看着，她也觉得不对劲了。如果所谓“收视率”，就是被动收看这些节目，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光明在哪里？幸福在哪里？还有没有亮点了呢？为什么就连像自己母亲和保姆那样的人也会对此感到不满？经济发展了，GDP增长了，国民对未来的信心真就下降或被传媒播得看似下降？马路上大街果真就天天上演充斥着杀人越货兄弟阋墙？
　　她陷入深层思考，并不断去查资料，悉心做社会调查，想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一番话似乎解开了问题的答案，“GDP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这种东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关于幸福的概念和定义业已发生了改变，政府要解决有关福利政策、人口流动、就业状况、出生率、环境污染、经济自由、贸易保护、税收政策等等问题，而作为一个媒体人，促进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提升人们对未来的信心、提高社会凝聚力，这一点职责是永远不变的。
　　确定了这一点，她心里有了谱。接下来，她仔细认真研究了收视排行榜，确认了自己的选题想法，等到这一切工作都结束，她才对自己即将上的这一档节目的前景充满了信心。甚至连主题词她都想好了，《幸福指数》，“关注民生，关注幸福。传递人文关怀，打造幸福人生”。她要拉起队伍自己来做，自己做制片人，集编导主播于一身。
　　递交上去的选题方案很快得到了领导层的通过。台里对她的计划很支持，鼓励她大胆去实施。只要你的节目好，观众爱看，我们肯定会隆重推出的。台里领导说。但是，意向上的支持，并不等于资金就有保证。具体运营当中遇到的最大一个问题是需要钱。她从来没有自己筹措过钱，也没有考虑过节目原来是靠钱支撑推动运作起来的。这会可是扎扎实实让她经历了一把。台里不会再给拨钱，需要自己去找。各部门都是独立核算，片子做好后由台里回收，按收视率算点，予以结账清算回款。什么都需要钱。租机器需要钱，做后期剪辑租机房需要钱，职员的劳务费需要钱。出去采访交通费吃饭打车需要钱，找新闻爆料奖励需要钱……一分钱难倒了英雄汉。更何况她还不是英雄，她只是暂时落难处于人生低谷、处在待业边缘的一个中年妇女或者一个“准中年”女人。
　　她把她的幸福方案四处跟人游说，逢人便讲，跟那些她认为能够拿出钱来投资她帮她的人讲，人们纷纷表示赞赏，表示支持，认为她的看法高，她的主意妙！是该拨正了！他们说。是该让人民看到一些人世间的光明和希望了！他们说。你这是在替天行道，在替老百姓做好事！他们说。
　　他们一听说需要资金运作，听她刚刚透漏出来一点想要借钱、想要拉钱的口风，就急忙往后缩，那些夸她的、表扬她的、从前跟她有过交往的同学、同事、朋友，一听说要投钱，就都纷纷改口，说，嗯，啊，这个，不太好办。这档节目的预期应该说不是很好，不如娱乐节目有效应。还是慎重，别轻易上马吧！
　　她的自尊和自信，也就随之一点点塌陷、降落，刚刚起飞，却又中途折了翅膀，一点点又要降落回原地了。
　　这不行！这怎么行！
　　她咬咬牙，豁出去了！谁也不求，就靠自己，靠抵押房子，贷款，这档节目也要上！
　　一个制片人什么样，一档节目就什么样；一个制片人的思想、精神风貌是什么，就会控制节目朝哪个方向发展。
　　《幸福指数》节目如期播出了。效果出奇的好！
　　人们又看到了社会的光明，看到了人间希望，发现了生活中的美满与幸福。人们同时也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友善和美好。
　　人们看到了笑脸。拾荒者在八月清风中的明媚笑脸。他们大大方方，翻着垃圾桶，捡拾着路人丢弃的矿泉水瓶子，像是捡拾到宝贝。镜头对准一个正在归类三轮车里拉的废品的拾荒中年人：你觉得现在的日子幸福吗？拾荒人眯缝着小眼笑着答：幸福！咋不幸福呢！俺从农村来到城市，现在俺媳妇孩子也跟来了，孩子还在城里上了小学，俺有吃有喝有住，俺很幸福！捡破烂有什么不好？靠自己双手劳动挣钱，没有啥见不得人的！俺听说就连国外也有丐帮，听说总统到时候还跟他们拉选票呢。
　　镜头又对准一个走街串巷蹬三轮车收废品的老者：大爷，你觉得幸福吗？老者张开没牙的嘴，笑着说：幸福！啥幸不幸福的？有吃有穿就是幸福！说着，又蹬上三轮车，一路吆喝着：“收废品嗳——”坦然而去。
　　人们也看到了知足。镜头一：一对菜市场卖菜的年轻夫妻，小两口面带微笑唱收唱付，忙着过秤、递菜、收钱，身旁，孩子在摇篮里甜蜜地睡着，挨着旁边，还有一个戴红领巾的上小学的孩子伏在一个倒扣过来的菜筐顶上在写作业。菜市场的嘈杂声丝毫也影响不了她的专注神色。问起他们：你们幸福吗？他们开心而知足地笑：我们儿女双全，有什么不幸福的！我们现在多劳累，多挣点，攒钱将来供孩子跟城里孩子一样上大学，受最好的教育。
　　镜头二：一个汽车修理厂的打更大爷，乐呵呵跟来来往往的邻居打着招呼，还免费帮他们照看、修理自行车。问起大爷，您幸福吗？大爷说：啥？你问幸福？我这一把老骨头，没想到还能赶上今天的好日子，知足啦！儿子买了房，把我和老伴接到城里来住，我也不能总闲待着，这不，找点事情做，手里头还有点抓挠。
　　人们还看到了快乐。镜头一 ：一个的士司机，拾金不昧。失主领回失物时，表示要现金酬谢，被的士司机谢绝了。“遇到谁，都会这么做的。能替人解点忧，我自己也快乐。”他说。他的话，朴素而真诚。
　　镜头二：一个海外华人、第二次来大陆献血的RH阴性干细胞捐献者，跟被捐助者见了面。脸上的那种惊奇、幸福感，十分打动人心。“我觉得这没有什么，自己只不过是献出很少一点血，却能够救活这样一个小生命，我感到十分神圣，也十分快活。”他说。
　　…………
　　他们都是普通平凡的人，甚至还可以称之为是一些穷人，一些生活在底层的并不富裕的人，然而，他们却活得比富人更感觉到幸福，比那些地产商、CEO、银行经理、IT业白领人士更感觉到快乐。他们不担心投资风险，不担心存款贬值，每个微小的进步都值得他们欢欣，些微梦想的实现都让他们感到愉悦。他们的幸福指数，远远高于那些贪得无厌、只知索取、不知奉献的人。
　　“我们的社会不缺少美，也不乏善，更不是没有幸福，而是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而是缺少发掘善的心灵，更是缺少打造幸福快乐的心胸。”这是邵宝娟在节目最后做总结里的一段话。《幸福指数》节目先是在生活频道里试播，几期过后，收视率扶摇直上，爬升第一，赢得一片赞誉之声。节目很快向综合一频道黄金时间转移，代替了原来那档揭露阴暗面的市民猎奇节目。
　　节目主持人邵宝娟，也终于回到熟悉的镜头前！昔日的主持人大腕，也终于重回电视一频道！
　　邵宝娟深深感慨！她尝到了时代改变的滋味。这滋味尝得这样苦涩，让她以倾家荡产作为筹码。时代也以一种不可逆转的力量，使她从云端降落到地面，将目光真正注视打量芸芸众生。她的心灵更笃实，她的神经也更坚强了。她有点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味道。她为自己绝处逢生而快慰，而庆幸！
　　这些，他知道吗？黎曙光知道吗？
　　他什么也不知道。也不是她有意瞒着他，而是没必要说。说了也没用。他帮不上忙。
　　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家里，他们却早就忙得彼此就像路人，家就像旅店，宿舍。甚至连抵押房产，她也事先没跟他说。等钱收回来，再赎回来就是了。有什么大不了的。自己家里的事情，自己还做不了主吗？难道还用和他商量？况且，当初这买房子的钱，有绝大部分，是卖掉原先台里分给自己的公房之后来付的款，应该属于自己的功劳。黎曙光在家里大事上一般都由妻子说了算。
　　她也不是没想过，万一这节目砸了，收视率上不去，广告点数不到位，投资收不回来怎么办？
　　能怎么办？那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不是还有黎曙光没失业吗？不是还有他能挣钱吗？这几年，他挣的钱逐渐超过自己，拿到的奖金、设计费逐渐比邵宝娟挣的多，一旦邵宝娟这边不行，接不上捻儿，一时半会儿，他也养活得起她们娘俩。
　　她这么想着，是为了给自己安慰，为了给自己的大胆行动增添一点壮胆的动力。
　　节目收视率上去了，她也快累倒了。起点太高，每天半小时的节目，从采到编到播，两个人根本盯不住。又招了一个播音员轮班，一人一礼拜轮换。她事必躬亲，追求细节完美。她常常感到睡眠不足，失眠，心慌，胸口疼，胸闷，喘不上气。有时还常伴有疼痛，不知是哪里，从后背到前胸串着串着的疼痛。到台里医务室拿了点药，安神片之类的，医生说就是累的，亚健康，时髦病，精神压力过大所致。自我调节一下，减轻压力，就啥事都没了。她心说：说得好听！自我调节，减轻压力，我调节得了吗？我减得轻吗？谁家的房子抵押在银行里谁不压力缠身谁能减得轻？！
　　眼见得回款一点一点打到她的账面上。她的嘴角才露出了一丝丝笑容。
　　此时她把家忘记了，孩子忘记了，丈夫也忘记了。她在求生挣扎中想不了那么多，顾不了那么多。她只想先解决财务危机，先解决事业危机。
　　      从凇州采访回来，她立即一头钻进机房，编辑刚采访来的素材。现在凡事要讲究效率，这机房也是按小时租用付费，简直是周扒皮，他们就像给地主家干活。她全神贯注地编着，抓紧时间，手不得闲，眼不得闲。手机“丁零”一响，一条短信进来。一看号码，这又是她的搭档，那个广播学院刚毕业不久的小伙子发来的。这小孩是她亲自从一群来找工作的大学生里挑来收下的，学习成绩不错，性格活泼快乐，属于那种阳光男孩。小伙子聪明，跟了她没多久，很快就能上道，明白她对节目的要求和旨意，镜头的角度选取和光线运用都很合她的心思。业务很快就熟练起来。她还有心培养调教他，熟悉整个节目制作的全过程，以后就可以和自己轮流主持，也能把压力分担一下。小孩到底是小孩，没事儿热衷于发短信逗闷子，那双手，如果不是在摄影机器上，肯定就在手机短信按键上，再不就是电脑游戏键盘上。这不，又发来一个解闷解颐的段子： 
　　
　　投身电视英勇无畏，趾高气扬貌似高贵，其实工作极其琐碎。为了生计吃苦受累，鞍前马后终日疲惫。领导挑刺照死赔罪，点头哈腰就差下跪。日不能息夜不能寐，急活一来立即到位。屁大点事反复开会，一年到头加班受罪。劳动法规统统作废，身心憔悴无处流泪。工资不高找票崩溃，抛家舍业愧对长辈，身在其中方知其味。我们哪有社会地位，全靠傻傻自我陶醉。
　　
　　看完以后。她笑了笑。最近以来她难得有笑意。她笑这个编段子的人很有智慧。一看就是个电视职业人编的，深知个中三昧。看来这个行当的人都差不多，说是无冕之王，背后里遭的罪、受的累，常人很难体会。
　　她抬手给小搭档回了一条短信：看过。基本属实。然后又把手机放一边，赶紧埋头继续工作。
　　编辑机上播的是刚刚采来的凇州奥运民工素材。一群民工正蹲在地上平整地面，镶嵌看台上的地砖，见他们扛着机器过来，其中一个小民工抬起脸来，脸黑黑的，牙齿焦黄，他快乐地招呼说：大姐，给俺照照！你们照完了俺娘在家能看见不？
　　邵宝娟说：能！我们这是上卫视的，全国人民都能看得见。
　　小民工说：大姐，啥叫卫视？
　　邵宝娟说：就是通过卫星转播和接收的电视节目。
　　小民工嘿嘿笑着说：哟嗬！是吗？俺都能上卫星？太厉害了！
　　镜头一转，是她在采访另一群正在绑钢筋的民工。一个中年民工脸上也带着傻傻的却是灿烂的笑：在这里干活我们很高兴！将来我要告诉我孙子，这个全世界最大的体育场里有你爷爷在这里干过活。
　　她手拿话筒在一旁问：你们在这里干活，觉得苦觉得累吗？
　　一个操着冀中口音的民工回答：不苦，也不累。俺们在家干活，起早贪黑爬半夜种那点地，也挣不着什么钱，不比这累多了！这多好，能倒班休息，还能开工资，可比俺干农活强多了。
　　看得出，他们说这话时都是由衷的、真心的。
　　看着素材，听着他们朴实的话语，看着他们一点不掺假的笑容，她就知道，得！这期又成了！心里头的得意，那份成就感，满足感，溢于言表。手底下的按键剪辑动作也快了起来。
　　猛孤丁，旁边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她瞟了一眼来电显示，不是台里来的，陌生电话，好像还是外地。她没空，不想接。不重要的电话，等到出了这个周扒皮付费机房再处理，免得占用时间。可是电话还挺执拗，丁零零响个不停。邵宝娟只好拿过手机，打开滑盖，“喂”了一声，里边传出一个清脆的女声：你是邵宝娟吗？
　　是。你哪位？
　　她把电话撂在桌上，按了免提键，一边说话，一边还忙着双手在编辑键上敲敲打打。
　　我想找你谈谈。
　　哪位？什么事？
　　邵宝娟有点既漫不经心又不耐烦。现在的垃圾电话挺多，不是保险公司推荐业务就是银行骗钱的。见对方磨叨不守规矩，打电话不先自报家门，她就没了耐性。
　　我是凇州电视台的。我叫孙佩佩。我和你老公好上了。我想跟你谈谈。
　　邵宝娟愣了一下，手不动了，十指弯曲呈静止状悬在键盘上方，眼睛也直勾勾地盯着屏幕上的闪烁。电话就那么撂在桌上，静无声息，空气在里边穿梭，流动，带来人生不祥之气。  
　　愣了有那么几秒钟工夫，邵宝娟回过神儿来，按掉免提，用手拿起电话，对着送话筒，道：说你姓名！
　　那边说：我叫孙佩佩。
　　邵宝娟说：好。孙……孙什么？
　　对方说：孙佩佩。
　　邵宝娟用鼻子哼出一声，说：哼。你要怎样？
　　孙佩佩说：我爱上了你老公。我们已经谈婚论嫁。请你把他让给我
　　……
　　后面又说了些什么，邵宝娟记不清了。合上电话，脑海中有很长一段时间空白。
　　她唯一能意识到的是，她的家里出问题了！
　　一直被她忽视的那个后院，起火了！
　　这可真是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她现在的全部心思都在工作上，都在处理事业危机上。从来也没想到自己家庭会出现变故。在家里，在与黎曙光的关系中，她仍然怀着莫名的优越感和一向的散漫，并不觉得会有婚姻危机的来临。而对事业上的危机感，她却总显得异常敏感，有点风吹草动就立刻坐不住。家就像她与生俱来的一个器官，正常健全的器官，平素里并不感觉到心脏、肺、血管的存在。只有出了问题了，运转不正常了，器官才会以它自己的方式，尖锐疼痛的方式，来向主人报警。
　　但是，通常来说，这时候，就已经晚了。
　　家，和谐甜美的时候，就是一朵静静的花，散发出怡人的温馨；危机四起的时候，也是一个潜伏的雷，有摧毁一切的爆炸当量。
　　现在，这个雷，炸了。
　　转眼间，她的身体，就被炸得七零八落。
　　整个人都要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