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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文学台独”的分裂主义言论和行动，又一个集中的表现，是在构建台湾新文学史的体系中为“台独”张目。
文学史是什么?文学史是有关文学发展历史的科学。就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历史而言，对其作科学的研究，将研究成果体现于一部科学的史著，其衡定的标准，应该是：在大量真实、有史学意义的各种史料的综合运用的基础上，尽可能真切地描述台湾新文学发展的历史情景，尽可能正确地阐释台湾新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现象，尽可能准确地揭示台湾新文学发展中的各种规律，尽可能清晰地预见台湾新文学发展的前景。这种描述、阐释、揭示和预见，既是历史的，又是当代的；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既是理智的，又是情感的；既是科学的，又是艺术的。其间，生气灌注的是主体——文学史家的主体精神和当代意识。它表现在，史著中，写什么不写什么，写多写少，这样写而不那样写，写成这样而不是那样。其实质，乃是谁来写，用什么观点来写，用什么方法来写，写成什么样。这是什么?这首先是文学史观、文学史方法论和文学史价值判断标准的问题。
鉴于此，“文学台独”势力一直都在抢占这个领域和阵地，企图建构一个为“台独”张目的台湾新文学史的体系。
让我们先看在构建台湾新文学史问题上，“文学台独”的恶性发展。
最早，还是叶石涛发表于1977年的那篇《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叶石涛在文章里谈了五个问题，即：“台湾的特性和中国的普遍性”、“台湾意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下的台湾”、“台湾乡土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道路”、“台湾文学中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传统”。这是叶石涛对于台湾新文学发展史所作的一个纲领性的思考。除了把整个台湾新文学都叫做“台湾乡土文学”，叶石涛掩藏在其中的文学史观念，就是新分离主义，即，他一边迫于当时的形势，不得不承认“始终给台湾带来重大影响的是一衣带水的中国大陆的中华民族”，一边又强调和中国大陆文化交流的“断绝”，强调台湾“异于汉民族正统文化的地方”。叶石涛说：“由于台湾孤悬海外，有时与中国大陆的文化交流断绝，因此，难免在汉民族为主的文化里，搀和着历代各种遗留下来的文化痕迹。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台湾的社会、经济、文教、建筑、绘画、音乐、传说，便处处不难发现富于异国情趣，有异于汉民族正统文化的地方。在这孤立的情况下，则各种文化熔于一炉的过程中，台湾本身建立了不同于中国大陆文化的浓厚乡土风格。……当我们回顾台湾乡土文学史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考虑到它的根源以及特殊的种族、风土、历史等的多元性因素。毫无疑问，这种多元性因素也给台湾乡土文学带来跟大陆不同的浓烈色彩，朴实的风格，丰富的素材，以及海中岛屿特有的，来自遥远国土的，像黑潮一样汹涌地流进来的崭新异国思潮影响”。还要指出的是，叶石涛在这里说的“来自遥远国土的，像黑潮一样汹涌地流进来的崭新异国思潮影响”，是暗指“日本文学”影响的。在这篇文章里，叶石涛把对于“不同于中国大陆文化的”、“有异于汉民族正统文化”的认同，叫做“台湾意识”。后来，这“乡土”到“本土”，“台湾意识”到“本土意识”，直到“本土化”、“主体性”、文学“独立”，便成了“文学台独”势力的纲领。
如前所述，叶石涛这篇《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立即遭到了陈映真的批判。陈映真的批判文章《“乡土文学”的盲点》，阐释的正是“统派”的文学史观。陈映真在指出叶石涛的文学史观是“用心良苦的，分离主义的议论”的同时，指出：
是的。放眼望去，在十九世纪资本帝国主义所侵凌的各弱小民族的土地上，一切抵抗的文学，莫不带有各别民族的特点，而且由于反映了这些农业的殖民地之社会现实条件，也莫不以农村中的经济底、人底问题，作为关切和抵抗的焦点。“台湾”“乡土文学”的人性，便在全亚洲、全中南美洲和非洲殖民地文学的个性中消失，而在全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个性中，统一在中国近代文学之中，成为它光辉的，不可切割的一环。台湾的新文学，受影响于和中国五四启蒙运动有密切关联的白话文学运动，并且在整个发展的过程中，和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文学运动，有着绵密的关系；也是以中国为民族归属之取向的政治、文化、社会运动的一环。
这中国文学的“光辉的，不可切割的一环”，作为科学的台湾新文学史的文学史观，此后便一直与“文学台独”势力的分裂主义文学史观对峙了20余年。
陈映真批判了《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之后，1978年11月1日，叶石涛在高雄左营接待彭瑞全、洪毅来访，张良泽列席，话题是“从乡土文学到三民主义文学”，谈的就是台湾文学的历史。看来，这是叶石涛在为写文学史作准备。他甚至用十年作一个阶段划分了台湾新文学史的分期。从这以后，直到80年代最初几年，他都是在作准备。比如，在《文学回忆录》里，他分段回忆了有关的事件、刊物、作家、作品，有了诸如《日据时期文坛琐忆》、《〈文艺台湾〉及其周围》、《论一九八○年的台湾小说》之类的篇章。
1984年和1985年，叶石涛用两个夏季写成了《台湾文学史纲》。尽管还顾虑于时局而不得不谨慎下笔，但是，在《文学界》上先行发表时，叶石涛还是强烈地表现了他分离主义的台湾文学史观。如前所述，叶石涛反复强调的是。“跟大陆分离达五十一年之久的台湾，难免对大陆的近代文化有疏离感和隔膜”，“在三百多年来的跟异民族抗争的血迹斑斑的历史里养成的坚强的本土性格，……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它获得了“异族的文化形态”，“希望台湾文学扎根于台湾的特殊性，建立自主性的文学”，等等。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叶石涛在1985年12月为这本书写的《序》里就说，台湾文学“在跟大陆完全隔离的状态下吸收了欧美文学和日本文学的精华，逐渐有了较鲜明的自主性性格”。叶石涛还说：“现代台湾文学的重要课题之一，便是如何在传统民族风格的文学中，把西方前卫文学的技巧熔为一炉，建立具有台湾特性及世界性视野的文学。我发愿写台湾文学史的主要轮廊(outline)，其目的在于阐明台湾文学在历史的流动中如何地发展了它强烈的自主意愿，且铸造了它独异的台湾性格”。
这时，1985年8月，陈映真应邀到香港作了一次演讲，讲题是《四十年来台湾文艺思潮的演变》。针对台湾文学史构建活动中出现的叶石涛等人的分离主义言论和活动，陈映真指出，以1975年为起点，集结在《台湾政论》周围的“中生代党外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开始发展”。动荡中，“长年来依赖美国、依赖西方的思潮开始动摇，右翼爱国情绪和台湾分离运动中‘革新保台’以抗共防共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保钓爱国运动鼓起民族主义情感，也激起改革图存的知识分子运动。但这运动又因体制派改革论、分离派改革论与民族统一论间的龟裂而相互抵消。”
随后，到80年代，又有重大变化。陈映真说：
随着香港问题的解决，美国与中共关系的缓和与发展，台湾地位问题日趋敏感。统一、独立的问题，虽然无法完全公开讨论，但在暗中形成了一种日重的焦虑，也等比例地反应在台湾文学思想界。
在文学上，一向处于暗流的素朴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八○年代涌现为表流，并与党外运动产生比过去更显著的结合。“台湾文学自主论”，——即强调台湾文学“独特”的历史与个性及台湾文学对大陆中国文学的分离性的“台湾文学论”，自此以比较公开的方式提出。
另外，主张台湾文学为中国文学之一部分，台湾文学应以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第三世界文学的连带而发展的理论，和台湾文学自主论形成对立。
此外，与台湾大众消费社会的发展相应，一种新的通俗文学也逐渐发展，使通俗文学与纯文学间的界限，显得模糊化了。
最后，由于长时期以来台湾在文化与思潮上的贫困，使台湾文学的发展因为这内容的贫乏化而受到严酷的阻碍。处于重大转变前期的台湾，也因为思想的贫困，使党外运动也一如文学一样，无法提供结构性、前瞻性的指导作用。无力感、焦虑、不安、不动员症，成为当前台湾文学的一个重要的问题点。
应该说，指出了这两种台湾文学观、台湾文学史观的公开对立，是陈映真对于台湾新文学史的构建工作作出的一大贡献。
鉴于叶石涛在《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展开》一章之后，分别以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为一段，弄出了个台湾新文学史的分章结构体系，陈映真尽力把它校正为6个阶段，即：(1)1945年以前，(2)1945年到1950年，(3)1950年到1960年，(4)1960年到1970年，(5)1970年到1980年，(6)1980年以后。而在方法上，则以“世界大事”、“台湾大事”、“一般性思潮”、“文艺期刊和团体”、“文艺思潮”为序，力图科学地构建台湾新文学史的体系。陈映真解释说：
一时代的思潮，就是一时代共同精神在思维上的表现，这思潮在表面上常常是由一个或几个人主倡，由一个或几个杂志、文化或文艺团体提倡，终至蔚为潮流。但究其实，一时代的思潮，受到当时社会、经济、国内外政治形势所制约。人和杂志，只不过是一时代社会、经济等条件上建立的上层结构的表现工具而已。此外，思潮有主要的潮流，也有次要的潮流。要全面理解一时代的思潮，就要兼顾主要的方面，也要注意次要的方面。
这，也是他就文学史观、方法论表明的观点和态度。
陈映真的演讲稿，是1987年6月发表在《中华杂志》上的。不久，7月间，以陈芳明为中心，新生代的“文学台独”势力有一次聚集，全面地宣布了他们有关台湾新文学史体系构建的观点。这就是我们在前面说到过的，陈芳明与郑炯明、李敏勇、彭瑞金等人在美西夏令会上的会见。
会见中，陈芳明与彭瑞金就文学史的撰写问题作了一次长时间的对谈。对谈的记录，前已说明，以《台湾文学的局限与延长》为题，于1987年的《台湾时报》、《文学界》和美国的《台湾公论报》上发表。记录分为10个问题加以整理，即：一、乡土文学论战之后的台湾文学；二、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三、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四、台湾文学不是边疆文学；五、台湾母语运动与母语振兴；六、文学与政策；七、写文学史厘清文学的发展；八、写一部没有政策阴影的台湾文学史；九、台湾文学史的分期；十、文学和时代环境一起运动。1988年2月，陈芳明在《自立早报》上发表他的另一篇文章《是撰写台湾文学史的时候了》，回忆这次会见和对谈的时候，曾说，有人以为，那对谈就是他“要撰写文学史的基本构架”。陈芳明解释说：“在那次对谈中，其实只在厘清整个长期遭到误解、混淆的观念而已。”
陈芳明和彭瑞金“厘清”了什么样的“长期遭到误解、混淆的观念”呢?从他们的对谈来看，无非是：
一、鼓吹用“台湾意识”对抗“中国意识”。
陈芳明认为，所谓“台湾意识”问题，“是对既有作品的不同解释态度而已，我个人认为这些纯出于不同的政治信仰，文学作品的本身是非常清楚的。”在他看来，这“台湾意识”，就是台湾“乡土意识”，就是“台湾本土意识”。他认为，“乡土文学中带有乡土意识也是本已有之的，不是外人、后来之人硬加上去的。台湾本土意识的文学早已存在，远在日据时代就有了，它是台湾文学的传统。只是战后数十年来台湾客观环境下，它受到了压抑，不得彰显而已。批评家本身可能由于勇气不够，警觉性不够，不敢表达，没有注意到，无论如何却不能说它不存在。”针对陈映真等人提出的“中国意识”，陈芳明攻击说：“我们便应该回到作品本身看看它的内容是什么，精神是什么，我们绝不能霸道地宣布作家都是使用中文的，所以这些作品都朝向中国。”
彭瑞金对此是一唱一和的。彭瑞金说，他“个人的台湾意识”就是“纯粹是读台湾文学，更精确说，是读台湾小说提炼出来的。”他以为，这种“台湾意识”，在“一代接一代的作家间”，有一种“一脉相承的精神承传可寻”。这种意识的文学，“始终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型态延续着。”彭瑞金不无得意地说：“当我找到了这样的台湾人文学脉流之后，不但对台湾文学的发展历程了然于胸，也坚定了我个人的台湾意识。”
二、鼓吹“台湾文学不是边疆文学”，不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陈芳明抓住“边疆文学”这个说法大做反对“以中原为中心”的文章，大做反对陈映真等人“站在中国文学的立场发言”的文章，声称：“台湾没有产生过中国文学。”陈芳明说：“要讨论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我不同意以‘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这样的主张来搪塞。除非证明，台湾社会的生活、政治、经济、历史的条件与中国完全相同，才有可能在台湾产生中国文学。”
由此而说到移居台湾的先民的文化传统，陈芳明更有谬论说；“从十七世纪以来，便陆续不断地有中国人移民到台湾来，这些移民到台湾来的目的何在?为求自己的生根立命?还是为了‘中国人’开疆拓土?答案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移民到了台湾以后，无不是以全新的台湾人心态在开垦、生活的，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逐渐因地域、环境的条件与中国隔离而形成他们的特色，他们从有移民的念头，到如何在这块地方活下去，我相信没有一样是受到北京政府的指导、保护吧!”
对此，鼓瑞金也持一个腔调。彭瑞金说：“语言、血统与生活习惯、残留的文化痕迹，主张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一支流，往往还振振有词地指出，吴浊流、钟理和、杨逵，甚至巫永福、陈火泉等台湾人的作品里都提到了‘祖国’，是为台湾文学具有中国意识的佐证。这是又一个证明中国意识论者霸道不讲理的地方，台湾跟旧中国社会的渊源并不需要否认，重要的是我们在行事、思考上以哪里做基准?我们以什么标准衡量台湾文学的创作?台湾作家以台湾人的立场写作，对中国人、对父祖所从来的地方加以描写、臧否，就算是关心、期待好了，这是台湾人意识呢?还是中国意识?台湾是移民社会，移民虽有先后期之分，但显然肯自承自己是台湾人的移民少有捞一票就跑的打算，他们开垦土地、立家结社，无不朝长居久住的方向去经营，除非我们的文学看不见他们，看不见这个多数，否则怎么可能没有台湾意识呢?倒是文学的统治者，诚如你刚才谈的清朝官僚的情形，哪一个不是存在随时准备走路的心态?各期的统治者给台湾人的感觉都是这种流亡、流放的心态。做为官方宣传工具的应声筒，文人做这种表态，我并不觉得奇怪；然而竟有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以台湾的代言人、思想导师自居的姿态，带着台湾文学去异化为中国文学或边疆文学，其自我扭曲之丑态，令人难过”。彭瑞金在这里攻击的“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显然是影射陈映真的。不止如此，随后，他还肆意谩骂陈映真和他的朋友们是“伪冒的中国意识论者”，肆意攻击陈映真的“不看作品、不肯诚实地从作品找证据，却栽赃说台湾意识就是分离主义，下面他们不敢公开说分离主义就是台独，然而这种暗示却一再重复，我不知道这是向哪一方面表功?”。
三、肆意歪曲台湾新文学史上一些重要的史实。
比如，彭瑞金说，“乡土文学的出现是台湾文学界寻求多元化，至少要求有第二种声音的渴求下出现的文学运动”；陈芳明说，“乡土文学论战的价值，在于厘清了官方和民间对文学的不同立场”，“有人正视‘台湾意识’的问题，应该也是乡土文学论战不可煞杀的功劳”。
在这次对谈中，出于为“文学台独”张目的需要，陈芳明和彭瑞金都说到了要写文学史的问题。彭瑞金就说：“台湾文学的发展其实还处于相当混沌的情况中，似乎极需要有人出来用史的观点来厘清它过去发展的脉络，让它有个较清晰的面目示人。因此，我想目前台湾文学史的写作应该是很急切的工作，否则以目前台湾文学支离破碎的面貌，许多讨论显得隔靴搔痒。”陈芳明也说：“台湾新文学运动从日据时代开始，到现在已经超过六十年了，六十年来台湾文学业已相当成熟，其间的演变也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整理的问题。此时此刻台湾文学史的撰写，不仅是应该有，还应该是迫切需要的”。
基于这样的要求，陈芳明和彭瑞金对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纲》作了最“会心”的解读，最“知己”的吹捧。
陈芳明说，他第一次听说叶石涛在写台湾文学史纲。“内心有说不出的高兴”。他说：“台湾意识的出现，台湾文学史料的出土，都是非常重要的。叶石涛做这项工作，价值在于他是第一个有眼光去做这项工作的人，让新一代的台湾人了解台湾的文学传统之外，也让外人知道，台湾岛不仅只是一个岛而已。在中国的统治者看来，台湾不过是它在海上的堡垒而已；在西方的列强看来，台湾不过是不错的贸易据点，其他的就不是他们肯关心的了。《台湾文学史纲》却证明了台湾有文学、有文化，提醒这些外人：他们只看得台湾的外表，没有看到台湾的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有不少一般人注意不到的作品、作家，他将它整理出来了，让我们看到更具体的台湾文学内容。另外，过去陈少廷写过《台湾新文学运动简史》。很可笑的是，这本书是抄自黄得时的文章，黄得时还给他写序，台湾人竟能容忍这样的作品那么久。叶氏的文学史纲可说是对这类作品做了一项无言的批判，以具体、结实的内容告诉世人，这才是台湾文学。到目前为止，叶氏这本史纲出现，值得台湾人引以为荣、引以为傲，……。我不知道叶石涛本人对这本书的看法是怎样，我觉得他应引以为傲才是。”
彭瑞金也说：“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的是，台湾人要想拥有一部不被歪曲、不失立场的自己的文学史，一定是要自己动手来，不必期待官方或外人做，我想叶先生应该是在这样的觉悟下，毅然做了这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据我所知，叶先生本人曾经许愿要在有生之年完成台湾文学史的撰写，虽然文学史纲的写作，他本人也不很满意，实在是客观的条件太缺乏了，纯非作者之罪，正面的价值仍然是不容否定的。”
对谈中，陈芳明和彭瑞金还专门表示，要“写一部没有政治阴影的台湾文学史”。陈芳明一边诬蔑大陆学者研究台湾文学、出版台湾文学史的“目的”，“是在宣传和统战”，一边声称：“我们台湾人整理台湾文学史，目的不在政治”。事实证明，这是谎言。比如，陈芳明攻击说：“中国对台湾文学的研究，差不多都以政治为中心做研究，并不是以台湾人的感情去思考。一般人研究文学必然注意到它的内容，看它表达什么?中共研究台湾文学，先把结论放前面，他先认定‘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这一结论再去找证据。很有趣的是，在台湾我们也听到这样的语言——‘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或一部分’、‘台湾文学具有祖国意识’。所以，基本上要研究台湾文学，一定要先把政治意识去除掉，以台湾人做中心来看文学，我们不能带着自己的政治信仰来解释文学。”不要“中国文学的一支或一部分”，不要“祖国意识”，他要什么?他不就是要的“台湾意识”、“台湾独立”吗”?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政治吗?
好，说到这里，陈芳明亮出他的台湾文学史观来了。请看：“写文学史一定要掌握住史观，要弄清楚你以什么观点，什么立场来看台湾文学。我们今天要写台湾文学；要将台湾文学当台湾文学，不是写中国人观点的台湾文学。什么是台湾文学?就是台湾作家受到台湾的土地、经济、历史、社会所形成的文化环境影响而写出来的作品。这种作品表现了台湾人的生活、精神、思想、价值观、人生观，这就是台湾文学。既然如此，那些是真的台湾文学，那些是有价值的台湾文学，便不难检验了。既然是靠台湾这块土地生活写出作品来的就是台湾作家，我们不必问他是早期移民还是后期移民。……我们如果明白台湾文学是以台湾人民做中心，描写台湾人民的喜怒哀乐，我们便能清楚地看出台湾文学历史的演变。史观确立之后，再来看政治、历史、社会、文学的演变，都是一目了然。”
这一点，彭瑞金心领神会，也呼应说：“史观确立了，一切都好办。没有史观的历史著作只是史料的堆积，根本就失去著作的意义。如果我们想把台湾文学史往上延伸，想想看，从明代、清朝到今天，台湾文人创作的心态变化差异有多大?不先确定史观怎么面对其间的驳杂。”
至于，对谈中，陈芳明、彭瑞金谈到的文学史分期问题，其意义并不在于如何分期。他们是在讨论分期的幌子下，强调用“台湾意识”去改写台湾文学的历史。
比如“皇民文学”的问题，陈芳明就说：“皇民文学的问题也一样，硬要活生生地否定他们生活的世界、现实，而拿起中国的民族主义来清算他们，这公平吗?为什么我们不用台湾人的立场，不用那个时代台湾人的心情评价他们?要知道他们进入那样的时代过那样的生活，是被逼的，不是他们自愿选择的。他们生活在那个时代一点也没有中国民族的困扰，今天有人受到中国民族主义的洗礼，反过来把自己这一套去削前人的脚，合自己的鞋子，才发生皇民文学的问题。你如果不能放下这个后出的民族主义的枷，只好一再地扭曲日据时代的台湾新文学了。”陈芳明还说：“伤痕就是伤痕，我相信没有一个作家故意存心去写作称作‘皇民文学’的东西，有的只是被逼迫的。所以即使没有中国民族主义，我们就不能去碰这些东西吗?我们要知道台湾新文学的演变过程极端曲折，我们不可能因为自己主观的愿望，希望自己是极端的中国主义而否定这些作品存在的事实，而拒绝碰触”。对此，彭瑞金完全赞成。彭瑞金还攻击对“皇民文学”持批判态度的爱国文学家：“近日有年轻一辈的文学工作者摆出秉公办理的法曹心态，着意清理这段文学公案，我想你这段话，对他们颇有即时雨的参考价值。”
对谈中，从陈少廷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史》主张的“台湾文学是从中国文学来”的观点，陈芳明还对“民族主义”问题大放厥词。陈芳明说：“其实，台湾作家并没有民族主义，因为台湾新文学作家完全出生日据时代，并不发生民族主义问题。何谓民族主义?必须彼此共同生活、共生死，才知道何谓民族主义，假使彼此在命运都不相同，都不了解，算什么民族主义?有人在嘴里叫祖国，或者说祖国为什么还不来救我?那不是有意识，那是梦。就像有人说，台湾为什么不成为美国的一州，这能算是美国意识吗?这是梦，美国梦想。要把这种梦扭曲为祖国意识、中国意识，是非常痛苦的事，因为根本没有这个事实”。
1987年夏天在美国的这次聚会，还是一次台湾文学界分离主义势力撰写文学史的策划会。按陈芳明在他那篇《提撰写台湾文学史的时候了》的文章里的说法，他们要写台湾文学史，目的之一，就是要针对大陆的学者的。陈芳明对大陆学者的台湾文学研究工作肆意歪曲，说什么“他们关切的是，台湾文学是不是符合他们的政策?他们特别强调‘思乡’的作品，也着重作品中的‘抗日’与中国的‘抗日’的相通性。他们的解释，刻意突出台湾作家的‘爱国’精神，他们更偏爱把台湾文学解释成为‘中国文学的支流’，甚至‘一国两制’的论点，‘和平统一’的语言，都可以成为文学批评的术语。使我们心惊的是，他们凭恃了这样的成绩与精神，就对外宣称要撰写台湾文学史。他们的解释、他们的观点，几乎可想而知。”陈芳明还别有用心地煽动说：“面对中国的宣传攻势，海外文学的工作者是忧心忡忡的。这倒不是担心中国的研究会定于一尊，我们感到焦虑的是，台湾人本身并没有急起直追。如果我们不开始考虑动手，那么有一天台湾文学的发言权，就要拱手让给中国了。这种事，并不是不可能发生。”于是，陈芳明和张良泽、林衡哲、郑炯明、李敏勇、彭瑞金共同商讨决定，要“以团队精神来完成文学史的撰写”，分工是：张良泽分担明、清以前，许达然分担明、清时期，叶石涛分担日据时期，张恒豪分担战后至50年代，彭瑞金分担60—70年代，陈芳明分担乡土文学论战以后。不过，事后，许达然表示他不便参加，张恒豪也不能决定，只剩下张良泽、彭瑞金、叶石涛和陈芳明兴致还高。
陈芳明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计划至今还没有实现。只不过，这以后，倒是有几本分离主义的“台湾意识”主宰的台湾文学史出台了。
先是彭瑞金的《台湾新文学运动40年》。初版，由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编入《台湾经验40年》丛书于1991年3月印出，1997年8月又由高雄春晖出版社印行新版。彭瑞金在新版的《自序》里说：“台湾，无论作为一个民族，或是作为一个国家，绝对不能没有自己的主体文化，并且还应该优先被建构起来。七十六年前，台湾新文学发轫伊始，台湾先哲便著文呼吁，台湾人要想成为世界上伟大之民族，首先一定要有自己的文学，盖文学乃一个民族之灵魂，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灵魂空白的民族可以是伟大的民族，甚至怀疑其存在的可能。”请大家注意，早在1997年，鼓吹“文学台独”的彭瑞金就把台湾说成是一个“国家”了。他所谓的“主体文化”，就包括文学在内。他认为，“崛起于二○年代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可以说长期处在外来殖民政权的殖民文化政策底下游移，既缺乏自由伸展的空间，也无法进入台湾的中心。因此，让台湾文学成为台湾人的文学，不仅是艰巨的文化工程，更是艰困的心灵工程。但我发现，自日治时代以来，无论面临多大的艰险时刻，台湾作家中都不乏肩挑起文学香火承传重任的文学勇者，把台湾新文学创发的初衷延续下来。在形式上，它就是台湾文学的本土精神、台湾意识的传承，代代相承，也就形成了台湾文学本土化绵长的运动历程。诚然，作为台湾文学主体之台湾意识的复归过程中，曾经出现十分低迷、脆弱的时刻，或许也曾经迷航。但台湾文学能绵延到今天，证明文学的台湾精神不曾死亡，这也是身为台湾作家过去奋斗的目的，更是未来奋斗的方向。”他说他撰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自己“能在这样的汩汩前行的文学巨流中”贡献他自己的力量。
于是，他在书中设置的六章，全都以“台湾意识”的“复归”为主线，肆意曲解历史。其中，第五章《回归写真与本土化运动》写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争，第六章《本土化的实践与演变》写80年代以后的文学，都把台湾文学的历史描摹成走向“文学台独”的历史了。其中的第二节《台湾结与中国结》，则放肆地攻击了陈映真提出的“台湾文学是中国近代文学的一个支流、一个部分”的理论，放肆地攻击了《夏潮论坛》发动的对宋冬阳即陈芳明的“台湾意识文学论”的批判。
彭瑞金也在“文学台独”的歧路上越走越远了。他在这篇新版《自序》里就说：“台湾文学本土化所要追求的台湾精神回归，是要重新唤回整体台湾人、台湾文化的台湾主体意识。从教育到文化、从教科书到课程、从学校到社会，我认为，不仅要让以台湾人民和土地为主体的意识回到文学创作、文学思考、一切文学活动的正位上来，还应该让本土化完成的文学作品，进入普遍台湾人民的生活、心灵里去，和台湾生活溶为一体。”可见，他的心志不只是在于文学。为此，他还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即，设立所谓的“台湾文学系”。他说：“近年来，我们不断思索：促使台湾的大学设立台湾文学系，让台湾子弟的语文教科书教授台湾作家的作品，使台湾人创造的文化资源回归台湾人心灵生活的途径。我以为这也是台湾文学本土化运动的延长，除非台湾文学全面回到台湾人的生活中来，本土化便需要继续运动下去，推动台湾文学本土化的工程，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建构工程，仍然是台湾作家持续奋斗的目标。”果然，事实上，早在1995年，“台独”势力的团体“台湾笔会”就带头发起了在台湾各高校建立“台湾文学系”的倡议，并在1996年由张良泽率先在淡江工商管理学院实施。1999年6月，成功大学获准筹设台湾文学研究所。到2000年8月间，台湾的“教育部”就通令19所“国立大学”，鼓动他们筹建“台湾文学系”或“台湾文学研究所”了。最近，中兴大学成立了台湾文学系，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系的筹设，正在加紧进行。据报载，2001年开始，有关“台湾文学研究所”要招收博士生。
1995年，叶石涛在高雄《台湾新闻报》上发表《台湾文学百问》，其实也是一份“台湾文学史话”。那57篇的“史话”文章里，也贯穿着一条分离主义的黑线。除了极力宣传“台独”主张，其重要的手法就是肆意歪曲台湾文学的历史，几乎所有的台湾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现象、重要作家和作品，叶石涛全都纳入了他所划定的“自主意识”、“台湾意识”、“本土文学”的范围之内。他的目的，正如1997年结集出版时的《序》里说到的，就是要用这样一部“没有”被歪曲了的台湾文学史著作“证明台湾人这弱小民族不屈不挠的追求自由和民主的精神如何地凝聚而结晶在文学上”。
1996年7月，台南成功大学历史系教授林瑞明，在允晨文化实业服份有限公司出版了两本书《台湾文学的本土观察》和《台湾文学的历史考察》。这两本书，虽是论文集的样子，却重在观察和考察20世纪20年代以来台湾文学发展史的几个重要面向。
一是鼓吹台湾新文学“来源”的“多元化”，从源头上割断和大陆新文学的血脉关系。
二是鼓吹台湾文学的历史发展即“本土论”的发展。林瑞明描述这个发展过程是：“一九三○——三二年经过乡土文学论争、台湾话文论争，台湾文学的本土论终于形成。简言之，在三○年代初，台湾文学的整体概念第一次成立，但身处异民的族统治之下，一九三七年禁用汉文，根本没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战后，在中原正统主义绝对的优势之下，一直被矮化为地方文学，或称‘乡土文学’，或称‘本土文学’，直到八○年代后期始取得台湾文学正名。两次台湾文学概念的成立，相隔半个世纪，历经不同的政权，这是观察台湾文学的发展，首先必须注意的面向。”
三是攻击大陆学者的台湾文学史观。他说，这些学者有关台湾文学史的著作，“林林总总，皆把台湾当成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一支流来处理；而忽视了日据时代展开的台湾新文学，在不同阶段挣扎过程中有中原意识、台湾意识、日本意识的种种纠葛，有相当的特殊性，文学作品与理论总的来说，一则反映了殖民地民众的苦楚，一则也有弱小民族自求解放的概念(台湾话文派反对中国话文派强调不顾及台湾实际的语言情况，用中国白话文写作是‘事大主义’即是一例)。中国大陆出版了那么多专书，文学史观几乎没有差别。”
四是攻击台湾岛内坚持台湾新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一环的观点的文学史工作者。他说，“对于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通常仅以受了五四新文学的影响这样简单的概念来展开，这一点类同于中国大陆的学者，亦即中原正统主义完全盖住了台湾观点，台湾意识被视为仅是地方意识，稍稍强调台湾意识即视为分离主义。本来中文学界以现代文艺做为升等论文困难，更何况深入研究台湾文学，有张良泽的前例作为借鉴。这种保守的心态，即使解严之后，依然存在，主要还是在于学术生态。因之尽管对于民间学者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纲》(文学界，一九八七年二月)、彭瑞金《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自立报系，一九九一年三月)，迭有批评，但尚无人以别于叶石涛、彭瑞金的史观写出严谨的专书，仿佛借用中国大陆学者有关台湾文学史的论著，即能指责叶、彭两人充满地方意识、视野狭窄。”
五是鼓吹台湾文学不算中国文学。他说：“台湾文学之整体性概念，从三○年代确立，到决战时期，从主轴上来观察是极为明确的，未曾变动。当时环境，台湾人是日本国民，但内在台湾人则是被视为“本岛人”以相对于“内地人”。这种情况下发展的台湾文学，是“无法被归纳为中国文学的。”
在宣扬这些“文学台独”主张的《台湾文学的历史考察》一书的《国家认同冲突下的台湾文学研究》一文里，林瑞明其实是公开鼓吹“两国论”的。他鼓吹在“政治属性”上“也不必然就朝中国统一”，“不必然就认同”“政治中国”。
再就是1996年7月游胜冠的《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兴起和发展》了。
游胜冠将70多年的台湾新文学发展的历史全部归结为“本土论”的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而以“发轫”、“式微”、“再兴”、“建构”划分其发展阶段，相对于前此诸公的鼓噪，也算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在该书的《绪论》里，游胜冠说到他研究的动机与目的，首先从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说起。他说，“当台湾社会因为特殊历史因缘，分裂为‘台湾’、‘中国’两种不同意识形态时，台湾文学的‘台湾’自我——本土论与‘中国’文学论的对话就一直在相应的时机出现，争执谁才是台湾文学的真正自我。……我们觉得台湾文学‘台湾立场’与‘中国立场’之争，带给台湾文学负面的影响终究要多于正面的，立足点的游疑不安，一直都是台湾文学不能扎根本土，厚厚茁壮的主因”。游胜冠以为，这种“论争虽然涉及诸多议题，但却可以归结到‘台湾文学的定位’这个母题之上，而‘台湾文学’如何定位之所以迟疑不决，难以形成文学界的共识，则台湾与中国分离的历史经验，以及目前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台湾何去何从，这个台湾前途问题之上。面对诡谲多舛历史命运的台湾人，一直以不同立场、不同期待，追问台湾往何去?台湾人的出路在那里?的问题。不同的解答来自一定的历史意识、现实考虑，以及对未来的期待，也形成了意向不同的台湾文学观。既然同是台湾的一份子，谁都有权表达对自己的未来的意见……站到文学立场来看，所谓的中国立场相较于台湾立场来说，是偏离了台湾现实，此处所谓的‘台湾现实’，意谓：1、台湾与中国大陆分离的现实；2、所谓‘中国’已有中国大陆作为代表的现实；3、台湾文学只反映了台湾社会的现实。从这三种‘现实’考虑，本土论以台湾定位台湾文学是符合台湾历史现实的作法，不管台湾未来是不是与中国统一，台湾文学作为台湾社会的产物，既然现实上台湾独立于中国之外，台湾当然就是台湾文学唯一的立足点，也唯有‘台湾’可以概括它，以眼前台湾现实上掌握不到，而事实上中国大陆又取得代表权的’‘中国’支配台湾文学的发展，我们觉得是并不切合现实。”由此，游胜冠说，他作这种研究，是要“在台湾前途不定、台湾文学定位不明的迷乱中，以前人的经验智慧结晶，厘清台湾文学的走向。限于个人时间、能力、兴趣及论文的篇幅，本文只能以台湾文学本土论作为关照台湾文学的起点，本文，除了致力追溯战前台湾新文学运动推动以来，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兴起发展历程，从两结(著者按，即‘中国结’与‘台湾结’)的文学论争的探讨中，呈现本土论的理论内容外，也希望能进一步剖析，台湾文学本土论与台湾日据后翻覆乖舛的历史，台湾人寻求台湾出路的构想之间的关系。”
可见，他是十分自觉地把“文学台独”的文学史建构工作和政治上的“台独”联系在一起，要为政治“台独”张目的。
游胜冠对“台湾文学”、“本土论”还作出了自己的理论界定。什么是“台湾文学”?游胜冠说：“为与大陆的‘中国文学’有所有分别而提出的‘台湾文学’，既是分别两岸文学而提出，除了是以地理上的‘台湾’来指称此地产生的文学，当然也肯定台湾文学，在台湾与中国分离的特殊历史经验中，已发展出不同于中国文学的特殊性，而且也承认台湾新文学是日据台湾新文学推动以来，在台湾这个社会进行的文学活动的总称。因为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是两个内涵不同的范畴，所以，以‘台湾文学’这个概念指称台湾的文学。”
什么是“本土论”?游胜冠说：“本土论是伴随文学本土化运动而来的文学论。文学受一定时空条件的制约，是在‘本土’进行的文学活动就应该呈现一定的‘本土性’。‘本土化’是相对‘外来化’而成立的，也就是说，一地的文学若是自然发展，文学的‘本土性’应该不虞匮乏，当然也没有刻意强调‘本土性’的必要。但若在外来文学强势冲击下，丧失对本土文化的信心，使得本土文学‘外来化’，减损了应有的‘本土性’。那么，经过一定历程的摸索、觉醒、寻找文学本土自我，反外来文化帝国主义支配的‘本土化’动向，就会随着本土意识的觉醒而兴起。‘本土化’常常是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国家，作为反殖民、反支配运动的一环而兴起的。”
什么是“台湾文学本土论”呢?游胜冠的荒唐解说是：“伴随文学本土化动向而来的本土论，是反外来文化的支配，对文学本土化相关命题的申论。台湾文学因为社会内部认同意识的分歧，自日据时代新文学运动开展以来，即存在回归‘中国’或‘台湾’本土的争执，战后，文学界经过几次台湾文学论战，大致上，是以本土化论专指站在台湾立场进行的文学本土化运动，至于民族主义站在中国统一立场所倡导的台湾文学论，虽也强调反帝的本土化走向，但因台湾目前独立于中国之外，民族文学论回归的是和台湾相对立的中国，台湾现实上并无‘中国’可回归，所以本文，不将统派民族文学论的反帝本土论，视为台湾文学的本土论。另一方面，因为日据以后的台湾历史，一直有两岸政权及中国民族主义者主张两岸统一，在这种政治意识型态的宰制下，民族文学论乃将中国立场绝对化，视台湾文学为中国文学的支流，并据以支配台湾文学走向，这些论调，在本土论者看来，也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中国’事实上也成为台湾本土化所要对抗的对象，所以，台湾文学本土论所谓的‘本土文学’、‘本土化’除了相对于日本、西方等外来文学而成立之外，主要也是相对海峡对岸的‘中国文学’而言的。”
走在这样一条“文学台独”的歧路上，游胜冠研究台湾新文学发展的历史，只能得出极其荒谬的结论。游胜冠在全书的《结论》部分就说：“从台湾内部多族群的角度来看，所谓‘台湾意识’、‘中国意识’的纠葛，其实只是汉移民的问题，对岛内的原住民来说，并无这种意识纠结的困扰。但因为台湾的历史，一直在汉移民的汉人中心意识主导下发展，所以，‘台湾立场’与‘中国立场’的对抗，一直贯穿整个台湾文学的发展史，即使‘多族群互为主题’的台湾立场提出后的九○年代，中国文学论者仍然在汉人中心意识的作用下，以‘中国立场’对抗本土论者的‘多元主体的台湾立场’，既然这是个历史事实，也是目前仍未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考察这段历史过程，探究两种意识型态所以从台湾社会产生的缘由，以及从台湾与中国分离的这个现实来考量，在哪一种意识型态的主导下发展，能带给台湾社会最大利益，对台湾文学最有助益。考察台湾文学的发展史，台湾新文学运动自推动以来，曾兴起两次文学本土化运动，为什么战前、战后一再兴起文学的本土化运动?战前的日本同化政策、战后因国民党依附美帝，西方外来文化强势侵入，使得台湾文学丧失了民族性、自主性，固然是本土论兴起的主因。然而，更耐人寻味的是，在本土论者眼中，‘中国文化帝国主义’却是使台湾文学失去主体性主要的力?，在回归台湾社会现实的本土立场中，通常倾向与‘中国’分离，建立自主的台湾文学。回顾台湾文学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文学本土化运动所遭遇最大的阻力，反而不是随着帝国主义势力入侵的日本、西方文化，却往往是台湾作家的‘中国意识’与‘中国立场’。从台湾割让日本，台湾在近代思潮的冲击下，台湾人开始安置台湾的地位、规划台湾的前景，台湾人心中重叠的‘台湾’——‘中国’认同意识，就开始他们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论争。战后，台湾短暂地在中国安置了四年，又因中共取代了国民党政府在中国的地位，来台的国民党政府因为坚持中国正统意识，使台湾被固定在中国的内战结构中，与中国又对峙了四十年。虽然国民党与中共互争中国代表权，在台湾力求中国意识的普及，但二二八事件后，台湾又陷入不知以‘台湾’或‘中国’自我定位的不安定状态中，‘台湾化’与‘中国化’的争议，几乎就没有停止过，也从没有得到过永久性的结论。”
应该指出的是，游胜冠是十分张狂的。在这《结论》里，他公然叫嚷“台湾明明已独立在中国之外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却要受‘中国’这个名义的支配、剥削，面对这样荒谬的历史处境，岛内台湾意识高涨，台湾人民反‘中国’支配，反‘中国’对台湾的价值剥削，企求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意向当然越来越强烈。”他甚至公然煽动分离主义者们说：“一世纪来台湾与中国分多合少，台湾几乎是独立发展于中国之外。打从日据时代开始，台湾在与祖国隔绝的环境中，接受近代民族、民主、政治、社会进步思潮的洗礼的台湾知识分子，开始解脱祖国意识的羁绊，追求政治上、文化上台湾的独立自主，‘中国’就是台湾走向独立、自主最难摆脱、也最难克服的障碍。……‘中国’因此变成台湾各种本土化运动所要对抗的‘中国文化帝国主义’、‘中国霸权’，成为台湾、台湾文学追求自主、独立历程中挥之不去的梦魇。”
“文学台独”在构建台湾文学史问题上的这种恶性发展，终于引发了20世纪最后一两年的新一轮的统独大论战。
下面谈“二陈统、独论战”。
这一轮的大论战，是由陈芳明的挑衅引爆的。
原来，随着台湾的领导人在对一个中国原则问题上不断玩弄各种手法，台湾局势更加复杂严峻。台湾文坛有关台湾文学的性质、源流、归宿、地位问题之争，随着时局和政坛的变化，也波谲多诡，变幻不止。争论中，总有那么一些人，把“乡土文化’、“本土化”蜕变为脱离统一的中国文学而“独立”的“台湾文学”，为“台独”张目。就在这股逆流里，沉渣泛起，陈芳明着手炮制一部《台湾新文学史》，放言“中国社会与台湾社会的分离”和“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分离”，并在1999年8月的《联合文学》第178期上发表了它的第一章《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全文1.5万字。不久，陈映真在《联合文学》2000年7月的第189期上发表了3.4万字的长文《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对陈芳明的《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作了严正的批判。8月，陈芳明又在《联合文学》的第190期发表一篇1.1万字的狡辩与反扑的文字《马克思主义有那么严重吗?》，再一次宣扬了分离的主张。对此，陈映真在9月的《联合文学》第191期上回敬他一篇2.8万字的长文《关于台湾“社会性质”的进一步讨论》，继续对陈芳明的分离主张给予了科学的剖析和严厉的声讨。10月，陈芳明在《联合文学》第192期上再抛出一篇1.8万字的《当台湾文学戴上马克思面具》，再作反扑。12月，陈映真在《联合文学》第194期上再发表3.5万字的长文《陈芳明历史三段论和台湾新文学史论可以休矣!》，再予陈芳明以痛击。人们把这叫做“二陈统、独论战”。
“二陈统、独论战”，首先围绕着台湾的“社会性质”问题展开。陈芳明在《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一文中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强调为“一个重要议题”，显然是经过精心谋划的。他称自己的观点是“后殖民史观”，其要点是：1、“台湾社会是属于殖民地社会的”，它“穿越了殖民时期，再殖民时期与后殖民时期等三个阶段”。2、1895—1945年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时期”，是“殖民社会”。其时，“台湾与中国之间的政经文化连系产生严重断裂”。3、1945—1987年，从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到国民党台湾当局“戒严体制的终结”，是“再殖民时期”。其间，1950年之后，发生了“中国社会与台湾社会的分离”。4、1987年7月解除戒严令之后，是“后殖民时期”。其中，1986年民进党建党是一个标志，它高举的是台湾脱离中国的“复权”旗帜。
陈映真的《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和《关于台湾“社会性质”的进一步讨论》两文，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一些国家尤其是中国、中国台湾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结合起来，对陈芳明的“离奇的社会性质论”的无知、混乱与黑白颠倒作了全面、深刻、彻底的揭露和批判。陈映真指出，陈芳明的逻辑，就是一种“台独派逻辑”，其用意十分明白，即：“1945年以后，‘中国人外来政权国民党集团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使台湾‘再’次沦为‘殖民地社会’。这苦难的‘中国帝国主义’下的台湾，至台湾人李登辉继蒋家担任台湾总统为分界线，在没有任何台湾人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条件下，使台湾从中国帝国主义下解放，结束了‘再殖民’社会阶段!”
在这里，陈芳明把二战之后国民政府根据《开罗宣言》收复日本占领的国土台湾看作是一个“外国”的国家政府的再一次殖民地占领，完全是颠倒黑白、歪曲历史。脚踏中国的土地，姓着中国人的姓，叫着中国人的名字，说着中国人的汉语，用中国汉字写文章，在中国的大学里教中国学生学中国文学，按中国人的方式和习俗生活，为什么这个陈芳明就不把自己看成是中国人，而是把中国人看成是外国人，把当时的中国政府看成是外国政府呢?陈映真指出：
基于他自己关着门炮制的“台湾社会是属于殖民地社会”的“史观”，陈芳明“建构”了一个把台湾社会史——从而是台湾新文学史——分割成“殖民时期”(1985年〔新文学则始于1921〕～1945)；“再殖民时期”(1945～1987)和“后殖民时期”(1987年迄今)这么一个三阶段论。前提既错，在这错误前提上“建构”起来的全“史观”的谬之千里，是自然的了。
陈映真还指出：
陈芳明把他的“史识”与“史观”，不无得意地标榜为“后殖民”史观。查文化思想概念上的后殖民论、一言以蔽之，是对于旧殖民地历史，以及旧殖民历史在“殖民后”社会中的文化遗毒，以及战后新的文化殖民主义对前殖民地社会和文化的为害，加以反省、纠弹、批判的思想。陈芳明的“后殖民”“史观”、美化日本殖民统治，谓带来高度资本主义；通篇无一字涉及美帝国主义的新殖民统治；以冷战辞语说中国帝国主义对台湾的统治：把美国学园对台湾思想文化的支配说成自由化和多元化……把这样的洋奴“史观”说成“后殖民史观”，其实是对真正的后殖民主义的侮慢了，并且尖锐地表现出的台独论的后殖民意义。
陈芳明在开宗明义中说：“任何一种历史解释，都不免带有史家的政治色彩。史家如何看待一个社会，从而如何评价一个社会中所产生的文学，都与其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
旨哉斯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确是各有各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而我们关于台湾各阶段社会性质以及相应的文学的性质，也与陈芳明在“政治色彩”与“意识形态”上南辕北辙、针锋相对。然而，理论问题毕竟主要地要通过知识的对错、逻辑的真伪、以及具体实践的合格检验。“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毕竟不能取代科学知识，否则就是一场知识上的灾难了。
试问：陈芳明赖以“建构”、“台湾新文学史”的地基——台湾社会性质论，既是一片松软的沙渚，则他所要“建构”的“台湾新文学史”大厦，又如何能免于根本倾覆、土崩瓦解的灾难呢?
论战中，陈映真对陈芳明在“多语言文学”问题上的种种谬说，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对30年代有关“台湾话文”的争论的歪曲，等等，也作了有力的批驳。
尤其是，陈芳明歪曲历史说，战后，既然是外来的中国对台湾实行再殖民统治了，语言也分离了，社会也分离了，当然，1950年之后，“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分离”，“无论是自愿或被迫”，也就“成为无可动摇的历史事实”了。针对这一谬说，陈映真在自己的两篇文章里以大量历史事实对陈芳明的这种无知和谎言作了揭露。
第一，战后，1945—1949年间，在民间层次上，台湾的省内和省外文化界知识分子的确“进行过热情洋溢的脱殖民论说”。比如，有一位后来“仆倒在‘2.28’事变血泊中的杰出的台湾人思想家”宋斐如，在《人民导报》1946年元旦的《发刊辞》和元月6日的《如何改进台湾文化教育》一文中，提出要改变日据台湾时的“文化畸形发展”局面，“教育台胞成为中国人”，“随祖国的进步而进步”。对于她，还有苏新、赖明弘、王白渊等思想界战士来说，要克服日据殖民地文化的影响，就是“复归中国”，“做主体的中国人”。
第二，1947年—1949年，台湾《新生报》的《桥》副刊发生过一场“如何建设台湾新文学”的争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场重要的脱殖民论说”。争论中，欧阳明、杨逵、林曙光、田兵，包括后来态度发生重大变化的叶石涛，都强调了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课题和建设中国新文学的课题相关相联，强调台湾文学始终是“中国文学的战斗的分支”，台湾文学工作者是中国新文学工作者的“一个战斗队伍”，其使命和目标一致。“台湾既(因光复)为中国的一部分，则台湾文学绝不可以任何藉口分离”。这一主张，受到了参与争论的人几乎众口一辞的支持。比如，杨逵就是寄希望于光复之初，“重整旗鼓”，以便“在祖国新文学领域里开出台湾新文学的一朵灿烂的花!”正是在这样的共识前提下，他们才就人民的文学、新现实主义、台湾文学的特殊性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
第三，即使到了7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时期，叶石涛等人，也还没有改变这种看法。陈映真举例说，叶石涛那时就迭次宣说“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王拓说，“作为反映台湾各个不同时代的历史与社会的(台湾)文学，也自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而作家则是“台湾的中国作家”；李魁贤也说，“当然台湾文学是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陈映真还特别揭露说：“即使陈芳明自己，也要等到乡土文学论战前后才与中国‘决别’。”
第四，“杨逵在《桥》副刊上的文艺争认论上，以及在49年发表的《和平宣言》中，迭次疾言反对台湾独立和台湾托管论。”
陈芳明对台湾新文学所作的三大历史阶段九个历史时期的分期建构中，把1979年—1987年划分为第八个时期，即“思想解放时期”。他在《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里说，在这个时期，和社会变化同时，“文学界也正在进行一场‘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之间的论战。这场论战，也就是坊间所说的统独论战，基本上是乡土文学论战的延续。”他还说，“统独论战”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使台湾文学获得正名的机会”，“通过这场辩论之后，台湾文学终于变成共同接受的名词”；然后，到1987年以后的多元蓬勃时期，就有了从容的空间“重建台湾文学”。
陈芳明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正名机会”呢?他声称：其一，“70年代回归本土”的声音中，“对陈映真、尉天骢等作家而言，本土应该是指中国；但是对叶石涛、李乔等人而言，本土则是指此时此地的台湾。”
其二，1987年解严后，“台湾意识文学的崛起在于批判傲慢的中原沙文主义”、“抗拒汉人沙文主义。”
陈映真义正词严地揭露和斥责了这种“正名”的“台独”实质。他指出，70年代从现代诗论战到乡土文学论战中，文学上左右论争的实质，即陈芳明所说的“台湾意识文学”对所谓“中原沙文主义”、“汉人沙文主义”的“抗拒”，实际上乃是“台独文论”和“在台湾的中国文学”论的斗争。这种斗争延续到80年代以后，即使花样不断翻新，实质上也没有改变。
陈映真的揭露和批判，重创了陈芳明的“台独”主张。陈芳明沉不住气了。在《马克思主义有那么严重吗》一文里，他指责陈映真对他的批判是“在宣泄他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用马克思主义“做为面具，来巧饰他中国民族主义的统派意识形态”，虚掩其“统派立场”。他终于公开把自己放到了陈映真所坚持的“圣洁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对立面上，“统派”的对立面上。这正是陈芳明“台独”面目赤裸裸的自我暴露!论战中，陈映真还严肃地批判了陈芳明在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论说中违背事实的反科学的谬论，批判了他美化日本对台殖民统治和日据时期“皇民文学”的谬论，揭露了他歪曲台湾社会历史和台湾文学历史的伎俩，斥责了他错乱的伪科学的文学史建构史观和分期说法。陈芳明显然感觉到他的“文学台独”言论所面对的挑战和可悲的下场，于是把这种批判一概辱骂成“汉人沙文主义”!
要说辱骂，写《当台湾文学戴上马克思面具》一文，陈芳明更是撕下自己“文学史家”的“学者”面具，对陈映真破口大骂，其面目之狰狞，言辞之肮脏，气焰之张狂，用心之不善，令人不忍卒读。
对此，陈映真在《陈芳明历史三段论和台湾新文学史论可以休矣》一文里再作了一次有力的批驳。针对陈芳明的政治辱骂和人身攻击，陈映真作了令人深为感佩的回答。陈映真写道：
一九六八年我的投狱、一九七九年十月我遭情治机关留置三十六小时，虽然在台湾新民主主义运动史上算是芝麻小事，但许我谦卑地说，对于反对台湾法西斯的民主主义斗争，我是有棉薄贡献的，至少比起机会主义地“流亡”在没有警备总部的海外的“在地左派”和“革命家”们，贡献应该大一些吧。有一点贡献，我就有权利发言。虽然我们追求的民主自由并不止于资产阶级票选制的民主自由，而是广泛生产者讨论和决定共同命运的那种民主与自由。
我一贯主张民族的分裂使民族残缺化和畸形化。反对外国干涉，促进民族的统一和富强，是台湾左派为之斗争的历史旗帜；增进民族团结，共同建设新的中国，是四○年代杨逵先生以来台湾前进的知识分子的重责大任。对这主张，我至今没有动摇过，没有掩饰过。
至于我的“中华民族主义”立场，我自少及今，立场一贯，不曾动摇。有些人，到了三十多岁的一九七八年还在说：“第一，《龙族》同人能肯定地把握住此时此地的中国风格；第二，诚诚恳恳地运用中国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还热情洋溢地呐喊过：“龙，意味着一个深远的传说，一个永恒的生命，一个崇敬的形象。想起龙，总想起这个民族，想起中国的光荣和屈辱。如果以它做为我们的名字，不也象征着我们任重道远的使命吗?”今日，当陈芳明回看在他而立之年的“中华沙文主义”的“病态民族主义”之“虚伪”、“落空”的话语，不知如何自处?在台湾新文学史上，有一条任何意识形态所不能抹杀的传统，即伟大的中华民族主义传统，表现为日据台湾新文学大部分坚持汉语白话作品和一部分以日语写成的文学作品中光辉磅礴的反帝中华民族主义，表现为赖和，杨逵孜孜不倦，坚毅不拔的反日爱国主义斗争，表现为简国贤、朱点人、吕赫若、蓝明谷、徐渊琛的地下斗争和英雄的牺牲，表现为杨逵在战后奋不顾身的合法斗争和长期投狱，表现为以中华民族认同批判外来现代主义文学要求建立民族和大众文学的乡土文学论争。我自觉地以忝为台湾文学这爱国主义、民族民主斗争的伟大传统中微小的一员，感到自豪。以戒严时代的、腐朽反动的辞语扣我通北京、通共产党的帽子，随着大陆崛起的不可遏止的形势，随着大陆发展的实相渐为反动派所不能遮天，陈芳明的反共煽动终竟是徒劳的。
对于见诸《联合文学》的这场“二陈统独论战”，陈映真在《陈芳明历史三段论和台湾新文学史论可以休矣》一文写下了这样的结论：
第一、陈芳明有关日据以降“殖民地”社会——“再殖民”社会——“后殖民”社会“三大社会性质”推移的“理论”，既完全不合乎陈芳明不懂而又硬装懂得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社会生产方式性质(=社会性质)理论和原则，也禁不起一般理论对知识、方法论、逻辑等要素的即便是最松懈的考验。因此，不能不说，陈芳明“历史三大阶段”论，所谓“后殖民史观”不论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论、或其他一般理论的基本要求看，都是破产的理论和史观。
二、因此以破产的、知识上站不住脚的“三阶段”去“建构”和“书写”的、他的“台湾新学史”之破灭，也是必然之事。
三、格于战后台湾的思想历史的极限，这次的论争，从台湾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历程上看，大都只围绕在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上打转，许多问题都是三、四十年代一个用功的中学生可以解决的问题，层次不高。这当然是与争议的一方陈芳明在马克思主义和一般历史社会科学知识理论水平之低下密切相连系的。
四、因此争论中由我们提出的比较重要理论课题，尤其是台湾资本主义性质问题、日据以来台湾各阶段生产方式的推移问题，以及与之相应的台湾新文学思潮、创作方法和文学作品的关系等亟须深入、反复讨论的问题，没能产生更深的展开。这自然也和陈芳明的水平之低下有密切关系，只能期待后之俊秀起来接续这些台湾左派当面核心问题的讨论。
五、遗憾的是，这次争论中还是时代错误地出现了企图以反共反华的恫哧、例如类似说我亲共通共的手段，与戒严时代的几次争论中国民党文特的伎俩如出一辙，使争论留下污点。“台独”式反华反共的民粹主义咒语，和戒严时代反共防谍的罗织，无论如何，是无法以之替代真理的。
六、因此，从陈芳明对于我们的批判所做的全部回应，已经明白宣告了他的“历史三阶段论”的破产。为了不必使陈芳明硬撑的“歹戏”连连“拖棚”，浪费《联合文学》珍贵的篇幅和我们的笔墨，今后陈芳明如果没有提出相关的重要理论课题，如果还是喋喋不休地以无知夹缠不已，我们就把论争的是非留给今世和后之历史去公断，不再回应了。当然，如果今后将陆续公刊的陈芳明的“台湾新文学史”中出现重大谬误，不得已之下，还要讨教商榷一番的。
陈芳明的“台独”派御用的《台湾新文学史》正在炮制之中，何时、以何种面目出笼，陈映真等思想家、理论家、作家，还有我们大家，都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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