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掀开了历史的新的一页。举国上下，全民抗战，这使得台湾同胞坚持了40多年的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走进了新的历史阶段。广大台湾同胞热望祖国抗战的最后胜利早日到来，企盼着早日结束日本殖民统治，回到祖国怀抱。他们似乎已经到看了胜利的曙光。然而，日本帝国主义走向了覆亡前的疯狂，企图实现“大东亚圣战”美梦的日本侵略者，分别在朝鲜和台湾加紧了殖民统治，疯狂地推行“皇民化运动”，以期建立“战时体制”。台湾，进入了日本殖民统治最黑暗的时期。新文学刚刚赢得的发展新高潮，旋即遭到了极大的挫折。新文学运动进入了极为艰难的发展阶段。
从这时起，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战败投降，台湾光复，回归中国，八年间，台湾新文学走向何处去?历史展示在世人面前的情景是，日本殖民统治者妄图在法西斯高压下使台湾新文学蜕变为服务于日本侵略战争的“皇民文学”；而挺直了民族脊梁的台湾爱国文学家，则守望在台湾新文学的精神家园，为反抗“皇民文学”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是妥协、投降，摧毁台湾新文学的民族解放的精神，还是反抗、斗争，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引导台湾新文学走向新的胜利?两种对立的文艺思潮，两条对立的文艺路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不幸的是，这一段历史，在台湾文坛，现在也被篡改了。人们看到，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20年的时间里，文坛“台独”势力丧失民族气节，和日本学术界的右翼势力串通一气，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美化“皇民文学”的浊浪，企图由此而进一步美化日本当年的对台殖民统治，为殖民者招魂，并使“受惠”于这种殖民统治的台湾在政治上、文化上、思想上与祖国分离。
这真是文坛“台独”势力在痴人说梦。无情的历史，在纪念那些为反抗“皇民文学”而坚决斗争的先驱者的时候，也早就把“皇民文学”的炮制者、鼓吹者和推行者钉死在耻辱柱上了。
为了更好地认清文坛“台独”势力美化“皇民文学”的反动本质，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历史。
第一 战时体制与皇民化运动给新文学带来浩劫
“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帝国已经进一步法西斯化了。其中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青年将校率领1400余人的部队，举兵蹶起，杀死了内阁大臣斋藤实、藏相高桥是今、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首相冈田倒是得以免。哗变的部队占领了皇宫周边的永田町一带，要求改造国家，由军人执政。冈田内阁总辞职。第二天，东京戒严。29日，戒严部队开始讨伐，叛军投降。3月9日，广田弘毅内阁上台。7月5日，东京陆军军法会议对“2·26”事件作出判决，17人被判死刑。7月12日，除矶部、中村外，其余15人被执行死刑。“2·26”事件虽然被平息下去，但整个日本帝国的法西斯化进程加快了。比如，7月10日，平野义太郎、山田盛太郎、小林良正等讲座派学者，左翼文化团体的成员，都遭到了逮捕。同时，又加紧了和德国法西斯的勾结。这一年的11月15日，在柏林，日德两国就签定了共防协定。日本国内，几经动荡之后，1937年6月4日，第一次近卫文内阁上台，终于完成了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准备。
为了配合这一战争的发动，日本侵略者在台湾加紧了殖民统治。比如，1936年6月3日，《台湾拓殖株式会社法》公布。6月17日，在台中公园的始政纪念日的庆祝会上殴辱爱国人士林献堂，制造了“祖国事件”。6月23日，日本政府为大力奖励来台移民，成立了秋津移民村。9月2日，日本海军大将小林跻造继中川健藏任台湾总督，20日，就实施了《米粮自治管理法》，进一步加强了控制。10月，清水人蔡淑悔以中国国民党身份在台组织众友会，提倡民族主义，也立即遭到镇压。到1937年4月1日，这种殖民地迫害更形疯狂，总督府命令禁止报刊使用中文。《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台南新报》三报停止了中文版，《台湾新民报》中文版则缩减一半，并限定6月1日全部废止。卢沟桥事变爆发当天，台湾军司令部就发表强硬声明，对台湾民众发出警告，并召开临时部局首长会议，议决设立临时情报委员会，同时下令解散台湾地方自治联盟。8月15日，台湾军司令部进入战时体制。9月，根据日本帝国近卫内阁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制定了台湾“皇民化”方针，强迫推行“皇民化运动”。10日，就设置了“国民精神总动员本部”，开始强召台湾青年充当大陆战地军。接着，9月18日公布《军需工业动员法》，11月1日公布《移出米管理案要纲》，11月2日公布《防空法台湾施行令》。这以后，几年之内，日本帝国政府和台湾殖民当局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紧推进“皇民化运动”。比如，1938年1月23日，台湾总督小林跻造发表关于台民志愿兵制度之实施，声称这一制度是为“皇民化”彻底之同一必要行动。31日，日本内阁议决台湾生产力扩充四年计划。4月1日，日本政府公布在台湾施行《中日事变特别税令》及其他有关法令，横征暴敛。2日，公布《台湾农业义勇队抬募纲要》。5月5日，实施国家总动员令。28日，日本政府大肆移民来台。6月20日，台湾银行开始收购民间黄金。7月1日，统制石油类消费。9月17日，公布台湾重要物产调整委员会官制。1939年5月19日，台湾总督小林跻造在赴东京途中对记者发表谈话称，治台重点之“皇民化、工业化、南进三政策，及时开始”。他所说的“南进”，指的是日军南侵以台湾为基地。7月8日，公布《国民征用令》。10月，公布米配给统制规则。12月1日，牛岛中将任台湾军司令官。12月19日，台中州开始所谓“米谷贡献报国运动”，强行征用粮食支援日本帝国的侵略战争。1940年2月11日，公布台湾户口规则修改，规令台民改日本姓名办法。11月25日，国民精神总动员本部公布《台籍民改日姓促进要纲》。1941年2月11日，《台湾新民报》被迫改称《兴南新闻》。3月26日，公布修正台湾教育令，废止小学、公学校，一律改为国民学校。4月19日，日本当局成立“台湾皇民奉公会”，发行宣传杂志《新建设》，为适应战争需要，在台推行“皇民化运动”。12月1日，公布《国民劳动协力令施行规则》。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台湾原住民被秘密编成“高砂义勇队”，派往南洋各地参战。30日，公布《台湾青年少年团设置纲要》。1942年4月，台湾特别志愿兵制度实施，强迫台籍青年参军到南洋战场。1943年1月5日，实施《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6月21日，募得第二批陆军志愿兵共1030人。11月30日，日本政府强召台湾、朝鲜籍留日学生赴前线，在东京日比谷公?举行所谓壮行大会。12月1日，强行抽调学生兵入伍。1944年1月20日，公布《皇民成所规则》，加强“皇民化运动”。3月6日，公布《台湾决战非常措置实施要纲》。本月，台湾全岛六家日报，即台北《日日新报》、《兴南新闻》，台南《台湾日报》，高雄《高雄新报》，台中《台湾新闻》，花莲《东台湾新闻》，合并为《台湾新报》。8月20日，台湾全岛进入战场状态，开始实施台籍民征兵制度。
这是日本在台殖民统治最黑暗的时期。“皇民化运动”的罪恶目的，就是要殖民地台湾向着日本“本土化”，用日本国的“大和文化”全面、彻底地取代中国文化，消灭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日本殖民当局把日语定为台湾岛上惟一合法的语言，取缔中文私塾，禁开汉语课程，报纸杂志禁用中文出版，甚至于，在日常生活中，台湾同胞也必须讲日语，比如，“在火车上不讲日语就不卖给火车票”。(② 转引自陈碧笙《台湾地事史》。)强迫台湾同胞将中国人祖传的姓氏一律改换日本人的姓氏，更是阴狠毒辣。当时，对于坚持使用汉人姓氏的，日本殖民当局竟然不给登记户口，不给战时“配给品”，以至开除公职，投入监狱。在改换姓氏同时，日本殖民当局还强制推行了“寺庙神升天”的活动，取缔中国寺庙，捣毁神像，改换家祠中祖先神主和墓碑，强迫台胞奉祀“天照大神”，参拜神社。甚至于，连中国年节的习俗也予取缔，强令台胞按日本习俗过日本人的节日。日本殖民当局这样消灭中国文化，就是要把“日本国民精神”“渗透到岛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去，以确实达到‘内台一如’的境地。”②那臭名昭著的“皇民奉公会”，强制推行“皇民奉公运动”，举凡“米粮自治管理”、“移出米管理”，“米谷供献报国”、“军需工业动员”、“收购民间黄金”、“统制石油类消费”、“国民征用”、“报国公债”、“国防献金”以及“贮蓄报国运动”和“农业义勇队招募”、“增产挺身青年运动”等等，又都使得对于台湾人力、物力的榨取几乎达到了极限。这样“皇民成”和“皇民奉公”的结果，就是在“战时体制”下，强召台湾青年为日本侵略战争充当炮灰，也充当帮凶。从1937年到1945年，八年间，强召“大陆战地军”，强召“义勇队”，实施“特别志愿兵”制度及“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学生兵入伍”，还有实施“台籍民征兵”制度，其结果是，据陈映真在1998年4月2日—4日台北《联合报》副刊上发表《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论的批评》一文披露，总共有20万7千余名台湾青年分别以“军属”、“军夫”和“志愿军”战斗员等名目被征调投入战争。战死、病殁、失踪者计5万5千余人，伤残2千余人，其中，因受“皇民化”愚弄摧残，中毒过深者，在南洋、华南战场中误信自己是真皇军而犯下严重屠杀、虐杀罪行，在战后国际战犯审判中被判处死刑者26人，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者147人!
就在“皇民化运动”疯狂推行之时，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新文学也进行了疯狂的摧残。
前已说明，1937年4月1日，台湾总督府禁用中文，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浩劫来临的一个标志。其直接后果，是杨逵主编的中日文并刊的《台湾新文学》接到台湾总督府命令，禁止刊登中文作品，6月，刊行到14期后，宣布停刊。
除了这一年创刊的《风月报》杂志还有中、日并刊到光复才停刊，其他的中文杂志，及至所有的文学杂志，一时间都不见踪影了。
1939年，长期在台的一些日本作家，以西川满为首，集合了滨田隼雄、北原政吉、池田敏雄、中山侑等人筹备成立“台湾诗人协会”。成员中，还包括有台湾作家杨云萍、黄得时、龙瑛宗等人。
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前，西川满的右翼的、反动的“皇民主义”思想已经明显地表现在他的作品中了。日本学者近藤正已的《西川满札记》就指出：“若要想从他的作品中，找出台湾人所处状况之深刻考虑、解释等描写则极为困难。”而他的作品，即使以台湾历史为题材写的片段，我们也可以明白无误地读到他的真实右翼思想。比如，在《赤记》里，西川满就写道：“在以高度国防建设为国家急务之今日，并非回顾个人自由平等的时候。个人无论如何要坚固职守，继承祖父之遗业，以为社稷。”在《云林记》里，西川满又写道：“如果我这一辈无法奉公，那个孩子、或孙子，过了两代、三代，只要是流着我的血，便使之尽皇民之赤诚，为乡土尽力吧!”(引自近藤正已《西川满札记》。文载《台湾风物》，1980年9月、12月之第33卷3、4期。)1939年筹组“台湾诗人协会”时的西川满，已经自踞于协力日本侵略战争的文化榜首，决心要充任日本“皇民文学”——文学侵略军的司令官了。
9月9日。“台湾诗人协会”正式成立。12月，协会的机关刊物《美丽岛》出刊，西川满、北原政吉任主编。《美丽岛》一共收有63人的作品。卷头言由日本右翼作家火野苇平执笔撰写。《美丽岛》只发行了一期。
同年12月4日，西川满拉着黄得时一起作筹备委员，筹备改组“台湾诗人协会”为“台湾文艺家协会”。1940年1月，改组完成，并于1月1日创刊协会机关杂志《文艺台湾》。西川满把持这一阵地，自任了《文艺台湾》的主编兼发行人。“台湾文艺家协会”共有台、日作家会员62人。其中，包括台北帝大、台北高等学校教授、警务局长、情报课长等，殖民统治当局的官方色彩极浓。尤其是，这一年，日本国内成立了“大政翼赞会”之后，“台湾文艺家协会”又因总督府情报部部长、文教局长、文书课长等高官担任顾问，“透过文艺活动，协助文化新体制的建设”的面貌越来越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1941年2月，为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体制和响应“皇民化运动”，“台湾文艺家协会”改组。台北帝大教授矢野峰人出任会长，西川满任事务长。矢野峰人虽然是个象征派诗人，但是，和西川满一样，也带有浓厚的殖民者统治意识。他曾以《文艺报国的使命》为题演讲。这“文艺报国”的话题，后来，在1942年6月由情报局指导在日本东京成立的“日本文学报国会”章程里有明确的阐释是：“本会目的在于……，确实并发扬皇国传统与理想的日本文学，协助宣扬皇道文化。”又在同年成立的“大日本言论报国会”那里有了回应。这个“报国会”就宣称：“不受外来文化的毒害，确实日本主义的世界观，阐明并完成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原理，积极挺身于皇国内外的思想战。”(参见朱庭光编著《法西斯体制研究》。)看来，“台湾文艺家协会”的这次改组，也是有定一定的政治背景的。
1941年3月，西川满另行组织“文艺台湾社”，《文艺台湾》改由“文艺台湾社”发行。《文艺台湾》以“台湾文艺家协会”机关刊物的名义刊行了6期。改组后，名义上是同仁杂志，其实是由西川满一个人控制的。
这一年5月，张文环与王井泉、陈逸松、黄得时、中山侑等人组成“启文社”。5月27日，创刊《台湾文学》，成员以台湾作家为主，除张文环外，还有吕赫若、吴新荣、吴天赏、王井泉、黄得时、杨逵、王碧蕉、林博秋、简国贤、吕泉生、张冬芳等。
也就是在1941年的12月8日，赖和遭到日本宪兵队和警务局的共同调查，被捕50多天。
1942年6月，“日本文学报国会”特派久米正雄、菊地宽、中野实、吉川英治、火野苇平等来台湾，在各主要城市巡回举行“战时文艺演讲会”。8月，台湾“皇民奉公会”设置文化部。“台湾文艺家协会”会长矢野峰人就任文艺班班长，“台湾文艺家协会”和“皇民奉公会”公开合流。10月，日本帝国政府在东京召开了“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妄图把亚洲文学界都拖进“大东亚共存共荣”的罪恶活动中去。返台后，12月间，由“皇民奉公会”作后援，“台湾文艺家协会”组织他们在台北、台中、台南各地巡回举行“大东亚文艺讲演会”，极力鼓吹“皇民文学”。
1943年2月，“皇民奉公会”举行第一届“台湾文学赏”颁奖。西川满的《赤记》、滨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和张文环的《夜猿》得奖。2月17日，“日本文学报国会”事业部长户川英雄等来台。3月，成立“统制会社”，由《台湾日日新报》社长担任社长，把电影、戏剧也纳入战时体制。4月，在台湾总督府情报部及“皇民奉公会”各部指使下，成立了“日本文学报国会台湾支部”。其《规程》声称：“支部为谋所属会员之亲睦，透过台湾文学奉公会，以实现本会……之目的，努力宣扬皇国文化。”与此同时，“台湾文艺家协会”宣布解散。另外，又成立了“皇民奉公会”管辖下的“台湾文学奉公会”。
11月13日，由“台湾文学奉公会”主办，台湾总督府情报课、“皇民奉公会”中央本部和“日本文学报国会台湾支部”协办，在台北公会堂召开了“台湾决战文学会议”。会议讨论的题目是“ 确立本岛文学决战态势，文学者的战争协力”。到会的台、日作家约60多人。会前，台湾总督府的出版控制机构曾给全台报刊杂志下达提出“申请废刊”的命令。这次会议上，为贯彻这一“申请废刊”的决定，以西川满为代表的“皇民文学”势力，藉着决战态势的压力，向张文环的“启文社”的《台湾文学》开刀了。西川满三次发言，表达了“文艺杂志进入战斗配置”的决心，表示愿意把《文艺台湾》奉献给当局，同时还逼迫张文环的《台湾文学》废刊。会上，引发了双方面对面的斗争。
1944年1月1日出刊的《文艺台湾》终刊号上，关于这次会议大致上有这样的记载：首先是西川满的发言。他表示对台湾作家只在表面上装出“总亲和”的态度十分不满，接着，他以献出他所主导的《文艺台湾》杂志给日本决战体制为手段，要求其他文艺杂志也一齐跟着进入“战斗配置”，逼使不积极配合决战态势的文学杂志废刊。这实际上是针对以台湾作家和非法西斯日本作家所组成的《台湾文学》的。西川满的提议，当场引发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
黄得时反驳道：“没有必要进行对文学杂志的管制，就像广告一样，愈多愈有人看，杂志也一样愈多愈好。”
滨田隼雄警告黄得时说：“不要把对物质的经济管制和对文化的指导统制混为一谈。”
杨逵赞成黄得时的意见，说道：“抽象的皇民文学理论与杂志的统合管制问题，完全是两回事。”
神川清恼羞成怒地批评杨逵的发言道：“现念与具体实践是不可分离的。”并提醒杨逵道：“假如在政策上两者分离的话，国家将会灭亡。”
黄得时再说：“我并不反对西川满将《文艺台湾》献出的话，这是他个人的自由；但是其他的杂志并没有跟着配合的义务。”
接着，西川满又提出了动议，要求日本军国殖民主义当局撤销文学结社，把作家全部纳入“台湾文学奉公会”，进行文学管制。西川满甚至还赞同在“台湾文学奉公会”下另设“思想参谋本部”，对台湾作家进行思想控制。
这次会议，在台湾总督府保安课长的讲话中结束。他说：“对决战态势无益的都不可要；文学作品也一样，只有对决战态势有益的才可发表。”这等于宣布了——“皇民文学”取代了台湾文学，日本军国殖民体制完全支配了台湾文学界。
会后，日本殖民主义者还继续打压台湾作家。比如，神川清写了《刎颈断肠之言》一文，批判杨逵的发言。他认为，杨逵的发言是本次会议中最不幸的事，这也许是由于杨逵不努力而生的无知；但是，以这样的态度从事文学的人，居然仍然可以在台湾安居筑巢，真是太遗憾了!又比如，河野庆彦写了一篇“决战文学会议”的感言《朝向思想战的集合》，对于台湾作家的“阳奉阴违”的态度，进行了攻击。他写道：“从会场的空气中感觉到，(台湾作家们)只是把头探出来，说些诸如皇民文学、战斗文学的漂亮话，但双脚依然原地不动。……使人嗅到台湾文学的‘体臭’，感觉到泥巴和口水到处乱喷……我非克服这些内含的矛盾不可。……台湾文学已到了非‘脱皮’不可的时刻了，不要写在表面上装出总亲和的样子，而是要真正成为一支受统御的思想部队。”(有关“决战文学会议”的记录资料，会后神川清、河野庆彦文章的资料，用的是曾健民的中译本。曾译，引用在他的《台湾“皇民文学”的总结算》一文中。文载《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1998年冬季号。)
显然，这一次推进“皇民文学”的会议，就是要使台湾文学“脱皮”成受日本殖民主义当局统御的法西斯思想部队——“皇民文学”部队。
《台湾文学》是在1943年12月13日接到废刊的命令的。吕赫若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今天当局下达《台湾文学》废刊的命令，真叫人感慨无量……。”
《文艺台湾》和《台湾文学》废刊以后，1944年5月，在“台湾文学奉公会”名义下创刊《台湾文学》，同时还刊行了《决战台湾小说集》乾、坤两卷。
1944年6月15日，盟军攻陷赛班岛。16日，由中国基地起飞的美军B29轰炸机第一次轰炸北九州，开始了对日本的总反攻。7月21日，美军登陆关岛。日本本土和台湾处于盟军飞机猛烈轰炸之下，台湾进入“要塞化”时期。日本在台军国殖民当局对台湾文学的指令也由“决战文学”进入了“敌前文学”。为了配合这一形势，《台湾文艺》6月号刊出了“台湾文学界总蹶起”的专题。
这中间，为了强制推行“皇民文学”，1943年还爆发了一场有关“狗屎现实主义”的论战。
从上述战时体制下台湾“皇民文学”发展的过程来看，“皇民文学”势力正是在日本军国殖民体制下由御用日本文人操纵的一股法西斯势力。以西川满为代表，它是通过打压台湾文学而树立起来的。它是日本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在台湾施行的战争总动员体制的一环，是法西斯的“思想部队”。
在“台湾决战文学会议”上，“台湾文学奉公会”会长山本真平曾说：“后方战士的责任，是在扩大生产以及昂扬决战意识；亦即与武力战结为有机一体的生产战、思想战……在思想战方面，诸位文学者正是承担着增强国民战力的任务。”关于这“任务”，山本真平说：“文学家既蒙皇国庇佑而生活，当然应当与国家的意志结成一体……。今天的文学不能像过去一样，只在反刍个人感情，而应该是呼应国家的至上命令的创作活动，当然，文学也一定要贯彻强韧有力、纯粹无杂的日本精神来创作皇民文学。以文学的力量，激励本岛青年朝向士兵之道迈进，以文学为武器，激昂大东亚战争必胜的信念。”(曾健民译文。出处同前。)这就清楚地说明了“皇民文学”的“思想部队”的性质和“思想战”的性格。
对于这种“以文学的力量，激励本岛青年朝向士兵之道迈进，以文学为武器，激昂大东亚战争必胜的信念”的“皇民文学”，西川满、滨田隼雄、神川清等日本殖民者在文学战线上的代表人物，还提出了他们的批评标准。曾健民在1998年回过头来清算“皇民文学”的时候，在他的《台湾“皇民文学”的总清算》一文里，摘取了西川满、滨田隼雄、神川清等人文章的一些言论，指出这些批评标准是：
文学批评的基准就在日本精神。
即使文章的技巧有多好，但是如果忘了忠于天皇之道，如果把作为文人的自觉摆在作为日本人的自觉之上的话，我认为他除了是国贼或不忠者之外，什么都不是。
在皇国体的自觉中发现文学的始源，要求贯彻皇国体思想，把作品中国体结合在一起。
在终极时的精神燃烧——天皇陛下万岁，是一个文学者的描写可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在决战下，我们思想决战阵营的战士们，务必要扑灭“非皇民文学”，要扬弃“非决战文学”。
我要为皇民的文臣，文臣之道在用笔剑击倒敌人而后已。
在这样的说教中，“皇民文学”已经明确地被铸定为体现日本法西斯思想的工具了。
当然，“激励本岛青年朝向士兵之道迈进”，“激昂大东亚战争必胜的信念”，也是“皇民文学”对作品题材、主题的一种具体的规范。当时，极少数的台湾作家，丧失了民族的气节，自甘堕落，也的确创作出了这一类的“皇民文学”的作品，以效忠于日本殖民统治者，效忠于日本天皇。
第二 爱国文学家批判殖民者的狗屎现实主义论
在日本殖民当局加紧推进“皇民文学”的时候，爱国的台湾文学家，尽量回避日本军国殖民体制的法西斯文艺政策，继续以台湾的现实主义的传统的文学精神，描写台湾人民的生活，以表现台湾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台湾人民不甘于殖民统治的精神苦闷为主题，用文学创作的实践抗拒“皇民文学”派的压力，努力不使台湾文学沦为皇民化、御用化。这种文学精神，这种创作方法，自然成了推进“皇民文学”的一大障碍。
于是，一方面，用召开“决战文学会议”的办法来迫使台湾爱国作家就范；另一方面，日本殖民当局决定要对这种文学精神、创作方法进行围剿了。
一场关于“狗屎现实主义”(有关这场争论的文章，都是曾健民中译过来的。曾译中文译本，发表在《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1999年秋季号上。为这场争论，曾健民同时还发表有《评论〈狗屎现实主义〉争论》一文。本书书写，多有采用。曾健民文中，对“狗屎现实主义”译名，有如下的说明：“原文是‘粪リアリズム’；在日文中，‘粪’这字，如果当作形容词用，有轻蔑骂人之意，若当作名词用就与‘屎’、‘大便’同义，因此译成‘狗屎现实主义’比较接近原意。”)的争论就此激烈展开。
挑起这场争论的，是滨田隼雄在1943年4月号的“台湾皇民奉公会”的机关杂志《台湾时报》上发表的《非文学的感想》一文。滨田隼雄年轻的时候曾经是个热情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在“大东亚圣战”时期转向，成了一个狂热的法西斯主义的御用文人。在这篇文章里，他指责台湾文学有两大弊病：其一，是“有太多的文学至上主义的、从而是属于艺术至上主义的，而且充其量只不过是外国的亚流的浪漫主义”；其二，是“无法从暴露趣味的深渊跳脱出来的自然主义的末流”。滨田隼雄在阐说所谓台湾文学的“自然主义的末流”时，指责大部分的“本岛人作家”只会描写“现实的否定面”，而滨田隼雄所说的“现实的否定面”，指的就是爱国的台湾文学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当时的日本军国殖民体制的“决战态势”的现实采取否定的、不关心的或是逃避的态度；换句话说，就是指责台湾作家对日本的决战体制只采取逃避、不关心或否定的创作态度，只顾描写日本决战现实的负面的台湾社会现实。
随后，西川满上场，在“台湾文学奉公会”成立的那天，5月1日出刊的《文艺台湾》上，发表了一篇《文艺时评》。
在这篇《文艺时评》里，西川满借着推崇日本小说家泉镜花来攻击、辱骂台湾文学的主流是“狗屎现实主义”。泉镜花的主要作品有《高野圣》、《歌行灯》、《妇系图》、《日本桥》等。泉镜花的作品世界与日本的前近代文化以及土俗社会有很深的关联，作品的特色是富有鲜艳的色彩和梦幻性。受年少丧母的影响，由恋母之情转移到文学上对女性情深的描写，一直都是他的作品的重要主题。西川满在这篇《文艺时评》里怎么吹捧泉镜花人们可以不管，但他用吹捧泉镜花来攻击和辱骂台湾文学却令人不能容忍。西川满攻击“向来构成台湾文学主流的‘狗屎现实主义’，全都是明治以降传入日本的欧美文学的手法”。“这‘狗屎现实主义’，如果有一点肤浅的人道主义，那也还好，然而，它低俗不堪的问题，再加上毫无批判性的生活描写，可以说丝毫没有日本的传统。”西川满讥笑本岛人作家只关注“虐待继子”、“家庭葛藤”的问题，“只描写这些陋俗”，“说他们是‘饭桶’!‘粗糙’!那还算是客气的话；看看他们所写的‘文章’吧!简直比原始丛林还混乱”。辱骂之余，西川满图穷而匕首现，立即搬出台湾作家中极少数变节屈从“皇民文学”的人写出的“皇民文学”作品来打压台湾爱国文学家了。他写道，就在台湾主流文学家只描写“陋俗”的时候，“下一代的本岛青年早已在‘勤行报国’或‘志愿兵’方面表现出热烈的行动了”。以描写这种“热烈行动”的“皇民文学”作家为榜样，西川满质问台湾爱国文学家们说，不是也“应该去创作一些……具有日本传统精神的作品吗?”西川满对台湾爱国文学家发出的威胁和警告是：“在东亚战争中，不要成为投机文学，应该力图树立‘皇国文学’，如此而已。”
对于滨田隼雄的指责和西川满的辱骂，吕赫若在5月7日的日记上写道：
西川满在《文艺时评》中的低能表现，攸尔惹起各方的责难。总之，由于西川无法用文学的实力压倒别人，才会用那样的手段陷人于奸计，真是一个文学的谋策家。……另外，滨田也是一个恶劣的家伙。
5月10日，《兴南新闻》学艺栏上，刊登了署名“世外民”的《狗屎现实主义与假浪漫主义》一文，大力驳斥了西川满的《文艺时评》。据叶石涛1983年版《文学回忆录》里《日据时期文坛琐忆》一文说，当时，西川满告诉他，这位“世外民”，就是邱炳南，也是台南人，曾就读于日本东京帝大。这邱炳南，也就是邱永汉。“世外民”的文章首先表示了对西川满的愤慨：
读了5月号的《文艺台湾》上刊载的西川满的《文艺时评》，它胡说八道的内容真使我惊讶，与其说它率真直言，倒不如说全篇都是丑陋的谩骂；实在让人感受强烈。
针对西川满诬蔑台湾爱国作家“创作态度有低俗恶劣的深刻问题，只搞一些毫无批判的生活描写，一点也没有日本的传统精神”等等，“世外民”的文章写道：
我以第三者的立场通读了《台湾文学》、《文艺台湾》和《台湾公论》，却很难看出本岛人作家的作品在创作的态度上有比内地人作家的创作态度更无自觉之处。……实际上，作家的创作态度是不容易判定对或不对的；比如，毫无根据地说西川氏的创作态度比张文环氏或吕赫若氏的创作态度还更有自觉，这样的说法是会笑死人的。
说到西川满提出的“创作态度”问题，即文学精神、文学创作方法的问题，“世外民”对西川满指责的“狗屎现实主义”和西川满自己崇尚的浪漫主义，也作出了自己的判断。西川满自称是个“浪漫主义者”、“唯美主义者”。对此，“世外民”说：“我承认西川氏的审美式的作品的底流是对纯粹的美的追求。”但是——
同时，我也不得不说本岛人作家的现实主义也绝对不是可以任意冠之以“狗屎”之名的，因为它是从对自己的生活的反省以及对将来怀抱希望这一点出发的，这些作品描写了台湾人家族的葛藤，是因为这些现象都是处于过渡期的当今台湾社会的最根本问题。西川对于这样的台湾社会的实情怠于省察，只陷泥于酬应辞令的表象，专指责别人的不是，这种作为，除了暴露他的小人作风外，别无他。还有，就算是挑语病吧!西川氏指责本岛人作家没有一点日本传统精神，这不禁使人怀疑他到底懂不懂传统的真义；所谓的传统，只有在促进历史或现实的社会进步上起作用的东西才可说是传统；依此而论，现实主义作为现代社会最有力的批判武器，是一点也不容被忽视的。
令人钦佩的是，在如此义正辞严地维护台湾爱国作家所坚持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和创作方法的同时，“世外民”还毫不留情地批判了西川满的“假浪漫主义”。“世外民”写道：
真正的浪漫主义也应该是在现实主义的根抵贯流的东西，没有明确的理想的浪漫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感伤主义罢了，它无自觉的肤浅之处，只不过是单纯的幻想。
我认为，当今台湾的文学最应该努力的地方，还是在要产生有指导性的文学；本来，若能出现具有永恒生命的艺术作品，是最理想不过的，但是以现今台湾的文学的一般水平来看，似乎还未达到这种境界。因此，或许台湾的文学仍处于“狗屎现实主义”的水平也说不定，以这层意义来说，出乎意料，西川氏的《时评》，似乎也说对了；然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不该只指现实主义的“狗屎现实主义”了，包括感伤主义也一样，甚至于只要自称为浪漫主义的，也还是无法免于被指责的“假浪漫主义”吧!的确十分遗憾，台湾的文学毕竟还只是处于这种水平而已。
“世外民”的反驳文章还就“日本文学传统”问题指出了西川满的“假浪漫主义”的根本弱点。西川满在《文艺时评》里提到了《源氏物语》，说什么“夸跃世界的《源氏物语》，绝对不是属于‘狗屎现实主义’之流的”。“世外民”就借着这《源氏物语》说话，指出，“《源氏物语》虽然是最优美的文学作品之一，但它毕竟只是表现‘万物的情韵’的文学；它所表现的是贵族们的嬉戏，全篇都在描写恋爱的饱足与本能的满足，这也正显示了日本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确有它特殊的发达方式。”然而，“世外民”指出，“为了使日本文学有更健全的发展，除了充分发挥《源氏物语》所固有的美学之外，也应该更进一步在文学上表现出正义的呐喊、建立明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等等。”
就是这“正义的呐喊”，就是这“明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使得“世外民”在文章中表现了当时台湾爱国文学家不屈从“皇民文学”的高贵的民族气节。西川满不是叫嚷着台湾岛上“下一代”的“青年”“早已在‘勤行报国’或“志愿兵”方面表现出热烈的行动了”吗?不是叫嚷着要台湾文学中的主流作家们不要“无视这种现实”而要“自觉”地描写这种“热烈的行动”，像那些“皇民文学”作家一样去写“皇民文学”作品吗?“世外民”回答说，台湾的爱国作家绝不写那种“虚假的东西”，“绝不降低格调”!“世外民”写道：
虚假的效用，虽然在法律上是得以容许之事，但是只要有关于文学，则可有虚假的东西都是不得存在的。作者的虚假即使在作品中暂时得以成立，可是对于挚爱真理、只看重文学的真实性价值的人来说，这种虚伪的作品是一文不值的。因此，任何一部古今不朽的大作，都是作者灵魂的真实吐露；例如福楼贝尔就曾断言：“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的结尾中，也滔滔不绝地论说自己的历史观，没有一部大作不是这样的。荷风也说过：“自从对于自己作为一个文学家之事感到莫大的羞耻以来，就自期自己的艺术品位至少要维持在江户作家的水平以上，绝不降低格调。”
“世外民”在这里引出了日本作家永井荷风，认定永井荷风这番话主要是针对文学的真实性经常受到来自社会的制约和左右而发的苛责之言来说的。显然，“世外民”看重或者说推崇永井荷风，就是因为，永井荷风一生特立独行，绝不曲学阿世，而是坚持用自己的作品批判了日本现代社会的变化。特别是在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20世纪30年代以后，永井荷风违逆时代风潮，夜夜出没银座浅草等欢乐街，以斜里陋巷的风情来讽刺军国主义，写下了代表作《东绮谭》。太平洋战争时期，因为违抗“国策文学”的作风，永井荷风失去了发表作品的园地，但是，这更鞭策了他，鼓舞他更加努力地从事创作。《断肠亭日记》是永井荷风留下来的有名的日记，日记中清楚地记录了他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不满和批判。“世外民”请出永井荷风来批驳西川满，寓意极深，无疑是在正告西川满之流，台湾爱国作家也会像永井荷风那样，“绝不降低格调”以趋时，以迎合并屈服于“皇民文学”。在当时的险恶环境里，能够这样勇敢地抗拒“皇民文学”，真是难能可贵。有感于此，我们再读“世外民”写下的一段话，就无异于是在聆听当年台湾文学家的庄重的宣言了：
文学家的使命是为真理而活；如果无法坚持为真理和正义而活，那么文学家情愿要选择与荷风相同的命运呢?还是自甘降低作品的格调呢?毕竟，文学家的生命还是在艺术作品本身；福楼贝尔因为发表了《包法利夫人》而被控以扰乱风俗的罪名，但这反而使他一跃成名；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却深恐甚至极端厌恶其他的不纯要素介入艺术，当自己的作品被评为现实主义作品时，他极为愤怒，甚至说：“如果有钱的话，一定把《包法利夫人》全部买回来烧掉!”
文学作品是在无言之中雄辩地表现作家的价值的……
“世外民”反驳西川满的文章发表后一个星期，在5月17日的《兴南新闻》的“学艺栏”里，发表了18岁的叶石涛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给世外民的公开书》，不顾一切地为西川满辩护，为“皇民意识”“皇民文学”唱颂歌，进一步辱骂“狗屎现实主义”，并且指名道姓地威胁、恐吓抵制“皇民文学”的台湾爱国作家。
这个叶石涛何以区区18岁，身为中国人却站在日本殖民者一边为虎作伥?他怎么就中毒那么深?鉴于叶石涛的欺骗性，我们不得不说一下他写这《公开信》的背景。
叶石涛是台南的客籍人。在1983版的《文学回忆录》里他曾自豪地说到过他的家世：“我家住在台南府城也算书香书第拥有沃田几十甲，绝不是泛泛之辈，我自幼过的生活的确也是高人一等的。”在台南二中读书的时候，叶石涛写过两篇小说《妈祖祭》和《征台谭》，分别投稿给当时正由张文环主编的《台湾文学》和由西川满主编的《文艺台湾》，都没有被采用。他觉得自己的文学见解和《文艺台湾》相同，就又写成《林君寄来的信》，投给了《文艺台湾》。1942年12月13日，在台南公会堂，西川满等人作“大东亚文艺讲演会”的演讲。叶石涛因为上课没能赶上听讲，只在下课后赶上了“座谈会”。一见面，西川满就告诉叶石涛，《林君寄来的信》已经决定刊登。西川满脱口而出的一番“红颜美少年”的美誉，竟使得叶石涛受宠若惊，以至于，都觉得自己的“来临”，“给座谈会带活力也似的”。在那本《文学回忆录》里，叶石涛还说到了他十分得意的一件事，那就是，当座谈会把话题转到日本作家庄司总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陈夫人》的时候，叶石涛“鼓起满腔愤怒，慷慨激昂的发言了”。他愤怒什么?那是因为，他认为，小说《陈夫人》“暗暗地主张的由‘日台通婚’使台湾人皇民化的一厢情意的企图也就在历史的事实之前变成明日黄花的、日本人殖民地统治失败的记录了”。他发了什么言?他当时是说：“我以为庄司的这部小说故意强调台湾人家庭生活邋遢的层面，无视于当局推行皇民化运动改善台湾人家庭的文化状态、卫生习惯的事实!”西川满当即表态：“叶君所说的正合吾意。把台湾人的生活丑化，不看传统优美的一面，尽是侮辱和诋毁，强调陋习，这不合皇民化之道。”听了这话，叶石涛说，他“心里很是受用”。当场，西川满聘定叶石涛毕业后到他主持的《文艺台湾》社去帮忙编务工作，月薪50圆。于是，1943年4月，不满18岁的叶石涛带着“一份温热的幻想”，到了西川满身边。叶石涛折服于西川满的“脱俗而充满诗情的作风”和西川满“歌颂岛屿神秘之美的异国情调”。叶石涛又以为，在18岁的这个阶段里，自己“的确是一个国际人”。于是，他一再感谢西川满的师恩，奉西川满为“恩师”。他写的第二篇小说《春怨》，副标题就写的是“献给恩师”。小说里，西川满的形象一再被美化。54年之后，1997年，叶石涛在写《台湾文学入门》的答问时，还一再表示他钦佩西川满的“坚强的作家灵魂”，感谢西川满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出钱出力建立了日本文学一环的外地文学——台湾文学”。西川满当年也视叶石涛为“入门弟子”。当时，叶石涛还感激不尽的是西川满每个月还要单独请叶石涛到外面的餐馆吃一次饭。在西川满的影响下，叶石涛也承认，“对我还未能确立坚定的世界观，我的思想里充满着日本军国教育的遗毒”，他在《文艺台湾》里常看到所谓“皇民化文学”，“也并无‘深恶痛绝’的感觉”，甚至于，后来，在1944年《台湾文艺》11月号上，叶石涛还发表了一篇《米机败走》的文章，记述美军飞机被日本军机攻败的实况，形容日军的胜利是“龙卷风一般的万岁”，而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和绢代先生远远地看见一架战机被击落，翻个斗坠落在学校后头的鱼，不觉拍手叫呼：‘万岁!万岁’”这就是“皇民文学”时期坚定地和西川满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叶石涛!一个“参与了皇民文学运动”的叶石涛(这是陈芳明在《左翼台湾》一书里为叶石涛辩护的一种说法。陈芳明等是叶石涛的拜门弟子，“台独”文论的一员大将。《左翼台湾》于1998年出版。)!
现在，可以看看叶石涛是怎么向“世外民”反扑的了。
叶石涛一开头就斥责“世外民”引用日本文学作品“刻意为‘狗屎现实主义’的信奉者曲意辩护”，是“不但不懂日本文学的传统，甚至还受到外国文学(还是翻译者)毒害，这充分证明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接着，叶石涛跟在西川满的后面，从三个方面继续打压台湾爱国作家和台湾文学。
第一，继续辱骂台湾文学的优秀传统是“狗屎现实主义”。叶石涛说：
以积喜庆、蓄光辉、养正道的建国理想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当前的日本文学，现在正是清算自明治以降从外国输入的狗屎现实主义，进而回归古典雄浑的时代的绝好机会。因此，对于装出一幅不识时代潮流的嘴脸，得意地叫喊什么“台湾的反省”啦 、“深刻的家庭纠纷”啦等等，指出来令人想起十年前的普罗文学的大题目而沾沾自喜的那伙人，给他们一顿当头棒喝一点也不为过。
接下来，叶石涛点了张文环和吕赫若的名，质问张文环的《夜猿》、《阉鸡》中“到底有什么世界观呢?”讽刺吕赫若的《合家平安》、《廷》“的确像乡下上演的新剧”。叶石涛说：“只要想到这些作品居然会在情面上被称誉为优秀作品，就觉得可笑”。
第二，为西川满辩护。叶石涛写道：
我认为，西川所追求的纯粹的美，是立脚于日本文学传统的；而且他也不是一个所谓浪漫主义者，他的诗作热烈地歌颂了作为一个日本人的自觉……
第三，继续鼓吹“皇民意识”、“皇民文学”。叶石涛认为：
当今我国国民正处于为实现崇高的理想贯彻伟大的战争的时刻，大家所追求的正是要汲取《万叶》、《源氏物语》的传统并注入新时代的活泼气息的国民文学。
把日本帝国充满侵略野心的“大东亚共荣”美化为“崇高的理想”，把日军的侵华战争和“大东亚圣战”美化为“伟大的战争”，把“皇民文学”美化为“注入新时代的活泼气息的国民文学”，叶石涛的《公开书》散发的正是汉奸的恶臭了!在这样的背景中，叶石涛指出“世外民却引《包法利夫人》为例而自鸣得意”，构陷“世外民”与“皇民文学”对抗，公开向日本殖民当局举报“世外民”说：“他的思想在哪一边，这是不难想象的。”还说：“我十分荣幸得以参加日前举行的‘台湾文学奉公会’的成立大会，‘世外民呀!你对山本真平会长的训辞以及会员的誓词是怎么看待的呢?’”不仅如此，叶石涛还不放过张文环和吕赫若，要在日本殖民者面前公开加以构陷，险藏祸心地质问：
在张(文环)或吕(赫若)的作品中到底有没有像西川作品中的‘皇民意识’呢?”
就这次有关“狗屎现实主义”的论争，叶石涛明确地表态效忠于日本殖民者说：
“西川基于悲壮的决意，对本岛人作家发出警告的钟声，这是理所当然的。”
被叶石涛点名质问作品是到底有没有“皇民意识”的吕赫若，在5月17日当天的日记里写道：
今天早上的《兴南新闻》学艺栏上，有叶石涛者以我和张文环为例评断说本岛人作家没有皇民意识，此文的思想与说理水平不高，不足与论，但是在人身攻击上则令人愤怒。中午，在荣町的杉田书局与金关博士和杨云萍见面，一道在“太平洋”喝茶，谈到叶石涛之事时，脱口说出了“西川满的○○”的话，大家都愣住了，金关博士也说：“西川满是下流的家伙”。自己只要孜孜地创作就好了，只要写出好的作品，其他只有听天命了!
5月24日的《兴南新闻》学艺栏里，又发表了两篇文章，一是吴新荣的《好文章·坏文章》，一是署名“台南云峰”的《寄语批评家》。
《好文章·坏文章》主要是针对当时刊登在《民俗台湾》、《台湾文学》和《兴南新闻》等杂志报章的一些文章进行的评论。文章的前半段，吴新荣评论了一些好文章，后半段论及坏文章，集中批评了叶石涛的《给世外民的公开书》一文，最后将矛头转向了西川满。吴新荣在批判叶石涛和西川满时，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策略巧妙。他不取正面批评的方法，而是充分利用当时“皇民化运动”的逻辑和语言批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或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吴新荣指出，“叶石涛把张文环，吕赫若的作品说成好像是用日本语写的外国文学一样”，“这样的故意的蔑视，绝对不是如叶石涛自己所说的‘实现远大的理想’的方法，更不是‘八一宇’的真精神”；而对于张文环的得到了“皇民奉公会”的“台湾文化赏”的作品《夜猿》等，叶石涛还要“质疑它的世界观或它的历史性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好像说这些作品是不正常的一样”，可见：
很明显的，他的批评已侮辱了“皇民奉公会”的权威；因此，倒是他自身首先应该被质疑到底有没有“皇民意识”。现在的台湾是日本的重要的一部分，过去的台湾也依日本而存在，所以，否定过去的台湾的人也就是否定现在的台湾，不得不说是相当“非国民”的。
吴新荣又从叶石涛攻击张文环的作品说到西川满，带着讽刺意味地指出，“西川满的《赤记》等作品同样也是‘回不来的梦的故事’”，“如果这《赤记》是艺术至上主义的作品的话，我想，现今有像这样的艺术至上主义也并不坏。”不过，笔锋一转，吴新荣愤怒地指出：
然而，我风闻西川满早已不知何时抛弃了“美的追求”，而以“悲壮的决意”再出发了!
你看，西川满不是从唯美主义转向了“皇民文学”了吗?
“台南云岭”的《寄语批评家》是篇短文，却是直接批评西川满和叶石涛的。他批评西川满“以说别人的浪漫主义的是非或以说别人的现实主义的不可取来赞美自己的作品，这种计谋是卑劣的。”还有，“把现实主义冠以‘狗屎’，暗示自己的作品才是真文学，真不愧是一个度量狭小的人。”他批评叶石涛说：“只发表过一、二篇作品的人也居然写起评论，而且还是为了向某一作家尽情分作面子，真把读者当做傻瓜。”“一个有志于文学的人，这种态度是非改不可的!”
这场争论的最后，是7月31日出版的《台湾文学》夏季号上，杨逵署名“伊东亮”发表了《拥护狗屎现实主义》一文。文章共分三个部分：一、关于“粪便的效用”；二、关于浪漫主义；三、关于现实主义。
杨逵先从“粪便”对农民来说是如何贵重、对于稻米青菜生长是如何重要说起，还指出，看重粪便，并非台湾所独有，在日本作家火野苇平和岛本健作的作品中，也有这样的描述。杨逵说：“这正是现实主义。是完完全全的‘狗屎现实主义’。在粪便中是没有浪漫的。”然而，“看看那浇了粪便后闪跃着艳光的菜叶，那么快速抽长的植物，”杨逵说，“这不正是丰饶的浪漫吗?”由此，杨逵认定：
只看到黑暗面，只描写黑暗面，而看不到在黑暗中洋溢的希望，看不到在黑暗中郁积的真实，以这样的“虚无主义者们”的自然主义式的眼光来看的话，是无法体会到这种浪漫的。
而西川满的浪漫主义，杨逵揭露说，就是这种“自然主义式的虚无主义”。杨逵愤怒地写道：
如果，西川满所轻蔑的，是这种“自然主义式的虚无主义”的话，在这一点上，我也有同感，我们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排斥自然主义到连狗屎现实主义也非排除不可的话，不客气的说，那必然成为海市蜃楼的东西，像沙滩上的楼阁；它与“自然主义式的虚无主义”没什么两样，两者在扼杀写实精神上是一致的。
因为，“自然主义式的虚无主义”者们只会搅弄发臭的东西而悲叹不已。而西川正好相反，他从一开始便把发臭的东西捂盖起来，什么也不愿意看，因此陷入以背脸捂鼻来逃避现实。然而，现实还是现实。
杨逵痛斥这“只不过是痴人之梦”而已。杨逵教训西川满和叶石涛说：
真正的浪漫主义绝不是那样的东西；真正的浪漫主义是从现实出发，对现实怀抱希望的。如果现实是臭的就除去其恶臭；是黑暗的，即使只有一丁点光，也非尽力使其放出光明不可。对于人们背脸捂鼻的粪便，也一定要看到它的价值，要看到它使稻米结实、使蔬菜肥大的效用；要对它寄以希望，珍爱它、活用它。对于社会，不要只迷惑于它的肯定而看不到否定面；也决不要看到否定面而对于它的肯定面却目光模糊。易言之，我们一定要凝视现实，看透在肯定面中隐藏的否定要素，一心一意去加以克服；同时也一定要培养郁积在否定面中的肯定要素，以自己的力量将否定面转换成肯定面。
这才是一个健全的，而不是荒唐无稽的浪漫主义。
但是，这浪漫主义绝不是与现实主义相对立的，只有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浪漫主义才会是绽开的花朵。如果是非排斥现实主义就无法存在的浪漫主义，那只不过是一种空想、荒唐无稽的东西，是不搭飞机只搭筋斗云的东西，是痴人之梦，只不过是类若与妈祖恋爱的故事而已。
杨逵在这里阐释了浪漫主义，实际上也勾画了现实主义的轮廊。继续深入阐释现实主义，杨逵就从创作实践入手了。文章里，杨逵列举了日本非法西斯作家板口子的短篇小说《灯》，立石铁臣的随笔《艺能节之日》、《牛车与女学生》，对其现实主义的文学成就一番称赞之后，认定，现实主义是要：
立脚于现实的同时，又不泥陷于现实，浪漫主义精神得到了发挥，有打动我们的内心之处，……
又写道：
真正的现实主义，是站在现实上发挥浪漫精神的东西。我们必须认识到，和“虚无主义的自然主义”不同的真正的现实主义，没有大爱心是无法表现出来的；在这里，要有坚毅的决心，在面对任何事物之时仍有不被蒙蔽的锐眼，对任何事物也要有一点也不含糊的谦恭之心。
由此而说到滨田隼雄、西川满、叶石涛等人对台湾文学中爱国作家们所坚持的现实主义传统的谩骂和攻击，杨逵反驳他们的指责是“故意忽视了大多数本岛人作家在描写所谓‘否定面’的同时，也仍然表现了前进的意志这个事实”，“不得不说是可悲的偏见”，是“愚蠢”。面对日本殖民者及其帮凶的打压，杨逵鼓励爱国的台湾作家说，只要“现实中依然存在”“各种各样西川所不愿看到的现实”，我们就“无法像西川氏一样可以装出一幅事不关己的样子”。杨逵告诫爱国的台湾作家说：
在否定面中，只要存在着肯定的要素，即使很微小，我们也要把它振兴起来，因为我们感到有非加以培养不可的责任，绝对不允许被抹杀；对现实即使只有百分之一的分量，也非把它加入不可。
这，其实也是抗争“皇民文学”的宣言。文章末了，杨逵还公开表示了这种愤怒的抗争：
每一个人都像滨田隼雄一样“决心一死”，那就难办了。
80年代初，叶石涛在回忆他的文学生涯时，在回忆里录里指称这场关于“狗屎现实主义”的斗争是“小小笔仗”，说他自己给“世外民”写《公开书》是什么“浪漫余烬时而会发作燃烧起来”之时，“不由自主”地也“心血来潮”地写下的一篇驳斥写实主义的散文。这，过于轻描淡写了，也过于掩饰历史、文过饰非了。这是一场十分严重的斗争。它记录了日据末期的台湾文学的真像，它暴露了打压台湾文学的皇民文学势力的丑陋嘴脸，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大部分的台湾作家在日本帝国败亡的前两年，仍然秉持台湾文学的现实主义的精神，继续对抗“皇民文学”势力，以抗拒文学的“皇民化”。曾健民在1999年发表《评介“狗屎现实主义”争论》一文时说得好：
这场论争不是一般意义的文学流派之间的论争，而是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体制的一部分的皇民文学势力对不妥协于体制的台湾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攻击；而大部分的台湾作家也并未妥协，奋起驳斥，高声喊出拥护台湾文学的现实主义，予以反击。
第三 极少数“皇民文学”作家投靠侵略者助纣为虐
曾健民在《评介“狗屎现实主义”争论——关于日据末期的一场文学斗争》一文里还说：
一九三七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禁止白话文后，台湾作家或以封笔拒绝用日语写作(如赖和、陈虚谷、朱点人等)或远离家乡奔赴大陆(如王诗琅)，高度自觉地表达了他们深沉的抵抗；在日本军国殖民体制的高压下以日文写作的台湾作家们，虽然在皇民化运动的风暴中，仍然延续着台湾文学的可贵传统，继续以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从事创作；这种坚持站在人民的立场，以反映社会真像、揭示社会矛盾、批判统治者、来启发社会进步力量的创作方法，本来就是任何统治者都害怕的，何况在日本军国殖民者面临生死关头的“决战期”，作为日本军国殖民体制的“国策文学”的皇民文学势力，对台湾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展开猛烈的攻击，必欲除之而后快，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种情况下，极少数“皇民文学”作家用他们的汉奸文学作品打压台湾爱国作家的作品，其间的斗争，可以说是相当惨烈的。这里，我们只说日本殖民者唆使极少数变节的文学家炮制的“皇民文学”作品，以便证明“文学台独”势力的“皇民文学”翻案是如何天理难容。
先说周金波的《水癌》和《志愿兵》。
周金波生于1920年，出生后不久，母亲带他到了父亲留学的日本东京。6岁时一度返台，12岁又去日本读书，学齿科。在东京时，周金波成了《文艺台湾》的同仁，于1940年写了《水癌》，发表在《文艺台湾》2卷1号上。1941年春返台。不久，在西川满的鼓动下，写了《志愿兵》，发表在《文艺台湾》2卷6号上。这使他成为“皇民文学”的代表作家。1942年，周金波当了“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台湾代表。
发表《水癌》的时候，《文艺台湾》已经调整了目标，处处表现出来“决心迈向文艺报国之途”的精神，一心要“尽皇国民之本份”，要“成为南方文化之础石”。“水癌”，从牙医学上说，指的是“坏血性口腔炎”。小说《水癌》里的男主角“他”，是一个从东京到台湾的牙科医生。站在“领导阶层”的立场上，这位牙科医生自认为已经实现了自己期待多年的夙愿，于是积极地参与当时殖民地政府正在推动的“皇民炼成”的工作。比如，把旧式的台式房间改造成“和室”，让自己活得像日本人。有一天，有一个妇女带着她患了“水癌”的女儿到他的医院来求治。这个妇女看来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检查一番后，牙科医生告诉这个妇女，她孩子病情严重，必须要到大医院去治疗。母女两人走后，他和助手谈到这个孩子的病情，还议论这母亲会不会带孩子去大医院治疗。助手就认为，台湾人不太可能带自己的子女去大医院看病，这位牙科医生太高估台湾了。大约十天之后的一个晚上，这个母亲被便衣警察以好赌的名义抓走了。后来，这个母亲又不愿依照诊疗的秩序，闯进“他”的诊疗室。她舍不得花钱去医治女儿的“水癌”，却想在自己的牙齿上套上金牙。这位牙科医生毅然地把她赶了出去。从此，这位牙科医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要成为自己同胞的心理医生，去净化流在那种女人体内的血液。
平心而论，《水癌》所写，无论题材、故事风格、人物形象，还是艺术构思、技巧及语言表达，都很一般，但是，它迎合了“皇民化运动”的需要。那个身居“领导阶层”的男主角牙科医生，实际上就是周金波本人的化身，而那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没有多少教养的女人分明又是一般台湾民众的代表，“水癌”则是病态社会台湾愚昧、迷信、陋俗和不正民风的象征。周金波在做同胞心理医生的题旨是在寓意，就是要用“皇民化”的理想、抱负、观念来“炼成”皇民，改革台湾，并且期望通过“皇民炼成”的目标来达成他的晋身之道。小说的主题，表现的正是当时日本军国殖民主义者的“国策”。《水癌》，正是不折不扣的“皇民文学”。
《志愿兵》写了三个主要的人物：“我”、张明贵和高进六。“我”，八年前就从东京学成返台了。眼前，正在事业和家庭两头忙碌。返台之初，“我”还满怀抱负，一腔热情，想要革除台湾旧蔽，破除台湾传统。然而，久而久之，习以为常，现在，已经变得麻木不仁了。小说开始，是“我”去基隆港，迎接内弟张明贵。这张明贵，正留学东京，这次回来过暑假，想看看阔别三年的台湾。张明贵的小学同学高进六，也来到基隆港接他。这个高进六，读完高等科之后，就到了一家日本人的店里工作，在店里学了一口流利的日语，别人都误以为他是日本人了。还是在日本殖民政府强令台湾人改换姓氏之前，他就自称自己是“高峰进六”了。张明贵返台，主要是想亲眼看看当时实施“皇民炼成”、“生活改善运动”、“改姓名”和“志愿兵制度”之后的台湾，是什么面貌。可是，回来以后，张明贵发现，眼前的台湾，还是依然故我。高进六倒是和张明贵不同，要积极加入日台青年一体的皇民炼成团体“报国青年队”，想要体验到“人神合一的尊贵的人之修行”，以此督促台湾的进步。到底怎样做一个日本人呢?于是，张明贵和高进六两人互相争论起来。争论中，张明贵不赞同高进六那种修炼神灵附身的作法 。张明贵只希望台湾人经过“皇民炼成”的教育，使台湾人有教养、有训练。不料，在争论发生后十天，报纸上刊登了一条消息说，高进六说服了年老的母亲，写下血书，志愿从军，当了志愿兵了。读到这个消息后，张明贵去向高进六道了歉，并向“我”表了态，认为“进六才是为台湾好，想改变台湾的人。我终究无能为力，不能对台湾有所贡献。”“今后，我会自我检讨。”
其实，就小说的艺术品位来说，这篇《志愿兵》，水平也很低，但是，它十分讨好日本殖民当局。前已说明，日本当局宣布决定在台实施志愿兵制度是在1941年6月20日，也就是过了三个月，到9月，周金波就写出了《志愿兵》。西川满拿到《志愿兵》，立即和日本文人川合三良也以志愿兵为题材的小说《出生》，一起发表。第二年6月，还给《志愿兵》和《出生》发了“文艺台湾奖”。日本殖民当局如此称许周金波的《志愿兵》，当然是因为他这篇小说表现出来的汉奸性的“皇民文学”品格。对此，周金波那时是供认不讳的。1943年12月1日出版的《文艺台湾》上，刊登了一篇“谈征兵制”的座谈会记录。其中，有一段周金波的发言就是：“我的小说《志愿兵》写了同一个时代的两种不同的想法，一种是‘算计’的想法，另一种是‘不说理由的、直接认定自己是日本人了’的想法；代表这个时代的二位本岛青年，到底哪一位走了正确的道路?这就是《志愿兵》的主题。我是相信后者——‘不说道理的直接认定自己已是日本人’，只有他们才是背负着台湾前途的人。”由此看来，高进六和张明贵这两个人物显示的虽然是怎样炼成“皇民”的方法不同的分歧和争论，但是，周金波触及的仍然是一个身为台湾人如何蜕变成优秀的日本人的问题。
在这方面，陈火泉的《道》也得到了日本殖民当局的高度赏识。
陈火泉是彰化县鹿港人，生于1908年。台北工业学校毕业后，进入台湾制脑株式会社工作。1934年之后，在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做事。陈火泉的小说《道》发表在1943年6卷3号的《文艺台湾》夏季特别号上。随后，陈火泉又在《文艺台湾》的6卷5号上发表了《张先生》，也不断参加日本殖民者召开的座谈会。1943年底，列为西川满的“皇民文学塾”刊行的“皇民丛书”之一，由日本人大泽贞吉写序文，《道》出版了单行本，其作者，陈火泉也改署了日本姓氏“高山凡石”。《道》还入选为当年下半期日本文学大奖“芥川奖”的五篇侯选作品之一。陈火泉后来还有作品《峰太郎的战果》发表在《台湾文艺》的1卷6号上。
在前述的“决战文学会议”上，陈火泉曾有《谈皇民文学》一文发表。陈火泉说：“现在，本岛的六百万岛民正处于皇民炼成的道路上；我认为，描写在这皇民炼成过程中的本岛人的心理乃至言行，进而促进皇民炼成的脚步，也是文学者的使命。”这是我们解读小说《道》的一把钥匙。
小说《道》写了这么几个人物——陈青楠，台湾总督府专卖局直辖的“制脑试验所”的雇员；宫崎武夫，预备役陆军工兵少尉；广田直宪，樟脑技术股长；武田，陈青楠升官的竞争者；稚月女，陈青楠的同事，红粉知己。《道》的故事也很简单。陈青楠一直在致力于灶体的改良，以便提高樟脑的产量。他生活清苦，夫妻、老母和三个孩子一共六个人只能挤在一个四席半大的房间里。三、四年前，人们就传言他要升职了。然而，因为他是台湾人，就一直不能如愿以偿。有一次，在酒席上，为了一点小事，日本同事武田欺负了陈青楠。从这以后，他很在意日本人的种种作为。其实，这个陈青楠，自以为他已经是个优秀的日本人了。但是，在日本本土的“内地人”和台湾岛上的“本岛人”之间使用日语的语言区隔下，他还是感到非常迷茫。于是，像是一个“漂泊的‘思人’”，他常常“冥想”，时时活在一串内省的生活中。比如，武田在什么样的心情下打人?自己的出身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他像被迫站在法庭上的被告陈述?为什么本岛人不是人?后来，陈青楠就希望藉着通过“皇民”的信仰来解救台湾人的命运了。也就是说，他想明白了。不是具有日本人的血统才是日本人，而是要经由“历史锤炼”表现的人民，才算是日本人。趁着撰写提炼樟脑的新方法的机会，陈青楠决定好好整理一下自己的信念，要写成一篇《步向皇民之道》的文章了。不料，他向广田股长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之后，反倒叫股长说了一句“不要忘了血缘的问题”，自己的想法又被震碎了。到了1942年6月20日，陈青楠看到“志愿兵制度实施”的报道，兴奋、激动不已，连夜提笔，边流泪边写下了一首“台湾陆军特别志愿兵之歌”。遗憾的是，几天之后，那广田股长又是当头一棒，不但告诉他“升官”无望，而且还不客气地对他说“本岛人不是人啊!”陈青楠几乎崩溃了。眼看过去所建立的一切价值观刹那间就被摧毁了，陈青楠一时陷入了神经衰弱的状态中。半年的日子里，他一直郁郁寡欢。有一天，陈青楠忽然发现，自己的问题是出在，自己一直都用台语思考台湾人的想法，如果要做真正的日本人，除了“用国语(指日语)思想，用国语说话，用国语写作”之外，别无他法。想通了这一点，陈青楠又开始振作起来。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攻陷新加坡的消息传到台湾，陈青楠自告奋勇地志愿从军，期望自己成为“皇民”，能与日本人共同作战，以达成“皇民之道”的任务。这时候的陈青楠，确信自己必能成为第一个高喊天皇陛下万岁而死的人。那位红粉知己的稚月女，在陈青楠心目中已然是像“伟大的日本之母”了。决定了从军的陈青楠，对稚月女表明心志说，本岛人若不和内地人面对共同目标、共同的敌人，一起流血、流汗，就不能成为皇民。现在正处于历史的关头，要创造血的历史。陈青楠还嘱咐稚月女，当他战死之时，希望她写下这样的墓碑铭：“青楠居士在台湾出生在台湾成长成为日本国民而死”，或是：“青楠居士成为日本臣民。居士为天业翼赞而生，居士为天业翼赞而工作，居士为天业翼赞而死。”
这样一个《道》，真是将通往“皇民”之道演绎和发挥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了。难怪，西川满说，读了《道》，他感动得“热泪盈眶”，是“惊人之作”，“希望让每一个人都读到”。也难怪，读了《道》，滨田隼雄夸奖为“最杰出的皇民文学”，“独特的皇民文学，是从未出现过的如此令人感动的作品”。顺便说一句，《道》发表后，陈火泉不仅在文学上出尽了风头，第二年，他在总督府专卖局的工作，也如愿以偿地升任为“技手”了。
一方面，是西川满、滨田隼雄以及叶石涛等在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创作方法上出重拳打压；一方面，是周金波、陈火泉等在小说创作上用作品为殖民体制、“皇民化运动”效劳，树立榜样，继续施压。这就是“战时体制”下，台湾爱国文学家们处在“皇民文学”、“决战文学”、“敌前文学”、“文学管制”的环境中所面对的险恶形势，艰难处境。
第四 台湾文坛批判为“皇民文学”翻案的反动逆流
台湾文坛批判“文学台独”为“皇民文学”翻案的反动逆流，经历了两个回合的斗争。第一个回合，发生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第二个回合，发生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
先说第一个回合。
1977年5月，叶石涛在他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一文里，引用张良泽在《钟理和作品中的日本经验与祖国经验》一文结尾处的一句话说：“近代中国民族的厄运应该由中国民族自己负责，我们不能全归罪于外来民族。”叶石涛对此加以呼应说，“一味苛责日本作家也是不公正的”。
张良泽后来对于自己曾经怀抱中国“民族大义”而批判过“皇民文学”，也是深为“后悔”的。他说，这也是国民党当局“反共爱国”教育的结果。
其实，张良泽并没有真正地批判过“皇民文学”。1979年，正在日本筑波大学协助研究台湾文学的张良泽，在11月5日的日本《朝日夕刊》上发表了《苦闷的台湾文学——蕴含“三脚仔”心声的谱系·浓郁地反映迂回曲折的历史》一文，用所谓的“三脚仔”精神，来“概括整个从日据时代以迄今的台湾文学的精神。”张良泽说：
如果相机的脚架改成两脚，就会倒掉；改成四只脚，则又会因地面的状况而站立不稳。不论如何，脚架还是三个脚的好。至于人，则不论怎么说，两条脚的才是堂然的人。在日本统治时代，两条脚腿的台湾人，以“四脚仔”骂日本人。
不幸的是，我们自小被人呼做“三脚仔”。但这决不是我们真的比别人多长了一条腿。只因为父母受日本教育，按日本姓氏“改姓名”；为了取得配给物资而使家人说日本话，变成所谓“国语家庭”。当不成“皇民”，驯至成了非人非畜的一种怪物，为“汉人”所笑。
这样的“三脚仔”，张良泽认定是一种“中间人种”。他的解释是：
日清战后，台湾割日，其后直至二次大战终结的五十年零四个月中，产生了介乎大和“皇民”与中华“汉民”间的中间人种“三脚仔”。
台湾有史四百年间，作为汉民族之一支流的台湾人，不断地被逼到夹在异民族的统治和同民族间的对立的情况。为了偷生而百般隐忍，甘于做三脚的怪物，既无蜂起反抗的勇气，又不甘于当“狗”当“猪”，受役于人。三脚人便愈益苦恼了。
在张良泽看来，这“偷生”、“隐忍”，便是介乎“大和‘皇民’”与“中华‘汉民’”之间日据时期台湾岛上的“中国人种”的“三脚仔”文学的精神。
陈映真在1981年2月22日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发表了《思想的荒芜——读〈苦闷的台湾文学〉敬质于张良泽先生》一文，批判了张良泽的“三脚仔”文学论。陈映真首先指出，“若以‘三脚仔’精神来概括整个从日据时代以迄今的台湾文学的精神，就不再是张先生个人研究上的态度和哲学的问题”了，这是必须深入讨论清楚的。陈映真分析说，人类社会史上，“殖民者民族，凭其不知羞耻的暴力，在政治、社会、军事、文化一切生活的诸面上，支配殖民地民族。在心理上，支配者眼中殖民土著，是卑贱、愚蠢、没有人的尊严和价值的。”陈映真写道：
正与历史上一切殖民统治的结构一样，在金字塔的顶端，是统治的、少数的异族征服者，而底部则是广泛的被支配的殖民地土著民族。介于二者之间，便是为异民族统治者所豢养、所使用的一小撮土著民。这些人，为了保护自己在征服者未来以前所蓄积的利益，或者为了借征服者的威势在殖民结构中获取利益，背叛了自己的民族，为征服者鹰犬。在生活上和心智上，这些人尽其全力依照殖民者的形象改造自己；学习使用支配民族的语言，吃支配者民族的食物，穿支配者民族的衣着，并且对自己母族的血液、语言、生活习惯和文化，充满了自卑、甚至怨毒的情绪。如果我们回顾日本支配下“满洲”、“南京政府”和台湾的文献，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被征服者和知识分子疯狂歌颂支配者，对自己民族怀抱着深切的种族自卑，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和传统，加以酷似于支配者口气的恶骂。
这样的少数一些人和知识分子，自然受到民族的卑视。在大陆，他们是“狗腿子”、“汉奸”；在台湾，他们正是介于“两腿”的台湾人和“四脚仔”(日本统治者)之间的，“非人非兽的怪物”，即所说的“三脚仔”。
“三脚仔”最明白的、约定俗成的意义，就是“汉奸”。以“三脚仔”精神，概括台湾文学精神的一般，即使是一个真正的三脚仔，怕也不便、不敢出口的，何况张先生呢”
陈映真以为，“作为施暴者鹰犬的‘三脚仔’族”，如果不再看他们那些无耻的、凶残的“恶疾”，他们也是“日本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作为施暴者的鹰犬的‘三脚仔’族，也成为被支配者、被施暴者民族的巨大的伤口”，因而，对于“大部分尚苟活甚至于活跃于台湾生活的过去的‘三脚仔’族”，他无意“施以严厉的指责”，但是，鉴于张良泽的“三脚仔”论歪曲了台湾文学的精神，他还是要指出这么几点：
(一)所谓“三脚仔”，不是“没有蜂起反抗的”支配殖民的“勇气”，而是不但根本没有反抗的意念，他们认同于殖民者，挖尽心血依照殖民者的形象改造自己，诅咒、怨叹自己身上流的是“下等”的自己民族的血液，而不是统治民族的“高贵”的血液。以自己民族的文化、风俗习惯为耻。在日据时代台湾抵抗文学中常常受到嘲笑的人物，是那些说必蹩脚的日语，穿必和服，食必“味噌汤”的人，这正是所说的“三脚仔”。他们决不是不甘为“狗”(日本人)，正相反，他们是抛却一切廉耻想要当“狗”的人。
(二)张先生似乎想要在“台湾史的四百年”中，寻找这样一种人：反对异民族的统治，也厌恶“同民族对立”的，既不认同于殖民者民族，又耻于承认自己和落后的同胞之间的关系的第三种“人种”。从而，张先生引喻失当地把这第三个“人种”名之为“台湾人”，即“三脚仔”!
十九世纪发展出来的帝国主义，以无限制的贪欲和残暴攫取殖民地，其目的在掠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丰富原料，榨取殖民地的劳动，并以广大殖民地为无防卫的、驯服的倾销市场。欲达到此目的，殖民地的资本主义改造……以文明教化泽被蛮夷之名，进行殖民地的建设。特别在教育一项中，无不扬揄殖民母国文明之发达，促成殖民地人民心灵的殖民母国化(例如日治时代台湾和‘满洲’的“改姓名”、“皇民化”)为重要的教育目的，从心灵上消弭殖民地人民的反抗。
在这样的教化之下，受到殖民者教育的殖民地知识分子，便分成两种。其一，对殖民者的进步和文明、高尚，产生无限的崇拜，相对地对自己民族的落后和卑下，产生极深的厌恶。于是他一味要按着统治者的形象改造自己，努力继绝和自己民族的各种关系，并在思想、感情、心灵上认同于统治者民族。其二，殖民者的教育使他开眼，使他能认识到濒于灭绝的自己民族的悲惨命运，洞识殖民体制的榨取结构，从而走上反抗的道路，以寻求自己民族的解放。第一种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三脚”知识分子，厌恶自己民族则有之，反抗异族则绝无；第二种知识分子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他对统治者反抗，而这反抗正是以对自己的民族坚定的认同为基础。因此张先生所设定的既反抗异族 的统治，又不屑认同自己民族的第三种人种，现实上是不存在的。而以这第三种人种自居的人，往往其对自己民族的憎恶是真，其对统治的异民族之批评或反抗则是假的。例如，在近十几年中，在北美和日本有这理论：台湾四百年史，是台湾人在西班牙、荷兰、英国、日本和中国殖民者统治的历史，因此台湾应该从中国分离出来、走自己的路。说这话的人，反华的意识是真，但反西方殖民主义一点，就其运动和东西帝国主义关系之系之密切言，是欺罔之辞。
(三)有一种台湾史论，动辄以台湾的历史性格为言。从殖民制度的历史，从帝国主义发展史来看，台湾的历史，和一切亚洲、非洲、中南美洲这个幅员广大、历史古老的殖民地的历史，其实并没什么“独特”之处。西班牙占领北台湾、荷兰占领南台湾，以至于英国、法国和日本在十九世纪帝国主义疯狂鲸吞包括台湾在内的东方的时代，整个中国、近东、中南半岛、非洲和中南美洲，都遭到同样的命运。帝国主义发展的基本上的共通性——一国资本主义向国际资本主义发展；资本的扩大再生产要求在落后国家开商埠，甚至占领别人的领土，进行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干涉等等，使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和列强帝国主义下的中国、越南、印度、非洲、朝鲜、近东、中亚，遭受同样的命运。殖民地台湾的历史，在世界殖民地历史的背景中，失去了它所谓“曲折迂回”的、“孤独”的历史特点，反而彰显了帝国主义、殖民地历史中，被压迫民族的共性。台湾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历史性格，不但和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历史性格有深刻的同一性，也成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抵抗帝国主义历史中的一个篇章。
针对张良泽“三脚仔”的“偷生”、“隐忍”而“甘于做三脚的怪物”的画像，陈映真愤怒地指出
如果以这三脚人的画像，来界定“五十年零四个月”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台湾人(即张先生认识中有别于“大和‘皇民’”和中华‘汉民’”的“台湾人)，毋宁是一种极大的侮辱。从武力反抗到非武力反抗，五十余年的日本统治下，台湾发生过多少壮烈的抵抗，这是治台湾文学史从而治台湾史的张先生，所不应该不认识的。正是从张先生辛劳而可敬的研究工作中，使战后一代的台湾知识分子得以重新去认识到日据时代下台湾文学的宝贵遗产，即先行代日政下台湾文学家如何在巨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暴力之下，发出英勇的抵抗主义，对异族殖民者和台湾的三脚仔大加挞伐；如何在被压迫的生活中，怀抱着磅礴的历史格局。这些主题，也应该是研究日本统治时期台湾文学的张先生所熟悉的。以“为了偷生百般隐忍”、“无蜂起反抗的勇气”、“为了取得配给物资”而“改姓名”、组成“国语家庭”的“三脚仔”精神，概括一切的台湾文学，简直是睁着眼睛诬蔑先贤了。
在日本侵略战争体制下，在当时所谓的“决战下”的“台湾文学”中；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结构下组织起来的“大东亚文学者奉公”中，确确实实地，和所谓“满洲”的汉奸文学家们一样，台湾也出现过这种三脚文学家，和他们的三脚作品(我不忍在此列出人和作品的名字，因为我有这样的认识：他们也和其他受压迫的同胞一样，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但是，这些作品，却使有良心的日本人——例如以研究殖民地文学著名的尾崎秀树，都不能不在认识到日本人为第一个施暴者的基础上，以沉痛的心情加以批判的。张先生当然更不能以这种文学者和他们的作品为台湾文学的传统了。
说到用“三脚仔”精神来观照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陈映真还指出：
“偷生”、“隐忍”、不敢向组织性的暴力和压迫说“不!”的人生，是奴隶的人生；“偷生”、“隐忍”、不敢向组织性的暴力和压迫说“不!”的哲学，是奴隶的哲学。放眼世界伟大的文学中，最基本的精神，是使人从物质的、身体的、心灵的奴隶状态中解放的精神。
不论那奴役的力量是罪、是欲望、是黑暗、沉沦的心灵；是社会、经济、政治的力量，还是帝国主义这个组织性的暴力，对于使人奴隶化的诸力量的抵抗，才是伟大的文学之所以吸引了几千年来千万人心的光明的火炬。因为抵抗不但使奴隶成为人，也使奴役别人而沦为野兽的成为人。张先生花费了巨大的心力，为战后世代把日治时代伟大的台湾抵抗家们的作品，从尘封中整理了出来，而使战后的世代感铭不已的，不是奴隶的“三脚仔”的人生和哲学，正相反，是在抵抗中使奴隶提升为人的光明的形象。抵抗使奴隶成为巨人，使日本帝国主义者渺小若草芥。
日据朝代台湾文学中的反日本帝国主义精神，有一个明白的基础，那就是以中国祖国为认同主体的民族主义。离开这个民族主义，是无从理解日治下台湾文学的抵抗精神的。从前近代的、迷信的、封建的农民抗日运动，一直到近代的、民族主义的抗日运动，都在这个祖国意识的基础上展开。这是一切殖民地政治的、从帝国主义的辖制中求得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成了各受压迫民族共同的悲愿，也成为殖民地文学共通的主题所在。在日据时代的台湾，从来没有介于“大和‘皇民’和中华‘汉民’”的“中间”的文学。只有以汉民族的立场寻求民族解放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文学，而在它的对立面，也只有一味想洗清殖民地人“卑贱”的血液、一心一意要改造自己为皇民的“大东亚文学者”们或“决战后台湾文学”的“文学家”们的，真正的“三脚仔”文学。
鉴于张良泽还把这种“三脚仔”论延伸到战后，用以评价战后的台湾文学，陈映真还指出，这正是正派的日本学者尾崎秀树所指出的一种“思想的荒芜”。陈映真说，这使他“感到无限的心的疼痛和悲哀”。陈映真写道：
正如后世之人从赖和、杨逵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台湾作家的存在，看出一小撮“大东亚文学”派和“决战”派文学家们精神的荒芜一样，黄春明在《莎哟那拉，再见》、王祯和在《小林来台北》、宋泽莱在《糜城之丧》……等所表现的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照见了张良泽先生和一些文学思想界在这个历史中所表现的思考的空疏、荒芜和堕落。而这，与其说是有关张先生的悲哀，毋宁说是一种时代的哀愁吧。
日政下“决战”派和“大东亚文学者”派的喧哗和可悯的闹剧，受到公正的历史的批判而消失。人和包含了加害者与被害者在内的奴隶，乍见都是历史的产物。然而个人对于历史的主观的把握与理解，并以这理解为基石的人生的实践，分开了人和奴隶——奴隶经由抵抗而为人；人经由加害于人而成为另一种奴隶。这是不能不令人悚然而惊的法则。……
据说，在一九六三年，岸信介曾说过这样的话：
“就历史和种族，台湾和大陆均不同……为什么台湾人喜欢日本人，不像韩国人那样反对日本人：这是因为我们在台湾有较好的殖民政策之故。他们易于被统治，因为他们没有很强的民族主义的传统，因此他们比韩国人温和。”(王杏庆：《时报杂志》二六期)
战后时代的台湾文学家，对于这段话，是应该愤怒呢，还是应该流泪?“台湾与大陆不同”，台湾人“没有很强的民族主义的传统”之说，是对于本省人最放胆的侮辱和对台湾抗日历史最无耻的谎言。但，细细一想，这岂不是张先生台湾人三脚仔论的日本版本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精神的荒芜，如何可因逃避了严正的批判，而延伸到战后的今日，尾崎秀树氏的预见，不幸言中。张先生以台湾人的身份，在日本从事台湾文学的整理与研究，以他在“苦”文中所表现的思考上的荒芜与空疏，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若岸信介之流的精神的荒芜，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难道还不明显吗?
1979年，张良泽还有一篇《战前的在台湾的日本文学——以西川满为例》一文发表。随后，到1983年，他又抛出《西川满先生著作书志》，这都是美化西川满、美化皇民文学的。对此，陈映真在1984年3月的《文季》1卷6期上发表了《西川满与台湾文学》一文，予以批驳。
这时候的张良泽，如同陈映真所说，真的是“在思想上表现出对日本新旧战争体制万般温存的性格”。他说，他对战后出版的日本文学史冷遇了殖民台湾时期西川满一类的文学家，感到极端的苦闷。张良泽在《战前在台湾的日本文学》一文里写道：
……当时日本“臣民”之台湾人作家固无论矣，即活跃在殖民地台湾的日本作家，在这些日本文学史中皆没有记载……对于长时期促进了台湾文学，又为日本文学开拓另一分野的住台日本人作家受到忽视，实在令人感到遗憾。……为什么上述跨越了两个时代、交会在两个文化圈的边境的日本“外地文学”作家们，会受到日本文学史家的忽略呢”他们(译注：即日本“外地作家”)不是在日本文学的延长线上工作的尖兵吗?
由于张良泽以西川满的文学为例，“很不吝于给他高度的评价”，陈映真的批判也就针对着张良泽对西川满的美化来展开。
陈映真首先指出，战后时代的日本文学研究者近藤正已，对于同一个西川满，却有同张良泽先生甚不相同的评价。对于早期的西川满，近藤的《西川满札记》认为，他的作品的内容是“没有实体的，西川式的幻想的台湾”。要之，西川满所写的台湾的风土和人物，都是以在台“二世”日本人的心灵为中心而虚构的台湾，除了皮相的异国情调，“引不起台湾人的兴趣”和“评价”，根本缺乏对“台湾人所处状况之深刻考虑和解释。”陈映真说：
张良泽先生苦口婆心呼吁日本人重视战时日本殖民地文学之研究的美意，恐怕即连当今最右翼的日本人都会觉得尴尬吧。
接下来，陈映真以“西川满的‘台湾意识’”、“西川满的‘台湾文学’论”、“压抑还是‘促进’了台湾文学”、“头号战争协力文化人西川满”、“不清算，可以；翻案，不准!”为题，深入展开了批判。
张良泽啧啧推崇说，西川满是把台湾当做他自己的故乡的，是“爱”台湾的。陈映真批驳说：
如果西川满深“爱”着台湾，则毋庸置疑的是，当年许多前来殖民地台湾投资、做官、探险的日本人也深“爱”着台湾的。问题在于：西川之爱，是支配者民族以他自己为本位去理解，去看殖民地台湾，从而投注他的感情。从“第二代”在日本殖民者看来，台湾有南国之美，有古台湾历史的神秘感，充满着叫人向往的“华丽”的异国情调。但是对于殖民地的儿子杨逵，台湾是充满着殖民地内部矛盾，是一个一触即破的脓疮；是疲惫破产的农村；是充满着民族压抑和荒诞支配的地狱。但对于西川和他的老师吉江乔松，台湾是“南方，光之源，赋予我等以秩序、欢喜和华丽”(近藤正已：《西川满札记》)的人间乐土，是精致的个人情趣(例如西川满在台出版的杂志、书刊的封面设计和装帧设计)。西川满的台湾，便是这样一个“人工的、空想的、幻想的”、“二世”殖民者心目中的乐园(近藤正已：前揭书)，呻吟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真实的台湾生活和台湾人民，对于西川满，是视而不见的。至于张良泽先生所顶礼颂赞的西川满小说《台湾纵贯铁道》，据近藤正己先生指出，“可以说是皇民化时代的代表作”，是一部“‘二世’(日本)作家以日本人殖民者之原点——一八九五年日军侵台作为主题而写的一本小说!”(近藤正己：前揭书)张良泽先生这样没有分析地就断定西川满是一个充满“台湾意识”、热爱“乡土”的人而引为知己，不要说是从中国人立场，即使从所谓“台湾民族”的立场，怕都难于过关吧。
张良泽认为，西川满对台湾文学来说，是意义重大的。其中，特别重大的是，他“在台湾人的心中，坚定地种下了一种叫做‘台湾文学’的意识。”张良泽说：
……但是在西川氏的杂志或著述中，时常堂堂然使用着类如“台湾文学”、“华丽岛文艺”的辞语。尤有进者，西川也经常对于“台湾文学”的存在，做明确的主张。例如他在论文“台湾文艺界的展望”中这样说——
“从今而后，再不要胡乱以东方文学为范本吧……南方就是南方，北方就是北方，既然身在明亮澄澈的南国生长，还不时思念着北国阴暗的雪空，这算什么呢?日本终于是要向着南方伸展下去吧。我等携手于文艺道路上的人，若无深刻的自觉，将何以面对我等后世之子孙?以华丽岛文艺，建设应乎南海、擎乎高天的天峰，这就是我们大家的天职啊!”
经由这样的想法，西川满清晰地主张了台湾文学的独自性，从而使台湾觉醒了起来……
对此，陈映真的批判是：
类似“台湾文学”的辞语，是因着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对于不同的政治、民族立场的人，有不同的内涵的。例如一九四○年的《华丽岛》诗刊其实是在台湾第二代日本人文学家思有以推展“外地文学”的团体“台湾诗人协会”的机关刊物。而所谓“外地文学”，正是英国的Colonial literature，是法国的Litt'eratuer Coloniale，译成中文，就是“殖民地文学”。依当时在台湾的殖民地文学家岛田谨二的说法，这所谓“外地文学”，其实是殖民国与殖民地接触，产生“风土、人和社会”的差异，从而产生异于“内地”母国的、有特异性的文学，但一言以蔽之，是殖民者在殖民地写出来的，以不同程度歌颂了扩张中的帝国，讴歌新领地的“华丽”云云的文学。思图在日本南疆殖民地的台湾，为日本文学扩张新的、富有异国情调的文学的西川满的豪言状语，毕竟是日本人本位——不，是日本帝国主义本位——的语言，非但并不是“主张台湾文学”的“独自性”，其实更是主张附庸于日本文学的，有别于其他领地如朝鲜之朝鲜文学的“台湾文学”的“独自性”吧!令人疑惑不已的是，张良泽先生绝非不知西川的日本中心的台湾文学观。因为他也知道西川主张台湾文学“在日本文学史上应占特异地位”，认为西川的努力，是要“把台湾文学作为日本‘外地文学’(即前指殖民地文学)的一环而加以开拓”，并认为西川对日本文学“新领域”开拓有所贡献。那么，张良泽先生是站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立场看台湾文学呢?还是站在台湾文学的立场看问题呢?观乎其文，答案是明白的。
何况，早在1939年为日本殖民地文学掌旗的《华丽岛》诗刊和1940年为日本侵略体制服务的《文艺台湾》之前，1933年就有了《台湾文学》，1934年就有了《台湾文艺》，怎么能说“台湾文学”的概念是西川满坚定地栽种在台湾人的意识中、促成台湾人的觉醒的呢?
张良泽对西川满推崇备至，还有一点是说西川把“台湾的民间文艺提升到芬芳的文学境界。”张良泽说：
观西川氏之杂志和著作，就知道其内容殆为充斥台湾民间卑俗的故事、传说、风习等，取之为文艺，从而把素来被忽视的素材，因西川浪漫的情绪和艺术性技巧，一变而升登文学的殿堂。
对此，陈映真批判说：
在殖民地中，对于文化，一贯存在着两个标准。从殖民支配者的文化以观，殖民地的“故事、传说、风习”，莫不“卑俗”。但从被支配民族自身的立场以观，这些故事、传说和风习，尽多优美而堪足自傲之处。即使从更激进的革新的立场去看，殖民地反抗的知识分子固然也在自己的文化中看到其鄙陋、落后之处，并且进一步为了图强而对自己文化中黑暗、落后的成分痛加挞伐，但这又与以日本人立场，以事不干己的态度，从爱殖民地神秘、异国性的趣味，既连腐朽、衰败的东西也大加赞美，两者之间，有迥然不同的意义。
而所谓西川透过“浪漫的情绪”和“艺术性的技巧”所表现的台湾，直如前文所说，是以在台“二世”日本人立场去虚构出来的“人工的、空想的、幻想的”西川满自己的“台湾世界”(近藤正己：《西川满札记》)，与日据时代台湾的具体现实之间，自然有巨大距离。根据研究西川的学者近藤正己先生的意见，西川的早期作品中的台湾，是没有实体的，西川自己幻想的台湾；他的后期作品中的台湾则多笔记、史料中古台湾的神秘，幻觉为多。而在这样的作品中，人们如果想从中找出西川“对当年台湾人所处状况之深刻思考、解释等描写”，是“极端困难的”。在台湾生活了三十多年，却永远不能不“以日本人价值观的尺度”来看台湾的生活的“二世”日本人西川满，无从真正深刻地理解台湾的“故事、传说、风习”，自是十分明白之事，则西川又如何能把这些“卑俗”的台湾“故事、传说”和“风习”，点石成金，“升华”为“芬芳的文学”呢?
张良泽还吹捧西川满确立了台湾文学的地位，培植了台湾作家，昌盛和丰富了台湾的文学。陈映真则针锋相对，用台湾新文学自20年代赖和等人以来的文学成就澄清了张良泽的谎言。陈映真说：
事实告诉我们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战鼓逐渐昂扬，台湾新文学逐渐受到日本在台湾战争体制的弹压，终至消灭。以西川满为首的日本殖民地文学乃快速地向着战争协力的文学飞跃，代之而兴。西川的崛起，至于在战争文学的啸喊中享尽荣华，其实是以在西川协力下蛮横地弹压台湾文学为重大代价的。
接着，陈映真还列举事实，揭露和批判了西川满，以及为西川满歌功颂德的张良泽：
一九四一年，“台湾文艺家协会”正式编入日本战争体制，西川满出任协会的“事务总长”。一九四二年，西川率团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年底发表战争协赞的黩武演说“一个决意”，四三年，抨击抗日的台湾文学主要传统精神现实主义为“狗屎现实主义”，同年九月，西川提议“撤废结社”，废刊《文艺台湾》，翌年并以《皇民学塾》代之，终于将据他自己说比粮食还珍爱的文学，献上战争的祭坛。至此，“浪漫的”、“唯美的”西川满，肆无忌惮地暴露了他原本极右翼、法西斯的战争性格，在台湾文学仆倒在日本战旗下受到严苛的检举与弹压之同时，西川满却享尽了皇民战争文学的荣华。张良泽先生竟何所据而谓西川满昌盛和“丰富”了台湾文学呢?
至于说西川满“提拔”、“培养”了作家，日本在台作家中有几个是西川满所培养的，不得而知。至于台湾作家，除了张良泽一再提及的某评论家，并未列出其他的名字。郑清茂教授向张良泽先生质询：除了某评论家之外，究竟西川还栽培了哪一个台湾作家时，张良泽先生说那些受到西川栽培的台湾作家，光复后都“绝笔”了。如果张良泽先生所说的那些作家，是一直跟西川从《台湾日日新报》到大东亚文学奉公会一路鬼混的作家，“绝笔”至少是知所羞恶之表现吧。至于张良泽行先生不惮于一再提到的某评论家，除非某评论家自己出来承认是西川的弟子。否则，事关名节，别人是不便妄评的。
在此，出于不忍人之心，陈映真讳隐了“某评论家”叶石涛和皇民作家周金波和陈火泉等。再根据日本学者正藤正己的资料，陈映真还列举了西川满的一些文章说：
这些辉煌的记录清晰地说明西川满根本不是在日本战争体制协赞之下从事战争协赞的言行，而是西川满从青年期以来作为二世日本殖民者右翼反动的历史所形成的、真正的西川满性格的表现。
……西川满的极右翼反动性格的发展过程，正好说明了他的所谓惟美主义，他的所谓浪漫主义，其实是虚伪的外观，骨子里嚣狂的皇民军国主义才是西川的基本的、真实的性格。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陈映真义正辞严地批判了张良泽为西川满翻案、为“皇民文学”张目的“毫无学术、良心和民族立场的态度”。陈映真写道：
回顾日本逐步走向战争的历史时期中，殖民地台湾遭受了多么巨大的精神和物质的伤害。在那个疯狂的时代里，数百万台湾人民固无论矣，即使是加害者日本的侵略当局，也成为他自己所犯的严重罪恶所侵蚀和堕落的被害者。在残酷、严苛的暴力下，多少人的良知和心灵为了隐忍偷生，受到重大的羞辱和伤害。这是人们一直不忍对于即使在日据时代至极明显的协赞日本军事侵略体制的一些台湾作家、文化人加以无情揭发和清算的原因。但是，也正好是在举世屈从于狂恣的淫威的时代，一些敢于坚守原则，不惜以自身的破灭为代价，挺身抗争，敢于为人性的尊严面对施暴者的锋镝的人们，才更值得后世之人格外钦仰和尊敬。张良泽先生那种“谁都不可能不投降”论，是对于正气、公义、原则和勇气最令我遗憾的侮辱。如果张良泽先生还要进一步以这“投降有理”论，去为被一个曾经高踞协力日本侵略战争的文化人榜首的西川满翻案，则即使不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就是站在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人的立场，也是值得震惊的疯狂罪恶态度吧!
……
学术研究受到研究者个性、立场、思想的影响，毋宁是自然的事。但像张良泽先生这种毫无学术、良心和民族立场的态度，真是绝无仅有。如果张先生研究的，是绿豆芝麻一类的题目，倒也罢了。不幸的是，张良泽先生是在日本的国际学界，谈论有关台湾文学史和思想，则忝为台湾文学界的一员，就不允对张良泽先生的千古未有之奇的错误，保持缄默，从而有必要提出纠弹，否则整个台湾文学界岂不贻笑于国际士林，对于殖民时代歪扭了历史下歪扭了的人，如何协助日本帝国主义加害者为虐，不加追究，是可以的，因为全体而论，莫不是战争的受害者。但如果有人处心积虑的为奸佞翻案则断断不准!为的是为人间后世留下起码的正气啊!
70年代末和80年代最初几年的这个回合之后，有关“皇民文学”问题的统独之争，似乎暂时平息了下来。然而，前文提到的西川满“栽培”的那位“某评论家”还是于心不甘的。?，叶石涛，也终于还是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于是，人们看到，张良泽之后，叶石涛公开跳出来，再为西川满翻案，也再为“皇民文学”翻案了。
这就到了第二个回合。
最早，是在叶石涛复出文学界之后写他的《文学回忆录》的时候。这回忆录里，他一共有三篇相关的文章，即：《府城之星，旧城之月——〈陈夫人及其他〉》、《〈文学台湾〉及其周围》、《日据时期文坛琐忆》。前已说明，叶石涛是1942年12月13日在台南公会堂的座谈会上认识西川满的。在回忆那几年的生活时，叶石涛有意美化了西川满和“皇民化运动”、“皇民化文学”。比如，日本文学报国会召开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分明是“大东亚战争”的文学动员大会，极具侵略性质，叶石涛却说它“似乎有浓厚的联系感情为主的联谊会性质”。西川满的《文艺台湾》，分明是日本侵略者的工具和喉舌，叶石涛却说“它似乎不是言论统制的机构，而是联络作家感情的联谊会”，它“缺乏符合国策的战争色彩”，而是一个染上西川满个性色彩丰富的“华丽杂志”，“并不排斥有不同文学主张的其他作品”，“尽管杂志的封面以‘文章报国的决心’几个大字，表示拥护国策，其实这是蒙混当局的障眼绝招”。至于《文艺台湾》上西川满抛出来的周金波的《志愿兵》、陈火泉的《道》等“皇民化”文学，叶石涛则坦陈：“我也并无‘深恶痛绝’的感觉”。叶石涛为其辩称：“在那战争时代，毫无疑问的一切价值标准都混乱了。在日本人的压迫下，中了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毒素很深的某一些台湾作家，他的意识形态自然被扭曲了。三十多年的岁月流逝之后，再来挖掘疮疤似乎并不厚道，好歹这些小说也反映了某一个台湾历史阶段的血迹斑斑的，被压迫的生活事实，我和锺肇政兄的见解相同，希望当作历史性文献或纪录留下来，以便后代人能够彻底了解那时代的环境。”当然，叶石涛还美化了西川满，并为西川满和他自己在“狗屎现实主义”的争论中的丑恶历史涂脂抹粉。1983年，在《文学回忆录》出版时，他用当时发表在《文学界》上的《文学生活的困境》一文代序，还要念念不忘地写道，西川满的《文艺台湾》“色彩较浪漫，据说倾向于皇民化。说它是皇民化吗，刊物的风格却也不太像。它照登了许多跟皇民化拉不上关系的地方色彩浓厚的版画和小说。”
往后，到1990年，叶石涛出版了《台湾文学的悲情》，书中涉及“皇民文学”的篇章有《抗战时期的台湾新文学》、《庄司总一的〈陈夫人〉》、《〈南方移民村〉》、《四○年代的台湾日本文学》、《“抗议文学”乎?“皇民文学”乎?》、《皇民文学》等。在《战争时期的台湾文学》一文里，叶石涛竟公然宣称：“在这个时期里，没有‘皇民文学’，全是‘抗议文学’。”叶石涛还从周金波的《志愿兵》说起，攻击批判“皇民文学”的文学家。叶石涛说：“战后完全停止创作的作家周金波，他所写的《志愿兵》等作品，也许算是“皇民文学”吧?但几十位台湾日文作家中，这究竟是不到百分之一的极少数作家。今日，常看到昧於知悉台湾新文学史的少数作家，诬蔑抗战时期的台湾作家为‘皇民作家’，这是令人痛心的事情。如今，所有日文作家的小说大多已有中文译本。我希望年轻一代的台湾作家用心地去阅读这些血迹斑斑的作品，根据作品来予以公正的评估；究竟这些作品是不是皇民文学。如果不是，该还给这些先辈作家以荣誉，别再给他们戴上茨冠吧。他们是台湾民众中的秀异份子，他们反日、反殖民的民族精神永垂不朽，是我们宝贵的资产。”在《四○年代的台湾日本文学》一文里，叶石涛在继续为《志愿兵》翻案的同时，也为陈火泉的《道》做了翻案文章。叶石涛说：“一九四三年七月，《台湾文艺》上出现了陈火泉的《道》这篇小说，同样描写了台湾人皇民化过程，但是作者所描写的并非抗拒的过程，而是容纳和接收流程中的苦闷、讽刺和幽默，使得这小说减弱了尖锐的批判性。”在《皇民文学》一文里，叶石涛又一次为陈火泉的《道》做翻案文章说：“陈火泉的《道》，有人咬定的皇民文学。但这篇小说，并不是那么容易咬定的。如果你站在作者的立场看，也许这篇小说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台湾人的抗拒皇民化的心理挣扎的记录。作者用的是诙谐而反讽的笔调，没那么容易下肯定的结论。这篇作品也透露了属于弱小民族的台湾人那心灵的双重结构，一面倾向于统治民族的优势文化，一面又想要保持民族自尊心的那可怜的挣扎。这是篇血迹斑斑的历史性纪录，在苛责以前，应该用细腻而同情的眼光去观察。纵令它有损伤民族自尊的地方，但它也的确反映了决战下一部分台湾民众的心灵结构。”叶石涛在《“抗议文学”乎?“皇民文学”乎?》一文里对“皇民化运动”时期的文学断然作出的结论是：“没有‘皇民文学’，全是‘抗议文学’”。
再往后，1995年，叶石涛在高雄《台湾新闻报》的《西子湾》副刊上发表《台湾文学百问》的随笔时，又在《西川满与〈文艺台湾〉》里，吹捧西川满的“坚强的作家灵魂值得吾人钦佩”，还不惜歪曲历史，吹捧西川满对台湾文学作了“巨大”的“贡献”。叶石涛的吹捧文字是：“西川满不仅是一个终生创作不辍的诗人小说家，而且也是在台湾日本人知识分子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他应该是台湾日本人作家的龙头。他出钱出力建立了日本文学之一环的外地文学——台湾文学，培养许多日本人作家，也嘉惠台湾人日文作家。虽然他的统治者意识浓厚，遵守日本国策，不得不赞同‘大东亚共荣圈’，但他的身份本来就是尊贵的、接近日本贵族阶级的人，这种右派的意识形态难以改变。不过他对台湾文学的贡献有目共睹。他也没有留下迫害台湾人作家的记录，虽然是日治时代台湾人作家的口诛笔伐的对象，如今检讨过去，倒惊讶于他留在台湾文学的巨大足迹。”
对于叶石涛为“皇民文学”翻案、为西川满张目的言论，台湾爱国文学家们本着“听其言观其行”的态度，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到了1998年，反击“文学台独”势力这种猖獗活动的时机成熟，爱国文学家们重拳出击了。
1998年2月10日的台湾《联合报》副刊上，5月10日的台湾《民众日报》副刊上，6月7日的《台湾日报》副刊上，张良泽连续以“台湾皇民文学作品拾遗”为名，辑译刊出了17篇所谓的“台湾皇民文学作品”。同时，还发表了三篇表达他对“台湾皇民文学”观点的文章。《正视台湾文学史上的难题——关于台湾〈皇民文学作品拾遗〉》一文是其代表。针对2月10日《联合报》副刊上的《正视台湾文学史的难题——关于〈皇民文学作品拾遗〉》一文，陈映真在4月2日—4日的《联合报》副刊上发表了《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论的批评》一文，予以批驳。不料，1977年对台湾乡土文学打过第一记棍子的彭歌，半路上杀了出来，在4月23日的《联合报》副刊上抛出了《醒悟吧!——回应陈映真〈精神的荒废〉》一文。对此，陈映真在7月5日的《联合报》副刊上发表了《近亲憎恶与皇民主义——答覆彭歌先生》一文。
1998年，日本右翼学人在台湾岛上利用“皇民文学”问题登台表演，也大有登峰造极的势头。
这一年，垂水千惠的《台湾的日本语文学》由台湾前卫出版社译成中文出版。编者黄英哲，译者涂翠花。垂水千惠其人，出生于1957年，算是日本右翼学人中的新生代。1992年到1994年，她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日据时期台湾日本语文学，尤其是“皇民文学”的论文。1995年1月，她将这些论文结集为《台湾的日本语文学》一书，交由东京五柳书店出版。
也是在1998年，中岛利郎迫不及待地跑到台湾，密锣紧鼓地搞了一连串的活动。先是3月下旬，这个日本的右翼学人与旅日“台独”派学者黄英哲共同促成将皇民作家周金波生前的笔记和照片捐给台湾的“文资中心”，又编纂《周金波日文作品集》，专门为周金波平反。据3月21日《联合报》报道，在那个捐赠仪式上，黄英哲说：“战后，有人修改以前作的作品，有人努力学中文写作歌颂国民党，可称为‘另类’的‘皇民化文学’，相较之下，周金波没有改过自己的作品，更值得钦佩。”中岛利郎则说：“当年文学界把他归类为皇民文学作家，可以转移对其他相同情况作家的注意……周金波是一位爱乡土、爱台湾的作家。”
同年12月25、26日台大法学院有一个“近代日本与台湾研讨会”。会上，中岛利郎发表了一篇题为《编造出来的“皇民作家”周金波——关于远景出版社的〈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的论文，还散发了另一篇文章《周金波新论》。在头一篇文章里，中岛利郎针对远景出版社1979年编辑出版的《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未将周金波的作品选入之事，大作文章，结论就是，周金波的“皇民作家”名号完全是编造出来的。后一篇文章，通过对周金波的五篇小说的解说，证明周金波不但不是“皇民作家”而且还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爱乡土、爱台湾”的作家。
值得一提的是，在台大法学院的这个研讨会上，中岛利郎发表论文时作了一个声明说：“日本社会文学会是左派的学会，自己坐在这席位上好像场子不对。”针对中岛利郎的表态式的声明，与会的“日本社会文学会”的代表西田胜在闭幕词中说了这么一段话：“其实，我在致开会词中也说过了，‘日本社会文学会’并不是‘日本社会主义文学会’……以前说过不可贴标签的中岛先生，这次竟然给我们贴了标签，真是人生难料……因此，自任为右翼的中岛先生，即使坐在这讲坛上也决不会是什么场子不对。”
好在，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这些“自任为右翼”的学人，跑到台湾大肆活动，为“皇民文学”翻案，正是当年日本殖民主义的幽灵徘徊不去的表现。
在这杂语喧哗之中，按捺不住的叶石涛，又在1998年4月15日的《民众日报》上写有《皇民文学的另类思考》一文。周金波明明是中国的台湾人，文中，叶石涛却歪曲事实，宣称：“周金波‘日治’时代是日本人，他这样写是善尽做为一个日本国民的责任，何罪之有?”
面对这种情势，陈映真从容组织火力，发动了声势强大的反击。
先是在《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的1998年冬季号上，即创刊号上，刊出了特集《台湾皇民文学合理论的批判》。特集共刊四篇文章，即编辑部的《台湾皇民文学合理论的批判》，陈映真的《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论的批评》，曾健民的《台湾“皇民文学”的总清算》，刘孝春的《试论“皇民文学”》。随后，《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1999年秋季号，又推出了一辑专题《不许新的台湾总督府“文奉会”复辟!》，发表了陈建忠的《徘徊不去的殖民主义幽灵》和曾健民的《一个日本“自虐史观批判”者的皇民文学论》。同时，这一期的《人间》丛刊上，还辑有一辑有关当年“狗屎现实主义”论争的“文献”，为解读的这一组资料，曾健民写了一篇《评价“狗屎现实主义”论争》，也是声讨叶石涛、张良泽等“皇民文学论”的战斗篇章。
与此同时，1998年12月25、26日的那个台大法学举行的“近代日本与台湾研讨会”席上，著名作家黄春明还发言反击日本右翼学人说：“日据末期的台湾人口有六百万，皇民作家只是其中的少数几位，皇民文学影响也很小，并不是那么重要；而皇民化运动却影响了全体台湾人，那才是可怕的恐怖的，其影响之深远，至今还残留在我们的社会、家庭中，造成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的矛盾……”
1998、1999两年里，陈映真和他主持的《人间》丛刊上所表现出来对于“台独”势力的“皇民文学”论的批判，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
第一，揭露并痛斥张良泽的荒唐逻辑和汉奸气味。陈映真在《精神的荒废》一文里指出，张良泽的“皇民文学”论的逻辑是：(一)国民党长年以来的“爱国”主义(中华民族主义)教育，是一切基于(中华)“民族大义”痛批“皇民文学的”根源；(二)然而，在现实上，“日据时代的台湾作家或多或少都写过所谓的‘皇民文学’”。(三)因此，“新一代的(台湾文学)研究者，应该扬弃中华民族主义，不可“道听途说就对‘皇民作家’痛批他们‘忘祖背宗’”；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以“爱与同情”的“认真态度”去解读“皇民文学作品。”《人间》编辑部的《台湾皇民文学合理论的批判》一文则指出，张良泽的举动，“无非是要为台湾四○年代极少数汉奸文学涂脂抹粉”。曾健民的《台湾“皇民文学”总清算》一文还旨出，张良泽的作为与谬说，“掩盖了推动皇民文学的日本殖民与军国当局和在台日本人御用文臣的罪行，最终是替当时积极地站在日本当局和日本御用文臣阵营的台湾皇民作家们涂脂抹粉，僭取他们在台湾文学史上的正当性。”
第二，揭露并痛斥张良泽的作为与谬说“对台湾文学造成了严重的淆惑与伤害”。曾健民的《台湾“皇民文学”总清算》指出，张良泽的骗术“误导了一般读者，以为日据末期的台湾文学的内部都与张氏辑译的皇民文学一样，充满了歌颂日本大东亚圣战、皇国精神的作品；且误认当时的台湾作家全都屈服在日本的殖民与军国体制下，积配配合日本当局的皇民文学政策，曲志而阿权地写了像那样的‘台湾皇民文学’。结果，使一般人错认为在日据末期，台湾文学就等于皇民文学；甚至认为，台湾皇民文学就是当时台湾文学的全部。”曾健民认为：“这不但对日据末期的台湾文学造成了甚大的淆惑和伤害，同时对于当时处于日本军事法西斯高压的文学环境下，凭着民族与文学的良知，以各种方式抗拒台湾文学沦为皇民文学的台湾前辈作家来说，勿宁是再度的羞辱。”陈映真等人都还指出，当年，自甘堕落死心塌地地写“皇民文学”的“作家”，也就是周金波、陈火泉等极少数的几个人。针对张良泽把水搅浑的伎俩，陈映真的《精神的荒废》一文还特别澄清说：“从赖和到吕赫若的台湾文学家，即使在压迫最苛酷的年代，都不曾稍露屈服的奴颜媚骨。说到‘发表作品’，人们也会想起在压迫者严密控制下犹冒险秘密写出反抗的心声，隐而不发，迨敌人溃败后才将作品公之于世的吴浊流。台湾文学史上，不为‘活下来’而失节，不为‘发表作品’而违背原则、讨好权力的文章的人，比比皆是，而他们又个个都是从艺术上、思想上都能过关的，令后世景仰的真正的作家。”对此，曾健民的《台湾“皇民文学”总清算》一文还指出，张良泽这样做，“居心”“是想把所有的台湾前辈作家都贴上皇民文学的标签，来壮大皇民文学声势，使所谓的台湾皇民文学正当化。”
第三，揭露并痛斥皇民文学势力对台湾文学进行镇压的罪行。曾健民的《台湾“皇民文学”总清算》一文指出，和战时的德国、日本一样，也和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一样，二战中，台湾岛上的“皇民文化”及一切的“皇民”文学、艺术，都是推进法西斯战争的一种重要手段。为强化这种手段，在台“皇民文学”运动的头号总管西川满，控制“台湾文学奉公会”和“日本文学报国会台湾支部”，利用在台日本御用文臣的报纸杂志及其背后的总督府保安课、情报课、州厅警察高等课、日本台湾军宪兵队等在台军国殖民主义势力，用各种方式打压台湾人民的文学，企图将台湾文学“皇民文学化”。其中，包括禁止用汉文(汉语白话文)写作，迫使当时台湾文学的两大园地《台湾文艺》的《台湾新文学》停刊，迫使一部分失去文学园地的作家背井离乡远赴大陆和南洋。当着赖和、杨守愚、陈虚谷和吕赫若、张文环等许多作家顶住这种压力，秉持文学与民族的良知，坚持台湾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继续从事创作时，1943年5月，西川满又抛出“狗屎现实主义”对台湾文学进行恶毒的诽谤和攻击。到了这一年年末，眼看日本战局颓败愈为紧迫，西川满又策划召开了“台湾决战文学会议”，逼迫张文环、王井泉、黄得时等人在1941年5月艰难创办的《台湾文学》季刊废刊，还迫使台湾作家撤销文学结社。到1944年，盟军攻陷塞班岛，开始对日本总反攻，日本本土和台湾处于盟军猛烈轰炸之下，台湾进入“要塞化”时期，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文学的至上指令又由“决战文学”进入“敌前文学”时期。曾健民指出，这样通过打压台湾文学而建立起来的台湾“皇民文学”体制，是和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推行的军需工业化、强制储蓄运动、“皇民化”运动，军夫、志愿兵运动等等，正是“一物的两面”。
第四，揭露并痛斥皇民文学的性格是“战争文宣性格”、“日本法西斯思想性格”、“皇民化性格”。《人间》编辑部的《台湾“皇民文学”合理论批判》一文指出，“皇民文学”的“特质”是：“(一)在民族上憎厌自己的中华种性，思想和行动上疯狂地要求同化于日本”；(二)以文艺作品去宣传、图解日本殖民者的政治与政策——“支持战争、号召应征为‘志愿兵’，充当侵略的尖兵”。陈映真的《精神的荒废》一文指出，“皇民文学”是为“皇民化运动”的目标服务的，它正是“皇民化运动”“这邪恶道场的共犯和帮凶”。“从全面看，皇民文学是日本对华南、南洋发动全侵略战争时，作为战争的精神思想动员——‘国民精神总动员’机制的组成部分而展开。……目的在集体洗脑，使殖民地人民彻底抛却和粉碎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化和认同，从而粉碎自己民族的主体意识，在集体性歇斯底里中幻想自己从‘卑污’的台湾人蜕化成为光荣洁白的‘天皇之赤子’，在日本侵略战争中‘欢欣勇猛以效死’，‘以日本国民死’，‘为翼赞天业而死’。”曾健民的《台湾“皇民文学”总清算》一文则把皇民文学的性格认定为“战争文宣性格”、“日本法西斯思想性格”、“皇民化性格”。
前述三篇文章，还有刘孝春的《试论“皇民文学”》，陈建忠的《徘徊不去的殖民主义幽灵》，曾健民的《一个日本“自虐史观批判”者的皇民文学论》，还都揭露和批判了叶石涛和张良泽所美化的周金波、陈火泉的“皇民文学”的作品。他们反映出：周金波的《水癌》用庶民阶级的没有教养的“母亲”来象征台湾，用“水癌”来象征台湾的迷信、陋俗，鼓吹用“皇民化”的观念、理想与抱负来改革台湾，主题表现的正是当时日本军国殖民者的“国策”。周金波的《志愿军》，写的是一个只有小学毕业、出身平凡、质性素朴的台湾青年高进六(自改姓名为“高峰进六)，对皇民化思想有很深的体会，决心要依所信而活，终于以血书明志，应征为特别志愿兵，歌颂了夺取三万条台湾庶民的性命的“志愿兵”制度。陈火泉的《道》表现了主角青楠力争在天皇信仰中把自己转变成日本人时，近于哀嚎、呻吟的民族自卑、自我憎厌和对于“天业翼赞”的无限忠心和信仰，终于向日本当局提出应征为志愿兵。这样的汉奸文学、文学品质虽然低劣，主题却非常集中——“皇民化”。这是张良泽们篡改不了的。
《人间》的批判还指向了叶石涛、张良泽们在“皇民文学”问题上做文章，和日本反动学者沆瀣一气的面目。
《人间》编辑部的《台湾“皇民文学”合理论的批判》一文指出：“美化日帝据台历史、怂恿日本右派不必为侵华战争频频道歉，到下关去为马关割台感谢日本人，仇视、憎恨中国和中国人而必欲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这些理论与行动，和将台湾‘皇民文学’免罪，进而加以合法化与合理化的言动，是一个运动、一个倾向的组成部分。”这就揭露和痛斥了张良泽们的言行和“台独”势力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之间不可小看的瓜葛。
《人间》编辑部的《台湾“皇民文学合理论”的批判》和《不许新的台湾总督府“文奉会”复辟》两文还指出，日本的反动学者垂水千惠、中岛利郎和藤井省三们，也有相关的谬说，也都美化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美化“皇民化运动”，美化“皇民文学”。陈建忠《徘徊不去的殖民主义幽灵》专门表达了对于垂水千惠的《台湾的日本语文学》的义愤。曾健民的《一个日本“自虐史观批判”者的皇民文学论》则集中火力批判了中岛利郎为皇民作家周金波翻案的文章《编造出来的“皇民作家”——周金波》，并揭露这些日本反动学者妄图复辟一个新的“台湾文奉会”的阴谋。
对于这些日本右翼学人，曾健民在《一个日本“自虐史观批判”者的皇民文学论》里指出：“并不是个人的或孤立的事情，而是近年在日本文化界逐渐兴起的一股右倾化潮流——‘自虐史观批判’的一个组成部分。”
什么是“自虐史观批判”?
“自虐史观”是“自我虐待的史观”的简称。这是近年在日本文化界逐渐兴起的一股右翼化的潮流。随着日本政界的一系列异常变化，如“日美安保新指针”、“周边事态有事法”、“国歌国旗法制法”、“加入TMD”等等的出台，日本社会右翼的、保守的势力对有良心的、进步的势力频频发动了攻击。在中日关系上，有一个焦点就是侵华历史的问题。有良心的、进步的日本人，对于过去日帝的侵略历史坚持自我反省和向中国人民道歉谢罪的历史观点。右翼的、保守的势力就把这种正确的历史观点讥评为“自我虐待的史观”，即，把所有日本国内批判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历史观点讥称为“自虐史观”，用批判这种自我反省、道歉谢罪的历史观点的办法，来美化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使其侵略战争正当化、合理化。推动这种倒行逆施的右翼文化潮流的主要团体是“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新历史教科书造成会”等等。垂水千惠、藤井省三、中岛利郎等人，就是这股势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只是，如同《人间》编辑部所说，这些日本学者“绝不敢于在韩国或北朝鲜发此狂言暴论，却敢于在台湾肆言无忌，放言恣论”。这是为什么?《人间》编辑部指出，这“是因为台湾内部自有一种‘共犯结构’。在政界，有李登辉(笔者注：也包括某新领导人)这样的皇民残余；在民间，有皇民欧吉桑、有皇民学者、有皇民化的台湾资产阶级。在台湾学界，有不少人因反中国、反民族而崇媚日本、美化日本殖民统治。”《人间》编辑部还指出，台湾国民中学教科书《认识台湾》(历史篇)的出台，生动地说明了，台湾已经将美化日本对台殖民统治的历史观上升到了当权者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层次。对此，曾健民的《一个日本“自虐史观批判”者的皇民文学论》也指出：“由于台湾近十年政治、文化、社会意识的急速‘亲日化’使台湾成为日本右倾势力合理化、正当化日本殖民历史的重要突破口和模范舞台，日本的‘自虐史观批判’者群起游走日台之间，纷纷把‘某些台湾人的心声’做为批判日本国内的‘自虐史观’的好材料。而‘台湾皇民文学’问题更是一个上等的好材料，这就是中岛等人的所有作为的真面目。”
针对这些徘徊不去的日本殖民主义幽灵的猖狂活动，《人间》编辑部指出：“他们的书(中译或日本原文)、文章在台湾公开流通。他们的立论有枝节的不同，但有一条说辞是一致的，即他们无批判地夸大日本的对台殖民统治为台湾带来‘现代化”(日本人叫‘近代化’)。他们将皇民文学中台湾人心理的一切伤害和矛盾，都归因于前现代的台湾人面对文明开化的殖民地现代性时的挣扎与苦闷，而与对殖民地心灵、物质深刻加害的、不知以暴力为人间罪行与羞耻的日本殖民地体制毫不相干!对于他们来说，日本对台湾的殖民使台湾迈入世界史的现代，得以文明开化，教育识字率普及，出版品丰富流通，形成‘公共空间’，从而形成‘台湾民族主义’，是战后台湾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化的源头。总之，日本殖民主义是美善的，有利益和恩惠于台湾……帝国主义有理!殖民制度无罪!”这就说明了，这些日本右翼学人为“皇民文学”翻案的目的，是要美化日本当年在台湾的殖民统治!
其实，“皇民文学”的汉奸文学性质，铁证如山，是谁也翻不了案的。针对中岛利郎的歪曲，曾健民在《一个日本“自虐史观批判”者的皇民文学论》一文中特别以周金波的作品为例，说明《水癌》就是要用“皇民炼成运动”来“去除迷信、打破陋俗”，就是要用“皇民化”的观念、理想与抱负去改革台湾和台湾人，所颂扬的正是“当时的主题是再鲜明不过的，这是通过张明贵与高进六两个典型来塑造一个台湾志愿兵的样板，颂扬这种人物的思想与行动力，赞美这种典型人物。”曾健民还指出，当年，日本殖民统治在文学上的头号总管西川满，发表《水癌》时赞誉有加。另外，在1941年6月20日殖民当局宣布决定在台湾实施志愿兵制度之后，9月，西川满一伙就和日本文人川合三良的同是以志愿兵为题材的小说《出生》一起，在《文艺台湾》上同时发表了《志愿兵》。第二年6月，还给这两篇作品同时奖给了“文艺台湾奖”。可见，日本殖民当局是十分称许周金波的汉奸文学作品的。在这样的铁的事实面前，怎么能说周金波是个“爱乡土、爱台湾”的作家呢?怎么能说“皇民作家”是战后台湾文坛编造出来的呢?
其实，周金波自己，对于写作《志愿兵》的“皇民化”宗旨是供认不讳的。曾健民查到1943年12月1日出版的《文艺台湾》，那上面刊登了一篇“变征兵制”的座谈会记录。其中，周金波有一段发言是：“我的小说《志愿兵》写了同一时代的两种不同的想法，一种是‘算计’的想法，另一种是‘不说理由的、直接认定自己是日本人了’的想法；代表这个时代的二位本岛青年，到底哪一位走了正确的道路?这就是《志愿兵》的主题。我是相信后者——‘不说道理的直接认定自己已是日本人’，只有他们才是背负着台湾前途的人。”面对这样的事实，中岛利郎为什么还要千方百计做他的翻案文章呢?不止是为周金波翻案，为陈火泉翻案也是如此。明明铁案难翻，却还是贼心不死，这是为什么?垂水千惠曾经十分狡猾地把翻案文章做在追究周金波、陈火泉等人“非‘亲日’不可的动机”上，或者说“非作皇民不可，有什么内在的必然因素”上。陈建忠的《徘徊不去的殖民主义幽灵》一文对此有入木三分的揭露。这就是垂水千惠自己说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在近代化过程中，一个人如何和自己的民族认同意识妥协。”或者，是个“不做日本人就活不下去”的问题。这，分明是在美化当年的日本殖民统治!
在《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的1998年冬季号上，陈映真的《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论的批评》一文的《愤怒的回顾》一段中，列举了“皇民化运动”给台湾人造成了数以二十万余人的生命损失之后，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1945年，战败的日本拍拍屁股走人，在台湾留下满目心灵和物质的疮痍。驱策台湾青年奔赴华南和南洋，成为日本侵略战争的加害者——和被害者的主凶，当然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残暴的权力。但是，对于殖民地台湾出身的少数一些文学家，在那极度荒芜的岁月中，认真鼓励鄙视自己民族的主体性，鼓动青年‘做为日本人而死’，从而对屠杀中国同胞和亚洲人民而狂奔的行为，后世之我辈，应该怎样看待?”陈映真向读者推介了日本学者尾崎秀树。
尾崎秀树的《旧殖民地文学之研究》，是怀着对日本战争责任的深刻反省和“自责之念”而敢于仗义执言的力作。在评论陈火泉的《道》的时候，尾崎秀树有这样沉痛的感慨：“陈火泉那切切的呐喊，毕竟是对着什么发出的啊!所谓皇民化、做为一个日本臣民而生、充当圣战的尖兵云云，不就是把枪口对着中国人民、不也就是对亚洲人民的背叛吗?”由此，重读陈火泉的“皇民”小说之余，尾崎有这样痛苦的呻吟：“当我再读这生涩之感犹存的陈火泉的力作时，感觉到从那字里行间渗透出来的作者的苦涩，在我的心中划下了某种空虚而又令人不愉快的刻痕，无从排遣。”有鉴于此，尾崎秀树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对于这精神上的荒废，战后台湾的民众可曾以全心的愤怒回顾过?而日本人可曾怀着自责之念凝视过?只要没有经过严峻的清理，战时中的精神荒废，总要和现在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
陈建忠的《徘徊不去的殖民主义幽灵》一文，也提到尾崎秀树在《战时的台湾文学》一书中提到的类似的思考，陈建忠说，这使人想到了后殖民理论家法农(Fanon)在《大地之不仁》里写下的一段名言。法农在评论西方殖主义对殖民地的影响时，写道：“当最后的白人警察离开和最后一面欧洲旗除下时也不完结。”陈建忠有感于此，在他的《徘徊不去的殖民主义幽灵》一文中就说：“日本殖民主义政权在战后虽然退出了台湾，但是殖民体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意识形态残留却未得到充分的清理；换言之，即未达意识形态上的‘去殖民’状态。”基于这种正确的判断，陈建忠提出，“我们要解读战争期的文学，正不妨仔细去辨识并清理在台日文作家、台湾作家文本中的殖民思想残留”。
有了这样的解读，人们就不难理解近年来在台湾围绕着“皇民文学”问题出现的怪现象了。这种怪现象，曾健民的《一个日本“自虐史观批判”者的皇民文学论》描述是：“在日据末期极少数人搞的、影响也不大的‘皇民文学’，而且具有全世界都唾弃的法西斯文学性格的‘皇民文学’，连日本人也不敢去碰触的日本法西斯国策文学的一组成部分的‘皇民文学’，近年来，在台湾却异常热门，成为一批高举‘台湾意识文学’大旗的文学界人士和几位日本的右翼学者联手炒作的对象，他们互为唱和，用各种谬论企图替‘皇民文学’翻案。有人在报纸上大幅重刊‘皇民文学作品’，指说当时几乎每个台湾作家都写皇民文学、都是皇民作家，夸大皇民文学，好像皇民文学就等同于台湾文学一样；有人说‘没有皇民文学，全是抗议文学’；有人说某‘皇民作家’是光复后才被捏造出来的，某“皇民作家”的作品其实是‘爱乡土、爱台湾’的；也有人以所谓的‘内在必然性’、‘近代性’来解读‘皇民文学’作品，把‘皇民文学’合理化”。
在这样的历史闹剧中，我们看到，外国右翼势力和“台独”势力正在狼狈为奸。“台独”分子需要日本右翼学人，是需要他为“台独”张目；日本右翼学人需要“台独”分子，是需要他们继续讴歌日本殖民统治。曾健民引用一位日本朋友的话说：“其目的在使日本的侵略历史免罪，同时，在使台湾在政治上、文化上、思想上与中国大陆分离。”
1943年，日本扩大对华南与南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时，是台湾殖民当局的总督府和“皇民奉公会”(简称“皇奉会”)所属的文艺团体“台湾文学奉公会”(简称“台湾文奉会”)与“日本文学报国会”台湾支部，共同在台湾推进以暴力扭曲和摧残台湾人民灵魂深部的“皇民文学”的。现在，日本右翼学人与台湾“文学台独”势力狼狈为奸，无异于一个新的“台湾文奉会”在复辟。《人间》编辑部说：“和这新的日帝文奉会进行坚决的斗争，是一切有自尊心的台湾文学工作者无可旁贷的责任。”其实，这不只是台湾《人间》派同仁和全台湾爱国的、维护祖国统一的文学工作者，也是中国大陆和海外的华人文学工作者的无可旁贷的责任。
当然，对于台湾来说，如同陈映真在《精神的荒废》一文里指出的，“触目皆是的、在文化、政治、思想上残留的‘心灵的殖民化’”，一定要认真地清理，日本殖民主义的残留影响一定要肃清。人们会十分赞赏并完全支持陈映真发自肺腑而又振聋发聩的呼吁和警策：“久经搁置、急迫地等候解决的、全面性的‘战后的清理’问题，已经摆到批判和思考的人们的眼前。”
陈映真、曾健民和他们的《人间》的批判，发出的呼吁和警策，还涉及到了另一个问题，这就是，面对“文学台独”势力的翻案逆流，人们应该怎么办?比如，现在张良泽对于他自己在过去曾以中华“民族大义”批判过“皇民文学”深感“后悔”当初之“无知”，所以，要来为“皇民文学”的“汉奸”品格翻案了。人们看到，《人间》的战士们也愤而起来加以批判和清算斗争了。而那些“自命真正爱台湾的人”呢，又都到哪里去了?曾健民的《台湾“皇民文学”的总清算》一文说得好：“面对张氏如此淆惑与伤害台湾文学的尊严的作为，平日开口‘台湾文学的尊严’，闭口‘台湾文学的主体性’的所谓‘台湾意识文学’论者，怎么都鸦雀无声了呢?是不是所谓的尊严或主体性只对中国有效，而对日本军国殖民者或其扈从者无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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