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常常被它的不肖子孙肆意篡改。
“文学台独”就是常常用他们的分离主义去诠释台湾新文学史上的重大的史实，从而歪曲真相，给台湾新文学的历史蒙上了一层灰尘。曾健民说过：“分离主义者惯用暧昧的没有具体历史与社会内容的话语，来掩盖史实，扭曲历史意义。”(曾健民：《反乡土的嫡传》。《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1998年冬季号。)然而，历史的真面目，任凭它灰尘再厚，也只能被遮掩一时，而无法根本改变。
这里，我们就四个问题，拆穿“文学台独”的谎言。这四个问题是：台湾新文化运动时期政治团体的目标；台湾新文学的源头；3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论争；1947—1949年在《新生报·桥》上的关于“建设台湾新文学问题”的讨论。至于7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文学台独”论者也多有歪曲，在上面批判“本土化”、“自主性”、“主体性”时，我们已有澄清，这里不再重复。还有一个“皇民文学”的问题，“文学台独”论者更是大做翻案文章，我们留待后面专门论述。
(一)关于台湾新文化运动时期政治团体的目标
陈芳明在《现阶段台湾文学本土化的问题》一文里说：“客观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九一九年，林呈禄、蔡培炎、王敏川、蔡式谷、郑松筠、吴三连在日本东京筹组‘启发会’时，就提出‘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之主张。日后的政治团体，如一九二七年的‘台湾民党’，便揭示‘期望实现台湾人全体之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解放’之主张；同年的‘台湾民众党’也高举‘本党以确立民本政治建设合理的经济组织及改革社会制度之缺陷’之旗帜。这些右翼组织，全然是以追求台湾人的自治为终极目标。至于左翼团体如共产党者，则进一步主张‘台湾独立’。”
众所周知，观察、认识历史问题，必须运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历史主义要求我们分析、认识问题，一定不要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环境。现在，我们考察日据时代的台湾民众的组织问题，也不能脱离当时的特定的历史条件。
当时的历史条件是什么?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台湾。所以，在台湾新文化运动中先后成立的“声应会”、“启发会”、“新民会”、“台湾文化协会”等社团，以及后来成立的“民党”、“民众党”、“共产党”等政党组织，他们反抗斗争的矛头是指向日本殖民主义当局的。他们的阶段性奋斗目标，是推翻日本殖民主义统治，要求台湾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以求对于日本国的自治和“独立”。这种阶段性的目标，并不意味着他们像今日的陈芳明等“台独”势力一样，反中国，并最终“独立”于中国之外。相反，他们最后是要回归祖国的。
比如，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在割让台湾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出于抗日的需要，以丘逢甲、唐景崧为首的抗日武装力量成立了台湾人民抗日临时政府“台湾民主国”。他们也不曾割断与祖国的血脉联系。唐景崧在就任大总统时即发表宣言说：“独立”后之台湾，“仍应恭奉正朝，遥作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②见王晓波编《台胞抗日文献选编》。台北帕米尔1985年版。)当时发表的《全台湾绅民致中外文告》也说：
无天可吁，无人肯援，台民惟有自主，拥戴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国，作何处理。②
很明显，“台湾民主国”的成立只是抗日的权宜之计，抗日并要求回归祖国才是斗争的目的。
又比如，“新民会”成立后，他们先后派遣了蔡惠如、林呈禄等返回祖国大陆，与中国国民党接触，及时吸取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改革社会的经验。在“新民会”的影响下，返回祖国求学的台湾青年日益增多，而且直接受到大陆学生运动的启迪。在祖国各地读书的台湾青年相继组织社团，以求联络同志，积蓄力量，待机返回台湾，和祖国同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北平台湾青年会、上海台湾青年会、台湾自治会、台湾同志会、厦门台湾同志会、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厦门中国台湾同志会、中国同志会、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都是这样的团体。
这里要提到一本日本殖民当局出版的《台湾警察沿革志》。它是1932年日本警察当局对日据台湾以来，一切台湾人民抗日运动的分析、研究与总结的书。，由台湾总督府警察局编定这本《沿革志》写道：
关于本岛人的民族意识问题，关键在其属于汉民族系统。汉民族向来以五千年的传统民族文化为荣，民族意识牢不可拔。虽已改隶四十余年，至今风俗、习惯、语言、信仰等各个方面仍沿袭旧貌，由此可见，其不轻易抛除汉民族意识。且其故乡福建、广东二省又和本岛只有一衣带水之隔，双方交通频繁，且本岛人又视之为父祖茔坟所在，深具思念之情，故其以支那为祖国的情感难以拂拭，乃是不争之事实。……此实为本岛社会运动勃兴之原因，依此检讨，则除归咎其固陋之民族意识外，别无原因。但这亦显示在本岛社会运动的考察上，民族意识问题格外重要。
可见，连日本殖民最高警察当局也承认，台湾岛“社会运动勃兴之原因”，乃是台湾民众“以支那为祖国的情感难以拂拭”。这样的“不争之事实”，到了今日，竟然被“文学台独”势力颠倒黑白，恶意扭曲，以至于完全抹杀了台湾人民抗日斗争的最终指向是回归祖国的目标，是绝对不容许的。
在这部《台湾警察沿革志》的序文中，日本殖民当局还特别提到邱琮指导下的“台湾光复运动”以及“意图以武力革命使台湾复归支那”的民众党事件，还有和大陆国民党人取得联络，在岛内进行武装起事的“众友会”案，等等。这些连日本警察当局也不敢否认的事实，今日的陈芳明们却矢口否认，这就不是什么文学观念的问题了。
陈芳明们不会不知道1936年轰动台湾的“祖国事件”。那年3月，林献堂随台湾《新民报》赴内地考察，他在上海的欢迎会上的致辞中有“林某归还祖国”的话。5月，《台湾日日新报》“揭发”了这件事，对林献堂大张挞伐。日本驻台湾军部荻州立兵参谋长嗾使日本流氓卖间，于6月17日在台中公园一个集会上殴打了林献堂，激起了台湾人民的公愤。今天，我们以“祖国事件”为镜子，比照一下陈芳明们，这些中华民族历史的不肖子孙真该羞愧得无地自容才是。比起林献堂这样的前辈先贤的祖国观念来，陈芳明们真该看到，当年日军参谋长不能如愿的企图——割断台湾人民与祖国的血脉，竟然今日能在陈芳明们的身上得逞，这是何等的悲哀。
(二)关于台湾新文学的源头
1984年到1987年，叶石涛在《文学界》上分期刊发和结集出版他的《台湾文学史纲》时还承认：“在台湾新文学起步的这个阶段，我们清楚地看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台湾的白话文运动便是在大陆五四运动的刺激下开展的。”他还承认，当时，“拼命地介绍大陆文学革命的内容和理论”的张我军，“把台湾新文学视作整个大陆文学的一环”，“由长远的历史来看”，“有它的道理”。然而，要不了几年，叶石涛要篡改历史了。1996年，叶石涛在他交由《文学台湾》杂志社出版的《台湾文学入门》一书的《序》里表白说，那本《台湾文学史纲》写成于“戒严时代”，他顾虑于恶劣的政治环境，不得不谨慎下笔，言不由衷，无法把他认定的台湾文学史上曾经产生的强烈的自主意愿阐释清楚。现在，随着“政治压力减轻”，他要“较轻松地表达”自己的台湾文学的“新观念”了。于是，在《入门》一书的正文里，叶石涛对他的“新观念”公然作了如下的表达——就“新文学而言，从1920年代到90年代的台湾文学已有70多年的历史……中国新文学对它的影响微不足道。”
叶石涛对台湾新文学起步阶段受到五四运动影响的历史结论的篡改和颠覆，受到了他的文坛“台独”同伙的夸奖。1999年，在“叶石涛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陈芳明就提交了题为《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观之建构》的文章，吹捧叶石涛的这一文学史观“正日益显露他重要而深刻的文化意义”。随后，集结讨论会的论文集《点亮台湾文学的火炬》时，《文学台湾》主编彭瑞金，则在文集的《代序》里吹捧叶石涛的文学史观“已然是台湾文学建构的一块不能或缺的础石。”
而陈芳明和彭瑞金，早在1987年7月28日，就对谈过文学史的撰写问题。陈芳明就说：“台湾没有产生过中国文学。”他明确表示不同意“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的主张。彭瑞金则公然认定，这种主张是“带着台湾文学去异化为中国文学”的一种“自我扭曲丑态”。到了1999年8月，陈芳明在《联合文学》第178期上发表他的《台湾新文学史》第一章《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就抛出了他对这一段历史的篡改内容了。陈芳明的谎言是，1895年甲午战败台湾割让给日本后，“台湾与中国之间的政经文化连系产生严重的断裂”，“台湾社会的传统汉文思考……逐渐式微，而终至没落”；在这种情况下，“台湾新文学才开始孕育酿造”。他所强调的，仍然是“接受日本殖民者”的影响。
现在，在台湾新文学发端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拆穿叶石涛、陈芳明、彭瑞金的谎言了。
台湾新文学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直接影响下诞生的，这是谁也篡改不了的历史。这篡改不了的历史事实是：
第一、1915年开始的大陆的新文化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也是一个以提倡新道德、新文学，反对旧道德、旧文学为根本标志的思想启蒙运动。1918年，在新文化运动继续获得巨大发展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京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引发了划时代的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最终致使中国代表团于6月28日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于是，风云际会，20世纪最初一、二十年的那一代台湾青年，在祖国大陆五四爱国运动的鼓舞下，深受“科学”、“民主”两大口号的启示，也深受“文学革命”的激励，纷纷行动起来，组织起来，掀开了台湾抗日民族运动的新的一页。台湾的新文化运动发生了。
1919年秋，在东京的一群中国青年，台湾方面的蔡惠如、林呈禄、蔡培火等，联络内地方面的中华青年会的马伯援、吴有容、刘木琳等，为声援响应五四运动，取“同声相应”的意义，在东京成立了“声应会”，这是台湾留学生组成的第一个民族运动团体。同年末到1920年1月，林献堂、蔡惠如又先后组织了“启发会”和“新民会”。“新民会”仿照祖国大陆的《新青年》，于1920年7月16日创办了机关刊物《台湾青年》。总编辑林呈禄以笔名“慈舟”发表《敬告吾乡青年》一文，鼓励台湾青年“抖擞精神，奋然猛省”，“考究文明之学识，急起直追，造就社会之良材!”创刊号还有卷头辞告白于天下，号召台湾青年奋起赶上新潮流，积极吸取、借鉴新思想，“自新自强”以达到中华民族解放、复兴的目的。这，正是新民会、《台湾青年》指导当年台湾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思想。
此后的十年里，台湾发生的重大的政治活动，比如1921年10月17日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1923年2月21日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以及新台湾联盟、台湾民党、台湾民众党、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等等，都或多或少，直接间接与“新民会”有关系，“新民会”的影响已经深入到台湾民众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了。
“声应会”、“启发会”、“新民会”，先后都在日本东京成立，而且“新民会”的总部也设在东京。这是因为，日本殖民统治者严密封闭台湾，控制台湾，而作为国际大都会的东京，当时已经是亚洲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种信息交流中心，台湾青年在那里能够及时地吸取、借鉴外国以及祖国内地的新文化新思想，便于突破殖民统治和祖国进行沟通和交流。这绝不能说明台湾新文化运动的源头来自于日本。事实上，一旦时机成熟，台湾新文化运动的指挥中心就转移到台湾本土了。
果然，一年后，1921年10月，在“新民会”林献堂的大力支持下，以蒋渭水为首的“台湾文化协会”在台北成立了。开业医师蒋渭水任专务理事，林献堂任总理，蔡惠如等人为理事。蒋渭水说，他们成立“台湾文化协会”的目的，是“谋台湾文化之向上”，“切磋道德之真髓。图教育之振兴、奖励体育、涵养艺术趣味”。“然而台湾人现在有病了，这病不愈，是没有人才可造的，所以本会目前不得不先着手医治这病根。”蒋渭水还说：“我诊断台湾人所患的病，是知识的营养不良症，除非服下知识的营养品，是万万不能愈的。文化运动是对这病惟一的原因疗法，文化协会就是专门讲究并施行原因治疗的机关。”启迪理智，廓清蒙昧，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真正的民族民主思想启蒙。1921年11月25日，台湾文化协会出版了第1号《会报》，发行1200份，但立即被日本殖民统治者查禁。《会报》上，蒋渭水的别具一格的医生诊断书和处方的形式，具体而形象地表述了文化协会的启蒙主义思想。其中，在“遗传”一项，写的是“明显地具有黄帝、周公、孔子、孟子等血统”。在“素质”一项，写的是“为上述圣贤后裔、素质强健、天资聪颖。”这篇被人称颂的启迪理智、廓清蒙昧的台湾启蒙思想运动的宣言书，分明在宣布：台湾和祖国的血脉，谁也割不断的!
第二、随着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作为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新文学运动也勃然兴起。20世纪20年代发生在台湾岛上的这场文学革命，大体上经历了先声、发难、较量、建设四个阶段。
先声这个阶段，主要的课题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
《台湾青年》自1920年7月16日创刊，到1922年2月15日第4卷第2号止，一共出版了18期。虽然刊物上发表的文章集中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但也刊发了4篇关于文学的文章。除日人小野村林藏宗的《现代文艺的趋势》之外，其他3篇，即创刊号上的陈《文学与职务》，3卷3号上甘文芳的《实社会与文学》，4卷1号上陈端明的《日用文鼓吹论》，都借鉴了祖国的文学革命的经验，提出了问题。比如，陈端明说：
今之中国，豁然觉醒，久用白话文以期言文一致。而我台文人墨士，岂可袖手旁观，使万众有意难申乎，切望奋勇提倡，改革文学，以除此弊，俾可启民智，岂不妙乎?
但因文章本身仍然用文言文写成，而且刊物在东京出版，影响还是有限。
1922年4月1日，为从青年扩大宣传到一般社会大众，《台湾青年》改名《台湾》，由林呈禄任“主干”，即总编辑。第二年的1月号上，黄呈聪发表了《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一文，黄朝琴发表了《汉文字改革论》，这可以说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声。
黄呈聪和黄朝琴都是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的台湾留学生。1922年6月，他们返回祖国大陆作了一次文化、文学之旅。祖国大陆开展的文学革命给了他们深刻的启发，《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和《汉文字改革》就是他们把自己在祖国大陆的见闻感想上升为改革台湾书面语言理念的两篇文字。他们不仅论述了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重大意义，而且阐明了台湾普及白话文的可能性。黄呈聪就说：“这是很容易做的，因为台湾的同胞学过汉文的人很多，并且喜爱看中国的白话小说，只要把这种精神引导去阅读中国新出版的各种科学及思想的书籍，便可以增长我们的见识了。”
第三、台湾文学革命进入到发难阶段，先驱者们开始倡导新文学了。
《台湾》杂志适应潮流，决定增刊发行半月刊《台湾民报》。1923年4月15日，《台湾民报》创刊，并全部采用了白话文。自此，《台湾民报》为台湾岛上的新文学革命作了全方位的准备工作。一是为了台湾文学革命提供新的语文、文体形式，二是为台湾文学革命引进祖国大陆文学革命成功的经验，如秀湖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将来》、苏维霖的《二十年来的中国古文学及文学革命的略述》等文即是。另外就是作品介绍，如中国第一部白话剧本、胡适的《终身大事》，以及《李超传》等。三是，开辟了《文艺专栏》，为台湾文学革命、台湾白话文学开辟了园地。事实上，《台湾民报》成了台湾新文学的摇篮。
1924年，正在北京求学的张我军身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痛感台湾的现状必须改变，在《台湾民报》上发表了《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和《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两篇文章，正式拉开了台湾新文学的大幕。
《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发表在1924年4月21日《台湾民报》2卷7号。这是一篇向台湾的旧思想、旧文化、旧文学的战斗檄言。《糟糕的台湾文学界》发表在1924年11月27日的《台湾民报》2卷27号。这时，张我军已由北京归来，任《台湾民报》编辑。在这篇文章里，他猛烈地批判和讨伐了台湾的旧文学。
张我军的讨伐震撼了台湾的旧文学旧文坛，击中了“击钵吟”的要害。于是，以连雅堂为首的旧文学势力迫不及待地跳出来猖狂地进行了反扑。于是，新旧文学家就在激烈的论争中，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较量。
第四、和祖国大陆文学革命的历史进程相似，台湾新文学发难之后，也激起旧文学的反扑，激烈的较量不可避免了。一个新的阶段由此开始。
1924年冬，台湾旧诗领头人连雅堂主编的《台湾诗荃》发表了他为林小眉的《台湾咏诗》写的《跋》，其中，有一段酷似林琴南攻击新文学口吻的文字：“今之学子，口未读六艺之书，目未接百家之论，耳未聆离骚乐府之音，而嚣嚣然曰，汉文可废，汉文可废，甚而提倡新文学，鼓吹新体诗，秕糠故籍，自命时髦，吾不知其所谓新者何在?其所谓新者，持西人小说戏剧之余焉，其一滴沾沾自喜，是诚井之蛙不足以语汪洋之海也噫。”这篇《跋》没有提“张我军”这三个字，实际上就是针对张我军的。
于是，张我军愤笔疾书《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一文，发表在1924年12月11日的《台湾民报》2卷26号上，对连雅堂的攻击痛加驳斥。其一，声明反对旧文学不等于主张“汉文可废”。文章说：“请问我们这位大诗人，不知道是根据什么来断定提倡新文学，鼓吹新体诗的人，便都说汉文可废，便没有读过六艺之书和百家之论、离骚乐府之音：而你反对新文学，都读得满腹文章吗?”其二，揭露那些反对新文学的人而不知道新文学是什么。文章说：“他们对于新文学是门外汉，而他的言论是独断、是狂妄，明眼人一定不会被他所欺。”“我想不到博学如此公，还会说出这样没道理，没常识的话，真是叫我欲替他辩解也无可辩解了。”有鉴于此，张我军说：“我能不为我们的文学界一哭吗?”
半个月后，张我军又写了《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和《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两文，分别在《台湾民报》1925年1月的3卷1号、2号发表，深入地阐述了台湾文学革命的意义等问题。
在《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一文里，张我军谈了三个问题：
1、台湾文学革命的必然趋势。
张我军从台湾文学与祖国的关系，指出了台湾文学的走向，文章说：
台湾的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随之而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
文章还指出，“回顾十年前，中国文学界起了一番大革命。新旧的论战虽激烈一时，然而垂死的旧文学”，“连招架之功也没有了”。“旧文学的殿堂，经了这阵暴风雨后，已破碎无遗了。一班新文学家已努力地在那里重建合乎现代人住的”“新文学的殿堂”。张我军认为，由于日本占领台湾，中国书籍流通不便，祖国大陆和台湾遂成了两个天地，而且“日深其鸿沟”。于是，“中国旧文学的孽种，暗暗于败草丛中留下一座小小的殿堂——破旧的——以苟延其残喘，这就是台湾的旧文学。”现在，“本流”变了，“支流”必然变化，台湾旧文学殿堂的被“拆”，当然是指日可待之事，本着这种理念，张我军要效仿胡适了。胡适在《沁园春·誓诗》一词说：“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就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现在，张我军也很有使命感地表示：
我不敢以文学革命军的大将自居，不过是做一个导路小卒，引率文学革命军到台湾来，并且替它呐喊助攻罢了。
后来，他也一再表示，要“站在文学道上当个清道夫”，(张我军：《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于是，他详尽地介绍了陈独秀和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
2、台湾文学革命的意义。
张我军说，“我们今日欲说文学革命，非从胡适的‘八不主义’说起不可。张我军说的这“八不主义”，就是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说到的“八事”。张我军在详尽解说胡适的这“八不主义”时，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归纳起来，在文学内容方面，张我军认为：
中国近世的文人(当然台湾的文人也在内)，只一味的在声调字句之间弄手段，既无真挚的情感，又无高远的思想，其不能造出伟大的作品也是当然的。况台湾今日的文学，只能求押韵罢了，哪里顾得到情感和思想。这种文学当痛绝之。
联系台湾文坛实际，张我军还指出：“常常有一种人，他明明是在得意的境遇，而他自己也很满意着，但一为诗文，便满纸‘蹉跎’、‘飘零’、‘落魄’……等等。还有一种人，每每自负过大，自以为名士才子，实无其力，一味奢求，每不论于自己的地位。所以作诗为文，满口哀怨，好像天下无一知己似的，这都是无病呻吟之例。”由此看来：
夫艺术最重要的是诚实，文学也是艺术的一种，所以不说诚实话的文学，至少也可以说不是好的文学。我们应当留意这点，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切不可满口胡说，无病呻吟。
更为重要的是，张我军不仅接受了进化论，确认胡适的观点，认为“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所以时代有变迁，有进化，则文学也因之而变迁、而进化”，而且在这个前提下还强调“创造是艺术的全部”，摹仿古人是要不得的：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色彩，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个性，所以欲摹仿某时代，或某人的文学，这是一定不可能的，这是很明白的道理(受感化与摹仿不同，须当分别)。我希望有志文学的人，务要磨练创造之力，切不可一味摹仿他人。须知文学之好坏，不是在字句之间，是在创造力之强弱。
在文学形式方面：
一是不用典。他认为，这方面要具体分析，分别待之。广义用典，多数“皆是取譬比方之辞，但以彼喻此，而非以彼代此的”；狭义用典，是说“文人词穷，不能自己铸词造句，以写眼前之景，胸中之意，所以借用或不全切、或全不切的故事、陈言以代之，以图含混过去。”前言是“喻”，后者是“代”，所以多数的广义用典是可取的，主张不用的则是后者的狭义用典。
二是不用套语烂调。他说：“我们做诗做文，要紧是将自己的耳目所亲闻亲见，所亲身阅 历之事物，个个铸词来形容描写，以求不失真，而求能达状物写意的目的，文学上的技巧这就够了。大凡用套语烂调的人，都是没有创造之才，自己不会铸词状物的。”
三是“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他说：“对偶若近于语言的，自然而无牵强刻削之迹，没有字之多寡，或声之平仄，或词之虚实的，这是人类语言的一种特性，我们不必去拘它。”然而，“文中之骈，诗中之律”，或被限于字之多寡，声之平仄，词之虚实，或种种牵强刻削，这委实是束缚人的自由的枷锁，和八股试帖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罢了。”“现代的人，徒知八股之当废，却不知骈文律诗之当废，真是可痛!”
四是“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学”。他感慨，“文与诗之不讲究文法的在所皆是”，是谓“不通”，这是最浅明的道理，何用详论呢!?
五是“不避俗语俗字”。从中外文学发展的经验出发，张我军力推“白话为文学的正宗”，“我们如欲普遍国民文学，则非绝对的白话不可。”
3、文章以陈独秀的“三大主义”为结论，这就是“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②、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③、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就是说，号召台湾人民高举三个“打倒”、三个“建设”的大旗，把文学革命进行到底。
《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则是深入论述诗歌革命的问题。这篇文章的意义在于，从理论上讲清楚了诗的本质，诗的内容与形式关系，为台湾诗界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文章也尖锐地指出台湾诗坛的形式主义错误，为台湾诗界革命扫清道路。
张我军的文章击中了台湾旧诗界的要害，沉重地打击了台湾旧文学。台湾旧文学的势力，像当年林琴南等人反对新文学一样，又进行了“谩骂”式的争辩。在双方激烈论争中，对峙的营垒十分鲜明。
就在张我军的文章见报后的第四天，1925年1月5日，《台湾日日新报》汉文栏刊发了署名“闷葫芦生”的反扑文章《新文学的商榷》，除了“谩骂之词”外，主要论点有两个：(1)关于台湾白话文学，即“台湾之号称白话体新文学，不过就是普通汉文加添几个字，及口边加马、加劳、加尼、加矣，诸字典所无活字，此等不用亦可(不通不)文字”。“夫画蛇添足，康衢大道不行，而欲多用了字又几个(不通不)文字。”“怪底写得头昏目花，手足都麻，呼吸困难也。”(2)关于中国新文学，即：“今之中华民国之新文学，不过创自陈独秀、胡适之等，陈为轻薄无行，思想危险之人物，姑从别论，胡适之所提倡，则不过藉用商榷的文字，与旧文学家辈虚心讨论”。
第二天，张我军写就那篇著名的反驳文章《揭闷葫芦》，同年1月21日在《台湾民报》3卷3号发表。张我军认为，闷葫芦生的《新文学的商榷》完全没有触及新文学的根本问题，“只是信口乱吠罢了”。张我军说，按理，和他理论，不但没有必要，而且还要玷污了自己的笔，然而，最终还是写了此文，那是“欲借此机会多说几句关于新文学的话罢了”，也就是说，他要向台湾文学界进一步宣传新文学。于是，针对闷葫芦生的错误观点，文章论述了两个问题。
1、为“新文学”定位。
文章从四个方面论述。首先，“汉文学即中国文学，凡用中国的文字写作的有韵无韵的诗和文，而含有文学的性质的都是中国文学(以下都是说中国文学，因为说汉文不甚通，中国人也已不用了)”。其次，“所谓新文学，乃是对改革后的中国文学说的。所以说新者，是欲别于旧的。所以我们之所谓新文学，当然是包含于中国文学的范围内。然而台湾的中国文学家大都把新文学摒除于中国文学之外。”接着，张我军生发开去，幽默地打了个比方说：“若照他们的意思是说‘中国人’才是中国人，而‘新中国人’便不是中国人了，若不是中国人是什么?”接下来，笔锋一转，张我军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台湾旧文学势力的领军人物连雅堂的谬论：“实不知我们之所谓新文学是指‘新的中国文学’呢?难怪乎如某大诗人说提倡新文学的人都说‘汉文可变’!”其三、中国的新文学“是时势造成的中国公产”，“决不是陈，胡二人的私产”，只不过他们两人是其“代表”罢了。其四，胡适的“商榷”，“是要留下余地给赞成文学改革的人讨论的”，“是‘当如何来改革才好’的‘商榷’，而不是‘当不当改革’的‘商榷’。”所以，十年前中国新文学“商榷”已有定论而且在文学创作上已成气候，如今“顽固、不识时势”的台湾旧文学家的反对，“严厉地指摘了旧文学的坏处”，“揭出台湾旧文学家的劣根性”，当然是“无半点怪异的事”更扯不上“骂得如杀父仇”之“乱骂”!
2、新旧文学的区别。
张我军认为，“新旧文学的分别不是仅在白话与文言，是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在这个大前提下，他着重谈了语体文(白话文)的问题。文章指出，“文学是渐渐进化的”，“今日所用的中国文字不是仓颉一个造的，是几千年来历代的学者文学家造成的。我们欲描写一件事或表一个感情，若没有适当的文字，我们尽可随时随地造出适当的文字来”。中国文字发展到今日，和过去文言相对，称之为“语体文(白话文)”。当今世界，“日本的文学已全用语体文”，“英、美、法、德等诸国”，则早已“没有语体与文言文分别”，也就是早已用了语体文(白话文)了。在世界各国，语言文字为什么会有这种相同的发展趋势?张我军说，这是“语体文较文言文易于普遍；易于活用。”所以说，语言文字的发展，不是“画蛇添足”，更不是在走羊肠小道，而是正在“通衢大道”上前行。
这以后，在台湾文学界。新旧文学的激烈论争愈演愈烈。旧文学方面，郑军我、蕉麓、赤王生、黄衫客、一吟友等，以台北《台湾日日新报》等报纸的汉文栏为阵地，写了一批长短不一的文章，谩骂和攻击新文学。新文学方面，更是积极应战，予以反击。他们以《台湾民报》为阵地，连续著文，批驳了旧文学的谬论。后来，随着论战的持续进行，杨云萍、江梦笔创办的杂志《人人》和张绍贤创办的杂志《七音联弹》，也分别在1925年3月或10月问世。论争中有影响的文章，在《台湾民报》上发表的有：3卷4号半新半旧生的《〈新文学之商榷〉之商榷》，3卷5.6.7号的张我军的《随感录》，3卷5号蔡孝乾的《为台湾的文学界续哭》，3卷17—23号的张梗的《讨论旧小说的改革运动》以及赖和的《答复〈台湾民报〉》等。此外，《七音联弹》创刊号上有张绍贤批评连雅堂的文章，《人人》2期上有杨云萍批评旧文学写作态度的文章。
张我军在《台湾民报》3卷7号上，声明不再理会旧文学一方的无理谩骂，但双方的论战并未因此而结束。就在论战的高潮将要过去的时候，台湾新文学却要在“立中破”了。于是，台湾新文学运动进入到“建设”的新阶段。
第五、台湾文学革命的第四阶段——建设阶段。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里说过，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从破坏一方面下手。但是，要知道，只能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替旧文学的时候，旧文学才会自然消灭。所以，“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对于那些腐败的文学，个个都该存一个‘被可取而代也’的心理，个个都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
当时，在台湾倡导文学革命的先驱，接受了胡适这个理念，按照文学革命的一般进程，在大破旧文学到了一定的时候，也开始了“从建设一方面用力。”1925年3月1日，在《台湾民报》3卷1号上发表的《随感录·无名小卒》一文，张我军已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形势。他说：“在一个月之间，差不多有十来起骂我的文字，也有捏作三句半诗的，也有说些不三不四的话的，也有捏造事实的，也有攻击人身的，但却没有一个敢报出名的。我实在觉得也好笑也可怜。”“但总之新旧文学之是非已甚明了，我们此后当向建设方面努力。无价值的对骂是无用的努力”。这时的他们，一面仍然以理论为引导，为新文学开花结果开拓道路，另一方面又鼓励人们去作文学实践，去创作各种体裁的新文学作品，从而探索出一条台湾新文学成长、发展的新路。这，就是台湾文学革命的第四阶段——建设阶段。
先看以创作理论为引导。
1925年8月26日，《台湾民报》67号即创立五周年纪念号上发表了张我军的另一篇具有特别意义的文章《新文学运动的意义》。文章宣布：
我们现在谈新文学的运动，至少有二个要点：
1、白话文学的建设
2、台湾语言的改造
这正是建设台湾新文学的纲领。张我军说，他这两条是从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出来”的。张我军引用了胡适自称是该文“大旨”的一段名言，即：“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接下来，联系台湾文学的实际，张我军谈了他自己的看法。
关于“白话文学的建设”，张我军的意见是：
1、什么是白话文?“我们主张以后全用白话文做文学的器具，我所说的白话文就是中国的国语文”。“国语”，是指汉语言文字在历史逐步形成的、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的词汇、语法为基础的一种现代汉语共同语的语言文字。
2、“何以要用白话文做文学的器具呢?”张我军同意胡适的看法，从中国文学的发展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近于白话的”。这一点，张我军直接引用了胡适的文字来加以阐明和确证，即：
“我曾仔细研究：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说：‘这都是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
“我们为什么爱读《木兰辞》和《孔雀东南飞》呢?因为这二首诗是用白话做的。为什么爱读陶渊明的诗和李后主做的词呢?因为他们的诗词都用白话做的。为什么爱杜甫的《石壕史》、《兵车行》诸诗呢?因为他们都是用白话做的。为什么不爱韩愈的《南山》?因为他用的是死字死话。……简单说来，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陈列品!
“再看近世的文学：何以《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可以称为‘活文学’呢?因为他们都是用一种活文字做的。若是施耐庵、吴承恩、吴敬梓、曹雪芹都是用了文言做书，他们的小说一定不会有这样的生命，一定不会有这样的价值。
“读者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说凡用白话做的书都是有价值有生命的。我说的是：用死了的文言决不能做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这一千多年的文学，凡是有真正文学价值的，没有一种不带有白话的性质，没有一种不靠这‘白话性质’的帮助。换言之：白话能产出有价值的文学，也能产出没有价值的文学。可以产出《儒林外史》，也可以产出《肉蒲团》。但是那已死的文言，只能产出没有价值没有生命的文学，决不能产出有价值有生命的文学，只能做几篇‘拟韩退之原道’或‘拟陆土衡拟古’，决不能做出一部《儒林外史》。若有人不信这话，可先读明朝古文大家宋濂的《王冕》传，再读《儒林外史》第一回的王冕传，便可知道死文学和活文学的分别了。”
3、“为什么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呢?”
张我军也赞同胡适的论断，即：“这都是由于文学的性质”。他仍然用胡适的文字来阐明这个道理。
“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却须把这意思翻成几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却须把这感情译成几千年的文言。明明是客子思家，他们须说‘王粲登楼’、‘钟宣作赋’；明明是送别，他们却须说‘阳关三叠’、“一曲渭城”；明明是贺陈宝琛七十岁生日，他们却须说是贺伊尹、周公、傅说。更可笑的：明明是乡下老太婆说话，他们却要叫她打起唐宋八家的故腔儿，明明是极下流的妓女说话，他们却要她打起胡天游、洪亮吉的骈文调子!……请问这样做文章如何能达意表情呢?既不能达意，又不能表情，哪里还有文学呢?即如那《儒林外史》里的王冕，是一个有感情、有血气、能生动、能谈笑的活人，这都是因为做书的人能用活言语、话文字来描写他的生活神情。那宋濂集子里的王冕，便成了一个没有生气，不能动人的死人。为什么呢?因为宋濂用了二千年前的死文字来写二千年后的活人，所以不能不把这个活人变作二千年前的木偶，才可合那古文家法。古文家法是合了，那王冕也真‘作古’了，因此我说：‘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
关于“台湾语言的改造”，张我军的陈说也旗帜鲜明。
本来，《新文学运动的意义》一文发表之前，连温卿已经在1924年10月的《台湾民报》2卷19号上发表了《言语之社会性质》一文，提出了语文与其使用民族的处境的关系，认为保护民族独立，自然要保护民族语言。接着，连温卿又写了《将来之台语》一文，发表在同年的《台湾民报》20、21号上。文中，连温卿进一步指出，殖民地统治者的语言政策就是以统治国的语言同化殖民地的语言。所以，在台湾，为了反殖民地统治者的同化，必须保存、整理以至改造台湾语言。至于如何保存、整理和改造，连温卿并没有提出具体方案。
张我军在连温卿这两篇文章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改造台湾语言的标准是什么?张我军认为，“我们的新文学运动有带着改造台湾言语的使命。我们欲把我们的土话改成合乎文字的合理的语言。我们欲依傍中国的国语来改造台湾的土语。换句话说，我们欲把台湾人的话统一于中国语，再换句话说，是用我们现在所用的话改成与中国语合致的。”所以，“国语”是其惟一的标准和依据。再说，台湾话是汉民族语言中的一种方言——闽方言的分支，或者是客家话方言，书面语言就是用的整个汉民族的书面语言——汉字，主要的差别只在于语音，所以，以国语改造台湾话是完全可能的。
2、这样改造的意义在于“我们的文化就得以不与中国文化分断、白话文学的基础又能确立，台湾的语言又能改造成合理的”。张我军说，这“岂不是一举三、四得的吗?”
3、具体做法，张我军说，“如果欲照我们的目标改造台湾的语言，须多读中国的以白话文写作的诗文。”在这之前，他专门写了《研究新文学应读什么书》一文，发表在1925年3月1日《台湾民报》3卷7号上。这篇文章特别推荐了祖国大陆的白话文学佳作。新诗集有《女神》、《星空》、《尝试集》、《草儿》、《冬夜》、《西还》、《蕙的风》、《雪潮》、《繁星》、《将来之花园》和《旧梦》；短篇小说集有：《呐喊》、《沉沦》、《玄武湖之秋》、《蔓萝集》、《超人》、《小说汇刊》、《火灾》、《隔膜》等等。此外，还向读者推荐了新文学期刊《创造周报》、《创造季刊》和《小说月报》。
与此同时，张我军还写了《文学革命运动以来》一文，发表在《台湾民报》的3卷6—10号上，转引了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一节的全文，目的是“欲使台湾人用最简捷的方法来明白文学革命运动的经过”。而张我军的《诗体的解放》一文发表在1925年3月1日至5月3日3卷7、8、9号《台湾民报》，也在催促台湾新诗坛“开放几朵灿烂的鲜花”。
和张我军相呼应的是，蔡孝乾在《台湾民报》3卷12—16号上的一篇长文《中国新文学概观》。文章具体地介绍了祖国新文学的发展。此外，《台湾民报》还陆续刊载了祖国大陆新文学的作品，如鲁迅的《故乡》、《狂人日记》、《阿Q正传》，郭沫若的《牧羊哀话》、《仰望》、《江湾即景》，冰心的《超人》，西谛的《墙角的创痕》，淦女士的《隔绝》，徐志摩的《自剖》等等。这，已经成为台湾新文学先驱者们从事创作的重要借鉴了。
再看新文学创作。
在张我军等人的文艺评论文字引导下，在祖国新文坛上“无数金光灿烂的作品”(张我军：《随感录·二十一》。《台湾民报》3卷12号。)的启示下，台湾新文学终于开花结果了。
还是新诗最早问世。1924年5月11日，《台湾民报》2卷8号上，张我军署名“一郎”发表了白话《沉寂》和《对月狂歌》。这两首诗写于北京，是台湾新文学史上第一次被刊载的汉语白话新诗。其中，《沉寂》一诗缘自张我军当时暗恋来自湖北黄陂、同在补习班上课、就读于北京尚义女子师范学院的罗文淑的一份情感。当时，在《台湾民报》上发表的新诗还有张我军的《无情的雨》、《烦恼》、《乱都之恋》(其中7首)，崇五的《误认》、《旅愁》，杨云萍的《这是什么声?》和杨华的《小诗》。1925年12月在《人人》杂志2期上也有新诗发表，有郑岭秋的《我手早软了》，江肖梅的《唐棣梅》，纵横的《乞孩》和泽生的《思念郎》。1925年底，台湾还出版了新文学的第一部诗集，即张我军的《乱都之恋》。1927年杨华又在狱中写了《黑潮集》。
当然，成绩最为突出的还是小说。1926年《台湾民报》的新年号发表了赖和的《斗闹热》和杨云萍的《光临》。此外，还有赖和的《一杆称仔》，杨云萍的《兄弟》、《黄昏的蔗园》，张我军的《买彩票》、《白太太的哀史》，天游生的《黄莺》，涵虚的《郑秀才的客厅》等，上述作品也都在《台湾民报》上发表。
戏剧方面，则有各种题材的“文化剧”活跃在群众中，只是剧本不多，《台湾民报》上刊载的也是寥寥无几。当时刊登的剧本，有张梗的独幕剧《屈原》和逃尧的独幕剧《绝裾》。
和祖国大陆一样，新文学作品数量最多的还是散文。其中，政论文、杂文、随感等散文体，随着白话文的推广与普及，显得相当繁荣。其中，文学性较强的散文，有赖和发表在1925年8月87号《台湾民报》上的《无题》，蒋渭水发表在1925年3月的《台湾民报》上的《狱中日记》。
这第一批新文学创作的成果，宣告了台湾新文学的诞生，也为台湾新文学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个基础，首先就是，从此，白话文学，也就是“国语的文学”成为台湾文坛的主流，进而主宰了台湾文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新文学的先驱者要做到这点，要从日语写作和古文写作转换到现代汉语白话文写作上来，并不容易。
这个基础，也表现在，台湾新文学一起步，就高举着五四新文学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大旗，成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运动的重要的方面军。
这方面，赖和堪称开风气之先的奠基人。
1909年，16岁的赖和考进台湾医学校，1914年毕业时，为自己立下了两条生活戒律：一辈子都穿中国的民族服装；一直坚持用中文写作。这表现的是一种崇高的民族气节。毕业后，先后在台北、嘉义行医，1916年回彰化开设赖和医院。1919年夏天，赖和前往厦门博爱医院任职。这时，恰逢五四运动发生，新文化运动、新文学浪潮风起云涌，赖和体验到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1920年，赖和辞职返回台湾。1921年，他参与组建台湾文化协会，任理事，开始投身台湾新文化运动。1923年12月16日凌晨，台湾殖民当局借口违反所谓的“治安警察法”，突然袭击，逮捕了全台湾抗日爱国志士40多人，赖和是其中的一个。出狱后，1924年末，当台湾展开新旧文学激烈论战的时候，他坚决占在新文学一边，参加了论战。更重要的是，他和张我军、杨云萍等人一起，以文学创作的实绩宣告了台湾新文学的诞生。他以他卓越的成绩和贡献赢得了“台湾新文学之父”的美誉。
赖和的《一杆称仔》写镇西威丽村靠租田耕作谋生的佃农秦得参一家的故事。秦得参受继父的虐待，受业主、制糖会社的残酷榨取，借了几块钱去卖菜，不料，又祸从天降，巡警寻衅找上了他。他不懂市上的“规矩”，觉得穷人的东西就不该白送给巡警，觉得做官的不可以任意凌辱人民，不仅敢和“买”他生菜的巡警论斤两，而且敢于顶撞巡警，敢于顶撞那和巡警狼狈为奸的法官。结果，他宁愿坐监三天，而不愿交出三块钱的罚款。妻子闻讯，拿着卖取金花的三块钱到监狱里赎回了丈夫。秦得参感到十分痛苦，觉得“人不像个人，畜生，谁愿意做。这是什么世间?活着倒不如死了快活”。元旦，他杀死一个夜巡的警吏后，便自杀了。
赖和是怀着深沉的悲愤写完《一杆称仔》的。赖和通过秦得参的口，对“强权行使”的殖民当局发出了抗议。当秦得参“觉悟”到不能再像“畜生”一样任人宰割的时候，他杀死了警吏。这是自发的个人反抗，却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可侮的民族精神。
赖和在这里表现的是台湾新文学的一个特殊主题。
日本帝国主义占据台湾时，警察是他们实行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作为鹰犬，警察还兼有辅助行为的职能，每个警察都对生活在台湾的中国人操有生杀予夺的专制大权。开始，警察全是日本人充任，人们讽刺他们叫“查大人”。1898年后，日本殖民当局又用一些台湾人充当“巡查补”，这就是“补大人”。“查大人”和“补大人”的专制和残暴，使沦亡的台湾人民深受其害。赖和在《一杆称仔》里揭露和控诉了这些走狗，而且写出了秦得参这样的人民对这些走狗的痛恨和反抗。作者说它是个悲剧，但这悲剧里有着壮烈的美。
这个特殊的文学主题，经赖和表现之后，曾经一再为台湾爱国文学家所表现。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台湾光复，作家们还一再重复写这样的题材，表现这样的主题。助纣为虐的殖民走狗，在人们心中留下的罪孽太深重了。
《斗闹热》是描写台湾的旧风俗习惯的。当时，生活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中国作家们，作为抗日的爱国者，同时又是民主思想的启蒙者，在反对日本殖民者及其爪牙和走狗的斗争中，他们也反对形形色色的亡国奴思想。在台湾现实社会中，眼前封建落后的旧思想旧习俗成了台湾人民的精神枷锁。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既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统治者对台湾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又鞭挞民族败类、汉奸的丑恶思想，同时也表现了台湾人民的穷困生活以及被封建礼教、旧习俗和迷信思想愚弄的痛苦。《斗闹热》的思想意义就在于此。
当时，参与奠基的，还有杨云萍。
1920年，杨云萍考取台北中学，读书期间又热切地学习祖国的文化遗产。从好友江梦笔那里读到《小说月服》、《诗》、《东方杂志》等期刊，又使杨云萍如饥如渴地见识了祖国大陆的新文学。1925年3月杨云萍和江梦笔合作创办白话文学的《人人》杂志。前面已介绍过，在这个阵地上，他积极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促进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发展。
1926年新年号的《台湾民报》上，杨云萍的小说《光临》和赖和的《斗闹热》同时发表。
杨云萍的《光临》写保正林通灵请客的故事。林通灵以为，伊田警部大人能光临他家，是他的无尚光荣，仿佛这K庄的人民再也没有比他更有信用，更有势力的了!不料，他费了三块多钱，鱼肉酒菜一大堆，全家不亦乐乎一阵忙碌，全部落空，伊田大人没有赏脸，而是跑到一个叫做陈开三的那里喝喜酒去了。林通灵扫兴极了，懊丧极了。杨云萍以不长的篇幅写他的举止，刻划他丑恶的心灵，活脱脱地描绘了他的一幅汉奸嘴脸，有力地批判了民族的败类。
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开火，向着汉奸的奴才性开火，向着落后的封建思想开火，这正是台湾新文学一起步就开始了现实主义的战斗传统。
台湾新文学的第一批成果，为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还表现在，它一起步，就十分重视作品的文学性。
杨云萍的《光临》证明了这一点。《光临》全文一千多字，只择取“保正”准备宴客的五个生活片断——他非常兴奋地拿着买到的鱼肉回家；吩咐家人和家工“料理”鱼肉，打扫环境，购买烟酒；点灯出门恭侯客人；接不着客人而疑虑；因客人到别家吃喜酒而懊丧，借酒消愁。杨云萍的笔墨真是十分简洁了，但那“保正”林通灵的奴颜卑膝的种种丑态却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来了。还有，《光临》不仅择取了生活的“横截面”(②③ 胡适：《论短篇小说》。)而且用了“最经济的文学手段”②生动而形象地“描写事实中最精采的一段”③比如第一节，从“形”入手，进而深入到“神”的深处，作品就刻划了一个可耻的汉奸的丑恶形象了。
林通灵巴结、讨好“警部大人”以及受庞若惊，洋洋自得，梦想着往上爬的心愿，都描写得十分逼真。质朴的写实中蕴含着的，正是作者的满腔忿恨。
由上可以看出，张我军、赖和、杨云萍等台湾新文学的先驱者们，已开通了台湾新文学创作的阳光大道，后来者就在这条大道上奋然前行了。
这，就是历史。
这历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台湾的新文化运动是在祖国大陆新文化运动直接推动下发生的，台湾的新文学是在祖国大陆五四文学革命的催生下揭开了历史的新的一页的。
就新文学而言，无论是发动革命的思潮，还是排除阻力引导新文学诞生之路的理论，还是为新文学诞生而在组织上、思想上、作家队伍和作品阵地的准备，还是一批证实文学革命成功的新文学作品，都已经表明，台湾岛上，这新文学的脐带和血脉，都是连接着大陆新文学的。说什么“影响微不足道”，说什么“不是从中国来”，而是从“日本殖民者”来的，等等，那都是“台独”派在痴人说梦，或者，它所显示的正是历史的不肖子孙对历史的公然篡改。
(三)关于3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的论争
1930—1931年发生的“乡土文学和台湾话文”的论争，是一场新文学如何进一步大众化的讨论。讨论是在新文学阵营内部进行的。双方最后虽然没有取得共识，但共同主张的文艺大众化的思想、确实对台湾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文学台独”论者说什么“台湾话文的提出”，“有标明台湾主体性的意义”(游胜冠：《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兴起与发展》。台北前卫出版社1996年7月版。)，论争显示了“台湾本身逐渐产生和建立自主性文学的意念”，(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高雄文学界杂志社1991年1月版。)还说什么“一九三○——三二年经过乡土文学论争、台湾话文论争，台湾文学的本土论终于形成”。(林瑞明：《台湾文学的本土观察》。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7月版。)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如实地描述和阐释台湾“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的论争，还要从20年代初期新旧文学论争说起。当时，愈演愈烈的论争，其实已经开始涉及到“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这个建设台湾新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大问题。只是，由于当时面对的是要“打倒文言文”、“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个紧迫的历史任务，“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的问题，还没有提到加以解决的日程上来。
早在1923年，黄呈聪在《论普及白话文的使命》(见李南衡主编《时居下台湾新文学·明集5·文献资料选集》明漂出版社1979年版。)一文里，就涉及到“台湾话文”了。他说：
假如我们同胞里面，要说这个中国的白话和我们的白话是不同的，可以将我们的白话用汉文来做一个特别的白话文，岂不是比中国的白话文更好么?我就说也是好，总是我们用这个固有的白话文，使用的区域太少，只有台湾和厦门、泉州、漳州附近的地方而已，除了台湾以外的地方，不久也要用他们自国的白话文，只留在我们台湾这个小岛，怎样会独立这个文呢?我们台湾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背后没有一个大势力的文字来帮助保存我们的文字，不久便受他方面有势力的文字来打消我们的文字了……所以不如再加多少的工夫，研究中国的白话文，渐渐地接近他，将来就会变做一样……
由这段话可以看出，在台湾，是用祖国通用的白话文，还是将台湾话“用汉文来做一个特别的白话文”，人们是有不同的考虑的。经过比较，一是考虑使用区域小，使用人数少。二是考虑该“白话文”所代表的文化势力以及今后的前途，黄呈聪最后还是确认“不如再加多少的工夫”，普及祖国通用的白话文。
前已说明，1924年10月，连温卿在《台湾民报》发表了《言语之社会的性质》和《将来之台语》两篇文章，从语言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讨论过“台语”。他说，言语和民族的敌忾心是一样的，言语的社会性质是：一方面排斥其他民族的言语在世界上的优越地位；另一方面则保护民族的独立精神，极力保护自己的民族语言。他又说，近代的政治思想，是把国家的理念和民族的理念视为同一的，同一民族必须服从同一政治权力之理想，同一民族必须使用同一的言语。因此在德国便有一种说法：德国在那里，那里就可以听到德国语。所以，无论什么地方，若有民族问题，必有言语问题。连温卿讲了一个实例：荷兰用国民血汗换来的税金，聘请德国人在荷兰大学用德语讲课。由此一个荷兰博士生警告说，消灭荷兰的不是剑，不是铳炮，而是德语。所以，连温卿认为，以统治者的国语同化被统治者的语言，是殖民地当局的语文政策。联系台湾的实际，反抗统治，抵制同化，就要保存台湾语，进行整理，加以改造。至于如何保存，如何整理与改造，遗憾的是，他的《将来之台语》一文只发表了一半就停笔了。我们没能读到他的意见。
1925年8月5日，陈福全还从“言文一致”的角度提出了质疑，他在《台南新报》上发表的《白话文适用于台湾否》一文里就说，台湾300多万的人口中，懂得官话的人万人难求其一，“如果台湾之为白话者”，“观众不能成文，读之不能成声，其故云何?盖以乡谈土音而杂以官话”。所以，“苟欲白话文之适用于台湾者，非统一言语未由也”。
张我军对此也有意见发表。在1925年8月26日发表在《台湾民报》67号上的《新文学运动的意义》的下篇里，讲得很明白。他说：
还有一部分自许为彻底的人们说：“古文实在不行，我们须用白话，须用我们日常所用的台湾话才好。”这话骤看有道理了，但我要反问一句说：“台湾话有没有文字来表现?台湾话有文学的价值没有?台湾话合理不合理?”实在，我们日常所用的话，十分差不多占九分没有相当的文字。那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土话，是没有文字的下级话，是大多数占了不合理的话啦。所以没有文学的价值，已是无可疑的了。所以我们的新文学运动有带着改造台湾言语的使命。我们欲把我们的土话改成合乎文字的合理的语言。我们欲依傍中国的国语来改造台湾的土语。换句话说，我们欲把台湾人的话统一于中国语，再换句话说，是用我们现在所用的话改成与中国语合致的。这不过我们有种种不得已的事情，说话时不得不使用台湾之所谓“孔子白”罢了。倘能如此，我们的文化就得以不与中国文化分断，白话文学的基础又能确立，台湾的语言又能改造成合理的，岂不是一举三、四得的吗?
显然，张我军的这番话是针对“须用我们日常所用的台湾话”而说的，但反驳无力，其原因在于他说得不尽科学：(1)作为闽南方言的台湾话，它的存在，就是合理的，不能用另一种方言为标准去责难它这不合理那不合理，至于它被使用的区域小，或被使用的人口少，那是历史上政治、经济等诸多社会生活因素形成的，不是“合理”“不合理”的根据。(2)作为闽方言中的一支次方言的闽南方言的台湾话，和汉语其他方言，如粤语、吴语等一样，都要经过一个提炼的过程，去粗存精，才能成为有价值的文学语言，在台湾话还处于待提炼的状态的时候，不能轻易地否定它，说它没有文学价值。(3)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全国统一了文字，各个方言区，包括使用闽南方言的台湾地区，都采用了统一的方块汉字。不能以此说，没有某方言的文字就是“下级话”。在方言与方言之间，绝没有上、下之别的，有的只是殖民统治者使用的语言歧视被统治者使用的语言之别。而且，在这里用“下级话”，是不是也反映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张我军也有一些居高临下的味道。再说，张我军恰恰是以祖国通用的白话文为标准去审视台湾话的，所以，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有了上述不尽科学的说法。
但是，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台湾回归祖国的必然前景，从民族文化的归属，从方言与民族共同语发展的关系来考查，张我军的主张——“台湾人的话统一于中国语”，是正确的。张我军也试图从上述四个方面来论述，只是说得不全面、不透彻罢了。另外，从张我军的论述来看，他确实也感到，祖国通用的白话文与台湾话之间是有距离的，要“言文一致”，又如何办呢?为此，他又专门研究“中国国语文法”，探讨解决的办法。1926年在台南新报社出版的《中国国语文法》的《序言》里，他说：“用汉字写台湾土话的，也未尝不可以称作‘白话文’”。这表明，张我军也是在设想缩短这种距离的。
除了张我军在探索，赖和等其他台湾新文学先驱也在探讨这个问题。比如，1926年1月24日，赖和在《台湾民报》89号上发表的《读台日报〈新旧文学之比较〉》一文，就是他思索后的认识。在他看来，“新文学运动”的“标的”，“是在舌头和笔尖的合一”，“是要把说话用文字来表现，再稍加剪裁修整，使其合于文学上的美”。在台湾，中国的白话文，还是不能做到“舌头和笔尖的合一”，势必要从台湾话的实际出发，进一步使言文真正做到合一。又比如，1927年6月，郑坤五在《台湾艺苑》上尝试着用台湾话写作，以“台湾国风”为题，连载民歌，并且首先提出了“乡土文学”的口号。
这一切都表明，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已经走向深入，要尝试着解决祖国通用的白话文与台湾口语的矛盾，进一步真正做到“言文一致”了。从这一点看，这也就是“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论争发生的内因。
30年代的这场论争发端是黄石辉的文章。
1930年8月16日，《伍人报》第9号至第11号，连载了黄石辉的《怎样不提倡乡土文学》一文。从文艺大众化的思想出发，黄石辉写道：
你是要写会感动激发广大群众的文艺吗?你是要广大群众心理发生和你同样的感觉吗?不要呢。那就没有话说了。如果要的，那末，不管你是支配阶级的代辩者，还是劳苦群众的领导者，你总须以劳苦群众为对象去做文艺，便应该起来提倡乡土文学，应该起来建设乡土文学。
显然，在黄石辉看来，他提倡的“乡土文学”是以“劳苦群众为对象”的，是为劳苦大众服务的，这正是当时建设台湾新文学要解决的问题。要为劳苦大众服务，自然要深入劳苦大众的生活，作为台湾作家，自然要深入到台湾劳苦大众的社会生活，所以，文章又写道：
你是台湾人，你头戴台湾天，脚踏台湾地，眼睛所看的是台湾的状况，耳孔所听见的是台湾的消息，时间所历的亦是台湾的经验，嘴里所说的亦是台湾的语言，所以你的那枝如“椽”的健笔，生蕊的彩笔，亦应该去写台湾的文学了。
那么，写台湾劳苦大众的、为台湾劳苦大众服务的“乡土文学”，采用什么语言呢?文言文，他认为是代表旧贵族的，不能用；正在倡导的白话文，“完全以有学识的人们为对象”，与劳苦大众的口语也有相当大的距离，也不能用；于是，黄石辉就倡导：
用台湾话做文，用台湾话做诗，用台湾话做小说，用台湾话做歌谣，描写台湾的事物……
这样的倡导，可以说，和当时大陆瞿秋白、鲁迅等人正在倡导的“大众语”不谋而合了。其结果，也就“使文学家趋向于写实的路上跑”了。
此外，用台湾话写成各种文艺，黄石辉认为，要排除用台湾话说不来的或台湾用不着的语言，要增加台湾的特有的土语，如国语的“我们”，在台湾有时用做“咱”，有时用做“阮”。他又主张，“无论什么字，有必要时便读土音”，也就是增加台湾读音。
黄石辉的这篇文章，限于《伍人报》极少的发行量，又因杂志不久被禁，没有刊完，影响有限。即使这样，“却亦曾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有许多有心人”写信给他“追问详细”，还有几个人找他当面讨论(见黄石辉：《再谈乡土文学》。)。
一年后，郭秋生站出来响应了。1931年7月7日起，郭秋生在《台湾新闻》发表了《建设“台湾话文”一提案》的长文，约27000多字，连载了33回。归纳起来，文章讲了三个问题：
1、为什么要用“台湾话文”?
郭秋生从日据台湾后，日本人和台湾人所受教育的差别谈起。“台湾人要哪里去呢?出外留学没有能力，在地糊涂了六个年头，公学校没有路(录)用，结局台湾人不外是现代知识的绝缘者。不止!连保障自己最低生活的字墨算都配不得了。”于是，台湾患了“文盲症”。为医治这种“文盲症”，用日文吧，郭秋生坚决反对，为的是抵制同化；用汉语文言文呢，10年之前就反对了；用汉语的白话文也不行，仍然不能做到“言文一致”。郭秋生说，即使用双重工夫去学习汉语的话文，也不能解决台湾语(口语)与汉语白话文(书面语)的距离，自然也就不能解决台湾的文盲症。因此，郭秋生主张“台湾话的文字化”。
2、什么叫“台湾话文”?
什么叫“台湾话文”?郭秋生明确地指出，就是“台湾话的文字化”。他认为，这“台湾话文”就是台湾语的书面语言，它的优点是：比较容易学；可以随学随写；较容易发挥其独创性，读者较易了解。总之，每一时代都自有特色，如果没有直接记录该言语的文字，则不能充分的表示意思。
3、用哪一种文字记录台湾语?
当时，蔡培火等人正在提倡罗马字。早在1922年9月8日《台湾》3卷6号就发表了蔡培火用日文写的《新台湾的建设与罗马字》一文，提出了罗马字的应用问题。1927年1月2日，《台湾民报》又发表了他的另一篇文章《我在文化运动所定的目标》，公开提倡罗马字式台湾白话字。在他看来，台湾话的“欠点”是，“台湾话不能用汉字记写得很多，所以台湾话是仅仅可以口述，而不可以书写的”，如果能够克服这个“欠点”，“台湾的文化运动，就可以一泻千里”。那么，“有什么可以解救台湾话这个欠点”呢?他说：“那单单二十四个的罗马字，就可以充分代咱做成这个大工作。唉哟!这小小二十四个的罗马字，在我台湾现在的文化运动上，老实是胜过二十四万的天兵呵”。实际上，蔡培火的主张只在一部分台湾基督教徒中流行，并未成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从事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均怀有强烈的民族思想，对于非我族类的文字心生排斥。
同样，郭秋生也坚决反对蔡培火的意见。他说：
台湾语尽可有直接记号的文字。而且这记号的文字，又纯然不出汉字一步，虽然超出文言文体系的方言的地位，又超出白话文(中华国语文)体系的方言的位置，但却不失为汉字体系的较鲜明一点方言的地方色而已的文字。
他还说，“台湾既然有固有的汉字”，“任是怎样没有气息，也依旧是汉民族言语的记号”，“台湾人不得放弃固有文字的汉字”。这就是说，要以现行的汉字为工具来创造台湾语的书面语言“台湾话文”，而这“台湾话文”正是汉字体系中有鲜明地方色彩的文字。
郭秋生的这个主张，有着深刻的含义。这就是：如果采用汉字，台湾话文最终将和祖国通行的白话文融为一体。这一点，负人(庄垂胜)在1932年2月1日《南音》1卷3号发表的《台湾话文杂驳三》一文，讲得再清楚也不过了。他说：
如果台湾话有一半是中国话，台湾话文又不能离开中国话文，那么台湾话文当然给中国人看得懂，中国话文给台湾大众岂不是也是懂得看了吗?如果台湾话是中国的方言，台湾话文又当真能够发达下去的话，还能够有一些文学的台湾话，可以拿去贡献于中国国语文的大成，略尽其“方言的使命”。如果中国话文给台湾大众也看得懂，幼稚的台湾话便不能不尽量吸收中国话以充实其内容，而承其“历史的任务”。这样一来，台湾话文和中国话文岂不是要渐渐融化起来。
在创造“台湾话文”的方法上，郭秋生以为，一方面考据语源，找出适用的文字；另一方面则是利用六书法则，形声、会意、假借等来创造新字。具体的原则，郭秋生提出了五点：(1)首先考据该言语有无完全一致的汉字；(2)如义同音稍异，应屈语言而就正于字音；(3)如义同音大异，除既有的成语(如风雨)“呼”字音外，其他应“呼”语言(如落雨)；(4)如字音和语音相同，字义和语义不同，或字义和语义亦同，但惯行上易招误解者，均不适用；(5)要补救这些缺憾，应创造新字以就话。
同年7月24日，黄石辉在《台湾新闻》上发表《再谈乡土文学》一文，呼应了郭秋生的主张。文章的要点是：(1)进一步指明“乡土文学”和“台湾话文”的关系，“乡土文学是代表说话的，而一地方有一地方的话，所以要乡土文学”。“因为我们所写的是要给我们最亲近的人看的，不是要特别给远方的人看的，所以要用我们最亲近的语言事物，就是要台湾话描写台湾的事物。”(2)为了不使台湾和祖国的交流断绝，不要用表音文字而用汉字。用汉字也尽量采用和祖国通行的白话文有共同性的，台湾独特的用法要压到最低限度。这样，会看台湾话文的人能通晓祖国的白话文，大陆的人也能读懂台湾的话文。他说：“台湾话虽然只通行台湾，其实和中国是有连带关系的，如我们以口说的话，他省人固然不懂，但写成文字，他省人是不会不懂的。”(3)用了几乎一半的篇幅，讨论怎样表记台湾语的具体的技术问题。比如文字问题，无字可用的，尽量“采用代字”，然后再考虑“另做新字”。又如，主张删除无字可用的话，即无必要的话。还如，读音上，“要采用字义来读音”，等等。黄石辉还建议，组织乡土文学研究会，商讨有关的问题。
同年8月29日，郭秋生在《台湾新民报》第379—380号上发表了《建设台湾话文》一文，具体地论述了如何建设台湾话文。他说
然而目前这种基础的打建要怎样作去才有实质的效力?我想，打建的地点的确要找文盲层这所素地啦!……
然而这种理想，在哪一处可见呢?歌谣啦!尤其是现在所流行的民歌啦!所以我想把既成的歌谣及现在流行的民歌(所谓俗歌)整理，为其第一有功效的。……我知道这些民歌的蔓延力，有胜过什么诗、书、文存、集等等几万倍。……
所以吾辈说，当前的工作，先要把歌谣及民歌照吾辈所定的原则整理，而后再归还“环境不惠”的大多数的兄弟，于是路旁演说的卖药兄弟的确会做先生，看牛兄弟也自然会做起传道师传播直去，所有的文盲兄弟姐妹工余的闲暇尽可慰安，也尽可识字，也尽可做起家庭教师。
由此可见，在郭秋生看来，建设“台湾话文”的关键是深入工农劳苦大众，即：“扩建的地点的确要找文盲层这所素地”。其切入点，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去整善理活在人民大众口头上的民歌民谣。于是，整理后的民歌民谣就成为第一批“台湾话文”的标本，返回到人民大众中，看牛的、卖药的以及所有的文盲兄弟姐妹，都能很快地读懂它们，“文盲症”就可以获得治疗。同年11月，郭秋生在《台湾新民报》第389—390号上，又发表了另一篇文章《读黄纯青先生的〈台湾话改造论〉》，就台湾话的改造、言文一致、统一读音、讲究语法、整理言语等方面的问题，继续说明了他的观点。
到了1932年1月1日，《南音》杂志创刊，郭秋生就开辟了“台湾白话文尝试栏”，除了发表整理后的民歌民谣、谜语、故事外，还发表若干台湾话文的散文随笔试作，希望能进一步实践。
黄石辉、郭秋生的文章发表后，引发了台湾文坛诸多人士的思考。《台湾新闻》、《台湾新民报》、《南瀛新报》、《昭和新报》等报刊上都展开了不同意见的论争。论争中，赞同黄石辉、郭秋生意见的有郑坤五、庄垂胜、黄纯青、李献璋、黄春成、擎云、赖和、叶荣钟等人，反对黄石辉、郭秋生意见的有廖毓文、林克夫、朱点人、赖明弘、林越峰等人。
1931年8月1日。廖毓文在《昭和新报》上发表《给黄石辉先生——乡土文学的吟味》一文。这是反驳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在“乡土文学”的含义上，廖毓文提出了质疑。他说，从文学史上考察，“乡土文学首倡于19世纪末叶的德国F·Lonhard”。“他们给它叫做heimathunst(乡土艺术)，最大的目标，是在描写乡土特殊的自然风俗和表现乡土的感情思想，事实就是今日的田园文学”。“因为它的内容，过于泛渺，没有时代性，又没有阶级性”，所以“到今日完全的声消迹绝了”。廖毓文的言外之意是说，黄石辉、郭秋生两人提倡的“乡土文学”内涵模糊，有田园文学的倾向。由此，他质问黄石辉，“一地方要一地方的文学，台湾五州，中国十八省别，也要如数的乡土文学么?”可见，廖毓文是从文学的地方特色这一面，去理解黄石辉、郭秋生提倡的“乡土文学”的内涵的。基于这样的理解，廖毓文认为，今日提倡的“乡土文学”。就是“以历史必然性的社会价值为目的的文学——即所谓布尔什维克的普罗文学”。看起来，廖毓文是在反驳黄石辉，实际上，他是在进一步为黄石辉倡导的“乡土文学”给予更明确的诠释，指“乡土文学”的核心是文艺大众化的问题。
林克夫发表在1931年8月15日《台湾新民报》377号上的《乡土文学的检讨——读黄石辉君的高论》一文，则从台湾血缘、文化的归属出发，认为：
台湾何必这样的苦心，来造出一种专使台湾人懂得的文学呢?若是能普遍的来学中国白话文，而用中国白话文也得使中国人会懂，岂不是较好的么?因为台湾和中国直接间接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希望台湾人个个学中国文，更去学中国话，而用中国白话文来写文学。
林克林还说：
若能够把中国的白话文来普及于台湾社会，使大众也懂得中国话，中国人也能理解台湾文学，岂不是两全其美。
朱点人在1931年8月29日发表在《昭和新报》上的《检一检“乡土文学”》一文，也呼应了林克夫，提出了和黄石辉、郭秋生针锋相对的观点，论辩了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的是非。
归纳起来，廖毓文、林克夫、朱点人等人加以反对，共同的认识是在于：台湾话粗糙，不足为文学的利器；台湾话分歧不一(闽粤相殊，各地有别)，无所适从；台湾话文大陆人看不懂。究其深层的文化意识，则不难理解，反对者都是站在台湾与中国一体的立场上来看问题的。他们认为，以台湾话创作乡土文学缺乏普遍性，片面地强调语言形式与题材内涵的本土化，势必会防碍台湾与祖国大陆的文化交流。他们显然是延续了张我军的观点， 认为， 无论是从民族、 从文化还是从语言、 从文学来看， 台湾都永远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场论争往后发展，主张台湾话文的一派里，内部也有了论争，其焦点，则是台湾话有音无字的现象所衍生的新字问题。
在论争中，叶荣钟提出了“第三文学”论。叶荣钟当时就这一话题在《南音》杂志上发表的相关文字有四篇，即1932年1月17日1卷2号“卷头语”《“大众文艺”待望》，2月1日1卷3号“卷头语”《前辈的使命》，5月25日1卷8号“卷头语”《“第三文学”提倡》，7月25日1卷9、10合并号上的《再论第三文学》。叶荣钟主张“把民族的契机从‘中国’之大，反过来抓‘台湾’之大”，待望以“台湾的风土，人情，历史，时代做背景的有趣而且有益的”、“台湾自身的大众文艺”的产生。他所谓的“第三文学”，是立足于台湾“全集团的特性”，在贵族文学与普罗文学之外，描写“现在的台湾人全体共同的生活，感情，要求和解放的”台湾文学，即“超越在阶级意识之上”的台湾“共通的生活状态的生活意识”的文学，偏重在中国文学中台湾地域文化特色的追求。
这场论争，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论争自然是不会有结果的，甚至于，达成共识也是不可能的。
回顾这场论争，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这次论争是台湾新文学运动发展的继续，是新文学运动中语文改革的继续。
大家知道，五四文学革命，打倒旧文学，建设新文学，首先就是突破旧的语言形式文言文的束缚，以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的。当白话文取得胜利，通行于文坛的时候，新的矛盾又出现了。这就是通行的白话文还是由少数知识层运用、通晓的一种书面语言，与中国广大的人民大众所运用的口语，以及其中包含的方言、土语，有相当大的距离。既然新文学运动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新文学运动要向前发展，要真正做到为人民大众服务，就必须解决这个新的矛盾。于是，30年代，以上海文坛为中心，展开了“大众文、大众语”的讨论。同样，在台湾，新文学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也碰到了和内地一样的问题。白话文虽然主宰了台湾文坛，“言文一致”却并未获得真正的解决，而且，台湾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下，与祖国大陆处于隔离状态，这种矛盾更加突现了出来。难怪在论争中，黄石辉会申辩说：
台湾是一个别有天地，在政治的关系上，不能用中国话来支配，在民族的关系上，不能用日本的普通话来支配，所以主张适应台湾的实际生活，建设台湾独立的文化。
很明显，这里说的“台湾独立的文化”，并不是被后来“台独”分子诠释的那种分离于祖国的文化“台独”，而是符合台湾实际的文化。郭秋生也一再表白自己的心境说：
我极爱中国的白话文，其实我何尝一日离却中国的白话文?但是我不能满足中国的白话文，也其实是时代不许满足的中国白话文使我用啦!既言文一致为白话文的理想，自然是不拒绝地方文学的方言的特色。那末台湾文学在中国白话文体的位置，在理论上应是和中国一个地方的位置同等，然而实质上现在的台湾，要想同中国一地方，做同样白话文体系的方言位置，做得成吗?
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次论争是新文学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论争的性质，乃是新文学阵营内部的一场探讨性的集体研究。
第二、这次论争又是“普罗”文学、文艺大众化思潮的一种必然反映。30年代前后，从前苏联开始，席卷世界各地区的左翼文学及其文艺大众化思潮，通过日本共产党，或者说，更主要的是受到内地“左联”的影响，台湾新文学中的左派人士，也紧随其后地做了起来。所以说，“乡土文学”的本质，就是文艺大众化的思想，这与新文学建设的中心问题又是一致的，相吻合的。当我们知道，黄石辉被当年台湾文坛称之为“普罗文学之巨星”时，我们就不会奇怪，在这场论争中，为什么是他打响了第一枪。
第三、 论争双方的分歧点， 主要在解决新的矛盾的办法上， 或者说， 采取什么途径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上。 当时， 在内地， 在台湾， 同样地都提出了两种方案， 而且方案的内容几乎也是一样的。
一种方案是两步走的方案。在大陆，首先提出这种方案的是鲁迅，他首先认同了瞿秋白的看法，这就是，在现今的社会交往中已经有了一种“大众语”。在1934年8月24日至9月10日的《申报自由谈》上发表《门外文谈》一文里，他说：“现在在码头上，公共机关中，大学校里，确有一种好像普通话模样的东西，大家说话，既非‘国语’，又不是京话，各各带着乡音、乡调，却又不是方言，即使说的吃力，听的也吃力，然而总归说得出，听得懂。如果加以整理，帮它发达，也是大众语中的一支，说不定将来还简直是主力。我说要在方言里‘加入新的去’，那‘新的’来源就在这地方。待到这一种出于自然，又加入工的话一普遍，我们的大众语文就算大致统一了。”在这里，鲁迅提出了帮助大众语“发达”的途径，这就是：“启蒙时候用方言，但一面又要渐渐斩加入普通的语法和词汇去。先用固有的，是一地方的语文的大众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国的语文的大众化”。“加入新的去”，这“新的”正是自然形成的普通话、国语。
黄石辉、郭秋生的意见，正是这种两步走的办法。第一步，以闽南方言的台湾语为基础，提炼加工为台湾话文。但是，在创造台湾语的书面语言——台湾话文的时候，他们坚持(1)采用汉字；(2)没有汉字能表达的，尽力找汉字中可以代替的字；(3)实在无法，就按照创立汉字的六书法则，形声、会意、假借等创造新字。其结果，内地人，台湾人逐渐地都能看懂，自然而然地进入到第二步，即全国通行的书面语言。应该看到，黄石辉、郭秋生两人坚持用汉字的方案，就预示了“台湾话文”的走向。这也说明，他们追求的是台湾语与台湾话文——最终汇入到鲁迅所说的中国的新的书面语言中去。
另一种方案，即前述林克夫等人的意见，就是“一步到位”式的屈语就文的方案。
实际上，这两种方案是殊途同归的。
第四，评说这次论争，要尊重史实，尊重由史实体现出的思想与主张，切勿以今人的某些主观理念去诠释它，甚至为我所用地断章取义，去歪曲它。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黄石辉、郭秋生强调的文艺大众化，看重的是联系台湾的实际，突出的是写实主义，正如内地吴语地区要联系吴方言的实际、粤语地区要联系粤方言的实际一样，并没有显示出台湾的“自主性文学的意念”(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其文化归属还是明确的。
(四)关于1947—1949年发生在《桥》副刊上的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论争
1947年2月末，台湾爆发了震惊世人的“二·二八”起义。3月初，起义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残酷镇压。顿时，全岛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就在这一年的夏天，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江西人史习枚，从上海来到台湾，8月1日接任《新生报》副刊主编，并将副刊改名为《桥》，自己以“歌雷”为笔名活跃在台湾文坛上。
从1947年11月到1949年3月，在歌雷主持下，《新生报》副刊《桥》上，进行了一场关于台湾文学问题的热烈论争，计有杨逵、骆驼英等26人共41篇论文，另有相关的文章9篇发表。现在，这些珍贵的史料，已由陈映真、曾健民辑集为《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增刊，于1999年9月在台湾人间出版社出版。
这场争论，涉及了哪些问题?
论争的开篇之作是欧阳明的《台湾新文学的建设》一文，他提出了五方面的问题，并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这就是：第一，台湾新文学的源流归属。欧阳明说：“台湾文学始终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战斗分支，过去五十年事实来证明是如此，现在，将来也是如此。”“台湾各方面的建设无论军事国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也是新中国建设的一部分，绝不可以以任何藉口粉饰而片面分离，台湾新文学的建设问题也是如此。”“台湾新文学的建设的问题根本就是祖国新文学运动问题中的一个问题，建设台湾新文学，也即是建设中国新文学的一部分。”
第二、台湾新文学的历史。欧阳明认为，台湾文学适应台湾人民抗日斗争的需要，创造出新内容新形式新风格的台湾新文学，“台湾反日民族解放运动使台湾文学急骤的走上了崭新的道路”。所以，赖和、朱点人、蔡愁桐、杨逵、吕赫若等人创作的文学作品，才是台湾新文学的主流，绝不是所谓日据时期在台的日本作家的殖民统治者文学。
第三，台湾新文学的性质和方向。欧阳明认定，台湾新文学的目标，是“继承民族解放革命的传统，完成‘五四’新文学运动未竟的主题：‘民主与科学’”，而“这目标正与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不谋而合地取得一致”。所以，在“人民世纪”的今天，就是“让新的文学走向人民”，创造出“人民所需要的‘战斗内容’、‘民族风格’、‘民族形式’”的“人民大众”的文学。——这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路线”，也是“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环的台湾新文学建设的方向”。
第四、台湾新文学的语言。欧阳明支持赖明弘用白话文写作的主张，反对黄石辉、郭秋生用台湾方言创作的意见。这是因为：(1)台湾语是中国地方方言之一，如果创设了另一种台湾语文，势必阻碍台湾与祖国思想文化的交流，彼此“越是隔阂”。(2)台湾本来就没有特殊文字，所以提倡白话文，对统一文字有相当大的贡献。当然，在创作时，可以插入一些台湾方言、俗话，以表现文学的乡土气息。文章中，欧阳明引用了赖明弘《台湾文学今后的前进目标》一文的一段话：“台湾的文化终不可与中国的文化分离，台湾的民族精神必须经由文学上的联络与祖国的民族精神密切联携在一起。台湾亦由此可以排击日本奴化的政策”来“共同展开对日的民族斗争。”欧阳明确认，“这是一种历史远大的意愿。”
第五、在台湾的省内外作家的团结问题。欧阳明在文章的结尾呼吁：“台湾的文学工作者与祖国新文学斗士通力合作 ，互相勉励，集中眼光朝着一个正确的目标，深入社会，与人民贴近，呼吸在一起，喊出一个声音，继承民族解放改革的传统，完成‘五四’新文学运动未竟的主题：‘民族与科学’。”
这以后，可以说，直到1949年3月的讨论，都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的，只是更为具体，更加深入了。其间，关于五四运动的评价、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台湾民众在日据时期所受“奴化教育”的评价等问题，都有过热烈的争论。不幸的是，正当这场论争热烈、广泛地进行的时候，1949年4月6日凌晨，国民党反动当局在台北进行大逮捕。反动军警一路去了台大宿舍、师院宿舍。台大学生、参与这场讨论的孙达人、何无感(张光直)被蒙上双眼逮捕下狱。另一路，按黑名单逮捕社会人士，歌雷等人落难。另外，在这场争论中起主导作用，并热心支持当时台大和师院学生进步文化运动、发表了鲜明的民主改革和反“台独”反托管的作家杨逵也同时被捕下狱。风云突变，“《桥》塌陷了”，一场有关台湾文学的争论被迫降下帷幕。
纵观争论的全过程，至少在五个问题上，人们取得了共识。这就是：
第一、台湾新文学的属性。讨论中，“有的因为过于强调了台湾文学的‘特殊性’，而忽略了‘全体性’。有的因为过于强调了‘全体性’而忽略了‘特殊性’，这统是一种偏见，是错误的”。“正确的说：‘全体性’与‘特殊性’都是相互不用分离的东西，都有互相联系的紧密关系，这两个东西，倘若这个离开了那个，必然的社会变成了残废。台湾文学的‘特殊性’需要放在这个‘全体性’上面才是。这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性’”。那么，台湾新文学的“全体性”，也就是其属性，是什么呢?“毫无疑义，台湾是中国的。台湾新文学就是整个中国新文学的一部分，台湾新文学运动也就是整个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环。”“中国新文学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学，是‘人民’的文学。当然，台湾的新文学，也就是这样性质的文学。”(吴阿文(周青)：《略论台湾新文学建设诸问题》。)
第二、台湾新文学的历史。讨论中，许多文章充分地评价了台湾人民以及台湾文学的爱国主义传统，台湾新文学卓越的文学成就。杨逵、萧狄批评了少数省外作家的“优越感”，过低评价了台湾新文学在思想和审美上的成就。
第三、台湾新文学的路线和方向。讨论中，一致同意欧阳明的意见，将“人民的文学”规范为台湾新文学建设的方向。
第四、台湾新文学的语言问题。多数人反对创作台湾方言体文学，要学习国语，推广白话文，与祖国新文学一体，创作出人民的大众的文学。
第五、文艺工作者的团结问题。面对国民党当局的暴政，面对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艰巨任务，争论中，绝大多数人都认识到在台湾的文艺工作者团结的重要性。为了加强团结，必须做到：(1)如同萧狄《了解、生根、合作》一文所说，少数内地来台湾的文艺工作者，必须“排除”“特殊优越感”，否则“将是一个很大的阻力”。(2)如同杨逵《“台湾文学”问答》一文所说，促进团结的有效方法是“切实的文化交流”，在交流中彼此“都能够推诚相见”、“推诚相爱”，只有在这样的合作基础上，才能通力合作填平“澎湖沟”。
如今，距离那场争论，五十二年过去了。五十二年后的今天，我们看那场争论，对它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有了更深切的认识。论争中获得的那些共识，实在是为台湾新文学的发展规定了正确的方向、路线和策略，在文学创作方法上、文学语言上，也从台湾文学实际出发，提出了可供遵循的基本原则。应该说，直到今天，这些共识仍然对台湾当代文学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游胜冠写了一本《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兴起和发展》的书，其中，第三章第三部分《建设台湾的还是中国的台湾文学论战》竟然对这场论争下了这样的结论：“濑南人与杨逵的论点将台湾文学的本质与未来发展作了清晰的描述，是战后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完整呈现”。“从这场台湾文学论战，所看到的其实是二二八事件后，乃至战后迄今，台湾人调整‘中国’在台湾的地位的进程”。“战后，台湾人接纳祖国，甚至将祖国放在台湾的上位，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然而，尽管如此，事实上日据时代台湾立场仍被保留下来，所以台湾作家一面强调台湾对祖国的属性，一面其实也对自己不同于中国的自我特性有高度的自觉。在两岸文学的统合过程中，台湾作家或基于民族感情，或慑于压迫性政权的到来，先是将中国放在台湾的上位，视台湾文学为中国文学的一环，立论台湾文学的去路。然而，也因为台湾作家对台湾文学的自我特性保持着高度自觉与自尊，与大陆作家对台湾文学的历史持着无知的蔑视，以政治关系独断地指挥台湾文学的未来走向，台湾作家的台湾文学视野便和大陆作家带来的中国文学视野起了冲突，台湾作家遂调整中国文学本来被安置在台湾文学上的地位，突出一直保留着、自我压抑的台湾文学视野，将台湾文学放在与中国文学对等的地位”。
这是在歪曲历史。显然，游胜冠是以歪曲杨逵、濑南人意见的办法，来达到他“诠释“文学台独”理念的目的的。
事实又是怎样呢?我们看到杨逵先后在《桥》副刊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即：1948年3月29日的《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6月25日的《“台湾文学”问答》，又在《中华日报》副刊《海风》上发表了一篇《现实教我们需要一次嚷》，还有两次发言记录稿《作者应到人民中间去观察 本省与外省作者应当加强联系与合作》、《过去台湾文学运动的回顾——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文学未曾脱离我们民族的观点，在思想上是以“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与科学民主”为其主流》。濑南人的文章是1948年6月23日《桥》副刊上的《评钱歌川，陈大禹对台湾新文学运动意见》。
杨逵、濑南人就四个问题，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第一、“重整旗鼓”，建设台湾的新文学。
杨逵首先指出当时台湾文学界的现状：“我们目前濒于饥饿，特别是精神上的饥饿，这就因为台湾文艺界不哭不叫，陷于死样的静寂，如果这样的状态再继续下去，我们除掉死灭之外是没有第二条路的。”形成台湾文艺界这种“不哭不叫”的“静寂”的原因，他以为是：其一、“政治条件与政治的变动，致使作者感着不安威胁与恐惧。写作空间受到限制。”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主要的。回顾历史，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许多先辈为走向地狱与监狱大声呐喊，也有许多先辈因此而真的下狱”，即使是这样，台湾文学也“曾担任着民族解放斗争的任务”。所以，他说：“我们不可否认的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即在遇到困难时只看到客观的条件，很少过虑到主观的条件，这一点，今天我们要反省了。我们不要逃避责任，坦白说眼前主观的弱点，是不是我们太消极了?是不是我们太缺乏信心?本来，为要适应一个新的环境而开创我们的新文学运动，当然是困难重重的，然而只要大家把握信心开步走，在共策共勉之下，路还是走得通的。”这是其二。其三、“很多的外省作者在台湾的生活还没有生根，台湾的作者又消沉可怜。以致坐在书房里榨脑汁的文章占大部分。为打开这僵局，我希望各作者到人民中间去，对现实多一点考察，与人民多一点的接触，本省作者与外省作者应当加强联系与合作。”其四、是在语言上。“十多年来不允使用被禁绝的中文，今日与我们生疏起来了，以中文就很难充分表达我们的意思了”。杨逵又欣喜地说：“这回《桥》主编歌雷先生给我们聚聚谈谈的机会，造成文艺工作者合作的机会，再而为本省作家设法翻译与删改的便宜，这些办法都很可能扫除台湾文艺界消沉之风，希望全省振奋合作，痛痛快快写出我们的心思与人民的苦闷。”于是，杨逵在《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一文中，反复说：
我们确也想到重整旗鼓，以便“在祖国新文学领域里开出台新文学的一朵灿烂的花!”的。
正如范泉先生在光复当初所说：“现在的台湾文学，则已进入建设时期的开端，台湾文学站在中国文学的一个部位里，尽可它最大的努力，发挥了中国文学的古有传统，从而建立新时代和新社会所需要的，属于中国文学的台湾文学”(范泉，曾任上海《文艺春秋》主编。1946年元月号大陆刊行的《新文学》发表了范泉的《论台湾文学》，欧阳明、赖明弘，杨逵均引用了范泉此文中的这段话。)
我由衷的向爱国忧民的工作同呼喊，消灭省内外的隔阂，共同来再建，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之一环的台湾新文学。
由此看来，杨逵是用中国视野去观察、思考台湾新文学的，杨逵认同的台湾意识与认同中国意识，是互相重叠的，融为一体的。在杨逵这里，分不清哪些是认同台湾的意识，哪些是认同中国的意识，作为中国台湾省人，两者融为一体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游胜冠一开头，就用“台独”的主观理念，把参加这场论争的人，硬分为“中国意识由中国政权与大陆人士直接带入与支持”的和“怀抱本土意识的台湾文学工作者”，而且说“因认同意识不同”，发生了“论辩”。可见游胜冠歪曲杨逵原意，是人为地在台湾新文学历史上制造分裂。
第二，关于台湾新文学的历史。杨逵的看法是：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我们是有着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的，……那时候文学却曾担任着民族解放斗争的任务的，它在唤醒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上，确实有过一番成就，也有它不可减的业绩。那些团体、那些刊物，那些担当这重任的角色，真够我们留恋，……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台湾文学的发端约在二十多年前，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方才结束，民族自决的风潮遍满世界的时候，台湾新文学运动受这种风潮的影响与激动当然是很大的，而五四运动的影响也不算小。因此在其表现上所追求的是浅白的大众的形式，而在思想上所标榜的即是“反帝与反封建”“民主与科学”。当时为这运动发出先声的是东京留学生组织的《台湾青年》。这《台湾青年》发展到《台湾民报》再发展到《台湾新民报》日刊是台湾人经营的惟一日刊纸。两个台湾新文学开拓者林幼春先生是《台湾民报》第一代社长，赖和先生当选《台湾民报》副刊主编。此后很多的文艺刊物就前仆后继的出现了。《人人》、《南音》、《晓钟》、《先发部队》、《第一线》、《台湾文艺》、《台湾新文学》等可以说是第一期，就是七七以前刊出的，这时期的特征是以中文、或是中日文合编的。但自《台湾新文学》1936年12月中文小说特辑号被查禁而停刊以后，中文在台湾文艺界就不再容许存在了。
第二个时期是在抗战中以《台湾艺术》、《台湾文艺》等极力拉拢台湾作家，也经常发现台湾作家的作品，当然中文作品是完完全全的被排除了。所以这时期的特征可说是完全的日文，但在思想上，台湾作家却未曾完全忘却了“反帝反封建与科学民主”的大主题。虽有些例外，但台湾新文学的主流却未曾脱离我们的民族观点。
文学在台湾曾有相当成就与遗产，虽在日本的统治时期，台湾文学的主流都是反帝反封建的，在民族观点上都表现着向心性的。
由此，可以看出，在回顾、评价台湾新文学历史的时候，杨逵“留恋”的，看重的传统自两点：
一是，“反帝反封建与科学民主”的精神，这也是五四文学革命的精神。即使在台湾全面禁止使用中文的特殊时期，台湾作家不得不用日文创作的时候，也未曾忘却这个“大主题”。杨逵说“虽有些例外”，正是指的这个意思。
二是，中华民族意识。杨逵反复强调台湾新文学“担任着民族解放斗争的任务”，“未曾脱离我们的民族观点”，“在民族观点上都表现着向心性的”，显然，这民族，正是杨逵心目中的中华民族。
可见，游胜冠口口声声说的“本土”、“自主”等等，均与杨逵无关。
第三、台湾新文学的属性。
关于台湾新文学的属性问题，在本质上是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问题。由此在《“台湾文学问答》一文里，杨逵深入地谈了两个问题。
(1)“台湾文学”、“台湾新文学”称谓的理由。
1948年6月14日，台湾各报都刊载了中央社的报道，表达了钱歌川的一种看法。钱歌川认为“台湾文学”、“台湾新文学”的称谓“略有语病”。“文学之以地域分如南欧文学北欧文学”的原因，都是“以民族气质相异，语言及生活观念又相同，而影响其作风”。既然同属中国文学，“语言统一与思想感情又复相通”，“而谈建设台湾文学某省文学”，实无必要。对这个意见，多数人都不同意。那么，“台湾文学”这个名字是不是说得通?杨逵的回答是肯定的：“是通而且需要。”“台湾文学”是不是有语病?回答也很干脆：“没有什么语病。”既然，“语文统一与思想感情又复相通之国内，而谈建设台湾文学某省文学，实难树立其目标”，为什么还要有“台湾文学”的称谓呢?杨逵说：
而独在台湾却有需要，是因为台湾有其特殊性的缘故。
这“特殊性”，在杨逵看来，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台湾文学的地方色彩。“即如钱歌川所说：‘日本控制台湾半世纪来，文学运动早经停摆，吾人同宜戳力耕耘此一荒芜地带，以图重新积极而广泛展开是项运动，又于推行是项运动时，鼓励于创作中刻划地方色彩及运动适当方言自无不可’”。
其二、有“条隔阂的沟”。“其实在台湾其特殊性岂只有此呢?自郑成功据台湾及满清以来，台湾与国内的分离是多么久，在日本控制下，台湾的自然、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在生活上的环境改变了多少?这些生活环境使台湾人民的思想感情改变了多少?如果思想感情不仅只以书本上的铅字或官样文章做依据，而要切切实实到民间去认识，那么，这统一后相通的观念，就非多多修正不可了。”他认为，“所谓内外省的隔阂，所谓奴化教育，或是关于文化高低的争辩都是生根在这里的。”他提醒人们：“这条澎湖沟(台湾海峡)深得很呢?”他也感慨地说：“这是很可悲叹的事情，但却是无可否认的现实。”然而，这“特殊性”，又绝不会导致“分离”。于是，他明确地指出：
“台湾是中国的一省，台湾不能切离中国”!这观念是对的，稍有见识的人都这相想，为填这条隔阂的沟努力着。
当然，杨逵也很痛心，惋惜地说：“为填这条沟最好的机会就是光复初期的台湾人民的热情，但这很好的机会失了，现在却被不肖的贪官污吏与奸商搞得愈深了。”为此，他呼吁：“对台湾的文学运动以至广泛的文化运动想贡献一点的人，他必需深刻的了解台湾的历史，台湾人的生活、习惯、感情，而与台湾民众站在一起，这就是需要‘台湾文学’这个名字的理由”。
这样看来，杨逵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台湾文学、台湾新文学，与江苏文学等一样，“实难树立其分离的目标”，也“并未想树立其分离目标”，但“可有其不同的目标”，这“不同的目标”正是填平这条隔阂的沟，正因为此，“更需要‘台湾文学’这样的一个概念”。有“台湾文学”这个概念，这个称谓，绝不是游胜冠所说的，表现了台湾文学的所谓“本土意识”、“自主意识”，而是为了“在祖国新文学领域里开出台湾新文学的一朵灿烂的花!”
濑南人的看法，与杨逵完全吻合。他说：“为了适应台湾的自然底或人文底环境，需要推行台湾新文学的运动，但是建立台湾新文学的目标”，“应该放在构成中国文学的一个成份，而能够使中国文学更得到富有精彩的内容，并且达到世界文学的水准。”
(2)台湾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
在《“台湾文学”问答》里，杨逵写下了这么一段“对话”：
问：那么，你是不是以为台湾新文学可与中国文学日本文学对立的?
答：台湾是中国的一省，没有对立。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当然不能对立。存在的只是一条未填完的沟。如其台湾的托管派或是日本派、美国派得独树其帜，而生产他们的文学的话，这才是对立的。但，这样的奴才文学，我相信在台湾没有它们的立脚点。我们要明白，文学问题不仅是作者问题，也就是读者的问题，读者不能了解同情，甚至爱护的文学，是不能存在的。人民所了解同情、爱护的文学，如果它受着独裁者摧残压迫，也不能消灭，反之，奴才的文学，它虽有主事的支持鼓励，而得天独厚，也不得生存。总有一日人民会把它毁弃而不顾。正如这样，台湾文学是与日本帝国主义文学对立，但与它们的人民文学没有对立的。虽说没有对立，却也不是一样的东西，但在世界文学这个范畴里，都是可以共存的。中国文学有台湾文学之一环，世界文学有中国文学、日本文学等各类，在进步的路线上它们是没有什么对立可言的。虽然各有各的特色与风格。
这里，杨逵讲得很明白，也很深刻。
一是，“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当然，台湾文学和中国文学“不能对立”，这“不能对立”，回答得很有内涵。杨逵的意思是说，在台湾当时，已经有一种“对立”的倾向。这一倾向，是前文所说1942年至1949年间国际上某些反华势力欲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阴谋在岛内极少数地主士绅阶级中的反映。对这种“对立”的倾向，他的态度是鲜明的，是坚决的——“当然不能对立!”
二是，在台湾，这种“对立”的文学，就是托管派、或日本派、或美国派所生产的“奴才文学”。他们“独树其帜”，其结果，“在台湾没有它们的立脚点”，“虽有主事的支持和鼓励”，“也不得生存”，“总有一日人民会把它毁弃而不顾”。
三是，日本文学中有帝国主义文学与人民文学之分，台湾文学与前者是对立的，与后者是没有对立的，“虽然没有对立，却也不是一样的东西”。
四是，包括台湾文学的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在进步的路线上没有什么对立，仅是只有各自的特色与风格。
所以，游胜冠说，杨逵要“厘清台湾文学不同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的特殊性”的说法，是歪曲杨逵的原意的。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当然可以对等来论说，作为中国文学一环的台湾文学和日本文学，却根本没有对等的可比性。游胜冠如此偷换概念，移花接木，把不同范畴的“对等”相提并论，硬要把台湾文学的特殊性特殊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于可以和日本文学相等，是自外于中国文学的一种台湾文学，真的显得他心术极其不正，手段极其拙劣文字游戏也做得极其无聊和卑下!
第四、文艺工作者的团结问题。
在讨论中，有人说，外省人说台湾人民奴化，本省人说台湾文化高，杨逵却说：“未必外省人通通这样说，本省人更不是个个都夜郎自大。说台湾人民奴化的人与说本省文化高的人都是认识不足。大多数台湾人民没有奴化，已经说过，本省文化更不能说怎样高，这里认识不足是因为澎湖沟隔着，而宪政未得切实保障人民的权利，使台湾人民未能接到国内的很高的文化所致的。”所以，杨逵认为：
切实的文化交流是今天在台湾本省外省文化工作者当前的任务，为达到这任务的完成大家须要通力合作，到民间去，去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心情，而给它们一点帮忙，这正是做哥哥的人可以得到弟弟了解、敬爱的工作，进而可以成为通力合作的基础。
在杨逵看来，当务之急，仍然是通过文化交流，通过到民间去深入生活，通力合作填平这条隔阂的沟。杨逵一而再、再而三地说：
这讨论，这运动，当然不是为的“分离”“对立”，更不能也不会是“你争我夺”。
不管内地本地的文艺工作者今天需要联一块儿，竭力找寻一条路，发现定当的创作方法。这也就是今天需要一次嚷嚷，需要先来“一套锣鼓”的理由，但却不是，也不能是“标新立异”，也又不是，更不能是把一个东西变成二个东西，怎么会有“一套你争我夺”的道理呢?
读杨逵、濑南人的文章，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杨逵是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去考察、思考台湾新文学的过去、当时和未来的。他强调的是中国的视野、中华民族的意识；他重视的是实事求是地看待台湾文学的特殊性，既要看到它严重的存在着，又要团结起来去设法填平这条隔阂的沟，目标只有一个——“在祖国新文学领域里开出台湾新文学的一朵灿烂的花!”在杨逵的文章里，根本没有什么“本土论”，更说不上“战后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完整呈现”!”
第二、杨逵的所有论述的深刻意义，在于进一步巩固台湾人民认同台湾的意识和认同中国的意识融为一体的牢固观念，绝非像游胜冠所说的“台湾人民调整‘中国’在台湾的地位的过程”即使要说“调整”，杨逵的用意，也是“调整”到“台湾是中国的一省”的观念上来。
第三、游胜冠多次说，碍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许多台湾作家不敢讲真话，言外之意，杨逵的许多言论也是“屈世之言”。“文学台独”派一贯以“屈世之言”的说法，来为他们自己在过去说过、写过大量的有违今日“台独”文论原则的话，来掩饰自己的懦弱、投降主义和机会主义面貌，现在又以“屈世之言”论，来诬蔑杨逵了。写到这里，我们倒是要提醒游胜冠，杨逵是一位顶天立地的无可畏惧的爱国知识分子，“四·六”事件中，他和歌雷，以及台大的学生张光直、孙达人等同被投入铁牢。杨逵是一位敢说敢当的人，只是杨逵的说法不合其意，游胜冠就不惜以侮辱他人人格的手法，妄图达到自己为“台独”张目的目的，这就更显得游胜冠人品和文品的并不高尚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