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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台独”既然是政治上的分离主义在文学领域里的反映，那么政治领域里的分离主义，就必定是“文学台独”赖以生存、发展的条件了。
大家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台湾光复，回归祖国，对于1942年美国驻外人员策动，要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让台湾独立的种种阴谋来说，应该划上句号了。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外国反华势力和台湾本岛的新老分离主义分子，并不就此罢休。
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美、日反华势力分裂中国的贼心不死。
美国有关“台独”的主张，起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远东战略小组的提议。美国国防部军事情报总部台湾问题专家柯乔治所著《被出卖的台湾》一书说到，“台独”，是在1942年初诞生在他的脑袋中的。他说，他的这一“创见”，是从美国人的利益出发的。他写道：“到底我们能不能确实保证台湾不会于将来再度成为美国西太平洋利益的威胁?”“历史上早就指出台湾在西太平洋边缘的军事战略重要性了，台湾资源和工业发展远胜于中国大陆诸行省，如此重要，不容我们轻易将台湾交给中国人控制。”因此，为了保障美国在台湾的利益，柯乔治主张让台湾“自治独立”，或由美国托管再举行公民投票“自决”。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形势，美国国务院没有接受柯乔治的提议。美国国防部的远东战略小组也在1942年春建议麦克阿瑟，从日本手中夺取台湾后，由美国军队暂时接管台湾，战后再进行“台湾民族自决”或成立“台湾共和国”，并着手培训一批“接管”台湾的行政人员。
不过，1945年1月14日，日本投降前夕，美国代理国务卿罗威特向总统杜鲁门呈送的备忘录，还是说到：“如果中国共产党企图违背台湾人民之意愿，以武力犯台，或者台湾人民本身起事反对中国统治，联合国将可以台湾局势已对和平造成威胁，或以台湾实质地位问题为根据，有正当理由采取干预行动。印尼情势可作参考，联合国的干预可透过澳洲或菲律宾政府出面要求为之，然后徐图安排公民投票以决定台湾人民之意愿。”罗威特还说：“国务院充分认识到，如果台湾要免于沦陷入共党控制，或许美国必须采取军事行动。……它或许仍有可能鼓励中国人成立一个非共的地方政府，自己促成台湾免于沦陷入共党控制。同时，美国亦应准备，一旦上述措施均告失败，必要时即以武力干预。美方之军事干预……宜以国际上可受支持之原则，即台湾人民自决之原则，进行干预。这就牵涉到鼓励台湾自主运动。如果岛上中国政府明显地已无力阻止台湾陷共，则台湾自主运动即可全面发动。”罗威特说的“台湾自主运动”，就是“台独”运动。只是，罗威特备忘录提出不久，第二次大战结束，“台独”之议，又一次作罢。
1947年3月初，当台湾爆发“2.28事件”后，美国驻台北总领事馆向华盛顿建议，以目前台湾在法律上还是日本的一部分为由，用联合国名义进行直接干预，同时向中国保证，待有一个“负责的中国政府”后再归还中国。这是“台湾地位未定论”和“联合国托管方案”的先声，表明美国对台政策发生变化。
随后，1948年11月24日，中国国内解放战争迅猛发展，蒋家王朝就要覆亡之际，美国有关官员开始主张调整美国对台政策。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李梅又提出了《台湾的战略重要性》的备忘录。备忘录说：“参谋长联席会议已就台湾及其邻近岛屿一旦落入可能受克里姆林宫指挥之共党政府手中，对美国之安全有何战略影响一节，提出评估。参谋长联度席会议认为，情势若发展至此，对美国安全之战略影响，将极其不利。”备忘录还认为：“从战略观点看，届时还更加强了台湾对美国的潜在价值，可供为战时基地，能用以发动部队、战略空军作战，以及控制邻近航路。台湾还有一项战略重要性，即是她是供应日本粮食及其他物资之主要来源。”基于这种评估，美国军方重提了美国政府应该推动“台独”的议题。
再往后，1949年1月15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思在一封绝密信中说：“我们国务院所有的人都强烈感到我们应该用政治的和经济的手段阻止中国共产党政权取得对(台湾)岛的控制。”1月19日，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在一份报告中表明了美国推动“台独”的立场。报告在比较了不同的对台方案之后，认定，“美国的利益只有在台湾不受苏友好政府控制之下，始可达成”。报告认为：“美国应有准备，如果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即应利用台湾自主运动。”8月，美国根据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作出决定：“我们应该运用影响，阻止大陆的中国人进一步流向台湾，美国还应谨慎地与有希望的台湾当地的领袖保持联系，以便将来有一天在符合美国利益时利用台湾自治运动。”“扶植台湾自主分子，俾使其发动台湾独立时，可含美国之利益。”
当年中国驻美大使顾维均，也在日记里记录并分析了美国的对台政策，指出，“美国也可将台湾作为防御共产主义的碉堡，由联合国监督，举行公民投票，以测验台湾人是否愿意独立!”
虽然，美国政府推动台独的政策没有敢于公开实施，但是，1951年的旧金山《对日和约》，1952年台北的《中日和约》，还有1954年的《中美协防条约》，又都炮制了一个“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事实证明，美国反华势力一直阻挠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直至1979年1月中美建交后，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的本质也并未改变，仍然扶植“台独”，阻挠中国完全统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后，“台独”势力以美国为基地，在海外发展组织，大肆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一直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庇护。
就日本而言，从历史看，日本帝国势力正是“台独”的始作俑者。1951年，“台独”分子就在日本建立了组织。到60年代中期，日本成了海外“台独”势力的大本营。在众多的“台独”组织中，以廖文毅为首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最具有代表性。直到1972年中日建交之后，“台独”活动的重心才由日本转到了美国。
而由台湾本岛的人提出“独立”主张，并将分裂活动付诸实行，却是从一小撮日据时期的日本“皇民”开始的。他们的动机是，害怕日本投降后自己的特权丧失，国民政府接收以后还可能当作汉奸判决，所以铤而走险。当然，他们的分裂活动，得到了日本右翼势力的鼓励、支持和呼应、配合，只是，没有成为气候。
其次，在台湾岛内，完全依附于美、日反华势力的大资产阶级，是亦步亦趋于外国势力的。同样，中产阶级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相当一部分人士也是分离主义的社会基础。
二战以后，台湾的资本主义经济，是适应美国、日本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美国、日本以贸易、投资设厂、援助货款等方式，独占台湾的市场、原料与劳力，致使台湾成为美国、日本资本的一个加工出口的部门。所以，台湾经济最大的特点，是依赖于美、日资本主义体系。出于这种经济利益，台湾中产阶级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士以及他们在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科技领域里的相当数量的代表人物，在政治上接受并鼓吹美、日反华势力所制造的分离主义，是不足为奇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个沉重的打击。当时，美国以“台湾地位未定论”为借口，使美国第七舰队对中国的干涉合理化。台湾与祖国大陆之间，成了所谓“自由与奴役”、“自由与共产”的鸿沟。几十年来，相当数量的中产阶级人士就按美国反华势力的思维方式去看待、处理台湾与祖国的关系，他们自然也就成为美、日反华势力制造的分离主义在岛内的代言人。
除了上述两个方面，我们还要看到第三个方面，那就是国民党统治的恶果。而这种恶果，又是推波助澜，有利于分离主义的发展的。
其一、国民党迁台以后，蒋氏父子掌权时，固然坚持一个理念——“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又实行了一条反共、仇共的政治路线。几十年来的煽动性的极端的反共宣传，导致一部分台湾人民产生了一种恐共、反共的思想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就有相当数量的人，与祖国大陆产生了隔阂，自觉或不自觉地有了分离的情绪。这正是美、日反华势力制造出的分离主义所要利用的一种社会普遍心理和社会情绪。
其二、1945年10月台湾回归祖国后，由于国民党政府接收大员贪污腐败，军警横行，加上当时粮食恐慌，物价飞涨，失业严重，民不聊生，终于引起了台湾人民的强烈不满。再加上，1947年2月28日，台湾爆发了反对国民党政权，要求民主自治的运动，国民党当局以“企图欺覆政府，夺取政权，背叛国家”的罪名，进行了血腥的残酷镇压，计有数千人被杀，被捕，失踪、逃亡的不计其数，这都引发了台湾人民反抗国民党强权统治的斗争，进而要求当家做主，主宰自己的命运。随后从1950年开始，国民党又力图在戒严体制上巩固与强化专制统治，进一步激化了这种矛盾和斗争。岛内的分离主义势力就利用了这种反抗的情绪和合理的要求，不断地挑起所谓的省籍矛盾，混淆是非，模糊人们的认识，似乎国民党就是中国，导致了反国民党就是要反中国的严重恶果。
其三、到了李登辉独掌国民党大权以后，国民党政权迅速“本土化”。李登辉先是标榜实行西方民主制度，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在幕后以一个政权的力量与资源纵容、偏袒“台独”的所作所为，后来，又干脆公然走到了前台露出了他“台独”的真面目，直到叫嚣“两国论”，并进而支持、帮助民进党陈水扁上台执政。李登辉推行的是两个国家的分裂政策。
这，就是二战后，台湾光复，回归祖国，妄图分离台湾的阴谋应该划上句号而又没有划上句号的复杂的政治社会原因。
下面，我们看看，台湾“解严”前后，这样的土壤上是怎样孳生出了“台独”思潮与运动的。
这要从“解严”前后的台湾政局说起。
1979年6月29日，桃园县长许信良，经监察院以擅离职守、参加非法游行、签署诬蔑政府文件提出弹劾，公惩会决予休职二年处分。台湾政坛，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果然，1979年12月10日，以《美丽岛》杂志为名，串连全岛党外反对运动的人士，集合两万余人，在高雄市举行“世界人权纪念日”演讲游行活动。国民党政府派出镇暴军警镇压，200余人受伤，事后又进行大规模的搜捕，包括在任立法委员黄信介和作家王拓、杨青矗在内，共有160余人被捕。60年代末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公然私运出台的分离主义运动领袖人物施明德，参与其事，事后一时漏网，也在1980年1月8日被捕，酿成轰动全台湾的“美丽岛事件”。2月20日，“美丽岛事件”侦察完毕，黄信介、施明德等8人被提起公诉，周平德等37人移送司法机关。3月18日，“美丽岛”涉嫌叛乱7名被告于警总军法处公开审理。31日，涉案32人被提起公诉。4月29日，又有高俊明等10人被提起公诉。到6月，加上藏匿施明德案，纷纷审结，一部分涉案人员被判刑。
这中间，1980年2月底，被捕省议员林义雄的母亲、女儿，白天被杀死在家中，引发“林宅血案”。7月，又有留美学人陈文成伏尸台大校园的命案。
这以后，1984年又有情治单位派遣黑社会帮派杀手渡海赴美杀死江南的事件发生。
也就是在1984年的5月20日，蒋经国连任第七任“总统”，李登辉爬上了“副总统”的宝座。
蒋经国于1972年出任“行政院长”，面对内外各种危机，为了应变求存，开始在政治上作出一些调整，推出了一系列“革新保台”、“在台生根”的措施。1975年4月5日蒋介石辞世之时，蒋经国接班主政以后，又一直采取“革新保台”方针。这时，台湾取得了较高速度的经济发展。从1964年到1973年的10年，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1.1％，被称为“起飞的年代”。1974年以来，虽然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石油危机和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影响而减慢到10％以下，也还是呈现不稳定性增长状态。到1986年，又上升为10.8％。本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965年只有216美元，到1980年即突破2000美元大关，1981年又增加到2563美元，1986年更超过3000美元。这样的经济成长，意味着依附型的资本主义工商经济在台湾地区有了较大的发展，具有相当社会力量的中产阶级已经形成。这时，1979年元旦，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断绝与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台湾在国际上日益孤立，投资意愿日益低落，影响了人心安定，波及了政治局势，引发了社会动荡。经济改革也面临重重困难了。从政治上说，蒋经国的“革新保台”方针，也面临着日益强大的人民民主运动和分离主义反对派的挑战，面临着“法统”危机、继承危机、开放党禁、报禁以及解除“戒严法”等政治难题，也面临着大陆提出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一系列政策挑战，而不得不做出若干开明的、进步性的改革措施。比如，逐步实现领导权力结构的过渡和转型，以否定蒋氏“家天下”体制，向“非蒋化”过渡，取代老年向年轻化转型，否定个人独裁，向集体领导转型，由大陆人主政向“台湾化”过渡，等等。李登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上台的。
在此期间，社会动荡不安，十分引人注目。比如，1985年2月12日，十信人头弊案引发金融危机，经济犯罪集团抢劫银行、运钞车，杀警夺枪，强盗集团，绑匪杀人集团，亡命飙车、大家乐、股票、地下投资公司、房地产投机引发的赌博风气。又比如，消费者运动带来消费意识的觉醒，核三厂大火触发的反核运动，工厂废气废水触发的环保运动，鹿港反杜邦，林园民众围堵废水处理厂，宜兰人拒绝六轻，后劲人反五轻，知识分子发动森林救援，雏妓救援，等等。这一系列的由自然环境、生存权利引发的自救运动、人权运动，以至于工人自救运动、农民自救运动……不停顿地冲击当局的“戒严”体制，加以国民党外的政治团体、党 派活动强渡关山，越来越大的压力，终于导致了国民党台湾当局在1987年7月15日宣传解严，终止了长达40年的“戒严”体制。接着，党禁、报禁也被解除。
其实，“解严”之前，这种冲击已经显示了分离主义的倾向了。早在1975年，黄信介、康宁祥、张俊宏、姚嘉文、黄华等“本土知识分子”出身的在野政治人物创办了《台湾政治》杂志。作为在野政治力量的集合，已经触及了“台湾”被中国“压抑”的问题。1977年的“中坜事件”，就显示了对抗中国立场的趋势。那份《美丽岛》杂志，也就是在1977年以后党外本土化“民主”运动兴起之后由黄信介、许信良等创办的党外杂志之一。进入80年代以后，台湾反对势力进一步发展。在党外运动中，有些人主张统一，有些人主张“台独”。“台独”分子披着“争民主”的外衣，打着“民主”的旗号，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形势复杂起来。“美丽岛事件”后，1980年底补行的“中央”民代选举，“美丽岛事件”受刑人家属高票当选。1981年底省市公职人民选举之后，1982年5月，党外主流领袖康宁祥与黄煌雄、张德铭、尤清，在中美上海二号公报即将公布之前，到美国、日本访问，表达台湾人对台湾前途的看法，提出了一个分离主义倾向十分明显的主张，即，美中关系的正常化，不能牺牲台湾一千八百万人民的利益，有关台湾未来的前途，必须由岛上的全体住民自决。虽然，康宁祥四人行招来了部分党外人士尤其是新生代的怀疑，被认为是充当国民党的说客而引起了党外批康的风潮，甚至由今日之民进党主席当年的市议员谢长廷出面主张台湾的民主运动必须与岛外的台独运动划清界线，而导致了党外的“体制内改革”和“改革体制”之间的路线之争。然而，“改革体制”路线，直承海外“台独”运动香火，侧重“台湾主体性”，主张推翻国民党现行体制，建立独立的“台湾共和国”；“体制内改革”路线，突出“民主化”在现行国民党统治下的可行性，主张打着民主化大旗进入体制，改变体制，使之逐步台湾化，也还是主张和中国分离，实质上还是一丘之貉。果然，1983年12月增额立委选举中，党外后援会提出了“住民自决”的共同政见，两条路线达成妥协。而这“住民自决”，本来就是以台湾“独立”意识为基础的。
这种分离主义的活动，不久便发展为“台独”政党的建党组党活动了。比如，1984年初，“台湾独立联盟”美国本部，任主席长达十年的张灿，改任“世界台独联盟”主席之后，美国本部主席由陈南天继任。很快，4月17日，在纽约，“台湾独立联盟”的副主席洪哲胜领着20个人，公开联名发表声明，脱离“台湾独立联盟”，又发表声明，由他做召集人，出笼了一个“台湾革命党”的“建党委员会”，筹建“台湾革命党”，声称这个党的宗旨是“推动台湾人民独立建国”。随后，洪哲胜在接受《台湾与世界》杂志特约记者邱庆文专访时，竟然公开叫嚣“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当于列强”，“台湾革命是一场民族解放运动”。1985年元旦，这个“台湾革命党”宣告成立。除洪哲胜担任总书记，时任洛杉矶刊行的《美丽岛周刊》社长的许信良做了第一副总书记。1986年5月1日，“美丽岛事件”后流亡美国7年的许信良在美国纽约宣布，他成立了由100多位建党委员组成的“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将在8月以前在海外成立“台湾民主党”，并在年底前迁回台湾，以突破国民党的党禁。不料，局势由此而急剧发展。这一年的9月28日，代表党外行使提名权的党外选举后援会在台北圆山饭店举行推荐大会，由立法委员费希平、监察委员尤清动议讨论了建党的问题，包括费希平、尤清及谢长廷、张俊雄等人在内的建党工组小组当场发动建党发起人签署工作，获得135人签署，并在当天下午决定组织“民主进步党”，还宣布正式成立。跟着，许信良在美国决定，取消“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取消“台湾民主党”的建党工作，并宣称将其改为“民主进步党海外支部”。许信良等人，也将“迁党回台”改为“回台入党”。到此，在1927年的“台湾民众党”和随后的共产党之后，台湾史上又一次出现了政党组织。国民党政府戒严体制下的党禁就这样被突破，分离主义的“台独”势力就这样以政党的形势登上了台湾的政治舞台。
我们知道，从80年代开始，台湾岛上兴起了全面反中国的、分离主义的文化、政治思潮与活动。这真是一个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过程。人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政治局势里，从意识形态、文化思想来说，这种分离主义的思潮与活动，是从“台湾结”与“中国结”、从“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也就是“独立”与“统一”的争论开始的。这场统、独争论的触发点，是1983年的两件事情。其中的一件就是，外省人的第二代，以创作《龙的传人》一曲成名的校园民歌手侯德建，赴大陆以圆回归祖国之梦。由此，而引爆了统、独意识的公开论战。
这一年的6月11日出版的《前进周刊》第11期报道了侯德建赴北京进修的消息，还发表了杨祖的文章《巨龙、巨龙、你瞎了眼》。文章中，杨祖说侯德建是“爱国的孩?”，“‘龙的传人’只是侯德建在学生时代，辗转反侧深思不解的中国，‘龙的传人’是他揣侧、希望、担忧的中国”。杨祖还说，中国虽然是从书本上、宣传上得来的，但毕竟是在深深的困扰着台湾的年轻的知识分子的问题。一个星期以后，6月18日，《前进周刊》第12期上，又有两篇相关的文章刊出。其中，陈映真的《向着更宽广的历史视野》一文，面对《龙的传人》这首歌广为流传的热烈而又动人的情景，首先深情地倾诉了他心中缘于“中国情结”而迸发的爱国激情。陈映真写道：“这首歌整体地唱出了深远、复杂的文化和历史上一切有关中国的概念和情感。这种概念和情感，是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成为一整个民族全体的记忆和情结，深深地渗透到中国人的血液中，从而远远地超越了在悠远的历史中只不过一朝一代的任何过去的和现在的政治权力。”针对少数分离主义者有关“空想汉族主义”的荒唐指责，有关“台湾社会的矛盾，是‘中国人’民族对‘台湾人’民族的殖民压迫和剥削”的谬论，陈映真明确地指出：“组织在资本主义台湾社会的所谓‘中国人’与‘台湾人’之间的关系，绝不是所谓‘中国人=支配民族=支配阶级’对‘台湾人=被支配民族=被压迫·剥削阶级”的关系”。陈映真呼吁，无论是批判什么样的台湾分离主义，人们都会“心存哀矜的伤痛”，“而如果把这一份哀矜与伤痛，向着更宽阔的历史视野扩大，历代政治权力自然在巨视中变得微小，从而，一个经数千年的年代，经过亿万中国人民所建造的、文化的、历史的中国向我们显现。民族主义，是这样的中国和中国人的自觉意识；是争取这样的中国和中国人之向上、进步、发展、团结与和平；是努力使这样的中国和中国人对世界与他民族的和平、发展和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的这种认识。”
陈映真的《向着更宽广的历史视野》一文发表后，6月25日，《前进周刊》第13期发表了3篇文章，进行攻击。这三篇文章是：蔡义敏的《试论陈映真的“中国结”——“父祖之国”如何奔流于新生的血液中?》，陈元的《“中国结”与“台湾结”》，梁景峰的《我的中国是台湾》。这3篇文章，集中攻击了陈映真的“中国结”，主张“台湾、台湾人意识”。蔡义敏攻击陈映真在民族主义问题上采用了压抑台湾、彰显中国的双重标准，还攻击陈映真一直把“台湾、台湾人意识”和他所殷切热爱的“文化、历史的中国”敌对起来。蔡义敏说：“一个文化的、历史的毒物是不一定要和一个特定时空中展现出来的实存的意识和理念和事物相对，以致于一定要被视为势不两立的。”这蔡义敏所谓有的“特定时代中展现出来的实存的意识和理念”，就是分离主义的“台湾意识”。陈元的文章主要是呼吁，不要在“台湾走上民主化之前，……党外自己发生意识形态上的，或者战略路线上的分裂。”梁景峰则称，陈映真的“中国意识”认同彼岸的中国，表现出这种“中国意识”的“无根性”。梁景峰呼吁认同“脚下的中国”——台湾。他说：“只有认同生存所在的人才可能是民族主义者。”
7月2日，《前进周刊》第14期，又发表了陈映真的《为了民族的团结与和平》一文。从蔡义敏等人的攻击，陈映真认为，少数人，即“左翼台湾分离主义”者，把当前台湾地区内部的省籍矛盾歪曲成了“中国人”民族与“台湾人”民族的矛盾，对此，“实在应该有一个自由的环境进行公开而深入的讨论”，但是，在目前，还“完全没有讨论这个问题的主观和客观的条件”，他“只是‘婉谢参加论战了”。不过，针对分离主义者攻击爱国的“中国结”是“汉族沙文主义”、“爱国沙文主义”、“中国民族主义”，陈映真还是反击了那些分离主义者。陈映真指出，“希望台湾的政治有真实的民主和自由，社会有正义，是绝大多数在台湾的本省人、大陆人共同一致的愿望”。鉴于分离主义者无视这一事实，歪曲这一事实，激于民族义愤的陈映真发出了这样的质问：“为什么凡是要台湾更自由、更民主、更有社会正义的人，就非说自己不是中国人不可呢?……为什么……我们以中国人为荣，以中国的山川为美，以中国的瓜分为悲忿，一定是可耻、可笑呢?……为什么现实生活中相互友爱、相互帮助的青年中，要硬生生地分成‘中国人’和‘台湾人’?为什么在长期婚姻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岳父母、媳妇女婿、姐夫妹夫、嫂嫂弟媳、侄儿侄女、阿公阿嬷、外公外婆……这些亲属情感中，非要有‘中国人’、‘台湾人’加以分割呢?为什么凡是自然地以自己为中国人，并以此为荣的人，党外民主运动都不能容纳?”针对分离主义者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行，陈映真写道：“让我们平静地想一起。想了之后，如果认为一切在台湾的正直的、追求民主、自由和社会公平的人之间，不应该、不能够分成对立的‘中国人’和‘台湾人’，那么让我们在内心深处坚定地说‘不!’，并且让我们在‘国民党’和‘台湾民族派’者之外，坚定地、自动地藉着坦诚的沟通、讨论，藉着同胞手足之情，发展有意识的民族团结与和平的运动。”“让一切追求民主、自由与进步的本省人和大陆人有更大的爱心、更大的智慧，互相拥抱，坚决反对来自国民党和左的、右的台湾分离论者破坏人民的民族团结。”陈映真还指出，这种“于历史中仅为一时的台湾分离主义，其实是中国近代史上黑暗的政治和国际帝国主义所生下来的异胎”。这真是一种远见卓识，真知灼见。
其实，这种分离主义的危险，陈映真早在1977年6月，在他发表在《台湾文艺》革新二期上的《“乡土文学”的盲点》一文里就指出来了。那是在乡土文学论战方兴未艾之时，他读到了叶石涛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一文之后，针对叶石涛当时极其暖昧的从中国分离出来的对立于“中国意识”的“台湾立场”、“台湾意识”、“台湾的文化民族主义”等等谬论，指出来：“这是用心良苦的，分离主义的议论”。只是，从那时到1983年，思想文化界还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论争。现在，陈映真还是好心地呼吁，以民族团结大义为重，通过坦诚的沟通与讨论来解决这种分离主义的问题。不过，论争一经展开，很快就激化起来。
1983年7月，《生根》杂志刊出陈树鸿的《台湾意识——党外民主运动的基石》一文，极力维护了陈映真所深刻揭露和批判过的标举分离主义的“台湾意识”。陈树鸿认为，日本在台湾进行“资本主义化的建设”，如统一度量衡制与币制、完成南北纵贯公路等，“促进了全岛性企业的发展……有了整体化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就必然地产生了全岛性休戚与共的‘台湾意识’了。”至于70年代以后“台湾意识”的强化，是由于台湾形成了“政治经济的共同体”。陈树鸿以为，他这样论述，使“台湾意识”有了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却不知，他论述历史，忽略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与反殖民主义斗争对于“全岛性休戚与共”所起的重要作用；论述现实，又有意遮蔽了这“共同体”内部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尖锐矛盾。陈树鸿的文章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他把“中国意识”等同于不民主，从而主张，为了民主，必须排除“中国意识”。
这个论点，倒是说破了新分离主义者的一种策略。他们是有意把自己的分离主义的“台独”活动和反对国民党统治下的“不民主”划上等号的。到往后的90年代，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台独”派在重复地使用这一论证。不过，这其实不是他们这些党外新生代的发明。早在50—60年代，台湾一些西化派自由主义者反中国文化时，也是在民主不民主问题上做文章的。
这时，洪今生、江迅、林正杰等人继续发表了批判台湾意识论的文章。8月底陈映真应聂华苓主持的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邀请，到美国作短期访问。9月28日，在爱荷华市诗人吕嘉行家，和正在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作访问学者的旅日华人教授戴国作了一次对谈。吕嘉行和评论家谭嘉、《台湾与世界》杂志发行人叶芸芸列席。对谈的话题，就是台湾岛上刚刚发生的“台湾人意识”、“台湾民族”与“中国人意识”、“中华民族”或者说“台湾结”与“中国结”的问题。叶芸芸后来将对谈整理成文，先后发展在美国纽约出版的《台湾与世界》1984年2月号、3月号和在岛内出版的《夏潮论坛》1984年3月号上。对谈中，陈、戴二人的共识是，“台湾结”是“恐共”、反共的表现，实质是“以台籍中产阶级为核心”的分离主义的“台独”势力对大陆的抗拒，其背后的暗流“乃是国际政治关系的动荡不安”；“台湾独立的理念”是“60年代中兴起的台湾资产阶级”的理念，“这实在是阶级的问题，而不是什么‘民族’的问题”。对谈还批驳了陈树鸿的“共同体”谬论。
陈映真和戴国的对谈，带有1983年最初的论战的小结的意味。到1984年，转战于《夏潮论坛》和《台湾年代》之后，论争趋于白热化了。《夏潮论坛》在1984年3月的12期上编发了《台湾的大体解剖》专辑，专辑中，除了前述陈、戴对谈的记录稿，还发表了戴国的《研究台湾历史经验谈》，吴德山的《走出“台湾意识”的阴影：宋冬阳台湾意识文学论的批判》，还有赵定一的《追求“台湾一千八百万人”论》。这些文章或谴责“台独”意识为“恐共”，或视“台湾意识”为“阴影”，尖锐地批评了分离主义。
这里说到的宋冬阳，就是陈芳明。陈芳明的长文《现阶段台湾文学本土化的问题》，发表在1984年1月的《台湾文艺》86期上。陈芳明从台湾文学切入，回顾了80年代以来台湾思想界、文学界有关台湾意识的论战，对陈映真等人的主张进行了攻击。《夏潮论坛》上的《台湾的大体解剖》专辑，就是由陈芳明的文章引发的，也是针对陈芳明的长文的。
与《夏潮论坛》针锋相对，同月月底，《台湾年代》1卷6期推出了《台湾人不要“中国意识”》专辑，除社论《台湾人不要“中国意识”》外，还有5篇文章是：郑明哲的《台独运动真的是资产阶级运动吗?》，黄连德的《洗掉中国热昏症“科学”吧》，林浊水的《〈夏潮论坛〉反‘台湾人意识’论的崩解，高伊哥的《台湾历史意识问题》，秦绮的《神话与历史、现在与未来》。4月，《80年代》1卷6期上，又有罗思远的《故土呼唤已渐遥远——论“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争辨》一文，加入了《台湾年代》对于《夏潮论坛》的攻击。这些文章，除了继续鼓吹“台湾意识”、排除“中国意识”以制造分离，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持有分离主义思想的党外新生代，都藉口日本在台湾的现代化开发而对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感恩。于是，把“崇日”包容到分离主义的思想体系里来，成了一个新的动向。
其实，这种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的“崇日意识”，早在1979年张良泽的《战前在台湾的日本文学——以西川满为例》一文里就表现出来了。那一年11月，张良泽在日本东京参加“第三回国际日本文学研究集会”，发表了这篇文章。张良泽对西川满文学作品与文学评论中的“台湾意识”充分肯定，而表现了他的“去中国中心”化的立场。1938年，张良泽又发表了《西川满先生著作书志》。对于张良泽美化日本殖民统治藉以反“中国意识”的言论，陈映真写了《西川满与台湾文学》一文，在1984年3月的《文季》1卷6期上发表，予以严正的批驳。针对陈映真的批驳，张良泽将《战前在台湾的日本文学——以西川满为例》一文译成中文，并附致王晓波的一封信为序，发表在1984年9月的《文季》1卷8期上。作为一种潮流，除了张良泽，还有那个高伊哥，也写了《后藤新平——台湾现代化的奠基者》一文，发表在1983年5月10日的《生根》8期上，也以反“中国意识”的“台湾意识”为标准，美化了这位日本总督对台湾现代化的贡献。
除了拿日本殖民统治做文章，论战中，还有一个谢里法，在1983年7月的《台湾文艺》82期上发表了《断层下的老藤——我所找到的江文也》一文，利用台湾音乐家江文也在大陆被当时的极左路线迫害的事件，来反对中国意识，鼓吹分离。对此，陈映真也写了《从江文也的遭遇谈起》一文，发表在1983年7月的《夏潮论坛》1卷6期上，予以反驳。
回过头来，我们还要提到，针对分离主义者藉口“维护1800万台湾人的幸福”的谎言，陈映真还写了《追究“台湾一千八百万人”论》一文，发表在1984年3月的《夏潮论坛》12期上。
需要说明的是，就在这场“台湾结”与“中国结”、“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激烈论争的时候，在美国出版的《美丽岛周报》等分离主义势力杂志，先后发表了《注视岛内一场‘台湾意识’的论战》及《台湾向前走》、《岛内外统派余孽集〈夏潮论坛〉/戴国陈映真热情拥抱在一起》、《“统一左派”对上“台湾左派”》，在鼓吹“独立建国”的滥调中，对《夏潮》及陈映真等人进行政治诬陷。陈映真写了《严守抗议者的操守——从海外若干非国民党刊物联手对〈夏潮〉进行政治诬陷说起》一文，发表在1984年4月的《夏潮论坛》13期上，对《美丽岛周报》的“法西斯的、造谣、诬陷的本来面目”无情地予以揭露，并重申，《夏潮》的立场正是“中国民族主义”，“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和人民抱着极深的认同和感情”，“愿意跳出唯台湾论的岛气，学习从全中国、全亚洲和世界的构图中去凝视中国(连带地是台湾)的出路。”
这场争论延续到“解严”之后，激烈程度减退。“台独”势力的新分离主义，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又和台湾政局变化有关。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李登辉开始执掌党政大权，台湾进入“李登辉时代”。1990年5月，李登辉宣布开始“宪政改革”，对旧“法统”进行改造。此后，从1990年到1997年，台湾当局进行了四次“修宪”，包括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总统由台湾地区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冻结台湾“省长”、“省议会”选举，虚化“台湾省政府”功能等等。台湾的政治格局、国民党内部的权力结构以及台湾当局对大陆政策和对外政策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国民党政权迅速“本土化”，标榜实行西方民主制度，谋求“两个中国”的政策日益明朗化，分裂祖国的势力愈益煽动仇视大陆的情绪，“台独”活动更形猖狂。
民主进步党，即民进党成立之初，本来还是各种反国民党势力的复杂组合，但领导权基本上被“台独”分子把持，“台独”思潮在该党内严重泛滥，民进党一大通过的党纲，即主张台湾前途由台湾全体居民决定。以后，该党又陆续通过一些决议，宣称“台湾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台湾国际主权独立”等等。1988年以后，在台湾当局的姑息与纵容下，海外公开的“台独”组织加强向岛内渗透，在美国的最大的“台独”组织“台独联盟”迁回台湾，以后集体加入了民进党 。1991年10月，民进党召开五大，公然在党纲里写下了：“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暨制定新宪法，应交由台湾人以公民投票方式选择决定”。1992年5月，“立法院”修改“刑法”，废除“刑法第100条”和国安法”，使鼓吹和从事非暴力的“台独”活动合法化。从此，台湾当局实际上已经不再禁止“台独”活动。各种“台独”组织进行了名目繁多的分裂活动，比如，制定“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新国旗”、“新国歌”，推行所谓“公民投票运动”，积极争取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鼓吹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等等。1994年3月，民进党籍“立委”还在“立法院”的专门委员会一读通过了“公投法草案”。与此同时，一些“台独”分子通过选举，有的进入了“国民大会”、“立法院”和省、市、县议会，有的掌握了一些县市政权。比如，1994年底的省市长选举中，民进党获得了台北市长的席位。1997年底的县市长选举中，民进党获得空前的胜利，得票率第一次超过国民党，拿到了23个县市长席位中的12个。1999年，李登辉抛出“两国论”的“台独”言论。到2000年的“总统”选举，民进党陈水扁、吕秀莲竟当选正、副“总统”，结束了国民党当政的时代。陈水扁、吕秀莲一上台，便公开抛弃了“一个中国”的原则。
在这样的政治格局里，从意识形态来说，作为“台独”的文化标千，“台独意识”逐步被“台湾主体性”所取代了。
本来，早在1962年，史明以日文撰成《台湾四百年史》，就已经把“台湾人意识”和“中国人意识”对立起来了。1964年，独派的王育德也在日本出版了《台湾：苦闷的历史》，在史明所炮制的“台湾民族论”架构下，把台湾史描绘成“台湾民族”受到外族压抑的历史。这种“台湾民族”论，是用“民族性”来定义台湾的特殊性。宋泽莱在《民进报》46、47、48期上发表《跃升中的“台湾民族论”》也依台湾在血统、语言、文字、生活习惯上的共性，将生活在岛上的群体定位为“台湾民族”。相对于此，谢长廷在1987年5月的《台湾新文化》8期上发表《新的台湾意识和新的台湾文化》一文，认为，“相对于中国大陆的‘台湾住民’意识”，已经“形成彼此命运一体，息息相关的共同体意识”。他把这种住民意识叫做“新的台湾意识或‘台湾岛命运共同体的意识’”。1988年4月24日，李乔在《自由时报》上发表《台湾文化的渊源》一文，提出来用“台湾人”来称呼台湾的住民，以避免强调族性而激化社会内部的族群对立。1989年7月26日、27日，李乔在《首都早报》上发表《台湾运动的文化困局与转机》一文，继续阐释了这种观点。不管台湾民族论、台湾人论对台湾性的定位及对“中国”定义有什么不同，却都是为了构筑“台独”的理论基础而提出的。不满于立论的局限性，进入90年代之后，“文化台独”开始反省台湾内部多族群如何统合的问题。立足于这种反省，张炎宪在《台湾史研究的新精神》一文里，提出了“多元族群”的观点，认为台湾内部的福佬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都是台湾历史的主体，他们的活动都是台湾历史的一部分，各族群在台湾的历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都应该得到确认。而这种“台湾的主体性”，只有在去除了“汉人的中心意识”之后，才能获得。这一史观，成了90年代台湾主体论的主要历史观。
1991年，陈芳明的《朝向台湾史观的建立》一文，在台湾史领域建构了“台湾主体性”的概念，并在台湾文学中同时建构了“台湾主体性”的概念。1992年，陈芳明在四七社议论集《改造与重建》一书的序言《注视世纪的地平线——四七社与台湾历史意识》一文中，又以“相对于整个中国”的“命运共同体”的台湾为主体，他是要用多元主体论来消弥社会内部的对立，凝聚台湾“独立”建国的能量。
90年代，这种新分离主义的思潮，在文学领域里得到了恶性的膨胀，形成了一股反民族、反中国的文艺“台独”思潮。这股文艺领域里的“台独”思潮，从80年代延伸而来，到90年代变本加厉，又理所当然地激化了台湾新文化思潮领域里的统、独大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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