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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文学台独”?
一言以蔽之，“文学台独”是文学领域里的“两国论”。
“文学台独”指的是，在台湾，有一些人鼓吹，台湾新文学是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一种文学，或者说是不同于中国文学也不属于中国文学的一种“独立”的文学，和中国文学已经“分离”，已经“断裂”的“独立”的文学。其核心的观念，其关键词，其要害，是“独立”。
目前，“文学台独”论者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文学的“独立”已经早于政治的“独立”而实现。另一种说法是，文学的“独立”要通过政治的“独立”去实现，有赖于政治的先行“独立”才能“独立”。不管是哪一种说法，“文学台独”的鼓吹者都已表明，他们鼓吹的“文学台独”正是整个“台独”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在中国文学和台湾文学之间制造分裂的文学版图，是重合和叠化在“台独”的所谓的文化版图、民族版图、地理版图和政治版图之上的。而那文化版图，正是分裂中华文化和台湾文化的；民族版图，正是分裂中华民族和在台湾的汉族及山地民族住民的；地理版图，正是分裂祖国大陆和台湾岛屿领土完整的；政治版图，正是分裂中国国家主权，反对“一个中国”，妄图使台湾省脱离中国而“独立”成一个“国家”的。
所以说，“文学台独”是“台独”在文学领域里的表现，是“台独”的一个方面军。鼓吹“文学台独”，就是使“台独”文化化、文学化。它是使“台独”泛化到社会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险恶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政治“台独”一时无法得逞而先行炮制“文化台独”的险恶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台湾“台独”势力一时还不敢公开“明独”，而要先行炮制“暗独”的一个险恶的步骤。因此，鼓吹“文学台独”就是利用文学为政治“台独”寻找根据，制造舆论，就是为政治“台独”张目，为政治“台独”作准备。
我们知道，“台独”即主张“台湾独立”的思潮与活动，是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台湾重归于中国版图之后开始的。“台独”活动是台湾社会的毒瘤，“文学台独”则是这个毒瘤上的恶性细胞。
“台独”思潮与活动的畸形孳生和恶性发展，有它复杂的历史、社会、政治原因，也是美国、日本反华势力支持和串通共犯的产物。“文学台独”的思潮与活动，就在整个“台独”思潮与活动孳生和发展的土壤上兹生和发展，跟随着整个“台独”思潮与活动的孳生和发展而孳生和发展。只不过、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统治时期，台湾当局采取打击“台独”活动的措施，“台独”势力在岛内难以生存，不得不孳生于海外，先在日本，后以美国为大本营，大肆进行活动。当时，台湾文学界，极少数具有分离主义倾向和“台独”思想的人，还不敢在岛内公开鼓吹“文学台独”。到了70年代后期，台湾岛内“反蒋民主”运动兴起，“台独”分子披着“争民主、争人权”的外衣大肆活动，“文学台独”势力终于登台表演。
1977年，叶石涛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一文，最早敲响了“文学台独”出台的锣鼓。这以后，如同陈映真所说“历史给予台湾形形色色的民族分离主义以将近二十年的发展时间。”其间，经过叶石涛及其追随者彭瑞金、张良泽、陈芳明等人，把“文学台独”的思潮与活动，推向了极致，以至于，公然叫嚷“台湾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台湾文学是独立自主的文学”，“中国文学与日本、英、美、欧洲文学一样，是属于外国文学的”(叶石涛：《台湾文学入门》。春晖出版社，1997年6月初版，第9页、第8页)；公然叫嚷，二战之后是“外来的中国”对台湾实行“再殖民统治”，最后使得台湾彻底与中国“分离”，台湾文学最后与中国文学彻底“分离”(见陈芳明著《台湾新文学史，第一章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载《联合文学》1998年8月第178期。)；还公然叫嚷“‘中国’就是台湾走向独立、自主最难摆脱、也最难克服的障碍”，“‘中国’因此变成台湾各种本土化运动所要对抗的‘中国文化帝国主义’、‘中国霸权’，成为台湾、台湾文学追求自主、独立历程中挥之不去的梦魇”(游胜冠：《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兴起与发展》。前卫出版社，1996年7月初版，第442页、第441页。)。
“文学台独”的炮制者和鼓吹者，痴人说梦般抛出的思想和言论，主要之点是：
第一、台湾新文学诞生之初，就是一种多源头、多语言、多元化的文学。其中，中国新文学的影响远不如日本等外国文学影响大，甚至于，张我军受大陆五四文学革命影响而提出的台湾“白话文学的建设”，是一条“行不通的路”。这是要从源头上割断台湾新文学和大陆新文学的血缘关系。
第二、台湾新文学的历史发展，就是文学中的“乡土意识”向着“本土意识”、“台湾意识”、“台湾文学主体论”的发展。其间，30年代初的台湾乡土文学和台湾话文的论争、40年代的《新生报》《桥》副刊上有关“台湾文学属性”的讨论、70年代乡土文学的论争，还有吴浊流、杨逵、钟理和等作家的思想和作品，所有重要的文学现象，全都被篡改了历史，扭曲变形了面貌，歪曲了本质。这是要从流变过程上割断台湾新文学和大陆新文学的血缘关系。
第三、与这种“源”、“流”的分裂割断相呼应，还和日本反动学者一起，美化“皇民文学”，为“皇民文学”招魂。
第四、为“独立”的“台湾文学”寻找“独立”于祖国统一的汉语言文化之外的语言文字书写工具，又肆意抹煞历史、歪曲事实，反科学、反文化地将台湾岛上普遍使用的汉语闽南次方言(“闽南次方言”是汉语闽方言的一支。“方言”、“次方言”都是语言科学中划分“方言”的术语。)和客家方言说成是独立的“台语”，鼓吹“台语”书面化，鼓吹另造“台语文字”，以便创作“台语文学”。
第五、为了使“文学台独”得到文学史论著作的学理支撑，又特别鼓吹用分离主义的文学史观和方法，构建和写作以“台湾意识”对抗“中国意识”的“台湾文学史”。
这样的言论是不能不加以批判的。这样的分离主义活动是不能不加以揭露的。
这样的思潮与活动，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和后果。
比如，它遮蔽了历史，误导青年一代对台湾新文学的源流、本质及其具体史实的认知和认同；
又比如，它在文学教育、文学研究体制上诱导一批“独立”于中文系、所之外的，与中文系所分裂为“两国”文学系、所的台湾文学系和台湾文学研究所。台湾当局最近全力推动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台湾文学系，所的设立，由主张“文学台独”主张的教师全面支配台湾文学的教研领域；
再比如，它导致了台湾当局禁用大陆通用了十几年并得到国际公认为标准化汉语拼写的汉语拼音方案，进一步为“创造”“台语”文字、炮制“台语文学”作了准备；
还比如，它由美化“皇民文学”而美化了日本殖民者在台的殖民统治，美化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
更为严重的是，它用这种喧哗的杂语和鼓吹“台独”的文章，毒化民族感情和社会普遍心理，从心智上摧残统一的民族文化；
……
这都促使我们要大力开展对“文学台独”的批判。
开展这样的批判，是要——
展示“文学台独”孳生的土壤；
揭示“文学台独”的发展情况；
批判“文学台独”的主要言论和分裂活动。
在这种批判里，为行文的方便，我们将“文学台独”的上述五个方面的思想和言论中的一、二两个方面，重组为两个大的话题予以展开，即：
批判之一，就“文学台独”从理论上用“本土化”、“自主性”、“主体论”来对抗台湾新文学的“中国文学”属性而展开；
批判之二，就“文学台独”从史实上用歪曲历史的伎俩来为“台独”寻找历史根据而展开。
至于“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三、之四、之五，则依原列三、四、五三个方面，分别就“皇民文学”问题、“语言”问题、“文学史构建”问题加以展开。
这二十几年，在台湾文坛的统、独大论战中，台湾“统派”思想家和文学战士批判“文学台独”的斗争情况，值得我们重视；他们宝贵的斗争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他们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爱国激情和坚决维护祖国统一的意志和决心，值得我们敬佩!
台湾“统派”思想家和文学战士批判“文学台独”的斗争，曾经遭到岛上少数“台独”分子的仇视和反扑，甚至恐吓和辱骂。我们现在大力开展批判“文学台独”的斗争，也会遭到这些“台独”分子的攻击和谩骂。比如陈芳明，1999年8月就在他的《台湾新文学史》的第一章《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载《联合文学》1998年8月第178期。)里说，他的台湾新文学史的构建与编写工作还面对着另一种挑战。他板着一副“外国人”的面孔，耍着一口与中国人为敌的腔调说：“挑战的主要来源之一，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在最近十余年来已出版了数册有关台湾文学史的专书”。使他倍感恐惧的是，这些著作，“认为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环，把台湾文学视为一种固定不变的存在，甚至认为台湾作家永远都在期待并憧憬‘祖国’。”陈芳明诬蔑这种见解“只是北京霸权论述的余绪”，“中国学者的台湾文学史书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新殖民主义!”显然，他这是在猖狂地向全中国人民，也向中国文学史学科、向全中国的文学史论研究工作者提出挑战!在台湾、在香港、澳门，在其他海外国家和地区，当然还有在大陆的，爱国、维护国家统一也尊重台湾文学发展史实的所有的文学史论研究工作者，都将迎接陈芳明的这一挑战。
可以断言的是，陈芳明们，还有他的前辈叶石涛们，如不改弦更张，他们的“文学台独”言论必将成为“台独”势力的殉葬品而归于死灭!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国家的统一，文学的大一统发展，是谁也逆转不了的历史大势，这是不以任何“台独”意志为转移的。
面对祖国必将完成统一的大势，历史要给“文学台独”势力的一声棒喝是：文学领域里的“台独”谬论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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