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洋：让我们做一回在田野里拾捡麦穗的人
　　在八一厂的摄影棚里邂逅李洋时，他一身迷彩戎装，显得格外精干和年轻。这让我的意识不仅迅速进入现世，而且立刻联想到军旅影视作品。李洋的肤色太白皙，略卷曲的黑发太斯文，读过的书太多，看过的战争电影太无边无际。因此，跟他聊天，只需任意撕开一个口子，大量鲜活有信息量有一定理性思维惯式的内容便会冲撞而出。
　　张  西：作为策划人，策划这个项目的当初，是否想过今天这种盛况？
　　李  洋：策划人？北大的一位教授说，影视曾经是导演为中心的艺术，又曾是制片人为中心的艺术，现在进入了以策划人为中心的时代。我不知这种说法依据何在，但我清楚自己首先是一个军人。这是做事做人的一个基本身份，至少我目前的职业和心理，看世界看人生看国家看民生的角度，是军人式的。我没有当过士兵，准确地说，穿上军装的那天起就是军官，所以，我把自己看成是“空降兵”。对于我来说，推动《士兵突击》的创作拍摄，主要的心理动机来自我十多年前在基层部队挂职锻炼的经历。许三多是兰小龙创作出来的人物，这个兵和我当年身边的兵非常相像，他们来自农村，朴实、善良、坚韧、勇敢，那时候，我就一直不敢小看他们。这种动力推动我克服重重“非商业”的困难，组织力量拍摄了《我们的连队》和《红领章》，《士兵突击》是第三部。前两部作品没有红起来，效果中庸，此次结局不错，可以说十分美妙。这要感谢很多共同参与这部作品创作的朋友，投资人、制作人和所有的演职人员。
　　任何成功的作品都是集体作业的成果，没有单打独斗的英雄。我常开玩笑说我们是打群架的高手。文学家是拳击手，单打独斗，做电视剧拼的是集体和团队。策划人是群架的发动者、指挥者和参与者。在今天的影视作品中，署名策划人的大多是领导者，大多数是没有看过剧本的，是“被动”署名的。我可能例外，我从一开始就介入创作，并提供我的创意和见解，真正参与决策，属于从头跟到脚的那一类。这部作品我也跟了全程，两次去外景地探班。
　　我相信，这个创作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没有想到会有今天的结局，这是一个无法预料的结局，当然，结局让人感到很开心。这是一个赌博，可能输，当然投注的时候，每个人想到的都是赢。原因很简单，没有此前成功的案例可以借鉴，这种自杀式的冒险，很自我，有些“目中无人”，特别是对于“市场元素”有那么点不够尊重。很多朋友替我们捏一把汗，我的天，今天可是市场为王的时代，换句话说，是终端为王的时代，作为内容提供者，我们的话语权显得没有底气。但做这个事情却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和勇气，几乎没有犹豫的意思。张谦来找我说，他看中了兰小龙的《爱尔纳突击》（原名），概念很好，中央电视台购买的版权期马上过期。我看了剧本，觉得可以做，就表态支持张谦去实施，我给你摇旗呐喊，打打外围，给你造造声势。后来俄罗斯方面对于中国派兵参加多国特种部队在芬兰“爱尔纳”参加特种部队比武有意见，觉得这一活动有针对俄罗斯的倾向，故此，我们就改成了现在的剧名。
　　张  西：从《亮剑》到《士兵突击》的一热再热，电视剧观众对“精神”这个词的陷入到了一种纯净的忧伤的程度。这两部杰作，真的是给这个时代献上了一份厚重的礼物。作为这两部作品的始作俑者，您是否思考过，电视剧观众到底缺失了什么而变得如此珍爱这两部戏，而且大有不疯魔，不成活的状态？
　　李  洋：到了今天，我说《士兵突击》已经是脱缰的野马，它获得了一种新的生命，而且这种生命的意义还在不断延伸，不断生成更新的意义，变得让我们有点不认识它了。
　　过去，在中国整个电视文化发展进程中，从未有一部作品达到了这种程度。这种现象本身也很有意味。它的这种热度一定映照着某种缺陷，就像我2005年推出《亮剑》时，为什么引起那么大的效应？那种效果我真的没想到。为什么全社会各行业都在喊“亮剑精神”？一定是因为缺失和需要这种精神。很简单，缺钙就需要补钙。
　　我认为，现在整个社会缺失一种精神，在长期的和平年代，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安逸，越来越喜欢妥协。在国际国内舞台上所显示出的中庸和圆和，可能让百姓感到不满，他们更期待一种刚硬的精神，希望出现哪怕是一点点的锋芒。如果你的文化基调里是“靡靡之音”占了上风，那么，民众的反弹是一定的。一个健康的社会可以是多元的，包容的，但不能缺失一种刚性，文明也需要钙片，需要打造刚性的脊梁。我常说，不用别人说，中国就是一个大国。现在正在向富国迈进。但大国和富国不等于强国。历史资料显示，鸦片战争前，中国的ＧＤＰ总量是世界第一，在“列强”面前，大国富国遭遇惨败，颜面扫地。毛泽东说，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要有点精神的。军事题材电视剧自觉不自觉地在强调着这种精神，向上的、阳刚的、健康奋进的精神。作为多部军事题材剧的策划人，我的强大动机和动力就是，触动我们文明的软肋，激发我们奋进的斗志，古人尚且“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们这些军人更当不辱使命。职业使得我们不敢浑浑噩噩，不敢稀里糊涂过日子。这个职业告诉我们，如果你敢混日子，国家就危险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高度发达，精神极度贫困的时代，或说精神沦陷时代。我觉得《士兵突击》里的许多理念，它还上升不到精神层面，上升不到信仰层面，它只是一种最基础的做人的原则，就像祖宗留给我们的“人之初，性本善”，这是最简单的做人的道理。我们不能奢望一步回到“家乡的山冈”，但至少可以回眸天边云雾处父母及先辈的背影，我相信每个游子的心里一定是热的。
　　张  西：《士兵突击》在艺术规则上反其道而行之，这种勇敢尝试会不会招来纷纷效仿呢？
　　李  洋：某种意义上说，《士兵突击》是反规则的。何谓反规则？不是说一定要大腕才能卖钱吗？我们就用没有任何大腕的阵容；不是说一定要有女人才有卖点吗？我们索性全都是和尚；不是说一定得有爱情纠葛或恩怨情仇吗？我们一概没有。如果从艺术本身或说市场规律来说，我觉得这种反规则的破坏意义是非常有限的。并非说《士兵突击》火，今后再拍类似的东西就一定成功，我不这么看。如果后边紧跟着出现《女兵突击》或《士官突击》什么的，成功的概率会很低。在这个精神真空时代，《士兵突击》应运而生，产生了这样一个特殊效应，这是这部作品的意义，也是它本身超出艺术商用的意义所在，它已经被升华到文化的层面和精神的层面。这决不是电视剧创作者的先知先觉，是这部作品的后天效应。也就是说，它的反响有很大的偶然性。它有不可复制性。成功的经验几乎是一次性的。它刚开始在电视台播出，收视率不是很高，但后来通过网络的巨大作用杀了个回马枪，带高了二轮三轮播出的收视率。所以，我最近写了篇文章说，《士兵突击》在收视率上低开高走，在点击率面前一路高歌。也可能太绝对，我说收视率属于中老年观众，点击率属于中青年观众。一部作品的社会反响在哪一个层面，通过这个指标大致可以得出结论。残酷的现实是，电视台为收视率买单，而点击率再高也没人替制作方买单。所以，《士兵突击》从投资回报来说依然是保本微利状态。
　　当然，《士兵突击》也给创作者们一个提示，观众需要这样的作品。而且观众并非创作者想象的那样，一定爱吃金庸，爱吃谈情说爱，爱吃暴力这些号称是卖点的东西。《士兵突击》刚开始是革命文学。作者兰小龙在创作过程中，从士兵的生活里面找到一些令人感动的结点，具有相当大的爆燃性。导演康洪雷真就喜欢这个东西，创作时赋予了更多的新内容。
　　张  西：导演康洪雷被你们选中，这既是他的命好，也是对他的一个高难度挑战。
　　李  洋：我们最初选的不是康洪雷，而是高希希。刚开始，我和高希希谈，他答应我，说哥哥的事儿我一定接。当时，他正在北京郊区拍摄《垂直打击》，我带张谦去看他，以便最后确定是否由他拍。到了现场一看，希希显得十分疲惫，可能拍摄这种题材的戏很累人。我就问他，如果你接下来再拍《士兵突击》这个同样是特种兵题材的剧，是不是会感觉有些重复？希希回答我说是。我又问他，是否因为我来找你，你碍于面子不好回拒？他也承认了。我说那好，下部戏你该接什么就接什么吧，调换一下口味，他就去拍了翻版的《新上海滩》。然后，我和张谦就像当年做《幸福像花儿一样》时找导演一样，又见了若干人选，最后锁定了康洪雷。有趣的是，当年《幸福像花儿一样》先找了杨亚洲，后找到康洪雷，最后定的高希希。现在，逆向找到了康洪雷，感觉是一种命运的安排，十分戏剧化。我现在常常在想，如果是高希希拍摄，《士兵突击》肯定是不一样的味道。所以说，戏是人做出来的，一定会打上创作者的个性色彩和烙印。
　　当时，是制片人张谦把康洪雷找来，我跟康洪雷细谈的。听完了他的阐述后，我说非常好。康洪雷非常有激情，非常认真，首先他喜爱这部戏，而且我欣赏他的那份沉着、执著和不浮躁。康洪雷一年只拍一部戏。现在的导演，诱惑太多了，多拍一部就近百万的收入，就康洪雷的身体情况和能力一年拍三部也可以，但他选择一年一部的速度。这点我很欣赏。一般人是做不到的。所以我相信他可以走得很远。
　　张  西：张谦、康洪雷和兰小龙你们这几个拧到一起干了一件冒风险的事，还好，事情没有弄砸。
　　李  洋：开始做这件事时，没有任何市场前景。当初我去跟中央台谈预售问题，他们的反馈有些消极，他们根据经验判断，加上已经有不少军事题材作品在排队待播，所以没有要我们的戏。还有一个原因，此前没有任何前例可以验证我们这种体例一定会成功。回来后，我跟张谦说，第一，我们现在不能抱任何幻想；第二，目光放到外线。发行工作请陈鸥女士负责,提前进行预售。
　　第一家播出的是陕西台，2006年的12月24号地面首播。后来播出的是河南、河北和四川台。我看了这四家播出情况后心里踏实了。因为基本上一核算，成本能捞回来。我说我们不要指望赚钱，这个戏，哪怕亏一点也没关系，毕竟我们完成了一个心愿。我们问心无愧了，这是我们不带任何利益目的做成的一件事。市场动机不强未必是做成一部好剧的成功经验，但当初的动机的确是简单的，就是要推出一部独特的大家没见过的好戏。我和张谦的想法非常一致。当然，从心理负荷上说，他的压力比我大得多。我的压力是道义上的，他的压力是法律意义上的。所以，我很佩服我的这位战友兄弟。
　　张  西：许三多这个人物的定位很有风险，王宝强这个演员被选中也有风险啊，真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味道。
　　李  洋：令我没想到的是，很多高端知识分子，包括体制外的那些自由知识分子，也都喜爱这个戏。前段时间，几位一线二线的作家，这些平常从来不看电视的人，也对我说极度欣赏《士兵突击》。他们说许三多这个人物定位太棒了，因为选了一个几乎是半傻的人。过去的所有军事类，警察类的戏，大都会选一个强者作为主人公，而《士兵突击》选择了一个弱者，这点就牛大了。关于许三多这个演员，我们选了半天，最初他们选张译演，我说他不像，又推荐了吴军，我说年龄太大了，36岁了。一天中午，我在办公室里小憩，忽然间想到了《天下无贼》里面傻根的扮演者王宝强。我马上给张谦打电话，起初谦老弟嘿嘿笑笑，显然感觉有点玩笑不靠谱。后来把他招来穿上军装跑两圈，大家都不说话了，哎呀，许三多就是他了。宝强前几天和我说，李老师，我的命运和两个李杨（洋）相关，一个是第一次启用他拍摄电影《盲井》的导演李杨，另一个就是你。和我有缘，一是《暗算》，第二个就是《士兵突击》。让我感动的是，他回家过年回来见我，给我带来了一份礼物，一袋小米。他说，这是他父母种地种出来的小米，我着实被感动了一下。不管媒体有怎样对他不利的言论，我总相信我的直觉，他还是那个来自乡村的孩子，朴实善良真诚而努力。
　　这部戏，北方人比南方人更喜欢，女人比男人更喜欢，年轻人比年老人更喜欢，老百姓比军人更喜欢。这个文化现象挺有趣的。
　　张  西：这个依据怎么来的？
　　李  洋：中国很大，市场细分，菜系细分，南北方和东西部差异很大。从网络上各种突迷的跟帖分析出来的。当然这种网络分析也只能是相对的，它只能告诉你一个大致走势。因为网络里全是虚拟的名字，无法判明身份，但突迷们显然已经聚成一个实实在在的虚拟社区了。这个现象很厉害。其实我们国家，包括作为意识形态的主管部门，作为文化的主管部门，尤其是作为国家整个传媒的主管部门，应该充分地意识到网络的这个虚拟的现实的存在。它能够对我们国家总体的方向，对我们国家未来的至少是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发展，起到聚集人气的意义。这些年，网络里有很多邪的东西，可喜的是，伴随着《士兵突击》，现在出来一个正的东西，而这正是国家需要的东西啊。
　　突迷们的成分很丰富，跨阶级、跨知识、跨性别、跨职业、跨年龄，原本没有共同语言，只因喜欢《士兵突击》，便聚到网络上。就像列宁讲的，我们可以语言不通，但通过《国际歌》的旋律，使我们可以找到战友和朋友。咱们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其实应该需要，也理应有这样一个精神家园。《士兵突击》提供了这样一个家园，让我们看到了民众之间存在的这种需求。其实很多人还没看到这点，只是从非常简单的角度解读这部戏就是个主旋律的东西。这种解读很有代表性，不能说有错，但肤浅，表层。没有透过现象看到一个本质的东西。
　　前段时间几个朋友在一起聊天说，咱们拨弄一下地球仪，看这星球上，信仰的盲区在哪里，信仰的盲区有多少？不管信仰对不对，只要有，都可按照信仰划分出很多板块。那么在我们中国这一块，应该是属于沙漠化的一种状态。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人群，又有强势的经济发展，信仰却是苍白化，这实际上是非常可怕的事。《士兵突击》提供了一个机缘，我们说它只是无意中涉了一下水，突然发现，百姓其实有这样的需求。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份报告说，地球上有三种东西在流失，一个是语种，变得越来越少，英语越来越成为强势语言；一个是物种在急剧变少；第三个是信仰的流失。人民需要信仰，而我们漠视这种需求。我曾说，曾经我们都很真诚地信仰，曾经我们半信半疑，现在我们变得没有了信仰。其实，我们需要信仰。
　　前几天有个学者分析于丹火的原因时说，于丹讲伦语，无论从学术性、专业性，包括口才，比她有才华的人多的是。可是从几百米开外看于丹，她整个的动作、神态，颇像一个基督教的牧师，老百姓被她那布道的气场所吸引，所以几乎饥不择食地扑了过去。因为真空，因为没有，所以大家找啊找，哈，找到一个于丹。我同意这位学者的解读。
　　对《士兵突击》的热爱，我觉得已经触及一个深层次问题，一个国家的精神状况。这说明我们的精神健康状况出了严重的问题，不仅是信仰的问题，还有很多问题。现在一方面，钱变得越来越多，物质上变得越来越丰富，精神上却变得一穷二白。富裕与贫困的悖论正在流行着。看着很多很多穿着世界名牌的穷人招摇过市，让我们看到了皇帝的新衣和它包裹着的苍白和真正的贫困。所以，《士兵突击》给我们的启示是，实际上我们应该重拾过去我们丢掉的一些东西。
　　张  西：您深感我们过去丢掉了什么东西必须要找回来呢？
　　李  洋：随着小平同志一声号令，我们奔跑了30年。跑出了富裕，跑出了GDP，跑出了我们在世界中的大国形象，中国人越来越有钱，也越来越敢花钱了。但我们在奔跑的过程中扔了一些东西，扔掉了我们认为是坛坛罐罐的一些东西。就像打仗，一些成为包袱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扔掉。但跑了30年我们再回望时，突然发现有些东西是不该扔的，我们连盆带水带孩子一块扔掉了。那么现在就需要往回寻找。就像我们远离家乡几十年之后，回头寻找家乡，已经看不到家乡在哪里，但家乡永远在我们心里。我们现在要唤起对家乡的一种感觉，继而上升到感情，包括从感情中来恢复我们当年的记忆。因此，我总是在说《士兵突击》绝不是创新之作，是发掘之作，是回归之作。
　　80后为什么也喜欢《士兵突击》？不是有代沟吗？文化代沟、意识代沟、情感代沟都很突出，无处不在。很多家庭，两代人之间拒绝对话。但在《士兵突击》这个媒介面前却可以对话了。这是个有意思的话题。80后是中国的未来，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代人，却不能漠视他们的感受，不能漠视他们生存的方式。我们的家长总是在批评他们，却发现根本没有什么用。他们依然按他们的生活轨迹和情感模式处世，这是挡不住的。最明智的做法是认可他们，我们有一种责任，要给他们过去没给过的东西。我们突然拿出《士兵突击》，突然发现我们之间有共同的需求，于是，本来很深的代沟之间，出现了一个搭板。啪，搭过来了，他们也很喜欢很接受。这让我们感觉代沟之间是可以架起桥梁来的，两代人之间是可以进行有效沟通的。
　　当今社会是一个个人主义时代，每个个体都想成就自己的梦想，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去考电影学院，戏剧学院，去圆自己的明星梦。从草根许三多身上我们看到，不管是牛人还是懦弱的人，只要努力，只要不抛弃、不放弃，就有可能实现树立的目标。这种理念对所有家庭里的孩子，都有作用。
　　张  西：《士兵突击》是否刻意制造偶像效应？
　　李  洋：我先说《士兵突击》里的主创演员为什么会成为偶像。当今社会给我们提供的偶像，我把他叫做空壳化的偶像。也就是表面化、市场化的偶像。这种东西越来越空洞，而偶像的淘汰速度也极快，几乎是几天一变，几天一股风潮。在这种趋势和风气下，一群外形并不漂亮的普通演员，却成为今天的一个偶像群，这是个非常积极的现象。就这点来说，无论中外影片里，找这种先例还真不太好找。美国的电视剧《越狱》里的那群小伙子很酷，很多美国女孩子也喜欢，但那种喜欢跟中国观众喜欢《士兵突击》的喜欢在内容上是不一样的。中国的观众尽管喜欢酷的东西，但更发自内心的是被《士兵突击》里的军人们纯朴、善良、简单、勇敢和敢作敢当所打动。在越来越没有责任感，人际关系越来越冷漠的当今社会里，观众们突然找到了一种兄弟情怀的东西。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心理需求。这个偶像方阵有应运而生的味道。它产生的效应既不是炒作的结果，也不是商业需求，是一种与久违的心理需求的重逢，有点久旱逢甘雨的意思。《士兵突击》的偶像效应不是刻意做出来的，是一种客观的结果。还是前面说过的，偶像来自一种需求，来自一种引导，来自一种供需之间的自然呼应。很多年轻人喜欢《士兵突击》里的年轻人，这让我感到无限欣喜。曾经担心“垮掉的一代”即将出现，而新生代年轻人的选择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未来一片光明。
　　几次参加访谈，都有主持人问我关于“偶像”的问题，大意感觉这些演员都没有偶像根基，但红得没有道理的红。我不大愿意正面回答这样的提问，我更喜欢“榜样”这样可能老土的字眼。偶像被娱乐化得已经没边了，美国的电视节目《美国偶像》至今依然是收视率排行的第一名。其实，看看这些节目，除了轻松一下娱乐一下，没有什么值得回味的内容。娱乐就是它存在的唯一道理，这没有什么错。但《士兵突击》不是一回事儿，不能做等量齐观。它的人物更有榜样的味道。过去总说“学习雷锋好榜样”，榜样这个词给用得没了血色。许三多、史今、高城、袁朗、伍六一、成才等等，随便拉一个出来，都是我们的榜样。我认为他们都很优秀，都很出色。特别是在今天，特别是在我们这个需要英雄的年代。
　　2008年元月于八一厂
　　　　
　　张宏森：康洪雷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N多年前，我参加在广州举办的“飞天奖”颁奖活动时，巧遇了因电视剧《车间主任》而获最佳编剧奖的张宏森。那时他是个清秀儒雅腼腆的小伙子。此前，我很喜欢看他编剧的《西部警察》。人们原可以循多种途径认识西部和西部警察，张宏森的创作，在那个时代，只运用智慧和少量的运气，就让我们把一向陌生的变为熟知，把漠视变为关注，把干戈化为玉帛。我不敢说是《西部警察》激活和拉动了一个领域和市场，之后，公安题材确实成了热门，居高不下十余年之久，当初未及总结的事情现在回过头去看，还真是异常清晰。
　　张宏森现在从政。与过去截然不同的生存方式，是否也导致他在创作理念方面上下波动呢？乍见之下，他已经是个成稳正统的中年人了，但是只聊了几句话，我的记忆又被刷新，就有了足够的理由乐观起来，无论他经历过怎样的风雨飘摇，这个人还是N多年前我见过的他，只不过他比那时更明理，更持久，更宏大而有涵盖意义了。
　　张  西：我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对康洪雷现象饶有兴味。
　　张宏森：我跟康洪雷仅仅是认识。但我对他却有一种敬重。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不在于多么熟悉，有些尊重是先天注定的。仅仅凭借他传达给你的信息，就值得你去对这个人保持足够尊重。我尊重康洪雷，有充沛理由。我觉得他是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因为他的作品始终有一种庄严感。而在我们影视圈，这种庄严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被遗忘或丢落。庄严二字深深地种植在康洪雷作品中的字里行间和镜头深处，我有理由认为，也深深种植在他的生命之中。
　　看他的作品，一直想引用作家张承志的一个词汇：清洁的精神。为什么要把精神和清洁这两个概念相关联？他的作品可以得到最好的回答。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是很公开，很少个人目的性的，他甘心把自己的情感、命运、精神指向，和更广大的事物相连接。这更广大的事物，不一定非得概括成国家、民族、人民。我只是说，他在捍卫更多人愿意选择，愿意认同，愿意尊重的一种价值观和价值规律。康洪雷走在这样一条路上。他对一些概念的呼唤，比如说，2002年把“激情燃烧”这样一个概念抛出来；今天，又强调“突击”的意义，看得出他的一以贯之。与更广大的事物相连接，使他的精神爆发力蔚为壮观。无论“燃烧”还是“突击”，他用这两个很猛烈的动词，在呼唤或惊醒人们的遗忘。
　　与之相反，在影视圈，我们也常常看到另一种现象。有的人也试图去关心生活，关心他人的命运，但却有很多不磊落，很鬼祟的表现形态。他们有时故意把灾难和悲苦堆积起来，形成苦难的展览，消解掉浸泡在苦难当中应该诞生的一种庄严的精神。我看不懂这样的展览背后，创作者是怎样的表情。还有的人把苦难的书写，作为实现个人功利目的的一种卖点。暴力性的使用苦难，暴力性的利用苦难！以此来获取功利上的暴利。这样的手段总让我觉得不清洁、不庄严，甚至是不道德的精神交易。他们或者利用中西方的意识形态差异，或者利用历史发展中一些阶段性矛盾造就的心理，进行着不负责任的消解和解构，心态斑驳，行为诡秘，不惜制造各种坍塌，也不惜带来多大的破坏。这种现象，恰恰与康洪雷现象并存。
　　两种精神的对比和区别，让我思考，中国的影视为什么不能走得更远，做得更大。当然，讨论这个问题回避不了客观条件的局限，但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精神力量上的弱小。这首先体现在庄严感的缺失。精神力量和精神气质不够清洁、豪迈、爽朗、伟岸，就很难奉献出一部大气磅礴的影视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康洪雷现象，不是他一个人的专利。一批像康洪雷这样的创作者，他们为中国的影视发展做着正规的、像样的努力，以端庄的知识分子模样，建树着这个行业的规则和风度。
　　影视工作者，一旦利用和掌握了影视媒介，他最有条件和最广大的事物相连接。是奉献庄严、奉献清洁还是贩卖包含着浓郁个人功利目的的相反的东西？这是摆在每一位影视工作者面前非常严峻的课题。康洪雷现象可以上升到一个高度：就是它对每一个从事影视工作的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张  西：您尊重康洪雷的理由是因为他的作品有庄严感，还有一种清洁的精神，这真是不可低估的新发现。那么，作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真正的作为应该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是建树还是批判？
　　张宏森：考察康洪雷的作品系列，会发现他一直拥有善良的建设性态度。他总要在他的作品中，建树起精神的纪念碑，这个意义超出了简单意义上的批判。建树本身就是对他所建树的对立面最实质的批判，这样的建树显然高于那种简单的、情绪化的、带有个人目的的廉价批判。
　　他在建树的同时，也在进行一种整体性的历史批判。这个批判品格恰恰是宏大的，负责任的。经过了冷静的理性积淀，经过了大量的经验体察，特别是经过了个人心灵的过滤或者反刍之后而诞生。最为珍贵的是，他也尊重了大众的筛选和检测。这种整体性的历史批判，也可称之为历史判断。这种做法是知识分子在今天所奉献的另一个非常可贵的品质。我们处于一个信息开放和精神相对自由的时代，发出批判的声音非常简单，也非常容易。越是在这样的开放环境和自由时刻，越是要对批判的声音提出严格的要求。要保持谨慎和警惕，防止信口开河，天花乱坠，防止宣泄的感官刺激。自由是有限度的，要谨防个人自由可能对他人思想进行了野蛮侵略。发出任何一种批判的声音，必须要检验是否在负责任。是否在用个人的判断，来代替集体的判断；是否在用情绪化的判断，来代替理智的判断。尤其要警惕，是否在用利益化的批评和判断，来代替纯粹的形而上的批评和判断。
　　《激情燃烧的岁月》可以读成强调信仰，强调理想，也可以读成强调精神品格或精神力量。总而言之，它是在建树康洪雷式的精神纪念碑。这个纪念碑下所埋藏和覆盖的，是我们为理想、为信仰、为精神追求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实际这里边也包含着强烈的批判。石光荣为什么形成暴躁的性格？不能仅仅从生理因素强调这是个性，这种暴躁性格的演变，也是生命和历史中各种复杂现象搏斗的结果。搏斗越激烈，性格的暴躁程度就会越高。每当看到石光荣那种抽搐一般的暴躁时，我都在想，这是他内心深处和历史搏斗的剧烈展现。你说这个作品没有批判性吗？这是一种很强烈、很整体的批判性，是一种大的历史批判。但历史批判更是历史判断，即：无论在物质主义的今天，或者现代背景的今天，我们能够否定掉康洪雷在咆哮中所建树的精神纪念碑吗？我的回答很断然，不能。
　　《士兵突击》也是这样，就是一个人到底还有没有力量去参与竞争，到底还有没有抗衡外来压力或排除自身压力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必须要发动一场突击，这场突击可以说是士兵突击，也可以说是精神突击。他用“突击”这样一个概念，来显示这次行动的悲壮，这次行动的决绝和激烈化程度。难道我们不需要进行这样一次突击吗？《士兵突击》这部作品的批判性最终是建立在对许三多这些人物形象的建树之上。所以说康洪雷是负责任的批判，把批判和建树一体同构。相反，有些不负责任的批判，是缺乏悲悯情怀的批判，是难以看到善良本质的批判。至于有些情绪化的即兴批判，有些建立在假定模式上的批判，都是不堪一击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被称之为知识分子，他应该站得更高，进行这样理智的博弈。
　　张  西：您避开赘言，慷慨地为康洪雷建设性的批判精神加冕。我相信，这个瞬间，已经成为我记忆中著名的一幕。将来，无论给康洪雷现象贴上什么样的标签，最令人信服的还是他特立独行的个性吧？这一点使得他有压倒性的美感。
　　张宏森：康洪雷正在给影视美学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课题。就是说，个性化的影视作品，落脚点还是大众化的影视作品；大众化的影视作品，却必然要求强烈体现艺术家的个性。这其实是老生常谈，但重申非常必要。看过很多作品，它很努力，很经营，很煞费苦心，但仍然不被接受，不被认可，更谈不到被拥戴，这里边横亘着一个美学方法问题。之前，很多体现正面价值的作品，一些正直的立场、观点和初衷，始终没有找到美学上的实现途径，这就造成了很多主旋律作品，不能够深入人心，不能够打动观众的现象。而他的作品，一部一部火下来，不仅流行，还在产生美学意义。
　　一个人只用几部作品就形成一种现象是很不容易的。这一现象给我们提出一个常识性问题，即：大众影视，更需要符合美学规则的个性化体现。无论在文学史还是艺术史上，真正能保持个性的作品，才能够把它交给大众、交给时间、交给历史去检验。现在的影视创作，比的是生产速度快，生产规模大，创作人员都沉浸在兴奋的生产流程当中，恰恰把个性化规则遗忘了。我们有必要重申这个在艺术史上已经形成规律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性常识。
　　他显然不属于作品数量多的导演，但属于构成了美学现象的导演。只看到《士兵突击》引发的一种精神现象是不够的，他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美学侧面。我现在很慎重地提出来，希望从事影视艺术的人，能够从影视作品的本体出发，在他美学现象的总结和发现上，多发掘一些新的规律。可能有一些不是新的，却是他通过作品重申的规律。彻底的、坚决的、毫不妥协的个性，对于艺术来说弥足珍贵。我希望《我的团长我的团》的拍摄，能够继续坚决彻底毫不妥协地贯彻康洪雷的个性，保持影视艺术的高贵。当然，如果能对他的个性积累进行阶段性小结的话，很可能带来对他个性的更高层次的反省，这也许会是一个更新的艺术里程的开始。
　　在工业化生产和科技水平日益提高的时代，最担心影视作品变成一遍又一遍的复写，变成千篇一律的印制。如果是这样，科学技术和工业化可能会构成对影视艺术的伤害和限制。工业和科技好比新的工具和模具，工具和模具越发达，就愈发需要用个性的丰富性、独特性、微妙性来驾驭和利用，让其为我们服务，创造出更多的作品。
　　张  西：康洪雷的不妥协一度令他变得道德孤独，突然间，是观众以凌厉之势把他的作品推到靶心位置。我想许多优秀的创作者都会遇到这样令自己都难以和解的反差。这些年，康洪雷执导的只是一个个想法，他内心的平和在每部作品中都有彰显，他的作品有着极高的精确度，观众逐步开始买账。
　　张宏森：如果把影视艺术当成是文化思考、思想活动的一种呈现，我希望在今天，要以端庄、平和、镇定的面貌出现。这其中是否蕴含着某种宿命和规律性，我一下子说不清楚。但今天似乎不太需要剧烈、峥嵘，乃至狰狞的呈现。 “燃烧”和“突击”表面看都是很生猛的动词，但你看康洪雷在作品中的表达，心态非常平和。他非常慈祥地把握和关注我们的生活，没有把生活塑造得很狰狞，没有把命运伪造得很峥嵘，而是用最常规、最朴素的方式方法，战胜一个又一个问题和困难，从容不迫，闲庭信步。
　　这种淡定就是一种坚强，这种平和渗透着最大的坚定。只有平和，才能保持韧性，才能与生活、命运以及生命长期伴随，长期共处同谋，才有精神发展的可持续性。剧烈、峥嵘、狰狞，爆发力是有的，但可持续性却令人怀疑。
　　其实，康洪雷现象不是一个新鲜的现象，对于真正关注真理的知识分子来说，康洪雷现象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历史现象。它不是陌生化的出现，它甚至是古老的现象重生。我们为什么今天很专门地来谈这个现象？因为这个常规的，并不陌生的现象，已经在被遗忘和被丢掉的过程中，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对康洪雷现象，重要的不是挖掘，是重申，重申艺术的常识，重申艺术的品质。
　　我希望他的作品真不能多。每个人的精力和智力是有限定的，多了可能就会埋伏着危险。作为朋友，我希望他仍然保持现在的工作状态，不必多，也从不急。当然我也希望，他在有可能的条件下，换另外一种工具，那就是用胶片拍电影，继续他的艺术创作。
　　2008年3月于广电总局
　　　　
　　万旭：社会浮躁走到了拐点
　　为了写作长篇小说《爱别离》，我专程跑到新疆的阿勒泰地区看马术比赛以及阿肯弹唱会。很多人都喜欢小说里略略伤感的哈萨克民歌，帮我找到这种沧桑感的人是万旭。当时他在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位置上报名到阿勒泰挂职。
　　万旭说起话来迫切又和谐，精简又流畅无比，他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有帮助别人把问题看得更清楚的能力。每次与万旭一席谈，就觉得背后顿然有了强劲的推动力。
　　张  西：原以为《士兵突击》的出现，只是让电视剧前进了，连您这样的官员都关注这部戏，可见，它更大的贡献是令观众前进了。
　　万  旭：从个人兴趣讲，我并不十分喜欢许三多这个形象，反而更喜欢成才这个形象。为什么？士兵突击，实际上是一种人生突击，人生的升华。许三多只看到他一次突击和升华，就是从自卑到自信的升华。从某种角度说，这个升华并不丰富，没有更加深刻的社会意义。相反成才的升华，从小我到大我，从把同志当对手，当“敌人”，到集体主义的升华有更强的现实针对性，也为今后的继续升华打下基础。剧作家并不避讳这一点，全剧结尾时明确写道：你（成才）会比许三多走得更远、远得多，也会有更多的迷惘和困惑……
　　张  西：那您为什么还这么喜欢这部戏呢?
　　万  旭：喜欢这部戏，不仅因为它本身的思想内涵，使人深深咀嚼梦想、坚持和信念，咀嚼人生的意义，“有意义就是好好活，好好活就是做有意义的事”。更重要的是，近年来，出现了一大批主旋律作品，不仅有《士兵突击》，还有《亮剑》、《戈壁母亲》、《闯关东》等，掀起了一股主旋律热，这是一种十分喜人的文化现象，表明社会浮躁走到了拐点。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以《士兵突击》为代表的一系列文化作品反映的就是这种现实，这也是我推崇《士兵突击》，并为此荡气回肠的最重要、最根本原因。
　　张  西：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这部戏也是在这样一个拐点上才能这么火?
　　万  旭：是的，有这种土壤才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有这样的土壤才能形成一种“热”，才能为社会所接受。可以做一个假设，几年前推出这样一部戏未必产生今天这么大的影响。
　　以上是从大角度讲，从这部戏本身，从许三多、成才等一系列形象讲，也揭示了很多很浅显、又很深刻的道理。至少有两个方面：
　　1、要正确对待简单与复杂、聪明与“傻”。说到许三多的形象，不能不提到美国电影《阿甘正传》的阿甘形象。世事纷纭，纷繁复杂，无论是许三多，还是阿甘，都不是“聪明人”，只是如此执著地干一件事，心无旁骛地朝一个目标前进，这让无数“聪明人”汗颜。世界很复杂，但我知道线团里只有一根线，要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要禁得住各种诱惑。文学要有澄净心怀的作用，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很健全，社会还比较浮躁的今天，许三多的形象更具有现实意义。
　　2、人的成长离不开环境。《士兵突击》不仅塑造了许三多的形象，还塑造了史今、马班长、高连长、袁朗等一系列形象。这些形象构成一个环境，许三多的成长和“突击”离不开这个环境。市场经济讲竞争，更讲合作。环境是靠大家营造的，每一个人在提升自己的同时，更要营造环境。这个道理很浅显，却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张  西：您知道这部剧的导演、编剧是哪个年代生人吗？
　　万  旭：不太清楚。
　　张  西：如果您知道他们是60年代、70年代生人您奇怪吗？
　　万  旭：不奇怪，恰恰认为很正常。历史是由历史的人创造的，60、70年代生人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和父辈一起开创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对历史的轨迹，包括一代人的心路能够有更加深刻的把握。
　　张  西：你认为还会出现很多超越《士兵突击》的作品吗？
　　万  旭：会的，一定会。因为时代在前进。从工业化进程讲，我们才处于工业化中期，2020年要基本实现工业化；从体制建设看，2000年，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20年，要建立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从社会心态看，刚才说了，社会浮躁刚刚出现拐点，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伟大的事业造就伟大的作品。我们的事业正在蓬勃进行中，必定会有更多反映时代最强音、主旋律的作品。
　　张  西：既然有这么多意义，又反映了时代方向，为什么上面没有更大的回应？
　　万  旭：我不知道“更大”是怎样一个程度。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是我刚才说的原因，《士兵突击》不是一枝独秀，近年来有一大批影响很大的主旋律作品，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难以对一部作品作出“更大”的回应。另外，我不认为没有回应。这种回应是整体的，近年来，中央提出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并把它作为思想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这就是最大的回应。
　　2008年3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