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３０周年之际，吕雷、赵洪合著的报告文学《国运——南方记事》呈现给我们一幅历史与现实交汇的改革开放全景图。  
    作品以回顾历史上的珠江文明拉开序幕。位于南国珠江之滨的广东在数千载被传统政治文化中心所疏远的历史命运之后，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时刻与时代政治脉搏一起跳动，从20世纪初叶的中国农民运动风暴中心，到30年代短暂的经济起飞，再到建国初期多次与扩大开放的发展机遇擦肩而过，再到大量的群众运动中财富的消耗与人的创造力的磨蚀，广东与整个中国社会一起走过艰难曲折的道路，经过十年浩劫的重创，在灾难终结之后毅然奋起直追，实行改革开放，终于为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然而，随着改革进程的加快和深化，越来越多固有积弊和新的问题暴露出来，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之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存在的复杂矛盾使新、旧模式之间必然要经历一个艰难的磨合期，而《国运——南方记事》就是对这个磨合期的见证与记录。作品以20世纪初至今广东省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与发展为背景，以审视时代的锐利锋芒将改革开放进程中所交织的新与旧、官与民、权力与机制等盘根错节的关系进行纵深观照与剖析，以反思历史的求实精神对改革中的复杂矛盾与曲折发展给予客观揭示和评价，以彰显民族创新精神和人格力量的人文意识对改革开放进程中英杰人物的伟绩丰功给予生动再现与讲述。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陈祖芬曾指出：“如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是科学发展的必然一样，报告文学必将摄取更广阔的生活面，容纳更多的信息，与经济学、社会学、科技、哲学、心理学等广结良缘。”处于改革时期的中国社会，任何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为了更加全面和深入地揭示这些复杂的社会问题，作者抛开一人一事的单一性叙事框架，突破政治的或道德的单向性主题指向，采用立体多维的观照视角和思维方式去探究广东改革开放这一时代背景中人与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深层关系，反思这些关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本质。作品以中国20世纪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状况为背景，将广东省的沉浮起落搬到前台，又将焦点对准敢闯敢干、务实创新、充当“拓荒牛”的一代，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到习仲勋、任仲夷、吴南生、梁广大、厉有为、梁湘等省市级领导，再到霍英东、刘陶等商界和媒体人士，另外，又以原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的“成长”经历为线索，将广东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和现实串联起来，使整部作品更加紧凑、统一。宏观的政策背景描述与典型细节相结合，点、线、面交叉融合，前台与背景相映生辉，全方位地展现出中国改革开放中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以及文化体制如何在新与旧的夹缝中艰难地转变。 
    当报告文学从“聚焦”走向“广角”以后，当许多报告文学作家以自觉的文体意识对报告文学所刻意追求的“文学性”进行思考之时，理性与认识价值就上升到一种审美理想，进而在一个新的层面和高度对报告文学的文体特性进行重新阐释。在《国运——南方记事》中，翔实的数据、大量的信息以及客观公正的评述所体现的是报告文学的新闻价值，是报告文学作为研究社会、解决问题的“软科学”性质所发挥出来的“智囊团效应”。报告文学理性的强化引发了关于报告文学的“思”与“诗”之争，有人担心过分追求认识价值和信息的密度、容量的“调查报告”式作品会因缺乏鲜活的血肉与生命感悟，缺乏灵动可感的“文学”要素和阅读快感而被归入“亚流文学”，甚至被拒之于“文学大门”之外。但是，正如上个世纪８０年代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麦天枢曾指出的：“当思想的深度构成读者对报告文学的普遍要求的时候，思想性就表现为一种美。”《国运——南方记事》中虽没有惊险刺激的故事情节，没有鲜活灵动的精神感悟，也没有诗意的语言，但是，作品的思想和信息本身就包含着某种审美因素。它以全景观、多视角的探测以及宏观的哲理反思使作品显得更成熟，更理智，也更有气魄。这种气魄既来自于沉重而深刻的历史反思，来自于惊心动魄的理性力量，也来自于报告文学对“文以载道”这一主题当仁不让的自觉承担，并于“载道”中实现诗歌、小说等传统文学体裁无所适从的文学自由和自律。既是“南方记事”，又置之于“国运”之下，可见作者所记的、所忧的以及所盼的不仅仅是广东一省的历史与前程，而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与气脉。在浮夸的风气中求实，在僵化的体制中求变，在保守的观念中求新，这既是广东经济腾飞的经验，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崛起的保障。正是有了这种国运忧患，作品才给我们一种纵横捭阖、恢宏磅礴的气势。开篇的珠江文明之撼，即有一种开天辟地般的历史气魄，改革途中大刀阔斧的节奏更给人一股雄心万丈的豪迈之气。正如“古文运动”前驱作家柳冕所强调的：“夫善为文章者，发而为声，鼓而为气。直则气雄，精则气生，使五彩并用，而气行于其中。”（《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这部作品以史诗般的气魄记录广东百年风云巨变，改革的足迹中藏匿着时代的痛苦点、社会的忧患点，文风刚健，意气骏爽，展现出一种文气充沛的思想志气以及鼓舞人心的正直雄气和勃勃生气。这种“意气”不仅来自于作品中人物所彰显的务实创新的时代精神，也来自于作者评述中所凸显出来的知识分子的风采智慧。二者均是“至大至刚”的道义精神，以及一种以道义为指导的进取精神。“气有刚柔”，这种精神就体现为一种刚健的审美因素，刚健之气贯注全篇，“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因而读来铿锵有力，有金玉掷地之声。可以说，《国运——南方记事》展现的正是报告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从而在“文学大门”内为自身找到独特位置与价值的一种“载道”旗帜下凝聚的刚健之美、理性之美以及思想智慧之美。（中国艺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