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作家王树理的长篇小说《黄河咒》是一部着力展现中国乡村文化形态和文化力量的作品。作者构建金家庄——一个位于黄河入海口平原的普通村庄的20世纪的历史图景，重在开掘独特自然环境下的社会生态和以儒家文化为基石的“齐鲁文化”的民间形态。 
    在作者笔下，金家庄是个崭新而又古老的村落，它位于黄河口的冲积平原上，黄河泥沙的堆积赐给他们土地和衣食，并且随着堆积的延伸而不断向前推进，迁徙和拓殖是这个村庄特有的存在方式；而古老则表现为村落的“史前”与“史后”都处在相对单一的中原儒家文化背景下，并且是以家族的形式进行相对隔绝的迁徙繁衍的。因此，在20世纪疾风暴雨的历史之变下，这个小小的村落依然保持着甚为奇特的生态和文化不变性——一种老子式的自然、古朴、和谐的村社生活方式。 
    放在20世纪乡土文学的大背景下，我们能发现金家庄的存在方式体现出鲜明的独特性。长期以来，中国乡村生活的基本单位是家庭和村社，农民保持着自给自足的小生产，他们很少与村社之外的世界发生联系，相对狭小、封闭的生活使他们更为紧密地强化着家庭和村社成员之间的关系。金家庄的村民们也不例外，并且还因更为紧密的家族血缘纽带显得尤为紧密。密切的血缘关系使全村人融洽得像一个大家庭，无远近亲疏。在出现自然灾害和农忙的时候，全村人总是在“有话份儿”的金六爷带领下异常团结，齐心协力抗灾和忙活，甚至都能表现出先人后己的高尚品德；在年成不好，出现粮荒的时令，村民们也都能互相接济，共渡难关。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乡村普遍的阶级差异和阶级矛盾——这曾是中国革命发生和取得胜利的基本点，也是革命现实主义切入文学叙事的入口——在金家庄却毫无展现。摒弃阶级叙事，当然有新时期以来文学文化新思潮在乡土文学领域带来的“范式转移”的缘故，但在这部作品里，阶级叙事的缺位却是由金家庄的特殊性所决定。密切的血缘宗族关系，与外界联系的缺乏使得金家庄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自治世界；更为主要的，阶级赖以产生的根本原因——土地的兼并、集中以及凝结在土地上的人与人之间的雇佣、剥削关系——在金家庄似乎是不存在的。小说写“金家庄是个地土宽满的地方”，“哪家没有百十亩地？就是小家小户，也不下三五十亩”，“一眼望不到头的退海地，全都平展展的，稍微打磨打磨，整整畦子培培垄，就是上好的土地”。土地的宽满甚至还引得邻县的大户人家嫁女迁居。中国农村最为稀缺的土地资源在金家庄似乎并不起眼，也起不到重构社会关系的功能。在金家庄，似乎每家每户都是土地殷实的自耕农，而无地主与佃户之分。 
    阶级关系的缺位还可以从小说着力描写的主人公金六爷身上表现出来。金六爷的“话份”——在村子里的话语权——是因为他在全村辈分最高，为人又好，思谋周全，他的“话份”只是表现为处理村子的公共事务。在金家庄的自治世界，他既不是凭借“话份”获得赫赫威势的钱文贵（《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白嘉轩（《白鹿原》），也不是带领庄户人起来造反、革命的朱老忠（《红旗谱》），而只是一个凭借道德心、公信力为村民谋划的忠厚长者形象。而小说后半段开始出现的重要人物小俊，某种意义上倒像是领着村民们干社会主义的女“梁生宝”（《创业史》）、女“萧长春”（《艳阳天》）。这个昔日村子里的小寡妇如今是“上级”派来建立政权、闹土改的。金家庄村民通过对小俊的接纳体现出对新政权的认同。但无论是土改也好，互助组也好，让中国农村发生翻天覆地之大变的一系列革命在金家庄却如蜻蜓点水一般只留下淡淡的痕迹，而小俊在此情形下不过是另一个“金六爷”——凭借“话份儿”调节村民关系，处理公共事务，只是多了一层充当与外界之中介的角色，标志着金家庄进入了新中国一体化的社会网络。 
    淡化历史之变的叙述脉络，小说便将笔力灌注在金家庄的日常起居、稼穑劳作和风俗人情等文化层面的描写上，大量生动细腻、具有民俗学内涵的情节描写，让我们在金家庄的生活世界中流连忘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