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自问：是什么使我走上写作这条道路的？ 
　　我搜刮我记忆里的每一个角落，也没有找到领我走上文学道路的领路人，就连“教唆”我去写作的话也没翻到一句。我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完全是磨难逼迫的结果。 
　　这个“磨难”是与生俱来的。毛南族住在这个被称为“三南”的地方，石头比泥土多得多——不管抬头低头，塞进你眼里最多的就是一堆堆有棱有角的石头。好容易在石头与石头的交界处找到一块土地，撒上种子，用尽气力，经常也种瓜不得瓜、种豆不得豆。 
　　但毛南族先人们却很清醒。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抱着消极的态度在这个大山的夹缝中生活，后果将不堪设想。磨难中的毛南族先人们把目光放到大山之外，他们用充满饥饿色彩的眼睛到处寻找，只要发现对自己有用的东西，都像一个勤俭持家的老农对待地里的红薯那样，一个一个地捡起来，放到自己那个空空的竹筐里，慢慢地充实它。一代接着一代，那些东西也像老农布包里的铜钱一样不断地得到积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积累？我想，这应该是一种面对磨难时破釜沉舟式的抉择，是一种敢于否定自己的积累，这种积累的根源来自于对磨难的高度认识以及寻求突破的意识。最后积累成有着浓重汉文化色彩的凤腾山古墓群，积累成集汉、壮、瑶、水等文化元素于一体的“肥套”，积累成响亮的“毛南文风”。 
　　现在，每当我翻看这些毛南族文化遗产时，我依然能感受到我的先人们在用所有的力气吸纳外来文明的营养。这个积累的过程，就是毛南族不断地向其他文化靠拢的过程！ 
　　这些经历磨难后的积累，也使得毛南族的文人多于周边的民族。就在我居住的这个县，占全县人口不到八分之一的毛南族就同时出现了袁凤辰、蒙国荣、谭亚洲等作家。这些说着毛南话的前辈，在用汉文写作影响了环江县文坛几十年后，其影响力仍不断地冲击着我们。 
　　为什么这样的地方会出产文人？我想，文学本身就是一种最能直面磨难的宣泄方式。磨难成了文学的富矿，因此，出产文人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我清楚地记得，我在中考落榜正式成为农民的那天，脸上仍然是一色纯正的乐观。然而，不久之后，那层单纯的乐观色彩就被汗水洗涮得干干净净。我天天拿着农具，跟着我农村的同事们去劳作，在日晒雨淋中重复着春种秋收的劳动模式，忙得连时间概念也经常模糊。当我抹着脸上的汗水，站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困惑时，我好像顿悟了，突然觉得我应该去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