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３０周年。从１９７８年开始的伟大转折，使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开拓奋进的壮丽史诗。我们创造了过去三千年所没有的许多奇迹，特别是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事业的发展繁荣、作家队伍的成长壮大以及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作家的重视，更是史无前例、举世瞩目。这方面，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我感受很深，我想起自己亲身经历的一连串“第一”。 
　　1979年1月14日至20日，我赴京参加了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次、也是中国新诗史上第一次有98位各民族诗人参加的诗歌座谈会，在这次被称为是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第三次作代会的“前奏曲”的盛会上，冯至、臧克家、徐迟、贺敬之、艾青、白桦、雁翼、韩瀚、柯岩、刘章、金近、朱子奇、孙静轩、张光年等诗人都先后作了激情洋溢的发言。我也作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打开诗歌工作的广阔天地》的发言（刊于1979年第4期《诗刊》）。我在会上见到不少老朋友，认识了更多新朋友，包括壮族诗人、老同学韦其麟，蒙古族诗人巴·布林贝赫，维吾尔族诗人铁衣甫江、克里木·霍加等等。诗人们共同感受到：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浩浩东风，中国新诗的春天正在到来。 
　　1980年7月2日至10日，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我5月5日即到北京参与会议的筹备工作。大家一致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55个少数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应该办一个专门发表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培养少数民族文学新人的刊物。1981年1月，以陈企霞为主编、玛拉沁夫为副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家全国性少数民族文学刊物《民族文学》如期创刊；同年4月，由19个少数民族的33名文学新人参加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在北京开学；同年，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民族文学创作奖的评奖和颁奖活动顺利举行。1984年，中国作协派出了第一个少数民族作家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团长玛拉沁夫在国际文学讨论会上作了题为《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的地位》的发言。1981年，为加强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交流和评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成立了少数民族文学分会。我同吴重阳教授一起，于同年8月在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研讨会。研讨会每三年举行一次，从1990年在昆明举办的第四次全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讨会开始，又同时举办全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奖的颁奖活动。现在我们已先后举办了九次全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讨会和六届全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奖的评奖颁奖活动。 
　　1981年11月17日至12月1日，我与回族作家郭风、彝族女作家李纳、朝鲜族诗人金哲一起，参加中国与菲律宾建交后派出的第一个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菲律宾，同于黑丁、唐达成、叶文玲等作家同时被吸收为菲律宾作家协会的名誉会员。1983年，土家族诗人黄永玉的诗集《曾经有过那种时候》和满族诗人胡昭的诗集《山的恋歌》同诗坛泰斗艾青等诗人的诗集一起，荣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1979年至1982年）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我作为评委之一，感到格外高兴，并应约写了《中国新诗发展的广阔道路》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1986年12月17日至31日，我受命率领作家代表团访问了缅甸，这是中缅断交21年后的第一个作家代表团。1994年3月，我率领云南文艺家代表团应邀访问泰华文艺界，是云南作家、艺术家第一次正式组团访问泰国。1994年，中国作协派出了由我和江苏诗人孙友田、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二等秘书张思贵组成的中国诗人代表团，应邀出席在哥伦比亚举行的第四届麦德林国际诗歌节，与来自五大洲29个国家的60多位诗人共同举办了35场诗歌朗诵会，几场诗歌朗诵均受到成千上万的哥伦比亚听众的热烈欢迎，这也是中国诗人首次踏上南美哥伦比亚的土地并参加他们的国际诗歌节。1996年12月，我又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意大利，应邀参加了第22届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的颁奖大会，并与徐怀中、秦文君、余松岩一起荣获蒙德罗国际文学奖特别奖，这大概也是我国少数民族作家首次获此殊荣。 
　　不少外国作家朋友对我能担任团长感到惊讶和羡慕，问我：“白族有多少人口？是不是在各少数民族中地位比较高？”我说白族人口不算多也不算少，有100多万，但即使是10万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在我国也同汉族的政治地位一样，各民族一律平等。 
　　一连串的“第一”，都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艺政策和民族政策全面贯彻落实的结果。现在我们又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只要我们在“十七大”的精神指引下，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我国各民族的文学事业，同其他各项事业一样，一定会不断创造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