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开,让我歌唱孤独
作者:北京晨报   更新时间:2008-07-08

    2008年春,企鹅出版社的新写作杂志《Granta》第101期出版。从1979年创刊至今,《Granta》每期设定一个主题,不少当年为杂志撰文的“新人”——包括索尔·贝娄、伊安·麦克尤恩、石黑一雄——后来都成了文学界的重量级人物。类似的杂志在欧美并不少见,在中国,以文学评论、杂文、随笔为主的文化刊物并不多见,近年的《读库》能算上一本,着力于推广新写作的主题书仍是一片空白,好在张悦然主编的《鲤》书系算是填补了这个空白。
    《鲤·孤独》是该书系的第一本。孤独是人类,甚至是像人类一样的个体性动物的生存常态。这没有什么可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考察我们的日常生活,包括写作本身,就是由一种延绵不绝并且堆砌成山的孤独所拼凑和拆解的。
    孤独是必要的。《鲤·孤独》中的孤独呈现多半是对青春的挽留。所以才需要“一个容器”,盛住飞逝的空洞眼神和与此相对的漫长时间。这似乎是一个相悖的命题,关于时间性的表述,既是要挽留的,亦是需要消磨和殆尽的,生命里除了孤独还有更多的事情是需要去等待的。就算不耐烦,急性子,它们还是和孤独一样夺魄勾魂地涌过来。 
    在麦卡勒斯的叙述里,孤独被心所涉猎,孤独成为某些人的一种本能。《鲤·孤独》中的孤独叙述也涵盖了许多层面。《村崎的巴黎》以一种了如指掌的、事不关己的语调展现了爱情的失落和旅行在脑海里的轮廓,青山七惠清冷和稀疏的叙述让人背后发凉。河川敷的《生词簿》短小、温暖,有些句子读来心惊。对于青春远去,无能为力,孤独永生。《最孤独的职业》直接将透视的放大镜对准社会生活中的孤独者,而并非透过飘扬的粉尘和浑浊的大气,在夕阳的余晖下,最孤独的职业都有同一个精神源头。张悦然的《好事近》和周嘉宁的新作《湿漉漉》都维持了她们最原始的忧伤,却并非只关乎青春,孤独的意义并非只陪伴在青春期左右,再漫长的青春期也有远去的那天。以小说为主打的这本主题书里,来自台湾的胡淑雯和70年代女作家周洁茹也贡献了她们孤独而美好的文字。 
    《鲤·孤独》这本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层面是女性写作。年轻的女性作者为她们的老前辈维吉尼亚·伍尔夫写下同样绝望的文字。她们相信“这样的孤独,是伍尔夫最深层的痛苦。”伍尔夫并非仅仅是孤独的同义词,她还代表了某一个范围内女性写作的典范。如今,已走出“不可挽留”的青春的女性作者,用她们的笔/笔记本重新阐释了孤独,孤独是“无论归顺于哪种性别,都无法驱遣”的。 
    作为书系的头一部,《鲤》用了“孤独”这样挥之不去的主题,波德莱尔说:“只有激起憎恶和全球性的恐慌,我才能征服孤独。”两个世纪以后,中国的女孩子们除了写作,没有其他的武器,对孤独的态度不再是回首的流连,而是肯定它对于写作和生命的重要意义。在这一点上来说,80后女作家们和她们的前辈们走得同样远。

  对话张悦然
  花旗
     ●问:这个主题系列书和其他80后作者创办的杂志书有何不同?
     答:第一个不同是,它的主体性,这个主题不是某个隐约、抽象、花哨的词语,而是一个明确的、和80年代出生的人密切相关的主题,围绕这个主题,我们做了采访,有许多人参与了讨论,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贴近我们的生活。第二个不同是,它的文学性。书中的小说、散文,甚至包括采访,都是具有成熟而年轻的文学色彩的。它们不是初学者的模仿和练笔,而是非常严肃和认真的写作。所以,它也许读起来并不是那么轻松的,但是读过之后,不会转身就都忘记了。
     ●问:为什么会关注“孤独”这个话题?
     答:80年代出生的人,不再是孩子,我们不想抛给他们一颗甜的糖果,让他们继续缩在孩子的壳子里做不切实际的梦。我们想给他们一面镜子,让他们看见自己,也看见周围的人。孤独是所有人可能都面对的问题,而80年代出生的人,尤其严重。他们是独生子女,童年的回忆里,充满了孤独的色彩。他们的阅读,他们的成长,无一不和孤独连在一起。孤独也许是没有办法克服的顽疾,可是它最需要的,是分享。所以,这本书的出发点是,以分享的姿态,去抚慰那些孤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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