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次去唐山，必到纪念碑前祭悼瞬间消失了的24万多亡灵。1976年7月下旬，一场唐山大地震，让这个北方的重工业城巿，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座死城。但是当时江青是这么看待这场灾难的。她说：“中国有八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抹掉个唐山算什么？”（这段话摘自2008年6月12日《新民晚报》B8版)。今天重新咀嚼这有失人道、冷冰冰的语言，就能不难掂量出改革开放后今天“以人为本”的含金量了——汶川地震可谓是一面回眸中国历史的明镜。

　　一

　　第一次叩访震后的唐山，是在返回京城之后的1980年，北京巿作协组织作家出访震后4年的唐山，同行者中有前辈人萧军、雷加，以及同辈人林斤澜、刘绍棠、邓友梅等十余人。记得，我们当天夜宿唐山巿政府招待所，那是在一片瓦砾中唯一没有倒塌的一幢二层小楼，它的周围耸立着进行维修的脚手架——我们是从脚手架的空隙中，钻进那所招待所小楼中去的。
　　当时正是严冬腊月，我到了唐山就病倒了，萧耘陪同其老父亲萧军，到我住的屋子来看望我的病况时，留下我另一段有关唐山地震的难忘记忆。当时，萧军感慨地说：“我们都比唐山人幸运，尽管我挨批挨斗了多半辈子，你劳改了二十年，我们还能有口气，活着到这儿来祭奠亡灵。”我说：“踏上唐山这块土地，心情非常压抑。小时候我来过这儿，晚上我最爱看唐山的皮影戏，白天我最爱看唐山上空的风筝。”萧军说：“你说的都是儿时的浪漫回忆，我更关注唐山的现时。我不懂的是，在大地震后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国际援助？我一生崇敬骨气，但也看不得假凤虚凰，中国都到了什么份上了，还打肿脸充胖子？”
　　我的心被萧老的话烧着了，忘记自己是发着高烧的病人，从床上半坐起来，对萧老说：“能讲这话的人，只有您萧老——您说这是不是‘阿Q’在中国还魂了——”萧军打断我的话，扔过来一句铁硬铁硬的话：“什么还魂？国民性中的‘阿Q’的精神，就像鬼魂似的紧紧追随着国人，打肿脸充胖子就是‘阿Q’的典型表演。你同意我的话吗？”记得，我当时没能回答出萧老的问题，却被这个文坛硬汉的话，吓出了一身冷汗——也真怪了，第二天，我的烧退了，不知这是萧军那句振聋发聩的话的作用，还是吃了退烧药的功能！
　　如今留在我记事本上的这句话，因时间久远字体虽然已然变得模糊不清，但是那文坛硬汉的声音，依然如雷贯耳，使我这个后来人，永生难以忘却萧老的人世诤言。当时，唐山大地震虽然过去了4年多，我们走在满目断垣残壁的街道上，心情依然难以平静，特别是入夜之后，总能听见不知来自何处的哭声——招待所的服务人员告诉我们，这是生者对死者的祭悼，虽然此时不是清明或年节，但是24万死者的生辰日期，排满一年365天，所以这几年夜夜没有安静；要是到了清明节日，哭声悲天恸地，冥纸和纸钱的灰烬到处飘飞。这还算是不幸中的幸者，大约有7000户人家在地震中灭门断代，他们没有后人祭祀，也只好在地府里自怜自惜了。

　　二

　　第二次去唐山，是十年之后的事情了。唐山教育学院（现为唐山师范学院）派人来京，请我到唐山与学生们谈谈文学。我是吃冀东大地五谷杂粮长大的，我立刻答应下来，随车二进地震后的唐山。历经十几年重建，市区虽已没了1980年时的断墙瓦砾，但是市容仍然十分肃穆而单调。其中，令我最为动情的，是地震纪念碑上空飘飞着的风筝。儿时，我在唐山看见过天上的风筝，大都是些鹰雀造型的纸鸢，但是那天清晨，我看见一个老者摇动着手中线盒，把一个大大婴儿图案的风筝，放上了天空。一抹朝阳照在天上婴儿的身上，我敏感意识到，这个老者一定是在祭祀地震中消失了的儿孙。我本想上前询问这位老人一下，以求一下我的感悟是否正确，但是陪同我来的学校向导，用眼色制止了我。这时，我才发现我是个局外人，只有一颗怜悯人间苦难的心，而无大地震的血泪经历——因为那位老者，蹒跚着脚步放他手中的长线时，我发现他是个跛足的瘸子，不言而喻，他也是在那场大地震时丢掉腿的。大地震已然过去十几年了，一个侥幸活下来的跛足老者，难以忘却生离死别的人间亲情，在纪念碑上空对儿孙进行天祭。在归途上，陪同我的向导告诉我，当地人早已对这种祭悼方式司空见惯了，卖风筝的商贩洞察这座城市之心，尽量编织些人物画像风筝。我十分感谢那位向导，试想：我要去询问老者有关风筝的事，不是让他心上的伤疤再一次流血吗！

　　三

　　世纪之交的一个夏天，我应昔日家乡友人——今天松下中方董事长张仲文之邀，第三次奔往唐山参加陶瓷节盛会。这本是一次盛大的商务活动，但是各国的客商，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谈判商机之余，去了大地震的遗址咀嚼当年唐山人的苦涩。遗址的地点在唐山矿业学院内，用围栏保护起来的一座倾斜但还没有完全倒塌的残楼。在这歪歪斜斜的断墙残壁之下，一个德国常驻中国的商人，知道我曾在德国停留过几个月，便与我谈起了唐山，并留下了令我十分尴尬的对话：
　　他问：“我来中国务商已然好几年了，这是我第一次来看唐山。我对中国的商业行情，不能说一无所知；可是我始终不理解贵国的文化心态。比如，任何一个国家经受这么大的灾难，都不会拒绝国际援助。当时，你们是怎么想的？”
　　我敏感地联想起萧军老人当年的话，但我不想重复萧老的话。我说：“这是中国闭关锁国年代的行为，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不会再有那样的事情出现了；不然的话，你怎么能到中国来经商？”
　　他问：“你当时在北京做事吗？”
　　对他的问题没有作答——我不想对他谈起我当时劳改为囚的往事。
　　“该怎么表达一个德国人的看法呢？如果当时接受了国际人道援助，这时候的唐山，可能比现在要美丽多了。”他用十分流畅的中国话说。他虽然算是半个中国通，似乎还不太懂中国成语中“物极必反”的道理——没有过去几十年封关锁国的历史，中国会有今天的通达开放吗？跟他说起这些来太费口舌了，便提议去看唐山广场纪念碑前的风筝。
　　此时正是初秋，正是放飞风筝的大好季节，因而广场上空，飘逸着大大小小的人字风筝。离我第二次来唐山，时间虽然流逝了十个年头，但是在放飞的各种飞鸟图形的纸鸢中，依然以人体图案的风筝最多。最初，那位德国商人颇感诧异，最后他似乎理解了这些“天鸟”，询问我说：“是不是出于祭悼地下亲人？”
　　“当感情延伸为一种本能行为之后，连天上的风筝都有别于其它城市！”我说，“当然，把人字谱写到天上，也可以影喻当今的中国——特别是受过苦难的中国人——把人的权利，正在看得至高无上。”
　　至今，唐山大地震已然过去了32年。之所以让我忆起这些历史往事，实因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的强烈刺激。如果说，唐山大地震后的人字风筝，是生死亲情和人道精神的呼唤，这次我们国家从汶川大地震开始，就把“以人为本”的崇高人道主义精神，演绎到臻美无瑕的高度——这种变化的内涵是深邃而厚重的，它标志着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伟大进步。
　　（2008年6月中旬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