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亲历过发生在1999年8月17日的伊斯坦布尔大地震。他将经历地震时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撰写成文，收入在《别样的色彩》一书中。我被作家记下的这样一些细节所震撼，正如作家所说：“除非你亲自体验，否则你简直无法想象。”请看在那极端时刻下的状态——      
    “在第一次震动开始到结束的那会儿，有人刚打开冰箱，把什么都往嘴里塞，但还没来得及咽下就全吐了出来。据说，有相当多的人在震前一直醒着，站在屋内某处。另外一些一直在黑暗中挣扎，直到被恐惧的颤抖击垮，摔倒在地板上，寸步难移。还有一部分人，说他们压根儿就没有从床上起来（伊斯坦布尔大地震发生在凌晨三点），拉过床单裹着头，把一切交给安拉。”      
    作家是如何知道这些细节的？“我写的这些事情都是道听途说。”但并非没有依据，那就是死者在废墟底下的模样，将生消失那一刻的状态定格了下来。“楼梯倾倒的瞬间，居民们已经准备束手待毙了，但旁边的楼延缓了一下它的坍塌，于是这些人发现自己被挤到了某个角落。为了减轻痛苦，他们拉着彼此的胳膊。后来，从废墟里发现的尸体也证明了这一点。”地震废墟下受难者的遗体，用人性、用本能、用在特殊遭遇中的特别反应“制造”出的姿势，传递出了诸多令人震惊的消息。      
    是的，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中，德阳东汽中学谭千秋老师，展臂像飞翔的雄鹰护住讲台下的四名学生；映秀中心小学张米亚老师的遗体被挖出时，他双腿跪地，身子弯成了一张弓，保持着母鸡抱小鸡的姿势，在他的怀里是两个活着的孩子；还有那张全世界都看到了的照片，一只从废墟中伸出来的无名小手，紧紧攥着一支铅笔……      
    然而，我们常常难以容忍对遇难者的遗体进行拍照。在汶川大地震中，我们听见了多少有关母亲的细节，比如，一位遇难的母亲被救援人员找到时，她三个月大的婴儿还在她的身子底下吮吸她的奶头。还有一位祖母，遇难时保持着向窗外抛掷孙子的姿势。假如我们不是听到而是从照片中看到她们，就会看到废墟对她们遗容的摧残，看到灾难对遇难者“非人”改造的一面。这些都会消耗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难以看清遇难者在地震那一刻的最强烈的意愿。      
    我以为，最好的办法，还是像奥尔罕·帕慕克那样，用文字记下那些逝者，从他们的姿势到他们的灵魂。让活着的人审视那些故去的生命，重温他们生命的肌理和细节，让那些遇难的同胞再活一次。这自然是作家们的职责。但除了作家，所有亲历地震现场者都可以做这件事——用文字、口述的形式对自己所见到的原初状态下的逝者作出神圣的肯定，以充实将要建立的“汶川地震博物馆”，以充实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     
    愿更多的人都来做这件事吧，以我们的真诚，用我们的笔和声音。我以为，这要比反反复复的大声的抒情，切实得多，也恒久得多。